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爱北京天安门……”当我给自己的孩子教这首歌时，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国旗依然每天升起，不知在观旗的人群中，是否有与当年的我一样五指并拢、紧贴裤缝、双眼含泪、站得笔直的孩子，而这些孩子不知是否与我当年一样怀揣着一个遍地黄金的北京梦
对于一个生长在黄土高坡的孩子来说，每当唱起“我爱北京天安门”总是心怀浓浓的向往，这种向往甚至成为很多无缘亲临北京的人一生的梦想。而我则是这千千万万黄土高原子民中较为幸运的一名。1998年，21岁的我大学毕业时，毅然独自背上行囊挤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车，而这一来，则可能将会是一生。
当我第一次半夜爬起来，坐着头班车来到向往已久的天安门广场，站在形形色色的人群中观看升旗时，心情远比孩童时第一次当国旗手还要激动。我五指并拢，紧紧贴着裤缝，与小时候每周一升国旗时一样站得笔直，眼睛紧紧盯着国旗随着“义勇军进行曲”升到了顶端，也将“北京”这个曾经的梦想，从电视里拉入了我的生活。
然而自此开始的北漂生活却是我在唱“我爱北京天安门”时所难以预料的。
因为当初怀揣着“出人头地”的梦想，也抱着“北京遍地黄金”的幻想，我除了从老家到北京的火车票，兜里只揣了150元便只身到了举目无亲的北京。当时最关键的问题便是住宿，我问遍了南三环所有的旅馆，最便宜的一家也是一天30元的地下旅馆，所以，我需要一份至少能养活自己的工作。
于是，我第二天就在报纸上找到了一家提供住宿的推销员工作（这家公司来者不拒），最让我满意的是，这家公司每天按照你当天销售额的13.5%提取现金，这样的工作无疑非常适合我这样一无所有的人。于是第三天，我就搬到了公司20多人的大通铺中去住，并开始了艰辛的推销员工作。
事实上，我所从事的推销工作并非常规意义上的销售工作，而是需要满大街、满楼群挨家挨户推销剪刀、计算器、按摩器、蜡笔等小东西的直销。你只有敲了足够多的门、拦了足够多的路人，才有可能卖出去，否则肯定会一无所获。
对于一个从小养尊处优的女孩子来说，这样的工作无疑是一种挑战，但“一定要在北京出人头地”的梦想督促着我至少要先在北京活下来，而不是向父母请求援助。
我和同事每天4点半起床，晨练、开晨会，然后提着几十斤的大包出发，走街串巷，晚上9点开完晚会，然后才可以吃饭，睡觉一般要在11点以后。而这并不是最辛苦的，最苦的往往是拦了几十个路人，却没有一个人为你驻足；敲了一上午的门，却只收获了闭门羹及业主被骚扰后的愤怒谩骂。
即使这样，在“北京梦”的支撑下，我毅然决然地投入到这个艰辛的推销事业中去。很快，我在整个公司脱颖而出，在北京寒风凛冽的严冬，很多人都在猫冬的时候，我却在以每天销售1，500元人民币以上的冠军成绩稳步前进，而背后的眼泪也只有做过推销的人才能明白。
记得有一段时间，我进入了销售低谷期，连续打了好几天的零蛋（没有业绩），这就意味着，这几天我没有收入，也将面临着没有钱吃饭。而这样的沮丧心情，则持续影响着我的销售状态，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我记得那是一个艳阳高照却又狂风大作的冬日，我照例没有卖出一件东西，又累又饿又冷，在敲开第N家住户门，听到人家说“对不起，不需要”时，终于到了崩溃的边缘。我沙哑着嗓子说了一句“对不起，打扰了”，便默默转身。然而，开门的大叔却叫住了我，“姑娘，看你嗓子都哑了，进来喝杯水吧！”我茫然地回头，看见一位阿姨也出现在大叔的身边，她微笑着上来拉着我的手说：“我们买不了你的东西，但进来歇会儿还是可以的。我是退休护士，你这嗓子已经声带充血了，这么年轻，再不保护，就毁了。”等我发觉时，早已泪流满面，这是我在北京孤军奋斗三个多月里最温暖的笑容与最贴心的语言。
随后，我跟随老夫妻二人进了屋，在暖意融融的客厅里喝上了当天第一口热水。阿姨一直没有松开我的手，她不断询问着我的情况，最后，才告诉我，“我也有一个像你这么大的女儿，她在美国半工半读，我看到你，就想着，可能我的女儿也正跟你一样为一口饭奔波着。其实，闺女，你一个大学生可以不做这么辛苦的工作。”我苦笑说，“没钱租房子。”大叔和阿姨都不断叹息，“可苦了你们这些孩子了，都是没钱闹的。”
从大叔家出来，我的心情依然低落，生活的希望究竟在哪里？我走在通州严冬的街头，不知何去何从。最后，在寒风中，我坐在了麦当劳叔叔的怀中，双泪长流。
“妈妈，那个阿姨怎么了？”一个童稚的声音打断了我的自艾自怜。一个年轻的妈妈牵着一个可爱的男孩路过。男孩看到了麦当劳叔叔怀中那个穿着厚厚羽绒服、仿佛世界末日到来般悲伤的女孩，好奇地问母亲。母亲漠然地看了我一眼，喝道，“快点走！”
是啊，既然选择了一条路，就必然要走下去。北京，我一定要留下来，而且一定不会是如此艰难的存在。
在发生这件事两个月后，我终于攒够了自己的本金——2，000元人民币，然后从公司辞职，通过面试在一家正规公司入职，并开始了稳步地发展与进步。2000年，我已是一家房地产销售公司的售楼人员，并在这家公司取得了很好的原始积累，终于有了自己的存折与手机。
然而，我的北京梦并不仅仅为此，在获悉到一个自己期待已久的招聘信息后，我毅然去这家刚刚起步的杂志社面试记者。然而，我大学所学的专业是工程方面的，而且从未涉足过任何新闻工作，第一次面试，这扇门便将我关在了外面。我默默等在杂志社的走廊外，一直到所有面试都进行完，所有人都已离开，才再次敲开主编的门。主编很诧异我并未离去，我用最简短的语言，阐述了我的意图：事实上，我一直希望能从事与文字相关的工作，并且一直也在勤奋写作，希望主编能给我这个机会，我可以不要工资，只需要一个学习的机会。
主编沉默了半晌，我的心也悬了半晌，直到主编告诉我，“小姑娘很有韧劲，我很喜欢，这样，编辑记者的岗位你真不适合，但我缺个助理，也就是打打杂，你愿意吗？”我非常兴奋地连连感谢主编，并一再表示自己不怕苦不怕累，只希望主编能在以后的工作中多教教我。后来，这位邹俊主编成为我至关重要的启蒙老师。
至今，我仍记得邹主编每次在我工作出错后，单独留下我手把手教导的场景。他不仅教我如何采访、编辑，甚至还教我如何站在一个主编的角度去处理问题。而每次，邹主编都会补上很多我所缺乏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个字一个字地教我如何改稿子，如何写稿子。
事实上，我跟在邹主编身边学习的时间并不长，但我却在他那里得到了我以后事业发展中必不可少的基础知识、专业技能、管理心得，甚至能使我受益一生的杂志运作经验。
其实，在我离开这个杂志社时，我并未想过邹主编教我的究竟是什么。直到2004年，我有幸成为一家保健杂志的执行主编时才忽然发现，当初邹主编一直在将我当作一个主编来培养，而正是因为这样高的起步，才使得我这几年虽然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也在一直稳步前进，并且逐渐开始得心应手。
逐渐地，北京的马路越来越宽，而我站在车水马龙、高楼林立的街上，却觉得越来越拥挤；我事业的路也越来越宽，但依然是这个城市中最辛苦、最忙碌、收入也最不看好的一个群体；虽然我在这个城市已有了自己的房子、车子和孩子，但作为一个女人、一个母亲却对未来的生活依然迷茫，为每日的生计而奔波，缺少一份最基本的安稳感与安全感。
每天早上出门前，孩子经常会拉着我不让走：“妈妈不上班，宝宝不去幼儿园。”我只能耐心地解释：“妈妈不上班挣钱，咱家的房贷就还不上，咱家就会没有肉吃，宝宝就会没有玩具和新衣服。爸爸累死也养活不了咱俩啊。”孩子似懂非懂地放开手，而我却是无法言语的辛酸。未来，孩子的教育、父母的养老、我们的晚年，都是我不愿想也不愿问的一个禁区，我的北京梦究竟何时才能真正绚丽多彩起来？
“我爱北京天安门……”当我给自己的孩子教这首歌时，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国旗依然每天升起，不知在观旗的人群中，是否有与当年的我一样五指并拢、紧贴裤缝、双眼含泪、站得笔直的孩子，而这些孩子不知是否与我当年一样怀揣着一个遍地黄金的北京梦。
日出日落，而北京梦则仍在前仆后继着……
对于一个生长在黄土高坡的孩子来说，每当唱起“我爱北京天安门”总是心怀浓浓的向往，这种向往甚至成为很多无缘亲临北京的人一生的梦想。而我则是这千千万万黄土高原子民中较为幸运的一名。1998年，21岁的我大学毕业时，毅然独自背上行囊挤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车，而这一来，则可能将会是一生。
当我第一次半夜爬起来，坐着头班车来到向往已久的天安门广场，站在形形色色的人群中观看升旗时，心情远比孩童时第一次当国旗手还要激动。我五指并拢，紧紧贴着裤缝，与小时候每周一升国旗时一样站得笔直，眼睛紧紧盯着国旗随着“义勇军进行曲”升到了顶端，也将“北京”这个曾经的梦想，从电视里拉入了我的生活。
然而自此开始的北漂生活却是我在唱“我爱北京天安门”时所难以预料的。
因为当初怀揣着“出人头地”的梦想，也抱着“北京遍地黄金”的幻想，我除了从老家到北京的火车票，兜里只揣了150元便只身到了举目无亲的北京。当时最关键的问题便是住宿，我问遍了南三环所有的旅馆，最便宜的一家也是一天30元的地下旅馆，所以，我需要一份至少能养活自己的工作。
于是，我第二天就在报纸上找到了一家提供住宿的推销员工作（这家公司来者不拒），最让我满意的是，这家公司每天按照你当天销售额的13.5%提取现金，这样的工作无疑非常适合我这样一无所有的人。于是第三天，我就搬到了公司20多人的大通铺中去住，并开始了艰辛的推销员工作。
事实上，我所从事的推销工作并非常规意义上的销售工作，而是需要满大街、满楼群挨家挨户推销剪刀、计算器、按摩器、蜡笔等小东西的直销。你只有敲了足够多的门、拦了足够多的路人，才有可能卖出去，否则肯定会一无所获。
对于一个从小养尊处优的女孩子来说，这样的工作无疑是一种挑战，但“一定要在北京出人头地”的梦想督促着我至少要先在北京活下来，而不是向父母请求援助。
我和同事每天4点半起床，晨练、开晨会，然后提着几十斤的大包出发，走街串巷，晚上9点开完晚会，然后才可以吃饭，睡觉一般要在11点以后。而这并不是最辛苦的，最苦的往往是拦了几十个路人，却没有一个人为你驻足；敲了一上午的门，却只收获了闭门羹及业主被骚扰后的愤怒谩骂。
即使这样，在“北京梦”的支撑下，我毅然决然地投入到这个艰辛的推销事业中去。很快，我在整个公司脱颖而出，在北京寒风凛冽的严冬，很多人都在猫冬的时候，我却在以每天销售1，500元人民币以上的冠军成绩稳步前进，而背后的眼泪也只有做过推销的人才能明白。
记得有一段时间，我进入了销售低谷期，连续打了好几天的零蛋（没有业绩），这就意味着，这几天我没有收入，也将面临着没有钱吃饭。而这样的沮丧心情，则持续影响着我的销售状态，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我记得那是一个艳阳高照却又狂风大作的冬日，我照例没有卖出一件东西，又累又饿又冷，在敲开第N家住户门，听到人家说“对不起，不需要”时，终于到了崩溃的边缘。我沙哑着嗓子说了一句“对不起，打扰了”，便默默转身。然而，开门的大叔却叫住了我，“姑娘，看你嗓子都哑了，进来喝杯水吧！”我茫然地回头，看见一位阿姨也出现在大叔的身边，她微笑着上来拉着我的手说：“我们买不了你的东西，但进来歇会儿还是可以的。我是退休护士，你这嗓子已经声带充血了，这么年轻，再不保护，就毁了。”等我发觉时，早已泪流满面，这是我在北京孤军奋斗三个多月里最温暖的笑容与最贴心的语言。
随后，我跟随老夫妻二人进了屋，在暖意融融的客厅里喝上了当天第一口热水。阿姨一直没有松开我的手，她不断询问着我的情况，最后，才告诉我，“我也有一个像你这么大的女儿，她在美国半工半读，我看到你，就想着，可能我的女儿也正跟你一样为一口饭奔波着。其实，闺女，你一个大学生可以不做这么辛苦的工作。”我苦笑说，“没钱租房子。”大叔和阿姨都不断叹息，“可苦了你们这些孩子了，都是没钱闹的。”
从大叔家出来，我的心情依然低落，生活的希望究竟在哪里？我走在通州严冬的街头，不知何去何从。最后，在寒风中，我坐在了麦当劳叔叔的怀中，双泪长流。
“妈妈，那个阿姨怎么了？”一个童稚的声音打断了我的自艾自怜。一个年轻的妈妈牵着一个可爱的男孩路过。男孩看到了麦当劳叔叔怀中那个穿着厚厚羽绒服、仿佛世界末日到来般悲伤的女孩，好奇地问母亲。母亲漠然地看了我一眼，喝道，“快点走！”
是啊，既然选择了一条路，就必然要走下去。北京，我一定要留下来，而且一定不会是如此艰难的存在。
在发生这件事两个月后，我终于攒够了自己的本金——2，000元人民币，然后从公司辞职，通过面试在一家正规公司入职，并开始了稳步地发展与进步。2000年，我已是一家房地产销售公司的售楼人员，并在这家公司取得了很好的原始积累，终于有了自己的存折与手机。
然而，我的北京梦并不仅仅为此，在获悉到一个自己期待已久的招聘信息后，我毅然去这家刚刚起步的杂志社面试记者。然而，我大学所学的专业是工程方面的，而且从未涉足过任何新闻工作，第一次面试，这扇门便将我关在了外面。我默默等在杂志社的走廊外，一直到所有面试都进行完，所有人都已离开，才再次敲开主编的门。主编很诧异我并未离去，我用最简短的语言，阐述了我的意图：事实上，我一直希望能从事与文字相关的工作，并且一直也在勤奋写作，希望主编能给我这个机会，我可以不要工资，只需要一个学习的机会。
主编沉默了半晌，我的心也悬了半晌，直到主编告诉我，“小姑娘很有韧劲，我很喜欢，这样，编辑记者的岗位你真不适合，但我缺个助理，也就是打打杂，你愿意吗？”我非常兴奋地连连感谢主编，并一再表示自己不怕苦不怕累，只希望主编能在以后的工作中多教教我。后来，这位邹俊主编成为我至关重要的启蒙老师。
至今，我仍记得邹主编每次在我工作出错后，单独留下我手把手教导的场景。他不仅教我如何采访、编辑，甚至还教我如何站在一个主编的角度去处理问题。而每次，邹主编都会补上很多我所缺乏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个字一个字地教我如何改稿子，如何写稿子。
事实上，我跟在邹主编身边学习的时间并不长，但我却在他那里得到了我以后事业发展中必不可少的基础知识、专业技能、管理心得，甚至能使我受益一生的杂志运作经验。
其实，在我离开这个杂志社时，我并未想过邹主编教我的究竟是什么。直到2004年，我有幸成为一家保健杂志的执行主编时才忽然发现，当初邹主编一直在将我当作一个主编来培养，而正是因为这样高的起步，才使得我这几年虽然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也在一直稳步前进，并且逐渐开始得心应手。
逐渐地，北京的马路越来越宽，而我站在车水马龙、高楼林立的街上，却觉得越来越拥挤；我事业的路也越来越宽，但依然是这个城市中最辛苦、最忙碌、收入也最不看好的一个群体；虽然我在这个城市已有了自己的房子、车子和孩子，但作为一个女人、一个母亲却对未来的生活依然迷茫，为每日的生计而奔波，缺少一份最基本的安稳感与安全感。
每天早上出门前，孩子经常会拉着我不让走：“妈妈不上班，宝宝不去幼儿园。”我只能耐心地解释：“妈妈不上班挣钱，咱家的房贷就还不上，咱家就会没有肉吃，宝宝就会没有玩具和新衣服。爸爸累死也养活不了咱俩啊。”孩子似懂非懂地放开手，而我却是无法言语的辛酸。未来，孩子的教育、父母的养老、我们的晚年，都是我不愿想也不愿问的一个禁区，我的北京梦究竟何时才能真正绚丽多彩起来？
“我爱北京天安门……”当我给自己的孩子教这首歌时，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国旗依然每天升起，不知在观旗的人群中，是否有与当年的我一样五指并拢、紧贴裤缝、双眼含泪、站得笔直的孩子，而这些孩子不知是否与我当年一样怀揣着一个遍地黄金的北京梦。
日出日落，而北京梦则仍在前仆后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