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生命留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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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潘新和先生是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我感激他,敬重他。
  作为起点低(第一学历“中师”)、底子薄(无一篇文章在C刊发表)、超大龄(年过不惑)的考生,别人避之唯恐不及,他却不以为意,将我纳入门下。笼罩于心的惨淡愁云终于被一扫而空,新的生命开始了!成年而能实现儿时的梦想,一大幸事;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一大幸事;向景仰的真学者、大学者当面请益,一大幸事。三幸全占,我怎么可以一下子如此被命运恩宠呢!
  还不止这些。
  入学不久,从同学嘴里得知北方某些高校的考博潜规则:没有一笔昂贵的孝敬费,即使再有能耐都会被拒之门外。幸福之情再次澎湃于心——我可是一毛未拔地考上的啊!要说拔,是老师拔了。总分第一,专业第一,面试第一的喜讯,是先生用自己的手机告知的。手中的多本签名版学术著作,是先生慨然赠与的;登门汇报选题设想,是先生泡茶招待的。临走时,他和师母还将一只袋装的北京烤鸭硬塞到我手里,特地叮嘱:“用微波炉热一下再吃。”
  朋友聚首,陆续听到潘门弟子的转夸——厦门有个叫汲安庆的老师,很有潜力,发了不少文章,很想收他。寒门出生,背景全无,却得到了先生如此赤城的赏识,怎能不情动于衷?敢情自以为在孤独中奋斗,在挫折中挣扎的时候,远方那道温热的目光一直在静待我的蜕变呢!
  一位早就是语文特级教师,且名震一方的兄台当众泼洒过他的妒意:“潘老师怎么对你那么偏心啊?我当初要报考他的博士,被他一口拒绝了!”听得我惊悚不已,心却一下子醉了。是啊,我也纳闷呢!默默无闻,无足重轻,先生为什么独独相中我?唯一提得上手的就是有驽马十驾的执着,难道先生从中嗅出了“千里马”的气息?如果是,那是一份怎样的人生厚礼!
  成为先生入室弟子的前一年,我以较强优势过了某知名大学的录取线。无意中惊闻不与导师联系,考分再高都无用的内情,情急之下,很唐突地给先生写了一封请求荐引的邮件,没想到从不求人的先生立刻给一位在该校任教的朋友打电话、发信息,极尽赞誉之词,拜托对方一定要助我圆梦。
  何德何能,享有如此的垂青?真的就凭那些自恋不已,学者们根本不屑一顾的“豆腐块”吗?我不敢深想,也不愿深想。索性不去想吧,让它永远成为一个美丽的幻境,反而会更具催人奋进的力量。
  可不知怎的,面对先生,我竟然会莫名地紧张,颇类苏轼《夜梦》一诗中提到的那种感觉——
  夜梦嬉戏童子如,
  父师检责惊走书。
  计功当毕春秋余,
  今乃粗及桓庄初。
  怛然悸悟心不舒,
  起坐有如挂钩鱼。
  像被钩住的鱼儿一样紧张、惊惧!苏轼因贪玩遗忘了温书,怕被父亲检责,我因为什么呢?怕传说中的严苛(已毕业的不少硕士坦言,当初不敢选潘老师做她们的论文指导老师)?还是得悉核心期刊的用稿通知,忙不迭地在论文简介中“补白”,被先生利剑一样的目光逼视:“是否已经发表?”抑或先生在课堂上对不熟悉学科史,不了解往圣前贤,便颐指气使地在课堂上“诲人不倦”,靠拍脑袋撰文“指点江山”现象的极度蔑视,仿佛句句针对了我?是,好像又不全是。先生的语言、目光,仿佛成了明镜,可以随时纤细不漏地照出我心灵的小和浊来。
  这种感觉如芒在背,使我很是不安、愧疚、负罪,却又焕发了惊人的动力。我给自己下达绝对命令:以双倍,乃至三倍、四倍于他人的努力,将薄弱的基础夯实;用一流学者的标准要求自己,会通奥窔,不断创新,力争使自己的每一篇文章,每一次讲座皆成精品,不辱老师厚望。读博三年,风雨无阻的体锻,每天至少10小时的学习——高峰期,常常是凌晨3 ∶ 30即起床写作,一直战斗到晚上11 ∶ 30(中午1个半小时的午休除外),还有吃饭、跑步、洗浴、如厕,甚至做梦都能照常进行思索的神奇,莫不含有被这种力量鼓动的成分。这对以前看书仅一个小时,便腰酸背痛,不得不起身活动的我来说,真是一个天大的奇迹。
  不久前,碰到永通君,说在深圳观摩王崧舟的课,先生还跟他一个劲地夸我“用功”“出了不少成果”,令我不禁更加好奇:先生怎么从不当面夸我一下呢?
  这种疑惑到先生为我博士论文答辩撰写荐语时,全部冰释了。“全面”“深入”“独到”……每一句荐语都足以沸腾我的热血!溶溶漾漾,依旧是冷静的笔法。原来,昔日的少鼓励或不鼓励,只为能让我更加冷凝浮躁,谦冲自牧,使学问做得更好啊。我自以为的少或无,其实更是一种敬策的力量。
  我当然知道,自己的论文离先生理想的境界还很远、很远。但是,先生的这份鼓励,足以推动我勇敢、自信地走向学术的远方了!
  二
  先生容貌清癯,声音朗润,典型的学者模样。给人印象:才气逼人、辩才无碍、学殖宏富、宅心仁厚……不过,在我眼中,他更是一位十足的“拼命三郎”。
  初知先生,是在华东师大读研时。一次课间,看到同学埋头于一本砖头样的厚书,本以为她是在读小说,过去一翻,才知道是一部面世不久的学术著作。“语文:表现与存在”几个大字在牛皮纸样的封面上显得格外清爽,署名:潘新和。正是方智范老师前两节课上提及的名字,福建师大新设博士点,“文学阅读与文学教育”方向的导师!很是钦羡同学的定力,光是体态就令人眩晕的书,她竟然读得那样津津有味。因为当时兴趣在美学,正在细读李泽厚、朱光潜、蒋孔阳等人的著作,所以并未及时购阅先生的著作。但是,先生高大上的形象一下子刻在了脑海里。
  真正被“震”到是准备报考先生的博士,开始系统、深入地阅读其系列著述时。浩瀚的阅读面,强劲的分析力,摧枯拉朽的扫荡力,气势如虹的建构力,那得需要多么深厚的积累功夫和触处生春的爆发力啊!及至自己熬制博士论文,这种河伯遇见北海神的感觉更为强烈。煌煌124万多字的巨著,历时四年完成,等于每年完成30多万字,这在博士生中,几乎就是天方夜谭。没有拼命三郎的精神,谈何容易!学养、智慧、激情、毅力、创造力……哪一样不拼呢?   留心过此后先生出版的著作——
  2005年9月,主编的《新课程语文教学论》出版;
  2008年1月,专著《语文:回望与沉思——走近大师》出版;
  2009年12月,专著《语文:审视与前瞻——走近名家》出版;
  2012年5月,专著《存在与变革:穿越时空的语文学》出版;
  2014年6月,专著《语文:人的确证》出版;
  2014年8月,专著《语文:我写故我在》出版;
  2014年8月,专著《语文教师素养随想》出版;
  2014年12月,专著《不写作,枉为人——潘新和语文学术随笔》出版;
  2015年10月,专著《表现-存在论语文学视界》出版。
  简直是井喷之势!尽管先生谦称好多著作是旧作的重新归类、整理出版,但除《表现-存在论语文学视界》是学术文章的自选集外,其余皆各各独立,无一篇重复,名副其实的新著。粗略统计,2005—2014这9年间,先生平均以每年28万多字的容量在不断推出自己的研究成果。作为他的门生,我当然知道这种可怕的创作势头背后,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呕心沥血的生命投入。单是为了写《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和《中国语文教育思想论纲》,先生便花去了十年左右的时光,更遑论其他。先生的文字,看似纵横捭阖,一泻汪洋,其实每个字都经了严密的考量,这恐怕只有那些深读过他的著作,或被他写过书序/书评的老师最能感同身受,也是我喜欢读他文字,而且一读就能走向宁静的主要原因。
  先生坦言:“最怕死的时候,是书稿没有完成的时候;最不怕死的时候是现在,想写的著作,都写完了!”的确如此,45岁那年,因医生误诊,先生以为死去,后来“侥幸”活了下来,倍感立言的重要,于是有了只争朝夕的著述激情和动力。“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先生非常认同古人的这句话。在他看来,人有两条命:一条是肉体的命;一条是精神的命。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正是因为有了精神的命。精神之命何以铸就?唯有言语表现!
  有了这样的信念,便不难理解他对“言语生命动力学表现与存在论语文学”的一往情深和锲而不舍了。
  2014年12月,在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华文教研中心、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理解与对话:全球语境下语言文学教育”国际研讨会上,先生当着国内外众多语文学者的面幽了一默:“语文阅读教学如果不指向写作,就是耍流氓!”一下子把大家逗乐了。可是,谁都知道:这幽默中有着沉甸甸的思考分量。
  去年寒假的一天,先生一口气给我发来近20篇随笔——都是为厦门《海峡导报》所写的专栏稿件,如集束炸弹一般彻底炸醒了我因完成博士论文,不觉放松,陷于日常琐屑而渐趋麻痹的神经,也深感到沉沦日久的羞愧和不安。先生的拼劲令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萧红笔下的鲁迅——感到自己的身体不好,就更没有时间注意身体,所以要多做,赶快做……死了是不要紧的,只要留给人类更多。言语表现的拼劲让他们超越了苦累,超越了死生,这是一种怎样的境界!写作于他们是一种责任,一种信念,于我则是警示和救赎了。在言语表现,确证自我的精神生命这一点上,我感到任何借口的懈怠都只能自显乏力和渺小了。
  师母当着我的面诉过苦:“潘老师如果没有讲课、讲座的任务,每天基本上就是在电脑前度过的,不是读书,就是写作,哪里有时间陪我白天出去散步?”可是诉归诉,心里却是无限地包容、欣赏和支持。这一点,先生在《语文:表现与存在》的后记中有明确的记载:“我的妻子以病弱之躯,艰难而辛苦地勉力操持家务,她的超乎常人的坚强和对生命的达观,使我能专注于我的工作并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他的拼,不仅温暖、充盈了自我,也感染并照亮了他人!
  三
  然而,先生明确说写作是“孤独的”“痛苦的”。写作,与其说是在摆脱、战胜孤独,不如说是在观赏、享受孤独——始于对孤独的恐惧,想从写作找到精神的皈依、情感的寄托,使自己不再深陷于孤独无靠的心灵荒漠中。
  这种“悖反”现象,先生的身上还有很多。
  论战中,他绝对有横刀立马,斩对手于立决的大将之风,可生活中,又是那样的心细如母,平易可亲;写作中,逻辑谨严,遣词造句几乎到了洁癖的地步,聊天时却又能信马由缰,无所不谈;为言语生命动力学的建构殚精竭虑,有时却又告诫自己的弟子不要学他,自己活得很累,还连累别人跟着受苦……
  悖反再多,先生仍是绝假纯真的性情之人。
  和先生相处久了,感觉他就是儿时所学课文中描写的那只大雁。向着理想的远方,无论遇到怎样的风雨,都会坚韧不拔地振翅飞翔。结群也罢,独飞也罢,都会在万里长空留下劲拔的剪影,洒下一路清新而嘹亮的诗歌。
  先生很看重“内核素养”和“外围素养”的共同积淀,觉得这是语文老师安身立命之本,言语表现与创造的不竭源泉。而他本人,更是孜孜践行。其广博而深厚的学术积淀,强旺而灵动的思想创造力,以及日趋广泛,深入人心的影响力(《语文:表现与存在》不就是被称为“语文教育的圣经”么),亦如榕城的那些葳蕤生长着的芒果树,因为深深地扎根于肥沃的土壤,不断地吸收养分,每年都能散发浓郁的芬芳,结出累累的果实。
  有了为生命留痕的自觉意识,先生总能不时刷新别人的体验,而自己也活出了高迥、淡定、丰盈的大境界。
  一次上课,大家无意间聊到了教育子女的话题。先生说:“教育子女,眼睛不能总盯着世俗的成功,还要看他能否继承你的精神血脉。”一语点醒梦中人,让大家回味再三。其实,这不正是先生家庭教育的写照吗?尽管膝下只有一女,但他和师母照样幸福满满。尤其是女儿在学术与文学上的感悟,让他时有“拈花微笑般的心领神会”,真切感受到“言语生命之弦的和声与交响”,每每提及,自豪之情立刻会溢于言表。
  读博后,因为能零距离地向先生请益,并受先生拼命三郎精神的影响,很是读了些书,也出了些比较重磅的成果,向先生写信致谢,他这样回复道:
  虽然跟您一样,我对老师林可夫先生、孙绍振先生等始终感激不尽,念念不忘,但是,我自从当了老师后,就不认为我的学生应该对我感恩。正相反,是我应该对学生怀有感恩之心。因为我只是在尽教师的本分,他们使我的人生有了意义,使我的事业、生命得以延续、光大,让我获得了存在感、幸福感。
  真是彻底颠覆了我的感恩观!对学生,将之作为谋名求利工具的有之,视之为被启蒙、被传授、被训练对象的有之,最高级别的也不过是当作教学相长的伙伴,像先生这样因自我生命得以延续而感恩学生的,闻所未闻。相较于陶渊明的“托体同山阿”——身体并未死去,而是与青山一起在生长,先生在学生言语表现中延续自我精神生命的思想,何其深刻!何其伟大!如果每位老师都作如是观,教育成为诗意栖居的神圣事业,美丽事业,还会远吗?
  不觉想起先生课堂上发出过的一个邀约:“让我们未来在图书馆相会!”当时台下的女研究生们就掩口笑了。她们或许觉得这是个冷幽默吧!在我,却听到了先生来自肺腑的呼唤,那不是对学生最高贵的瞩望吗?
  终于明白,先生的“偏心”是那样别有幽怀了。
  (作者单位:大理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李 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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