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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文艺民俗学角度出发，以诞生、婚姻和丧葬仪礼民俗解读《文城》的人生仪礼民俗书写对小说情节的推进作用， 探究民俗书写背后的审美文化意义。
关键词：人生仪礼 诞生 婚姻 丧葬 民俗
“民俗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割不断的联系……任何人都是自身所属民俗文化圈的一部分。”[1]余华自小生活在柔 风细雨的吴越小镇，饱受江南文化熏陶，《余华自传》中写道： “我熟悉那里的一切……那里的每个角落我都能在脑子里找到，那里的方言在我自言自语时会脱口而出。我过去的灵感都来自那里，今后的灵感也会从那里产生。”[2]江南民俗世 界的经验是《文城》民俗书写建立的基础“。从作家创作论的 角度来看，作家的创作题材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他本人的生活经验。”[3]笔者以《文城》的人生仪礼民俗为例，从文艺民俗 学的角度探究小说的民俗视野及背后的深刻意义。
一、诞生仪礼：开始与结束
诞生仪礼是人一生的开端礼。一个婴儿刚一出生，还仅仅是一种生物意义上的存在，只有通过为他举行的诞生仪礼，才获得在社会中的地位，被社会承认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小说《文城》详细描写林百家的诞生仪礼：
小美分娩后的第三天，收生婆带着艾叶和花椒来到林祥福家中，她将艾叶和花椒放入锅中，在灶间燃火烧起草药热汤。然后将热汤倒入木盆，又往热汤里放了一些花生和红枣，然后把婴儿放入草药热汤中洗浴起来，收生婆说清除污秽才能除灾免祸。[4]
“洗三”或“三朝”庆贺仪式一般在婴儿出生后第三天举行，在北方多用热水浸泡艾叶、花椒，由老年妇女为婴儿擦身，寓意婴儿平安。小说“洗三”的民俗描写既具有浓郁北方地域特色，其美好寓意又为林百家离开溪镇，前往上海躲避匪患灾难埋下伏笔，是作者对林百家未来人生的美好祝愿。
到了满月这一天，收生婆又来了，这一次她身后跟随一个剃头匠，村里也来了很多人。剃头匠用一把亮晃晃的剃刀刮去婴儿的胎发，又刮去婴儿的眉毛，小美用一块红布将胎发和眉毛小心翼翼包裹起来。[4]
收生婆说按规矩婴儿满月礼落胎发后应该挪窝，由外婆或舅舅抱去自己家小住。
走满月不能回头，回头了就得退回重走。[4]
“满月礼”是诞生礼的一项重要仪式，其中满月落胎发是一项重要的仪礼。在浙江湖州，“婴儿满月剃头之后，须与舅父怀抱前走……赴街游行一圈，俗意以为将来不惧生人”[5]。余华自小受江南文化影响并融入创作，使小说“满月礼”的民俗描写具有鲜明的江南地域特色，同时“满月礼”是小美和林祥福关系的庄重结束，小美将再次离开林祥福。
诞生仪礼的民俗书写，使小说既充满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又与小说情节、主题相融合，共同推动故事发展。诞生意味着新生命（林百家）的开始，告示林祥福和小美已走完共同的人生路程，两人即将分离;开始意味着结束，但结束又有着血缘的藕断丝连，充满悲剧色彩。对小美而言，林百家的诞生使其完成偷金条的赎罪，离开林祥福永不相见将再次开启。但血缘是无法抹杀的客观存在“，女儿”成为一生的痛，需要用更大的代价（以至于以生命献祭）弥补新的缺憾。对于林祥福来说，林百家的诞生带来生活的欢乐和希望，但“女儿需要母亲”的现实处境，促使林祥福踏上寻找文城的征途， 带来无尽的漂泊和寻找。
二、婚姻仪礼：批判与寻找
婚姻是维系人类生存繁衍和社会延续的最基本活动， 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人的命运和家庭的幸福。婚姻作为民俗现象，主要包括婚姻形态和婚姻仪式。
一般的婚姻形态是一夫一妻制，但民间长期存在特殊的婚姻形态，如抢婚、童养婚等，曾被认為合乎婚姻制度的基本规范。《文城》主人公小美的婚姻便是畸形的婚姻形态——“童养婚”。恩格斯指出“：当父权制和一夫一妻制随着私有财产的分量超过共同财产以及随着对继承权的关切而占了统治地位的时候，婚姻的缔结便完全依经济上的考虑为转移了。”[7]家境贫寒及传统重男轻女观念，小美的父亲以 “童养媳”的身份四处“兜售”小美“，小美红彤彤的脸上挂满笑容，她的幸福不是因为自己成为新娘子，是因为第一次穿上崭新的花衣裳”，[4]然而迎接小美的是辛酸、卑微的“童养媳”生活。童养媳身份使小美丧失该有的童年欢乐，婆婆的严厉使小美在恐惧中生活，仅十岁的小美“眼睛里已经没有金子般的颜色了”。笔者认为“，偷穿花衣裳”和“私自拿钱给小弟”的两次行为是小美对“童养婚”形式的反抗，但“童养媳”身份注定小美反抗的失败。第一次反抗以婆婆原谅和惩罚告终，第二次按照“溪镇习俗”小美被休返回西里村，以图塑造小美安顺、服从的性格特征。
有民谣云“：二十岁媳妇三岁郎，夜夜睡觉抱入床。”可见这种没有人道主义的畸形婚俗在当时民间的普遍性。女性沦为病态婚姻形态的牺牲品，完全丧失自由、权利和主体性。作者以小美“童养媳”的身份抨击病态的婚姻形态民俗及传统重男轻女思想对女性的迫害，鼓舞女性勇敢反抗封建陋习和观念，追求女性婚姻自主的权利。
我国传统的婚姻仪式主要有六个阶段，古称“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文城》中小美一共经历了三次婚礼，但每一次婚礼仪式都不完整。第一次是小美和阿强结婚“：按理应该让小美先回万亩荡西里村娘家……可是节俭的婆婆还是免除了迎亲的仪式……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拜堂仪式。”[4]仪式的省略折射出小美不是作为完整的个体进入沈家，童养媳使小美没有权利要求完整的婚礼仪式， 反映“童养婚”对女性的迫害及女性地位低下，预示小美终将离开沈家“。该省的都省了，不该省的也省去了。倒是十二个鸡蛋的风俗仪式没有省去。”[4]生养后代的风俗没有省去，暴露女性在家庭中往往只是充当生育者的角色，充当传宗接代的工具。小说还描写了婚嫁习俗中具体的民俗传统，比如结婚前的“庚帖“”八字”即“六礼”中的“问名”“，是求婚后托请媒人询问女方姓名、生辰八字，准备合婚的仪式”。[7]按照习俗，求婚后男女双方需要合生辰八字，知道属相，才能知道是相生还是相克“。庚帖“”八字”等仪式的缺席，一方面，反映了童养媳生活养成小美安顺、服从的性格，丧失了主体意识。另一方面，缺失意味着空白，空白导致离开——小美的出走“。坐轿”是“亲迎”的重要一环。相传结婚时，男方需要用轿子把女人抬回家，否则女人的脚就是她自己的，随时会一走了之。小美的前两次婚礼都没有坐轿子，暗示了结局：一次跟随阿强离家向北，一次离开林祥福回到阿强身边。第三次婚礼，林祥福给了小美完整的婚礼仪式，“庚帖”“红衣红裤“”坐轿子”等，但坐轿子过程中，小美生育了，仪式被迫中止。缺失意味空白，空白导致离开;完整带来意外，意外产生裂变，小说在空白和裂变中走向高潮。小美的离开促使林祥福寻找文城，林祥福到达溪镇唤起阿强、小美寻找文城，由个体寻找走向群体找寻，表达人们对“文城”的渴望与追求。 《文城》以“童养媳”表达对畸形婚姻形态民俗的批判及女性命运的关切;借小美三次婚礼仪式的不完整推动小说情节发展，即小美多次离开;仪式的缺失引向小说主题——寻找文城，从林祥福个体寻找走向阿强、小美的群体找寻，呈现对“乌托邦”的追求。
三、丧葬仪礼：朴素与悲壮
丧葬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的一部分，“死”与 “葬”紧密联系，生老病死，丧葬仪礼自古有之。余华在《文城》中多处描写丧葬习俗，如沈父临死时的交代：
寿衣不要用缎子“，缎”与“断”谐音，不吉利，有断子绝孙之嫌，阴间黑乎乎的，不宜用黑色，贴身是一套红色衣裤，用大红的细布来做，他说死后到阴间，最先要过的是剥衣亭，小鬼要剥掉阳间穿去的衣裳，小鬼剥到红色，会以为剥出血来， 就缩回手不再剥了。棺材还是要讲究一些，取树身笔直，年份长的杉木做棺材，可使棺材不易腐烂。[4]
江南地区一些观念认为“：死者在去阴间的路上困难重重，路上有一处地方叫‘剥衣亭’，到了那里恶鬼会剥光他的衣服。”[9]学者王保生指出“：民俗不再是外在的东西，而是农村生活内的组成部分，它不仅在外在形貌上呈现，还内在地形成一种农民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9] 剥衣亭“”缎”与 “断”谐音的不吉利、寿衣颜色和棺材的选择，一方面写出沈父朴素的传统观念，另一方面可以看出民俗对沈父的内化影响，具有十分浓厚的江南民俗色彩和民俗意味。
林祥福去世时的场面极具民俗色彩，充满悲壮感，传递出人们对“文城”的追寻和期盼：
死去的林祥福仍然站立着，浑身捆绑，仿佛山崖的神态
……他临终之眼看见了女儿，林百家襟上缀着橙色的班花在中西女塾的走廊上向他走来。
……
“他妈的，他在笑啊。” “这么快就变成鬼了？”
“他妈的，死了不就是个鬼。”
……
“我的妈呀，还在笑。”
……
“你他妈的快上来，快把那个鬼带走。”[4]
民间流传“：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灵魂附体、死后变鬼是民间传统的普遍信仰，也是灵魂不灭观念的呈现方式，善始善终属于正常死亡，是善魂。林祥福是非正常死亡， 死于土匪张一斧的尖刀下，死后“站立着“”笑”的非常理行为自然让土匪感到恐惧害怕。借林祥福的悲壮和死后奇异行为的民俗书写表达对土匪罪行的愤怒，呈现禽兽不如的土匪不怕人，只怕“鬼”的悲惨现实，惨无人道的土匪比妖魔更可怕、狠毒，进一步表达对动乱时代人民苦难生活的同情，深刻传递出对“文城”的渴望、向往及寻找的急迫性。
再者，朱伯崇、徐铁匠、孙凤三在溪镇守护战的死亡描写，同样非常悲壮，再次传递寻找“文城”的急迫性。
此外，《文城》还写到丧葬禁忌：
溪镇的习俗是只有亲戚可以靠近棺材，外人见了棺材应该避让，以免日后遭遇凶厄。[4]
土匪揭开棺材盖，影子就进了棺材，魂魄就被封在棺材里了，土匪不敢揭开棺材盖的。[4]
《礼记·曲礼》记载“：入竞（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禁忌是民俗的一部分，具有地方性“。丧葬禁忌是出于人们保护自己的一种原始动机，当心某类行为会触怒鬼神，被鬼神所纠缠，给自己带来厄运，因而须避免之。”[10]丧葬禁忌民俗的描写表现了人民朴素的迷信、传统观念，展现了民俗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四、结语
余华以丰富的想象力和独特的表现手法融合江南民俗文化，将民俗性与文学性紧密结合。《文城》既具有民俗的审美价值，又含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共同展现民俗文化蕴含的审美价值和小说主题。
《文城》对诞生、婚姻和丧葬人生仪礼民俗文化书写，不仅使小说具有浓郁的江南地域色彩，还将小说主题内含于民俗书写中。作者借助诞生、婚姻和丧葬民俗形象地传达了溪镇人面对苦难的勇敢，塑造顾益民（仁）、陈永良（义）、林祥福（礼）、田氏五兄弟
（信）等人物形象，展现人物身上的人性光彩，写出“溪镇”人的仁与义。小说对诞生、婚姻、丧葬习俗的描写与小说情节密切联系，结构富有变化、叙事节奏跌宕起伏。
《文城》的民俗书写与主题表达水乳交融，共同传递出人类寻找理想之地的艰难和虚幻及寻找的急迫性。
参考文献：
[1]陈勤建.文艺民俗学[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
[2]余华. 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
[3]毛海莹. 江南女性民俗的文学展演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4]余华. 文城[M].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
[5]胡朴安. 中华全国风俗志[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
[6]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章沧授. 中国民俗文化[M].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4.
[8]顾久幸. 婚丧礼俗[M]. 武汉：长江出版社，2019.
[9]张永. 民俗学与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序[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
[10]王夫子.殡葬文化学[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8.
关键词：人生仪礼 诞生 婚姻 丧葬 民俗
“民俗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割不断的联系……任何人都是自身所属民俗文化圈的一部分。”[1]余华自小生活在柔 风细雨的吴越小镇，饱受江南文化熏陶，《余华自传》中写道： “我熟悉那里的一切……那里的每个角落我都能在脑子里找到，那里的方言在我自言自语时会脱口而出。我过去的灵感都来自那里，今后的灵感也会从那里产生。”[2]江南民俗世 界的经验是《文城》民俗书写建立的基础“。从作家创作论的 角度来看，作家的创作题材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他本人的生活经验。”[3]笔者以《文城》的人生仪礼民俗为例，从文艺民俗 学的角度探究小说的民俗视野及背后的深刻意义。
一、诞生仪礼：开始与结束
诞生仪礼是人一生的开端礼。一个婴儿刚一出生，还仅仅是一种生物意义上的存在，只有通过为他举行的诞生仪礼，才获得在社会中的地位，被社会承认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小说《文城》详细描写林百家的诞生仪礼：
小美分娩后的第三天，收生婆带着艾叶和花椒来到林祥福家中，她将艾叶和花椒放入锅中，在灶间燃火烧起草药热汤。然后将热汤倒入木盆，又往热汤里放了一些花生和红枣，然后把婴儿放入草药热汤中洗浴起来，收生婆说清除污秽才能除灾免祸。[4]
“洗三”或“三朝”庆贺仪式一般在婴儿出生后第三天举行，在北方多用热水浸泡艾叶、花椒，由老年妇女为婴儿擦身，寓意婴儿平安。小说“洗三”的民俗描写既具有浓郁北方地域特色，其美好寓意又为林百家离开溪镇，前往上海躲避匪患灾难埋下伏笔，是作者对林百家未来人生的美好祝愿。
到了满月这一天，收生婆又来了，这一次她身后跟随一个剃头匠，村里也来了很多人。剃头匠用一把亮晃晃的剃刀刮去婴儿的胎发，又刮去婴儿的眉毛，小美用一块红布将胎发和眉毛小心翼翼包裹起来。[4]
收生婆说按规矩婴儿满月礼落胎发后应该挪窝，由外婆或舅舅抱去自己家小住。
走满月不能回头，回头了就得退回重走。[4]
“满月礼”是诞生礼的一项重要仪式，其中满月落胎发是一项重要的仪礼。在浙江湖州，“婴儿满月剃头之后，须与舅父怀抱前走……赴街游行一圈，俗意以为将来不惧生人”[5]。余华自小受江南文化影响并融入创作，使小说“满月礼”的民俗描写具有鲜明的江南地域特色，同时“满月礼”是小美和林祥福关系的庄重结束，小美将再次离开林祥福。
诞生仪礼的民俗书写，使小说既充满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又与小说情节、主题相融合，共同推动故事发展。诞生意味着新生命（林百家）的开始，告示林祥福和小美已走完共同的人生路程，两人即将分离;开始意味着结束，但结束又有着血缘的藕断丝连，充满悲剧色彩。对小美而言，林百家的诞生使其完成偷金条的赎罪，离开林祥福永不相见将再次开启。但血缘是无法抹杀的客观存在“，女儿”成为一生的痛，需要用更大的代价（以至于以生命献祭）弥补新的缺憾。对于林祥福来说，林百家的诞生带来生活的欢乐和希望，但“女儿需要母亲”的现实处境，促使林祥福踏上寻找文城的征途， 带来无尽的漂泊和寻找。
二、婚姻仪礼：批判与寻找
婚姻是维系人类生存繁衍和社会延续的最基本活动， 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人的命运和家庭的幸福。婚姻作为民俗现象，主要包括婚姻形态和婚姻仪式。
一般的婚姻形态是一夫一妻制，但民间长期存在特殊的婚姻形态，如抢婚、童养婚等，曾被认為合乎婚姻制度的基本规范。《文城》主人公小美的婚姻便是畸形的婚姻形态——“童养婚”。恩格斯指出“：当父权制和一夫一妻制随着私有财产的分量超过共同财产以及随着对继承权的关切而占了统治地位的时候，婚姻的缔结便完全依经济上的考虑为转移了。”[7]家境贫寒及传统重男轻女观念，小美的父亲以 “童养媳”的身份四处“兜售”小美“，小美红彤彤的脸上挂满笑容，她的幸福不是因为自己成为新娘子，是因为第一次穿上崭新的花衣裳”，[4]然而迎接小美的是辛酸、卑微的“童养媳”生活。童养媳身份使小美丧失该有的童年欢乐，婆婆的严厉使小美在恐惧中生活，仅十岁的小美“眼睛里已经没有金子般的颜色了”。笔者认为“，偷穿花衣裳”和“私自拿钱给小弟”的两次行为是小美对“童养婚”形式的反抗，但“童养媳”身份注定小美反抗的失败。第一次反抗以婆婆原谅和惩罚告终，第二次按照“溪镇习俗”小美被休返回西里村，以图塑造小美安顺、服从的性格特征。
有民谣云“：二十岁媳妇三岁郎，夜夜睡觉抱入床。”可见这种没有人道主义的畸形婚俗在当时民间的普遍性。女性沦为病态婚姻形态的牺牲品，完全丧失自由、权利和主体性。作者以小美“童养媳”的身份抨击病态的婚姻形态民俗及传统重男轻女思想对女性的迫害，鼓舞女性勇敢反抗封建陋习和观念，追求女性婚姻自主的权利。
我国传统的婚姻仪式主要有六个阶段，古称“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文城》中小美一共经历了三次婚礼，但每一次婚礼仪式都不完整。第一次是小美和阿强结婚“：按理应该让小美先回万亩荡西里村娘家……可是节俭的婆婆还是免除了迎亲的仪式……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拜堂仪式。”[4]仪式的省略折射出小美不是作为完整的个体进入沈家，童养媳使小美没有权利要求完整的婚礼仪式， 反映“童养婚”对女性的迫害及女性地位低下，预示小美终将离开沈家“。该省的都省了，不该省的也省去了。倒是十二个鸡蛋的风俗仪式没有省去。”[4]生养后代的风俗没有省去，暴露女性在家庭中往往只是充当生育者的角色，充当传宗接代的工具。小说还描写了婚嫁习俗中具体的民俗传统，比如结婚前的“庚帖“”八字”即“六礼”中的“问名”“，是求婚后托请媒人询问女方姓名、生辰八字，准备合婚的仪式”。[7]按照习俗，求婚后男女双方需要合生辰八字，知道属相，才能知道是相生还是相克“。庚帖“”八字”等仪式的缺席，一方面，反映了童养媳生活养成小美安顺、服从的性格，丧失了主体意识。另一方面，缺失意味着空白，空白导致离开——小美的出走“。坐轿”是“亲迎”的重要一环。相传结婚时，男方需要用轿子把女人抬回家，否则女人的脚就是她自己的，随时会一走了之。小美的前两次婚礼都没有坐轿子，暗示了结局：一次跟随阿强离家向北，一次离开林祥福回到阿强身边。第三次婚礼，林祥福给了小美完整的婚礼仪式，“庚帖”“红衣红裤“”坐轿子”等，但坐轿子过程中，小美生育了，仪式被迫中止。缺失意味空白，空白导致离开;完整带来意外，意外产生裂变，小说在空白和裂变中走向高潮。小美的离开促使林祥福寻找文城，林祥福到达溪镇唤起阿强、小美寻找文城，由个体寻找走向群体找寻，表达人们对“文城”的渴望与追求。 《文城》以“童养媳”表达对畸形婚姻形态民俗的批判及女性命运的关切;借小美三次婚礼仪式的不完整推动小说情节发展，即小美多次离开;仪式的缺失引向小说主题——寻找文城，从林祥福个体寻找走向阿强、小美的群体找寻，呈现对“乌托邦”的追求。
三、丧葬仪礼：朴素与悲壮
丧葬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的一部分，“死”与 “葬”紧密联系，生老病死，丧葬仪礼自古有之。余华在《文城》中多处描写丧葬习俗，如沈父临死时的交代：
寿衣不要用缎子“，缎”与“断”谐音，不吉利，有断子绝孙之嫌，阴间黑乎乎的，不宜用黑色，贴身是一套红色衣裤，用大红的细布来做，他说死后到阴间，最先要过的是剥衣亭，小鬼要剥掉阳间穿去的衣裳，小鬼剥到红色，会以为剥出血来， 就缩回手不再剥了。棺材还是要讲究一些，取树身笔直，年份长的杉木做棺材，可使棺材不易腐烂。[4]
江南地区一些观念认为“：死者在去阴间的路上困难重重，路上有一处地方叫‘剥衣亭’，到了那里恶鬼会剥光他的衣服。”[9]学者王保生指出“：民俗不再是外在的东西，而是农村生活内的组成部分，它不仅在外在形貌上呈现，还内在地形成一种农民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9] 剥衣亭“”缎”与 “断”谐音的不吉利、寿衣颜色和棺材的选择，一方面写出沈父朴素的传统观念，另一方面可以看出民俗对沈父的内化影响，具有十分浓厚的江南民俗色彩和民俗意味。
林祥福去世时的场面极具民俗色彩，充满悲壮感，传递出人们对“文城”的追寻和期盼：
死去的林祥福仍然站立着，浑身捆绑，仿佛山崖的神态
……他临终之眼看见了女儿，林百家襟上缀着橙色的班花在中西女塾的走廊上向他走来。
……
“他妈的，他在笑啊。” “这么快就变成鬼了？”
“他妈的，死了不就是个鬼。”
……
“我的妈呀，还在笑。”
……
“你他妈的快上来，快把那个鬼带走。”[4]
民间流传“：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灵魂附体、死后变鬼是民间传统的普遍信仰，也是灵魂不灭观念的呈现方式，善始善终属于正常死亡，是善魂。林祥福是非正常死亡， 死于土匪张一斧的尖刀下，死后“站立着“”笑”的非常理行为自然让土匪感到恐惧害怕。借林祥福的悲壮和死后奇异行为的民俗书写表达对土匪罪行的愤怒，呈现禽兽不如的土匪不怕人，只怕“鬼”的悲惨现实，惨无人道的土匪比妖魔更可怕、狠毒，进一步表达对动乱时代人民苦难生活的同情，深刻传递出对“文城”的渴望、向往及寻找的急迫性。
再者，朱伯崇、徐铁匠、孙凤三在溪镇守护战的死亡描写，同样非常悲壮，再次传递寻找“文城”的急迫性。
此外，《文城》还写到丧葬禁忌：
溪镇的习俗是只有亲戚可以靠近棺材，外人见了棺材应该避让，以免日后遭遇凶厄。[4]
土匪揭开棺材盖，影子就进了棺材，魂魄就被封在棺材里了，土匪不敢揭开棺材盖的。[4]
《礼记·曲礼》记载“：入竞（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禁忌是民俗的一部分，具有地方性“。丧葬禁忌是出于人们保护自己的一种原始动机，当心某类行为会触怒鬼神，被鬼神所纠缠，给自己带来厄运，因而须避免之。”[10]丧葬禁忌民俗的描写表现了人民朴素的迷信、传统观念，展现了民俗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四、结语
余华以丰富的想象力和独特的表现手法融合江南民俗文化，将民俗性与文学性紧密结合。《文城》既具有民俗的审美价值，又含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共同展现民俗文化蕴含的审美价值和小说主题。
《文城》对诞生、婚姻和丧葬人生仪礼民俗文化书写，不仅使小说具有浓郁的江南地域色彩，还将小说主题内含于民俗书写中。作者借助诞生、婚姻和丧葬民俗形象地传达了溪镇人面对苦难的勇敢，塑造顾益民（仁）、陈永良（义）、林祥福（礼）、田氏五兄弟
（信）等人物形象，展现人物身上的人性光彩，写出“溪镇”人的仁与义。小说对诞生、婚姻、丧葬习俗的描写与小说情节密切联系，结构富有变化、叙事节奏跌宕起伏。
《文城》的民俗书写与主题表达水乳交融，共同传递出人类寻找理想之地的艰难和虚幻及寻找的急迫性。
参考文献：
[1]陈勤建.文艺民俗学[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
[2]余华. 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
[3]毛海莹. 江南女性民俗的文学展演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4]余华. 文城[M].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
[5]胡朴安. 中华全国风俗志[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
[6]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章沧授. 中国民俗文化[M].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4.
[8]顾久幸. 婚丧礼俗[M]. 武汉：长江出版社，2019.
[9]张永. 民俗学与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序[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
[10]王夫子.殡葬文化学[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