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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王行娟，1930年生，新中国第一代新闻工作者。从1988年开始，专注于弱势女性和儿童公益事业。
在中国公益圈，84岁的王行娟就像一颗耀目的“白珍珠”：出现在公众面前时，这位发白如雪的老人身着白色套裙、举止优雅。言语间，她思维清晰敏锐，语言准确精练。
王行娟老人投身女性公益26年，被称为“我国女性公益第一人”。她一手创办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打造了“红枫妇女热线”和“方舟家庭中心”等许多著名公益品牌。王行娟钟爱红枫这个名字——当花叶凋零，唯有红叶站在枝头，霜重色愈浓。
奋斗是为了离开黑暗的家
王行娟出生在广东佛山文教村，在家中5男4女9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四。王家在当地颇有名声，因为全家9个孩子都是大学生。而对王行娟来说，读大学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
“我的父亲有两房夫人，母亲生儿育女，勤奋劳作，因为长期做紫砂壶，连指纹都磨没了，但在家里，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一直生活在抑郁中。”最终，母亲积压的情绪转化为打孩子。“她不打上边的姐姐和哥哥，弟弟妹妹又都小，我就成了她的出气筒。”
在王行娟幼小的心里，“为了离开这个黑暗的家”，奋斗成了唯一的出路。大她8岁的姐姐考取了南京金陵大学，这给了王行娟信心。1948年，她高中毕业后也考取了金陵大学中文系。
多年后，回忆起那时的生活点滴，王行娟感叹：“童年爱的缺失，有可能导致成长的障碍，也有可能从中领悟到爱的教育的重要，从而成为爱的传播者。而我，就是后者。”
“我关注女性问题是从研究青春期少女开始的。”1984年，王行娟和老朋友楼静波合写了《少女必读》。当时市场上没有专门的女性读物，书一出版，在不少城市，读者排队购买。1985年，《婚姻与家庭》杂志创刊，王行娟应邀担任副主编，正是这段经历，将她的注意力引导至关注中国妇女的命运上来。
1988年，对于王行娟来说是有着特殊意义的一年。那年，“下岗”一词诞生，同时诞生的还有“下岗女工”。有下岗女工找到了杂志社，问她：“我们的出路在哪？”她无法回答。同时，妇女参政问题也受到关注，差额选举实施后，被“差”掉的往往是女性。也是那一年，王行娟退休了，她觉得自己有时间，也有兴趣来研究妇女问题。早春二月，她邀请了12个妇女精英到家里，想成立一个研究妇女问题的组织。
大家讨论了一整天，中午王行娟招待大家吃炸酱面。所以，这次会也有了一个有意思的叫法：炸酱面会议。会后，她牵头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妇女研究组织“民间妇女研究所”，即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的前身。
1992年，中国第一条妇女咨询热线“红枫妇女热线”开通。22年来，共接线近13万个。
“我理解你”4个字的力量
在红枫妇女热线服务的全是志愿者，所有人上线时只报编号不报姓名。王行娟编号是001，这个编号现在依然会上线。一次，王行娟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边的女子讲起了自己的故事：她跟丈夫都是高学历的知识分子，谈了几年恋爱才结婚。但结婚两年来，两人的生活一团糟，为一点儿小事大吵。最近带大她的外婆去世了，一想起外婆她就会忍不住痛哭，可是她的丈夫却丝毫不理解，看到她哭就会不耐烦地说：“谁家没有外婆，谁家外婆没有去世的时候，哪有像你这样没完没了哭的？！”
当这个女子忧伤地讲完这些故事后，王行娟说：“我理解你，我理解你对外婆有很深的感情。”听到这句话，这个女子一下子哭了：“老师，你真是太好了，我就希望有人能理解我。”王行娟一讲到这个事就会感慨：“仅仅是‘我理解你’4个字就有这么大的力量！妇女热线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但能深入女性的心灵，抚慰她们的创伤。”
1998年，王行娟又成立了方舟家庭中心，为单亲家庭提供心理和社会服务。一位年过五旬的单亲妈妈上了几次辅导课后，变得开朗了，还特意买一件红色的外衣。她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穿红衣服——我觉得只有这个颜色，才能体现出我现在的心情。”
现在，王行娟她们做得最多的工作是针对流动家庭的“每日家教3个10分钟”。“从农村来的打工父母最关心子女的教育，以及他们日后能否融入城市。这个问题也关系到能否实现社会的共建和共享。2007年，我们创建了这个模型，这就是爱的交流10分钟、学习做人10分钟、学习知识10分钟。这个家教模型已逐步在全国推广。”
针对留守妇女和儿童，她坦承：“我们热线接到的农村电话只占7%。下一步，我们要更关注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看看怎么把这个模型优化，能够为留守家庭的教育做些事。”
为别人带去幸福，是王行娟的心愿。当记者问及她的家庭生活时，她有点伤感地说：“我的丈夫已过世了。”短暂平静之后，她脸上露出一丝笑容，“我的女儿和儿子都有幸福的家庭。我是一个生活简单的人，我爱我的家人，他们也爱我。我要做的事情很多，总感觉时间不够用，每天都排得满满的，我要写作、读书、种花、看足球比赛。”
从不看相亲节目
环球人物杂志：您怎么看如今女性的社会生存状态？她们面临的压力和从前有什么不同？
王行娟：总的来说，随着社会发展，中国女性的生存状态也在不断改善和提高。但是由于存在性别歧视，以及制度的缺陷，女性贫困化的现象仍然突出。农村的留守妇女、城市的单亲母亲已形成新的城乡贫困阶层。根据我们的调查，有的地区低保户中，失业、下岗的单亲家庭占一半。单亲子女还成为未成年犯罪的高危人群，甚至有学校歧视单亲子女，拒绝这些孩子入学。单亲家庭成员普遍面临心理问题和情绪困扰，影响到单亲子女人格的健康成长。这是当今出现的新问题。
环球人物杂志：从咨询的情况看，让女性最困扰的问题有哪些？
王行娟：在热线来电中，婚姻家庭问题始终是咨询的热点。婚姻问题中，以夫妻矛盾最为突出，而丈夫有外遇又是造成夫妻冲突最主要的原因。从数据中，我们看到女性最关心、最纠结的问题，就是婚姻家庭的稳定。这也反映出在妇女的深层意识中，很多人仍然把婚姻家庭作为人生的归宿。妇女即使失去工作，只要还有家，就有安身立命之地；一旦婚姻解体，家拆散了，就无立足之地了。因此保住婚姻家庭是她们生命中的头等大事，她们的无助感、不安全感集中反映在这个问题上。
环球人物杂志：目前离婚率高企也是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而且女性提出离婚的比例越来越高。在您看来，这是不是女性独立意识增强的表现？
王行娟：的确，现代女性自主意识增强，不愿意凑合着过日子。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另一种情况，这就是一些女性离婚是丈夫逼迫下的无奈行为。有的丈夫移情后又不愿意担“陈世美”的罪名，强迫妻子提出离婚，以推卸责任。
环球人物杂志：谈到婚姻问题，相亲节目现在很火，您会看吗？
王行娟：我从不看。这种速配的婚介模式，通常只看外在的条件，双方缺乏深入的了解，是一种很轻率的行为，这种婚姻的基础是很不牢靠的。
在中国公益圈，84岁的王行娟就像一颗耀目的“白珍珠”：出现在公众面前时，这位发白如雪的老人身着白色套裙、举止优雅。言语间，她思维清晰敏锐，语言准确精练。
王行娟老人投身女性公益26年，被称为“我国女性公益第一人”。她一手创办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打造了“红枫妇女热线”和“方舟家庭中心”等许多著名公益品牌。王行娟钟爱红枫这个名字——当花叶凋零，唯有红叶站在枝头，霜重色愈浓。
奋斗是为了离开黑暗的家
王行娟出生在广东佛山文教村，在家中5男4女9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四。王家在当地颇有名声，因为全家9个孩子都是大学生。而对王行娟来说，读大学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
“我的父亲有两房夫人，母亲生儿育女，勤奋劳作，因为长期做紫砂壶，连指纹都磨没了，但在家里，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一直生活在抑郁中。”最终，母亲积压的情绪转化为打孩子。“她不打上边的姐姐和哥哥，弟弟妹妹又都小，我就成了她的出气筒。”
在王行娟幼小的心里，“为了离开这个黑暗的家”，奋斗成了唯一的出路。大她8岁的姐姐考取了南京金陵大学，这给了王行娟信心。1948年，她高中毕业后也考取了金陵大学中文系。
多年后，回忆起那时的生活点滴，王行娟感叹：“童年爱的缺失，有可能导致成长的障碍，也有可能从中领悟到爱的教育的重要，从而成为爱的传播者。而我，就是后者。”
“我关注女性问题是从研究青春期少女开始的。”1984年，王行娟和老朋友楼静波合写了《少女必读》。当时市场上没有专门的女性读物，书一出版，在不少城市，读者排队购买。1985年，《婚姻与家庭》杂志创刊，王行娟应邀担任副主编，正是这段经历，将她的注意力引导至关注中国妇女的命运上来。
1988年，对于王行娟来说是有着特殊意义的一年。那年，“下岗”一词诞生，同时诞生的还有“下岗女工”。有下岗女工找到了杂志社，问她：“我们的出路在哪？”她无法回答。同时，妇女参政问题也受到关注，差额选举实施后，被“差”掉的往往是女性。也是那一年，王行娟退休了，她觉得自己有时间，也有兴趣来研究妇女问题。早春二月，她邀请了12个妇女精英到家里，想成立一个研究妇女问题的组织。
大家讨论了一整天，中午王行娟招待大家吃炸酱面。所以，这次会也有了一个有意思的叫法：炸酱面会议。会后，她牵头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妇女研究组织“民间妇女研究所”，即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的前身。
1992年，中国第一条妇女咨询热线“红枫妇女热线”开通。22年来，共接线近13万个。
“我理解你”4个字的力量
在红枫妇女热线服务的全是志愿者，所有人上线时只报编号不报姓名。王行娟编号是001，这个编号现在依然会上线。一次，王行娟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边的女子讲起了自己的故事：她跟丈夫都是高学历的知识分子，谈了几年恋爱才结婚。但结婚两年来，两人的生活一团糟，为一点儿小事大吵。最近带大她的外婆去世了，一想起外婆她就会忍不住痛哭，可是她的丈夫却丝毫不理解，看到她哭就会不耐烦地说：“谁家没有外婆，谁家外婆没有去世的时候，哪有像你这样没完没了哭的？！”
当这个女子忧伤地讲完这些故事后，王行娟说：“我理解你，我理解你对外婆有很深的感情。”听到这句话，这个女子一下子哭了：“老师，你真是太好了，我就希望有人能理解我。”王行娟一讲到这个事就会感慨：“仅仅是‘我理解你’4个字就有这么大的力量！妇女热线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但能深入女性的心灵，抚慰她们的创伤。”
1998年，王行娟又成立了方舟家庭中心，为单亲家庭提供心理和社会服务。一位年过五旬的单亲妈妈上了几次辅导课后，变得开朗了，还特意买一件红色的外衣。她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穿红衣服——我觉得只有这个颜色，才能体现出我现在的心情。”
现在，王行娟她们做得最多的工作是针对流动家庭的“每日家教3个10分钟”。“从农村来的打工父母最关心子女的教育，以及他们日后能否融入城市。这个问题也关系到能否实现社会的共建和共享。2007年，我们创建了这个模型，这就是爱的交流10分钟、学习做人10分钟、学习知识10分钟。这个家教模型已逐步在全国推广。”
针对留守妇女和儿童，她坦承：“我们热线接到的农村电话只占7%。下一步，我们要更关注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看看怎么把这个模型优化，能够为留守家庭的教育做些事。”
为别人带去幸福，是王行娟的心愿。当记者问及她的家庭生活时，她有点伤感地说：“我的丈夫已过世了。”短暂平静之后，她脸上露出一丝笑容，“我的女儿和儿子都有幸福的家庭。我是一个生活简单的人，我爱我的家人，他们也爱我。我要做的事情很多，总感觉时间不够用，每天都排得满满的，我要写作、读书、种花、看足球比赛。”
从不看相亲节目
环球人物杂志：您怎么看如今女性的社会生存状态？她们面临的压力和从前有什么不同？
王行娟：总的来说，随着社会发展，中国女性的生存状态也在不断改善和提高。但是由于存在性别歧视，以及制度的缺陷，女性贫困化的现象仍然突出。农村的留守妇女、城市的单亲母亲已形成新的城乡贫困阶层。根据我们的调查，有的地区低保户中，失业、下岗的单亲家庭占一半。单亲子女还成为未成年犯罪的高危人群，甚至有学校歧视单亲子女，拒绝这些孩子入学。单亲家庭成员普遍面临心理问题和情绪困扰，影响到单亲子女人格的健康成长。这是当今出现的新问题。
环球人物杂志：从咨询的情况看，让女性最困扰的问题有哪些？
王行娟：在热线来电中，婚姻家庭问题始终是咨询的热点。婚姻问题中，以夫妻矛盾最为突出，而丈夫有外遇又是造成夫妻冲突最主要的原因。从数据中，我们看到女性最关心、最纠结的问题，就是婚姻家庭的稳定。这也反映出在妇女的深层意识中，很多人仍然把婚姻家庭作为人生的归宿。妇女即使失去工作，只要还有家，就有安身立命之地；一旦婚姻解体，家拆散了，就无立足之地了。因此保住婚姻家庭是她们生命中的头等大事，她们的无助感、不安全感集中反映在这个问题上。
环球人物杂志：目前离婚率高企也是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而且女性提出离婚的比例越来越高。在您看来，这是不是女性独立意识增强的表现？
王行娟：的确，现代女性自主意识增强，不愿意凑合着过日子。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另一种情况，这就是一些女性离婚是丈夫逼迫下的无奈行为。有的丈夫移情后又不愿意担“陈世美”的罪名，强迫妻子提出离婚，以推卸责任。
环球人物杂志：谈到婚姻问题，相亲节目现在很火，您会看吗？
王行娟：我从不看。这种速配的婚介模式，通常只看外在的条件，双方缺乏深入的了解，是一种很轻率的行为，这种婚姻的基础是很不牢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