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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公里，爬行了6个半小时
大年初二，正当人们呆在温暖的家里欢度春节之际，我们一行9人乘两部越野车悄然离开了乌鲁木齐。
经过一天一夜1200公里的长途跋涉，初三到达了于田县。阿羌乡的麦乡长还特意带来了维吾尔族青年苏来曼，由他当向导带我们进入普鲁村。初四一大早，向西南方向行进十来公里到达了兰干乡，又沿着乡村公路向南行进40多公里到达了克里雅河的渠首，乡村道路也在此终止了。我们只能顺着两道车辙向昆仑山前山的冲击扇地带驶去。
昆仑山前山地带气候极其干燥，呈现在面前的也是一片灰蒙蒙的世界。从渠首进入普鲁村的路大部分都被风沙掩埋，行进非常缓慢。沿着克里雅河的西岸南行，进入前山的丘陵地带时，坡度越来越大。路下方十几米处便是被河水冲刷而成的百米深涧，向下望去令人头晕目眩。在这种路况下，四缸越野车显然力不从心。当北京吉普行驶到盘山路的一个急转弯处时发现路面被风沙掩埋，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沙梁。为了安全起见，队员都下了车，但几次冲击都没有过去，大家都有点沮丧，我开始怀疑这个路是不是走错了。每当问苏来曼时，他给我的回答只是一个肯定的手势。他指着北京吉普说：普鲁村的人进出山都是坐这种的车。不是他这样肯定的回答，我们谁也不敢相信这就是进入普鲁村的路，如果没有向导我们肯定会打道回府的。
正郁闷地从车上往下卸行李时，从普鲁村方向开来了两辆破旧不堪的北京吉普车，停车后从车里下来了至少20个人，其中一辆车的后工具箱里还装了一只大绵羊。看到此景我们都瞪大了眼睛：“这车怎么这么牛呀！”甄晨光半天不语，过去细细打量了一番普鲁村的北京吉普车，回来神秘地说：“那两个车都增加了钢板，而且都是原厂制造的。”此后老甄再也不敢叨咕“车拉得太多”了。
通往普鲁村的这区区40公里路程，整整折腾了我们6个半小时，可以说这条路是新疆最难走的公路。
这天能去火山？
正是由于进出普鲁村极为不便，村民们几乎很少与外界联系，我们的突然闯入成了这里家喻户晓的头号新闻。虽说普鲁村是昆仑山前山中最大的一个村落，但全村1000多口人几乎都不懂汉语。正急得团团转时，苏来曼带来了一个在乌鲁木齐上汉语学校的小孩。
普鲁村在历史上也是进入西藏的门户，从这里到西藏有一条高原秘道，几个世纪以来这条秘道曾在军事、商务和民间交往等方面发挥过独特的作用，在离普鲁村8公里处至今还保留着一处20世纪40年代的军事要塞。
村民得知我们是从乌鲁木齐专程来看火山的，都不可思议地摇头。甚至有人问我们：“你们到这里来，公家每天给你们多少钱？”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个季节不可能到达火山。
如今，村里只有依塔洪和阿曼两个中年男子曾到达过火山。晚上，我们在小翻译的帮助下找到了他俩，再三地求助下，他俩答应为我们当向导。作为报答我们出了高一倍的价格租用了三头毛驴（毛驴和人工一天都是60元），并答应他们，毛驴如果死了我们会照价赔偿的。
出师不利
进入普鲁河谷时正赶上昆仑山一带普降大雪，气温降到零下20度。按计划第一天赶到苏巴什，地图显示直线距离不足30公里，根据我们以往的山间徒步速度，完成这个里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离开普鲁村南行6公里，到达了地图上标有阿拉叫依的山口，这里河谷深邃，地势险要，是通往青藏高原的必经之路。在山口的高台处有一个干打垒残墙围成的大院，院内有十几间土房，这就是史料中记载的南疆边陲的一处军事要塞——阿拉叫依要塞，自清代起就有驻军，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离开要塞不久，由于前方木桥已严重损坏摇摇欲坠，人和驴都不敢通过，大家不得不沿着陡峭的山路绕行。此时，海拔也开始急剧攀升，我们走在狭窄的小道上，望着脚下几百米深的河谷，不由得感到心惊胆战。下午7点多，天空飘起了雪花，队伍翻过几个海拔3000多米的山梁后又下到了海拔2800多米的普鲁河谷，再往前就是海拔3600多米的小达坂和琼达坂。站在谷底仰望前方，达坂上隐约可辨的“之”字形小径一直延伸到云雾之中，给人一种天路的感觉。依塔洪说，翻过前面两个达坂至少要用一天的时间。
我们在谷底扎营，用GPS测量了行程。让我沮丧的是，不停地行走了近10个小时才走了不足8公里直线距离。这离预期的目标相差太远，照这个速度，4天才能到达苏巴什，准备的食物根本不够。出师不利，大家都闷闷不乐，我也开始对计划产生了怀疑。依塔洪也看出了我的心思，和阿曼商量后，决定连夜赶回村里带两只羊来补充食物，我深深地被他们的淳朴和善良所打动。
零下30度流淌着的一股清泉
虽说是租用了三头毛驴，但每个队员负重都在20公斤以上，沿着克里雅河谷陡峭的山崖连续翻越两个达坂后，队伍又下到了布满冰瀑的谷底。深邃的峡谷挡住了阳光，雪花和雾气笼罩谷底显得格外的阴森，此时队员们已是饥寒交迫，体力也到了极限。
进山前拜访了于田县玉石矿的安矿长，听说我们要去火山口，安矿长认为我们是一群疯子。反复告诫：昆仑山山区在每年的11月到来年的5月大雪封山，气候极其寒冷，进山就等于送死。其实，由于这里是个干旱的极地，冬季下雪也很快被融化，留在地表的积雪很少。但山区的寒冷的确让人难以忍受，白天气温一般在零下20度以下，夜里达到零下30多度。但由于普鲁河水大都发源于上游的山泉，河谷除了巨石和大大小小的冰川瀑布外，居然在河道中还流淌着一股清澈的泉水。
晚上，风吹得帐篷“哗哗”作响，想想明天的行程大家心情都沉甸甸的。毛驴在冰上是无法行走的，河水也不知有多深。才进山两天，如果毛驴不能走了，靠人力背上所有的物资，我们能到达火山口吗？
一夜的降雪给昆仑山披上了银装，一大早起来就赶忙清理毛驴身上的积雪。早饭后，所有队员开始在冰上撒沙子，给毛驴铺路，这是唯一让毛驴继续前进的办法。连续的铺路、涉水，行军速度慢得像蜗牛似的，队员的体力消耗也很大，经过近10个小时的行进，下午6时到达了萨郎开来（维吾尔语意是傻子来的地方）的峡谷。这里海拔4100米，前方的峡谷变成只有了几米宽的“一线天”，两侧垂直峭立的崖壁上满是摇摇欲坠的巨石。跌落的河水在峡谷底部形成了一个个数米高的冰瀑，当年筑路部队沿着山坡铺设的路基早已被山体坍塌冲刷得难以辨认。此时，天气突变，风雪交加，依塔洪说，毛驴不能再走了，几天没草吃的毛驴如不及时返回便会死在这里。 望着从毛驴上卸下的物资，大家心里都在犯怵，按照现在的速度到火山口至少还要四天时间，更何况还要带上这些装备。在这最困难的时刻，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集中到了小雨身上，她是9名队员中唯一的女孩。我对着风雪中瑟瑟发抖的小雨说：“你还能走吗”？她回答：“不背东西可能还行。”
“今天走到现在，直线距离才走了3公里，前面的路还远呢，小雨，你不背东西也走不动了……”我话音未落，小雨就哭了。有些地方一生也许只能去一次，即使失败了那也是一种美。
雪更大了，探险仍要继续，我挑选了四名队员，依塔洪也许是被我们的勇气所感动，愿意一同前行，而阿曼牵着3头毛驴带其余的队员返回。为了减轻重量，我们在此处埋下返程时用的部分食物及燃料，多余的物品全部让毛驴驮回。
极寒让向导打道回府
又飘了一夜的雪花，早晨起来天灰蒙蒙的。每个人的背包都重了很多，队员们一走一晃地感到很不适应，没走几步就明显胸闷气短。虽然是零下20度，但大家的内衣还是被汗水湿透。没多久，就进入了危机四伏的“一线天”，行进中不时听到落石砸向地面的响声。我们不敢滞留，不敢大声说话，拼命地沿着谷底向上攀爬，只想尽快离开这个鬼门关。
走出来后，河道渐渐宽了，在东侧的一块平坦处有许多用石头垒起的无名坟堆。在一座黑色大山下有十几堆垒得很规整的铁矿石，少说也有几百吨。这些坟墓都是修路和开矿的人留下的。
随着海拔的升高，气温越来越低，穿着一双球鞋和一条薄毛裤的依塔洪，哪里能抵御住这严寒。当我们赶上他时，他正躲在一个巨石后避风，冻得话都说不出来，抬手指了指巨石的下方。只见缝隙里藏着一具死尸，衣服完好，骨肉也没有完全分离，在其周围十几米范围内还有一具被肢解的人骨，令人毛骨悚然。
为了远离晦气的死人沟，当天一直行进到天黑，在海拔4200米处的石崖下扎营。缺氧和寒冷使我半睡半醒朦朦胧胧地度过了一夜，天还不亮依塔洪就拉开了我们帐篷，说他腿痛得一夜没睡，要回家去。望着他那双冻肿的双脚我又能说什么呢？望着依塔洪远去的背影，我们既难受也担心，祈祷他能尽快赶上昨天返回的队伍，安全地回到普鲁村。
路程、海拔、体能、重负行军，在进与退中抉择
离开普鲁村第四天的下午我们终于到达了苏巴什，卫星导航仪显示直线距离27.8公里，而到火山口直线距离还有31.8公里。这意味着四天走了还不到一半路程，而且是马不停蹄地从天亮走到天黑，昆仑山的路真是不能用距离来衡量的。
当年修筑的路基一直延伸到一处平坦开阔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废弃的院落和几间石头垒的没有顶的房屋。我们在一个较大的石屋中支起了两顶帐篷，瓦斯炉在帐篷里不停地烧着，还有点家的温暖。面对严峻的现实，队员西锐以开玩笑的口气说：“不行我们在这里住几天再回去，就说我们到火山口了。”
离开苏巴什，沿着干枯的河床南行两个小时后，又进入了一个由彩色砂岩构成的峡谷地带。峡谷的坡度很大，海拔急剧地升高，前方几公里处便是让人谈虎色变的上硫磺达坂，它的名字也许和火山喷发有着某种关系。下午5点左右，我、马玉山和甄晨光到达了海拔4700米的达坂脚下，看时间还早，我们轻装攀上达坂侦察。
硫磺达坂是青藏高原的北部边缘，海拔5114米，翻过达坂就进入了平均海拔5000米的阿什库勒盆地。从达坂脚下到达坂直线距离2公里，海拔上升415米。坡大、雪深加上刺骨的寒风，翻越达坂如同攀登雪山一样。天快黑时我和马玉山到达了顶部，没敢停留，迅速下撤。
现在的海拔升高到了4710米，离村子少说也有70公里的实际行程。晚上5个人坐在帐篷里，神情异常的严肃。此时大家心里都明白，要想翻过硫磺达坂到达火山口来回至少还需三天时间，要在平均海拔5000米的高原上还要负重行走近百公里，一旦翻过达坂后身体出现问题，后果是非常可怕的，那时谁也帮不了你，你将永远地留在了高原。
说心里话我当时都想到了放弃，因为生命不仅仅属于我自己。吕俊又出现了高山肺水肿的病兆，在这危急关头，我让西锐护送吕俊立刻返回。其余三人决定一起去火山口。
望着队友远去的身影，我的心情顷刻沉重起来，短短的6天两批队员下撤了，加上放在帐篷外面的羊肉也被狼叼走，我们孤零零的三人在寒冷贫瘠的昆仑山深处真的感到了孤独和恐惧。当时最怕的是遇到狼群，出发时我把猎刀挂在了包外，默默地祈祷昆仑山能保佑我们安全翻越硫磺达坂到达火山。
异常严峻的考验
第六天清晨，气温异常寒冷，空气似乎都已凝固，唯有我们的呼吸声和脚下的积雪发出清脆的响声。只有2公里的距离，却用了我们2个小时。当我们站在达坂顶部，回首用脚步丈量过的大地，大家都感到十分的欣慰。
严冬的阿什库勒盆地一片苍凉，所经之处除了满目荒凉的沙砾外，就是被风吹到低洼处的积雪。我们沿着当年筑路大军铺设的路基向湖边走去，没多远就能看到一具具骆驼或毛驴的白骨，可以想象当年筑路部队所历经的磨难。当行进16公里到达色格孜库勒淡水湖时，湖水已经干枯，除了一个个被积雪覆盖的洼地外，看不到冰面。我们不敢停留继续向东行进，当到达阿其克库勒湖时天色已晚，气温也降到了零下28度。
在高海拔不吃饭可以忍受，但不喝水则是致命的。一整天高强度的行军，我们已是饥渴难忍。虽知道是咸水湖，但还是忍不住用匕首敲下了几块冰，决定融雪饮用。融水如同稀泥汤，还没到嘴边就能闻到一股刺鼻的盐碱味，没有别的选择，我们硬着头皮每人喝了一碗。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轻负重，在翻越硫磺达坂时，没有带帐篷的外帐，以致帐篷内部温度几乎和外界一样。那一夜也成了进山以来最寒冷的一夜，我们穿上所有能穿的衣物钻进了睡袋。
遭遇野牦牛
早晨天空格外晴朗，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映红了阿什库勒对面的雪山。不知从哪里来的一大群鸟儿从天空中飞过，给这万物皆寂的盆地带来了一线生机。阿什库勒火山已清楚地展现在面前，似乎近在咫尺垂手可及。我们出发时没带水和食品，想用不了半天时间就能返回营地。 实际上，从营地到火山直线距离7公里，为了快去快回，决定穿过冰封的湖面直插火山。也许是气温太低或盐碱度太高，冰层都被冻裂了，透过冰层望去，底下像炸开的玻璃似的，皆是密密麻麻的小裂缝。在明镜般的冰面上行走，寒风吹起的积雪在脚下流淌，仿佛进入了冰河时代。
快接近湖中央时，在阿什库勒南岸的一群野牦牛进入了视野。为了近距离拍摄，我们向南岸走去。这里人迹罕至，野牦牛似乎也从来没有见过人，对于我们的突然闯入，牛群没有任何反应，悠闲地在岸边吃草。当距离还有30米时，我一人拿着摄像机向牦牛走去。拍摄中，一头体型硕大的野牦牛翘起尾巴向我们冲了过来，在他俩的惊呼声中，我扔下摄像机向湖边跑去。聪明的野牦牛到了湖边立刻停了下来，也许它知道一旦在冰面上滑倒，笨重的身体一定难以爬起来。
整整7天，终于登上了阿什库勒火山
上岸后沿着喀拉塔什勒克（意为“黑石滩”的岩浆流经地带）向火山走去。这里分布着11座火山堆，其火山熔岩面积达250平方公里。在南边有几座6000多米的雪山，高山的融雪滋润着这片肥沃的土地。冬季的“黑石滩”上长满了一尺多高的针毛草，在阳光的照耀下呈现一片金色。阿什库勒火山是这一地区最大的火山，它的外形如同一个梯形，远在硫磺达坂上就能看到。据记载，1951年5月27日上午9时50分，阿其克库勒火山再次喷发，它一度也标志着中国唯一的一座活火山在青藏高原诞生。
越过黑石滩，下午4时20分我们终于登上了阿什库勒火山。火山直径约有100米，深约60米，像是一个巨大的砖瓦窑一样拔地而起。在火山的顶部有一个向南开的口子，这无疑是岩浆流出的口子，其下方形成了巨大的火山舌。火山口的底部犹如一个巨大的锅底，而四周分布了许许多多的熔岩洞，红色和黑色火山岩如铅浇铁铸一般阴森凝重，在锅底坑和熔岩洞附近狼粪和动物的尸骨随处可见。
当我站在海拔4921米的火山口上，环视四周的皑皑雪山和明镜般冰封的湖泊，此刻我真是百感交集。整整7天，135公里的艰难跋涉，我们走进了昆仑山的怀抱，来到了火山口，了却了我十几年的心愿，同时也把9名探险队员的心愿带上了火山。
险些找不回营地
一个小时后，我们匆匆离开了火山口，想跨过冰封的湖面天黑前回到营地。此时，近10个小时滴水未进，明显感到体力不支。当行进到湖水中间时，突然发现脚下湿漉漉的，一层清澈的水流在冰面上蔓延。我用手指蘸了一点，苦涩难言，细细观察才发现，是一条5米宽，看不到边的裂缝横断湖面，高浓度的盐碱水从裂缝中溢出，如果再往前走几米就有可能掉入湖水中。
此时暮色已经降临，失魂落魄的我们加快了脚步向黑石滩方向走去，大家都不说话，也许都意识到了危险在向我们逼近。在离开营地时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疏忽了用GPS保存营地的位置。在这广袤的阿什库勒盆地，一旦天黑之前看不到营地，天黑后我们就有可能迷失方向，即使营地就在附近也难以发现。
踏上黑石滩，我拔腿向营地方向跑去。在学校我是中长跑运动员，也曾经拿过国家二级运动员证书，可在近5000米的高原跑步，没多远就感觉胸闷得喘不上气来，两腿就像灌了铅似的一步也迈不动。
也许是我们的执著和勇敢感动了昆仑山，当我们绕过冰裂缝再次踏上冰封的湖面时，终于看到了1公里外的营地。天渐渐黑了下来，我们摸黑向营地走去。
今天是进山以来最累的一天，钻进帐篷连吃饭的心思都没有了。
生死攸关的一天
进山的第八天，对我们来说也是生死攸关的一天，因为融雪和取暖，燃料已经耗尽。我们必须用一天的时间赶回普鲁河谷，在那里有预埋的食品和燃料。
离开营地前，感慨万分的我们面对摄像机像有千言万语。今天就要返回了，还有100多公里的路程等待着我们。中午，当我最后一个登上了冰雪覆盖的硫磺达坂时，已经提前到达的马玉山跑了过来，我们紧紧地拥抱，他大声地说：“我们活着回来了，我们有救了！”是的，翻过硫磺达坂就安全了许多。
一路小跑来到了达坂下的营地，令人沮丧的是，留在营地的羊肉被狼吃了，剩下的只有一瓶冻硬的矿泉水和已经冻得像石头一样的橙子。这个吕俊送给小雨的情人节礼物，此刻似乎也成了我们的救命之物，老甄用石头砸开了橙子，大家迫不及待地连皮带肉吞下了它。
下午5点到达了苏巴什，望着清澈的泉水，我们不由分说地趴在河边痛饮起来。天黑后，赶到了预留食品的营地。
终于安全地走出了昆仑山
第九天，在接近“天路”达坂时，发现了一串脚印，一直沿着河谷向下走去，我们判断是依塔洪的脚印。河谷越来越窄，脚印越走越高，望着脚下几十米的深涧，令人心惊胆战，一旦滑倒定死无疑。面对一处接近70度，覆盖着冰雪的崖壁，我们谁也不敢贸然通过。我仔细观察脚下的深涧，没有发现有人滑坠的迹象，我猜测依塔洪肯定通过了这段崖壁，他从小就生活在昆仑山，在山涧行走的能力比我们强得多。
回家心切，第十天一大早就离开了营地，没走多久，老远就看到了依塔洪和阿曼。原来依塔洪算好了我们今天会出山，天不亮他们就牵着两头毛驴来接应我们了。
见面后得知，依塔洪和我们分手后，日夜兼程，用了24小时赶上了第一批下撤的队伍，而西锐陪着身体不适的吕俊用了两天的时间返回了普鲁村。
我们坐在毯子上，吃着依塔洪带来的馕，喝着他烧的奶茶，顿时一股暖流涌向心头，此时此刻我们都感到无比的温暖和欣慰。整整十天的艰难跋涉，穿过了险峻的普鲁河谷，翻越了冰封的硫磺达坂，在极端严酷的气候条件下到达了火山口，开创了人类探险史上冬季到达阿什库勒火山的先河，实现了自身的梦想。与此同时，我们也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
大年初二，正当人们呆在温暖的家里欢度春节之际，我们一行9人乘两部越野车悄然离开了乌鲁木齐。
经过一天一夜1200公里的长途跋涉，初三到达了于田县。阿羌乡的麦乡长还特意带来了维吾尔族青年苏来曼，由他当向导带我们进入普鲁村。初四一大早，向西南方向行进十来公里到达了兰干乡，又沿着乡村公路向南行进40多公里到达了克里雅河的渠首，乡村道路也在此终止了。我们只能顺着两道车辙向昆仑山前山的冲击扇地带驶去。
昆仑山前山地带气候极其干燥，呈现在面前的也是一片灰蒙蒙的世界。从渠首进入普鲁村的路大部分都被风沙掩埋，行进非常缓慢。沿着克里雅河的西岸南行，进入前山的丘陵地带时，坡度越来越大。路下方十几米处便是被河水冲刷而成的百米深涧，向下望去令人头晕目眩。在这种路况下，四缸越野车显然力不从心。当北京吉普行驶到盘山路的一个急转弯处时发现路面被风沙掩埋，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沙梁。为了安全起见，队员都下了车，但几次冲击都没有过去，大家都有点沮丧，我开始怀疑这个路是不是走错了。每当问苏来曼时，他给我的回答只是一个肯定的手势。他指着北京吉普说：普鲁村的人进出山都是坐这种的车。不是他这样肯定的回答，我们谁也不敢相信这就是进入普鲁村的路，如果没有向导我们肯定会打道回府的。
正郁闷地从车上往下卸行李时，从普鲁村方向开来了两辆破旧不堪的北京吉普车，停车后从车里下来了至少20个人，其中一辆车的后工具箱里还装了一只大绵羊。看到此景我们都瞪大了眼睛：“这车怎么这么牛呀！”甄晨光半天不语，过去细细打量了一番普鲁村的北京吉普车，回来神秘地说：“那两个车都增加了钢板，而且都是原厂制造的。”此后老甄再也不敢叨咕“车拉得太多”了。
通往普鲁村的这区区40公里路程，整整折腾了我们6个半小时，可以说这条路是新疆最难走的公路。
这天能去火山？
正是由于进出普鲁村极为不便，村民们几乎很少与外界联系，我们的突然闯入成了这里家喻户晓的头号新闻。虽说普鲁村是昆仑山前山中最大的一个村落，但全村1000多口人几乎都不懂汉语。正急得团团转时，苏来曼带来了一个在乌鲁木齐上汉语学校的小孩。
普鲁村在历史上也是进入西藏的门户，从这里到西藏有一条高原秘道，几个世纪以来这条秘道曾在军事、商务和民间交往等方面发挥过独特的作用，在离普鲁村8公里处至今还保留着一处20世纪40年代的军事要塞。
村民得知我们是从乌鲁木齐专程来看火山的，都不可思议地摇头。甚至有人问我们：“你们到这里来，公家每天给你们多少钱？”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个季节不可能到达火山。
如今，村里只有依塔洪和阿曼两个中年男子曾到达过火山。晚上，我们在小翻译的帮助下找到了他俩，再三地求助下，他俩答应为我们当向导。作为报答我们出了高一倍的价格租用了三头毛驴（毛驴和人工一天都是60元），并答应他们，毛驴如果死了我们会照价赔偿的。
出师不利
进入普鲁河谷时正赶上昆仑山一带普降大雪，气温降到零下20度。按计划第一天赶到苏巴什，地图显示直线距离不足30公里，根据我们以往的山间徒步速度，完成这个里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离开普鲁村南行6公里，到达了地图上标有阿拉叫依的山口，这里河谷深邃，地势险要，是通往青藏高原的必经之路。在山口的高台处有一个干打垒残墙围成的大院，院内有十几间土房，这就是史料中记载的南疆边陲的一处军事要塞——阿拉叫依要塞，自清代起就有驻军，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离开要塞不久，由于前方木桥已严重损坏摇摇欲坠，人和驴都不敢通过，大家不得不沿着陡峭的山路绕行。此时，海拔也开始急剧攀升，我们走在狭窄的小道上，望着脚下几百米深的河谷，不由得感到心惊胆战。下午7点多，天空飘起了雪花，队伍翻过几个海拔3000多米的山梁后又下到了海拔2800多米的普鲁河谷，再往前就是海拔3600多米的小达坂和琼达坂。站在谷底仰望前方，达坂上隐约可辨的“之”字形小径一直延伸到云雾之中，给人一种天路的感觉。依塔洪说，翻过前面两个达坂至少要用一天的时间。
我们在谷底扎营，用GPS测量了行程。让我沮丧的是，不停地行走了近10个小时才走了不足8公里直线距离。这离预期的目标相差太远，照这个速度，4天才能到达苏巴什，准备的食物根本不够。出师不利，大家都闷闷不乐，我也开始对计划产生了怀疑。依塔洪也看出了我的心思，和阿曼商量后，决定连夜赶回村里带两只羊来补充食物，我深深地被他们的淳朴和善良所打动。
零下30度流淌着的一股清泉
虽说是租用了三头毛驴，但每个队员负重都在20公斤以上，沿着克里雅河谷陡峭的山崖连续翻越两个达坂后，队伍又下到了布满冰瀑的谷底。深邃的峡谷挡住了阳光，雪花和雾气笼罩谷底显得格外的阴森，此时队员们已是饥寒交迫，体力也到了极限。
进山前拜访了于田县玉石矿的安矿长，听说我们要去火山口，安矿长认为我们是一群疯子。反复告诫：昆仑山山区在每年的11月到来年的5月大雪封山，气候极其寒冷，进山就等于送死。其实，由于这里是个干旱的极地，冬季下雪也很快被融化，留在地表的积雪很少。但山区的寒冷的确让人难以忍受，白天气温一般在零下20度以下，夜里达到零下30多度。但由于普鲁河水大都发源于上游的山泉，河谷除了巨石和大大小小的冰川瀑布外，居然在河道中还流淌着一股清澈的泉水。
晚上，风吹得帐篷“哗哗”作响，想想明天的行程大家心情都沉甸甸的。毛驴在冰上是无法行走的，河水也不知有多深。才进山两天，如果毛驴不能走了，靠人力背上所有的物资，我们能到达火山口吗？
一夜的降雪给昆仑山披上了银装，一大早起来就赶忙清理毛驴身上的积雪。早饭后，所有队员开始在冰上撒沙子，给毛驴铺路，这是唯一让毛驴继续前进的办法。连续的铺路、涉水，行军速度慢得像蜗牛似的，队员的体力消耗也很大，经过近10个小时的行进，下午6时到达了萨郎开来（维吾尔语意是傻子来的地方）的峡谷。这里海拔4100米，前方的峡谷变成只有了几米宽的“一线天”，两侧垂直峭立的崖壁上满是摇摇欲坠的巨石。跌落的河水在峡谷底部形成了一个个数米高的冰瀑，当年筑路部队沿着山坡铺设的路基早已被山体坍塌冲刷得难以辨认。此时，天气突变，风雪交加，依塔洪说，毛驴不能再走了，几天没草吃的毛驴如不及时返回便会死在这里。 望着从毛驴上卸下的物资，大家心里都在犯怵，按照现在的速度到火山口至少还要四天时间，更何况还要带上这些装备。在这最困难的时刻，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集中到了小雨身上，她是9名队员中唯一的女孩。我对着风雪中瑟瑟发抖的小雨说：“你还能走吗”？她回答：“不背东西可能还行。”
“今天走到现在，直线距离才走了3公里，前面的路还远呢，小雨，你不背东西也走不动了……”我话音未落，小雨就哭了。有些地方一生也许只能去一次，即使失败了那也是一种美。
雪更大了，探险仍要继续，我挑选了四名队员，依塔洪也许是被我们的勇气所感动，愿意一同前行，而阿曼牵着3头毛驴带其余的队员返回。为了减轻重量，我们在此处埋下返程时用的部分食物及燃料，多余的物品全部让毛驴驮回。
极寒让向导打道回府
又飘了一夜的雪花，早晨起来天灰蒙蒙的。每个人的背包都重了很多，队员们一走一晃地感到很不适应，没走几步就明显胸闷气短。虽然是零下20度，但大家的内衣还是被汗水湿透。没多久，就进入了危机四伏的“一线天”，行进中不时听到落石砸向地面的响声。我们不敢滞留，不敢大声说话，拼命地沿着谷底向上攀爬，只想尽快离开这个鬼门关。
走出来后，河道渐渐宽了，在东侧的一块平坦处有许多用石头垒起的无名坟堆。在一座黑色大山下有十几堆垒得很规整的铁矿石，少说也有几百吨。这些坟墓都是修路和开矿的人留下的。
随着海拔的升高，气温越来越低，穿着一双球鞋和一条薄毛裤的依塔洪，哪里能抵御住这严寒。当我们赶上他时，他正躲在一个巨石后避风，冻得话都说不出来，抬手指了指巨石的下方。只见缝隙里藏着一具死尸，衣服完好，骨肉也没有完全分离，在其周围十几米范围内还有一具被肢解的人骨，令人毛骨悚然。
为了远离晦气的死人沟，当天一直行进到天黑，在海拔4200米处的石崖下扎营。缺氧和寒冷使我半睡半醒朦朦胧胧地度过了一夜，天还不亮依塔洪就拉开了我们帐篷，说他腿痛得一夜没睡，要回家去。望着他那双冻肿的双脚我又能说什么呢？望着依塔洪远去的背影，我们既难受也担心，祈祷他能尽快赶上昨天返回的队伍，安全地回到普鲁村。
路程、海拔、体能、重负行军，在进与退中抉择
离开普鲁村第四天的下午我们终于到达了苏巴什，卫星导航仪显示直线距离27.8公里，而到火山口直线距离还有31.8公里。这意味着四天走了还不到一半路程，而且是马不停蹄地从天亮走到天黑，昆仑山的路真是不能用距离来衡量的。
当年修筑的路基一直延伸到一处平坦开阔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废弃的院落和几间石头垒的没有顶的房屋。我们在一个较大的石屋中支起了两顶帐篷，瓦斯炉在帐篷里不停地烧着，还有点家的温暖。面对严峻的现实，队员西锐以开玩笑的口气说：“不行我们在这里住几天再回去，就说我们到火山口了。”
离开苏巴什，沿着干枯的河床南行两个小时后，又进入了一个由彩色砂岩构成的峡谷地带。峡谷的坡度很大，海拔急剧地升高，前方几公里处便是让人谈虎色变的上硫磺达坂，它的名字也许和火山喷发有着某种关系。下午5点左右，我、马玉山和甄晨光到达了海拔4700米的达坂脚下，看时间还早，我们轻装攀上达坂侦察。
硫磺达坂是青藏高原的北部边缘，海拔5114米，翻过达坂就进入了平均海拔5000米的阿什库勒盆地。从达坂脚下到达坂直线距离2公里，海拔上升415米。坡大、雪深加上刺骨的寒风，翻越达坂如同攀登雪山一样。天快黑时我和马玉山到达了顶部，没敢停留，迅速下撤。
现在的海拔升高到了4710米，离村子少说也有70公里的实际行程。晚上5个人坐在帐篷里，神情异常的严肃。此时大家心里都明白，要想翻过硫磺达坂到达火山口来回至少还需三天时间，要在平均海拔5000米的高原上还要负重行走近百公里，一旦翻过达坂后身体出现问题，后果是非常可怕的，那时谁也帮不了你，你将永远地留在了高原。
说心里话我当时都想到了放弃，因为生命不仅仅属于我自己。吕俊又出现了高山肺水肿的病兆，在这危急关头，我让西锐护送吕俊立刻返回。其余三人决定一起去火山口。
望着队友远去的身影，我的心情顷刻沉重起来，短短的6天两批队员下撤了，加上放在帐篷外面的羊肉也被狼叼走，我们孤零零的三人在寒冷贫瘠的昆仑山深处真的感到了孤独和恐惧。当时最怕的是遇到狼群，出发时我把猎刀挂在了包外，默默地祈祷昆仑山能保佑我们安全翻越硫磺达坂到达火山。
异常严峻的考验
第六天清晨，气温异常寒冷，空气似乎都已凝固，唯有我们的呼吸声和脚下的积雪发出清脆的响声。只有2公里的距离，却用了我们2个小时。当我们站在达坂顶部，回首用脚步丈量过的大地，大家都感到十分的欣慰。
严冬的阿什库勒盆地一片苍凉，所经之处除了满目荒凉的沙砾外，就是被风吹到低洼处的积雪。我们沿着当年筑路大军铺设的路基向湖边走去，没多远就能看到一具具骆驼或毛驴的白骨，可以想象当年筑路部队所历经的磨难。当行进16公里到达色格孜库勒淡水湖时，湖水已经干枯，除了一个个被积雪覆盖的洼地外，看不到冰面。我们不敢停留继续向东行进，当到达阿其克库勒湖时天色已晚，气温也降到了零下28度。
在高海拔不吃饭可以忍受，但不喝水则是致命的。一整天高强度的行军，我们已是饥渴难忍。虽知道是咸水湖，但还是忍不住用匕首敲下了几块冰，决定融雪饮用。融水如同稀泥汤，还没到嘴边就能闻到一股刺鼻的盐碱味，没有别的选择，我们硬着头皮每人喝了一碗。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轻负重，在翻越硫磺达坂时，没有带帐篷的外帐，以致帐篷内部温度几乎和外界一样。那一夜也成了进山以来最寒冷的一夜，我们穿上所有能穿的衣物钻进了睡袋。
遭遇野牦牛
早晨天空格外晴朗，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映红了阿什库勒对面的雪山。不知从哪里来的一大群鸟儿从天空中飞过，给这万物皆寂的盆地带来了一线生机。阿什库勒火山已清楚地展现在面前，似乎近在咫尺垂手可及。我们出发时没带水和食品，想用不了半天时间就能返回营地。 实际上，从营地到火山直线距离7公里，为了快去快回，决定穿过冰封的湖面直插火山。也许是气温太低或盐碱度太高，冰层都被冻裂了，透过冰层望去，底下像炸开的玻璃似的，皆是密密麻麻的小裂缝。在明镜般的冰面上行走，寒风吹起的积雪在脚下流淌，仿佛进入了冰河时代。
快接近湖中央时，在阿什库勒南岸的一群野牦牛进入了视野。为了近距离拍摄，我们向南岸走去。这里人迹罕至，野牦牛似乎也从来没有见过人，对于我们的突然闯入，牛群没有任何反应，悠闲地在岸边吃草。当距离还有30米时，我一人拿着摄像机向牦牛走去。拍摄中，一头体型硕大的野牦牛翘起尾巴向我们冲了过来，在他俩的惊呼声中，我扔下摄像机向湖边跑去。聪明的野牦牛到了湖边立刻停了下来，也许它知道一旦在冰面上滑倒，笨重的身体一定难以爬起来。
整整7天，终于登上了阿什库勒火山
上岸后沿着喀拉塔什勒克（意为“黑石滩”的岩浆流经地带）向火山走去。这里分布着11座火山堆，其火山熔岩面积达250平方公里。在南边有几座6000多米的雪山，高山的融雪滋润着这片肥沃的土地。冬季的“黑石滩”上长满了一尺多高的针毛草，在阳光的照耀下呈现一片金色。阿什库勒火山是这一地区最大的火山，它的外形如同一个梯形，远在硫磺达坂上就能看到。据记载，1951年5月27日上午9时50分，阿其克库勒火山再次喷发，它一度也标志着中国唯一的一座活火山在青藏高原诞生。
越过黑石滩，下午4时20分我们终于登上了阿什库勒火山。火山直径约有100米，深约60米，像是一个巨大的砖瓦窑一样拔地而起。在火山的顶部有一个向南开的口子，这无疑是岩浆流出的口子，其下方形成了巨大的火山舌。火山口的底部犹如一个巨大的锅底，而四周分布了许许多多的熔岩洞，红色和黑色火山岩如铅浇铁铸一般阴森凝重，在锅底坑和熔岩洞附近狼粪和动物的尸骨随处可见。
当我站在海拔4921米的火山口上，环视四周的皑皑雪山和明镜般冰封的湖泊，此刻我真是百感交集。整整7天，135公里的艰难跋涉，我们走进了昆仑山的怀抱，来到了火山口，了却了我十几年的心愿，同时也把9名探险队员的心愿带上了火山。
险些找不回营地
一个小时后，我们匆匆离开了火山口，想跨过冰封的湖面天黑前回到营地。此时，近10个小时滴水未进，明显感到体力不支。当行进到湖水中间时，突然发现脚下湿漉漉的，一层清澈的水流在冰面上蔓延。我用手指蘸了一点，苦涩难言，细细观察才发现，是一条5米宽，看不到边的裂缝横断湖面，高浓度的盐碱水从裂缝中溢出，如果再往前走几米就有可能掉入湖水中。
此时暮色已经降临，失魂落魄的我们加快了脚步向黑石滩方向走去，大家都不说话，也许都意识到了危险在向我们逼近。在离开营地时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疏忽了用GPS保存营地的位置。在这广袤的阿什库勒盆地，一旦天黑之前看不到营地，天黑后我们就有可能迷失方向，即使营地就在附近也难以发现。
踏上黑石滩，我拔腿向营地方向跑去。在学校我是中长跑运动员，也曾经拿过国家二级运动员证书，可在近5000米的高原跑步，没多远就感觉胸闷得喘不上气来，两腿就像灌了铅似的一步也迈不动。
也许是我们的执著和勇敢感动了昆仑山，当我们绕过冰裂缝再次踏上冰封的湖面时，终于看到了1公里外的营地。天渐渐黑了下来，我们摸黑向营地走去。
今天是进山以来最累的一天，钻进帐篷连吃饭的心思都没有了。
生死攸关的一天
进山的第八天，对我们来说也是生死攸关的一天，因为融雪和取暖，燃料已经耗尽。我们必须用一天的时间赶回普鲁河谷，在那里有预埋的食品和燃料。
离开营地前，感慨万分的我们面对摄像机像有千言万语。今天就要返回了，还有100多公里的路程等待着我们。中午，当我最后一个登上了冰雪覆盖的硫磺达坂时，已经提前到达的马玉山跑了过来，我们紧紧地拥抱，他大声地说：“我们活着回来了，我们有救了！”是的，翻过硫磺达坂就安全了许多。
一路小跑来到了达坂下的营地，令人沮丧的是，留在营地的羊肉被狼吃了，剩下的只有一瓶冻硬的矿泉水和已经冻得像石头一样的橙子。这个吕俊送给小雨的情人节礼物，此刻似乎也成了我们的救命之物，老甄用石头砸开了橙子，大家迫不及待地连皮带肉吞下了它。
下午5点到达了苏巴什，望着清澈的泉水，我们不由分说地趴在河边痛饮起来。天黑后，赶到了预留食品的营地。
终于安全地走出了昆仑山
第九天，在接近“天路”达坂时，发现了一串脚印，一直沿着河谷向下走去，我们判断是依塔洪的脚印。河谷越来越窄，脚印越走越高，望着脚下几十米的深涧，令人心惊胆战，一旦滑倒定死无疑。面对一处接近70度，覆盖着冰雪的崖壁，我们谁也不敢贸然通过。我仔细观察脚下的深涧，没有发现有人滑坠的迹象，我猜测依塔洪肯定通过了这段崖壁，他从小就生活在昆仑山，在山涧行走的能力比我们强得多。
回家心切，第十天一大早就离开了营地，没走多久，老远就看到了依塔洪和阿曼。原来依塔洪算好了我们今天会出山，天不亮他们就牵着两头毛驴来接应我们了。
见面后得知，依塔洪和我们分手后，日夜兼程，用了24小时赶上了第一批下撤的队伍，而西锐陪着身体不适的吕俊用了两天的时间返回了普鲁村。
我们坐在毯子上，吃着依塔洪带来的馕，喝着他烧的奶茶，顿时一股暖流涌向心头，此时此刻我们都感到无比的温暖和欣慰。整整十天的艰难跋涉，穿过了险峻的普鲁河谷，翻越了冰封的硫磺达坂，在极端严酷的气候条件下到达了火山口，开创了人类探险史上冬季到达阿什库勒火山的先河，实现了自身的梦想。与此同时，我们也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