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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体育实况转播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1951年5月，由张之同志解说转播了3场男子篮球赛的实况，开创了中央台体育实况转播的历史。
然而，在“文革”中的1967年，中央台的体育实况转播迫中断了。当时，它受到了猛烈的批判，以宣扬“锦标主义”、“技术第一”和“大国沙文主义”的罪名，被列入了“大毒草”的名单之内。从此，体育的实况转播这个领域，成为广播工作者望而生畏的危险区，轻易不敢涉足。当时应听众强烈要求和国际体育交往的需要，1970年周恩来总理指示要求在广播和电视中恢复体育实况转播，7月初，西哈努克亲王由朝鲜来到北京，为欢迎西哈努克亲王来访，国家体委决定在首都体育馆进行一场体育表演，这场演出被批准实况转播，这在“文革”当中首开纪录。
一个月之后的8月13日，朝鲜派出包括乒坛名将朴信一在内的乒乓球队来华访问，同中国乒乓球队进行友谊表演赛。双方商定8月16日由中央台转播开幕式和友谊赛的实况。北京电视台（即现在的中央电视台）同时转播，那时电台的广播、电视的转播统一由中央台播音员解说。这是“文革”以来第一次转播中国队同外国队体育比赛的实况。
对中朝乒乓球友谊赛这场转播，国家体委十分重视，也十分为难。他们经过多次研究布置，作了种种规定，不知费了多少脑筋。朝鲜乒乓球队的来访，是为参加即将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赛做准备。我国乒乓球队没有参加过第29届和第30届世乒赛，在种子选手上很吃亏，对外国乒乓球的发展水平也不了解，心中没底，欠缺国际比赛经验，也很想借此练练兵，摸摸底，彼此想到一处了，但对外又不好叫比赛，所以叫“友谊表演赛”。上级领导对这场比赛的具体要求是：多讲政治，多讲友谊，不报具体比分，不报比赛结果。
这是一场从未遇到过的特殊情况下的特殊转播，叫中央台领导无法具体实施，左右为难。鉴于此，中央台只好把难处和想法如实地逐级向上反映，后来上级领导作了某些有限度的松动：（一）每一局比赛以21分取胜，双方打到比分15之前，彼此相差不超过2分时，可以报比分，彼此相差两分以上时不报分；（二）双方打到比分15之后，快接近比赛结果了，不再报比分，不能让听众猜出比赛结果；（三）每一局的结果不报，最后的总成绩不报；（四）转播中不能使用谁领先、谁落后这种用语；（五）现场裁判员宣布比分的声音不能播出去，可能让观众猜出结果的镜头要避开。
本来复杂的转播如此变得更复杂了，转播工作人员本来紧张的心理这下更紧张了，一方面要想着转播的用语，一方面又必须紧紧盯住比分。上级领导要求这次转播只能成功，不准出任何纰漏，要充分体现出与“文革”前的转播截然不同，反映出新的精神风貌。如此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转播者为难，听的人纳闷，解说员话到嘴边留半句，关键的时刻只言他，该说的一句不吭，不想听的没完没了。就这样，转播中间还几次接到上级领导的电话，提醒“不要再报比分了”，甚至质问：“不让报分，你们怎么又报了！”而听众和电视观众也纷纷打来电话质问：“为什么不报比分？这是打的什么球？算什么转播？”事后，一封封观众来信从四面八方飞来，对此提出“强烈抗议”，要我们做出解释，怎么解释呢？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这种转播方式曾经沿用了一段时间，直到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队来访时，才告结束。
1971年4月10日，在日本名古屋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队应邀来华访问，此事一时间震惊了世界。
中央台在这场轰动世界的“乒乓外交”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除了作好宣传报道以外，主要是转播好中美乒乓球队比赛的实况。北京电视台（即现在的中央电视台）同时转播。这是一项令人鼓舞的任务，又是一个新的大难题。显然，照搬以上的转播模式不行了。当时“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头号敌人”，全国到处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的怒吼声，转播不报比分，而只讲政治，讲友谊，怎么能讲“头号敌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成就？怎么能讲隔绝22年的中美交往和友谊？当然我们也不能借此机会多喊几句“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人家终究是我们请来的客人。那么怎么转播？应该解说什么？电视镜头出现什么？具体掌握到什么分寸？针对这几个问题，我们事先设想了几种方案向上级请示，最后一直请示到周总理那里。
4月12日，针对转播中的问题总理指示：转播词少一点，不要那么多形容词，怎么打就怎么说。不要说什么高超精湛的球艺。“怎么打就怎么说”。不仅如此，4月13日凌晨，周总理还亲自审阅、修改了中央台送审的转播稿，并作了批示：“解说词太长了，我已经都给你们改了，不要那么多形容词。”
中美乒乓球赛打得很精彩，转播得也很精彩，吸引了全国听众和电视观众的注意力。人们似乎主要不是观看球赛、评判哪国的水平高低，而是新奇地在观看美国人，在看美国，在观另一个世界。
在此前后，周总理就体育比赛和转播曾作过多次重要指示，体现出他一贯的指导思想，他强调要正确对待胜负，提倡谦虚谨慎，“要得人心”；我们不仅要打出水平，打出作风和风格来，也要学习人家一技之长。针对中美乒乓球赛水平悬殊，转播中解说有难度的问题，周总理说：比赛要有胜有负，我们都胜不好，要让他们赢一点，还要教会他们。现在回想起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政治形势下，为搞乒乓外交所经历的中央台的广播工作，不禁感慨万分。非常岁月中的那种特殊性，至今难忘。
（注：作者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
（据《纵横》）
然而，在“文革”中的1967年，中央台的体育实况转播迫中断了。当时，它受到了猛烈的批判，以宣扬“锦标主义”、“技术第一”和“大国沙文主义”的罪名，被列入了“大毒草”的名单之内。从此，体育的实况转播这个领域，成为广播工作者望而生畏的危险区，轻易不敢涉足。当时应听众强烈要求和国际体育交往的需要，1970年周恩来总理指示要求在广播和电视中恢复体育实况转播，7月初，西哈努克亲王由朝鲜来到北京，为欢迎西哈努克亲王来访，国家体委决定在首都体育馆进行一场体育表演，这场演出被批准实况转播，这在“文革”当中首开纪录。
一个月之后的8月13日，朝鲜派出包括乒坛名将朴信一在内的乒乓球队来华访问，同中国乒乓球队进行友谊表演赛。双方商定8月16日由中央台转播开幕式和友谊赛的实况。北京电视台（即现在的中央电视台）同时转播，那时电台的广播、电视的转播统一由中央台播音员解说。这是“文革”以来第一次转播中国队同外国队体育比赛的实况。
对中朝乒乓球友谊赛这场转播，国家体委十分重视，也十分为难。他们经过多次研究布置，作了种种规定，不知费了多少脑筋。朝鲜乒乓球队的来访，是为参加即将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赛做准备。我国乒乓球队没有参加过第29届和第30届世乒赛，在种子选手上很吃亏，对外国乒乓球的发展水平也不了解，心中没底，欠缺国际比赛经验，也很想借此练练兵，摸摸底，彼此想到一处了，但对外又不好叫比赛，所以叫“友谊表演赛”。上级领导对这场比赛的具体要求是：多讲政治，多讲友谊，不报具体比分，不报比赛结果。
这是一场从未遇到过的特殊情况下的特殊转播，叫中央台领导无法具体实施，左右为难。鉴于此，中央台只好把难处和想法如实地逐级向上反映，后来上级领导作了某些有限度的松动：（一）每一局比赛以21分取胜，双方打到比分15之前，彼此相差不超过2分时，可以报比分，彼此相差两分以上时不报分；（二）双方打到比分15之后，快接近比赛结果了，不再报比分，不能让听众猜出比赛结果；（三）每一局的结果不报，最后的总成绩不报；（四）转播中不能使用谁领先、谁落后这种用语；（五）现场裁判员宣布比分的声音不能播出去，可能让观众猜出结果的镜头要避开。
本来复杂的转播如此变得更复杂了，转播工作人员本来紧张的心理这下更紧张了，一方面要想着转播的用语，一方面又必须紧紧盯住比分。上级领导要求这次转播只能成功，不准出任何纰漏，要充分体现出与“文革”前的转播截然不同，反映出新的精神风貌。如此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转播者为难，听的人纳闷，解说员话到嘴边留半句，关键的时刻只言他，该说的一句不吭，不想听的没完没了。就这样，转播中间还几次接到上级领导的电话，提醒“不要再报比分了”，甚至质问：“不让报分，你们怎么又报了！”而听众和电视观众也纷纷打来电话质问：“为什么不报比分？这是打的什么球？算什么转播？”事后，一封封观众来信从四面八方飞来，对此提出“强烈抗议”，要我们做出解释，怎么解释呢？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这种转播方式曾经沿用了一段时间，直到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队来访时，才告结束。
1971年4月10日，在日本名古屋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队应邀来华访问，此事一时间震惊了世界。
中央台在这场轰动世界的“乒乓外交”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除了作好宣传报道以外，主要是转播好中美乒乓球队比赛的实况。北京电视台（即现在的中央电视台）同时转播。这是一项令人鼓舞的任务，又是一个新的大难题。显然，照搬以上的转播模式不行了。当时“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头号敌人”，全国到处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的怒吼声，转播不报比分，而只讲政治，讲友谊，怎么能讲“头号敌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成就？怎么能讲隔绝22年的中美交往和友谊？当然我们也不能借此机会多喊几句“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人家终究是我们请来的客人。那么怎么转播？应该解说什么？电视镜头出现什么？具体掌握到什么分寸？针对这几个问题，我们事先设想了几种方案向上级请示，最后一直请示到周总理那里。
4月12日，针对转播中的问题总理指示：转播词少一点，不要那么多形容词，怎么打就怎么说。不要说什么高超精湛的球艺。“怎么打就怎么说”。不仅如此，4月13日凌晨，周总理还亲自审阅、修改了中央台送审的转播稿，并作了批示：“解说词太长了，我已经都给你们改了，不要那么多形容词。”
中美乒乓球赛打得很精彩，转播得也很精彩，吸引了全国听众和电视观众的注意力。人们似乎主要不是观看球赛、评判哪国的水平高低，而是新奇地在观看美国人，在看美国，在观另一个世界。
在此前后，周总理就体育比赛和转播曾作过多次重要指示，体现出他一贯的指导思想，他强调要正确对待胜负，提倡谦虚谨慎，“要得人心”；我们不仅要打出水平，打出作风和风格来，也要学习人家一技之长。针对中美乒乓球赛水平悬殊，转播中解说有难度的问题，周总理说：比赛要有胜有负，我们都胜不好，要让他们赢一点，还要教会他们。现在回想起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政治形势下，为搞乒乓外交所经历的中央台的广播工作，不禁感慨万分。非常岁月中的那种特殊性，至今难忘。
（注：作者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
（据《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