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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异军突起，对自身乃至对全球格局产生了广泛而深远影响。中国研究乃至东亚研究领域日渐兴盛，关于中国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对中国模式之争辩亦经久不衰。国内外学者对于是否存在“中国模式”各持己见。但他们也许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讨论乃至激烈争辩的这一切，正是因为中国目前走的道路，是前所未见的。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以这样一种姿态影响世界，这本身就是一种“中国模式”。
关键词：模式；中国模式；经济发展；文明国家
中图分类号：B032.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06.15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6-37-03
一、中国模式研究近况
20 世纪80—90 年代，国际范围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趋于活跃。学者们多以比较中俄经济转轨视角来探讨中国模式。进入21 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开始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和现代化道路等视角对中国模式进行更加广泛的讨论。2004 年5 月雷默提出“北京共识”更是催生了中国模式的深入讨论。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一些曾经认为西方经济体系完美无缺的国内外学者，对于被许多发展中国家称赞、仿效的中国模式表现出浓厚兴趣。然而其关于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的内涵、独特性、面临的挑战及世界性的深远影响等解读，因立场、视角和心态的不同而有明显差别。[1]这其中不少学着认为压根就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中国走的现代化道路根本无异于西方模式，中国越往前走，就越像西方。反对的意见则认为，中国模式显然存在，我们依照国情走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和西方现代化模式是有明显不同的。
关于“有没有中国模式”的争辩从未停止，可是双方或许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讨论乃至争辩的这一切，正是因为中国目前走的道路，是前所未见的。正如郑永年的观点，“理性而言，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就像是盖房子，房子盖好了，肯定有个模式。问题在于如何看待和评价这所房子。”是用科学的客观的方法，还是用审美的方法？ “如果是后者，那么政治化和道德化等倾向就变得不可避免”[2]。西方学者在看待中国这样一个后起之秀的时候，出于自身长期以来的胜者姿态以及植根于西方政治经济状况的理论基础，常不可避免地以“审美的方法”审视这个苏醒的巨人。然而，即便有足够的理由说明，中国会越来越像西方，但是以中国这样一个不论从领土范围、人口数量、乃至社会的复杂程度，都不是任何一个民族国家能够比拟的泱泱大国，并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以这样一种姿态影响世界，这本身就是一种“中国模式”。并且从目前来看，中国发展在诸多面具有浓厚的特色景致。
二、 关于发展模式的概念分析
模式是可供效仿的模型或范例，是事物发展特点的汇集，是该类事物典型特征的反映和示范。成为模式必须具备两个基本要素：一是该事物在与同类事物的比较中具有自身独特而鲜明的特点；二是这些特点具有恒定性，能构成稳定成型的体系。[3]
（一）中国模式是发展模式的具体体现
发展模式是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促进而形成的具有鲜明特征的经济社会发展体制。它是国家基本制度在不同的政治文化、历史传统和社会框架条件下建立与发展的产物。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围绕国家与市场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不断调整，产生了不同的发展模式。以西方国家为例，其发展模式大致可以分为政府导向型的“日本模式”、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美国模式”、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为代表的“莱茵模式”。[4]
从以上定义上来说，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一直秉持“摸着石头过河”的原则，根据时代推进所带来的国情变化形势，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以不同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出发，走出了一条与时俱进的现代化道路。而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切实围绕国家和市场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作出了不断的调整，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确实是发展模式的具体体现。但有学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这一套，充其量只能冠以“中国特色”抑或是“中国现象”这样的形容，并不能称之为“中国模式”。但笔者认为，特色或是现象的集合，正是一种模式的体现。而另外的观点是，“中国模式确实存在，只是还未能发展成熟”。想必这样的观点比较容易令人接受。
（二）可复制性并非发展模式的本质属性
仍有一种声音，认为所谓模式是一种可以复制的样板，而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不具备可复制的属性。故不能称之为中国模式。笔者反对这一观点。原因主要在于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定义之理解并不是所谓“可以复制的样板”。理由很简单，所谓“西方模式”，并非因为可以被复制于一国的经济发展，而被称之为“模式”。而更多是因为其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总结了一套经验理论，而此经验必以一国之国情为土壤，有其或多或少的独特性。从历史发展的经验来看，复制模式的结果往往不甚理想。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的普世价值与发展模式被证明并不能包治百病。有人认为只要实行西方模式，未开发国家皆可以走向经济发展。然而事实却是，许多未开发国家忽视了本国的国情，照搬西方模式，实行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却陷入经济停滞，甚至倒退。这一切无疑在告诉我们，西方模式并非放之四海皆准，它是不能被复制的。然而，我们依然称之为“模式”。
那么，我们为何称之为模式？笔者认为主要应归因于其社会的稳定性。换言之，由于其社会发展程度较高，政治、经济、文化呈现出相对稳定的态势，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市场乃至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处于动态平衡。这就意味着人们可以较容易地去归纳这一社会形态的特点，总结其经济、政治制度，最终可以得出一个我们称之为“模式”的制度性体系。而这才是模式之所以为模式的关键所在，而不是所谓的可复制性。
三、中国模式的崭新定义与特性 回到笔者之前所提及的观点，即确实存在中国模式这回事，只是它的发展未完全成熟。以下笔者将论述为何要将这样一种未定型的发展模式盖上“中国模式”的印章。
（一）静态中国模式暨经济高速发展经验总结
首先，归纳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即可以是一个模式，可称之为一种相对静态模式。也正如《北京说了算》一书所说，一般我们说的中国模式，从某个层面上来讲，是指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的发展与改革历程累积而成的一个特殊综合体。这些改革在中国之所以成功，得归因于中国自身独有的文化、人口结构、地理条件和统治哲学等变量。[5]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并不认为中国已经建立起一个模式，而他的理由正是，“根本没有一套可以移植到拉丁美洲或者次萨拉哈非洲的模式。”笔者并不认同该作者的观点，因为一种模式的存在与否，并不因其能否移植或是复制到其它未开发国家而改变。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的发展与改革历程累积而成的这一特殊综合体本身，就可归纳为“中国模式”，也是笔者所说的“相对静态模式”。
（二）不断发展的动态中国模式
其次，由于中国仍处在发展阶段，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仍未定型，若以此观之，这是一个发展中的中国模式，不断完善而逐渐定型的中国模式，笔者称之为一种动态模式。这种模式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特性，即具备持续生存与稳定的能力。这与中国在应对各类问题时的反应能力与政策弹性密不可分。伊斯顿（David. Easton）认为持续生存不仅是自我维持而已，自我维持不过维持稳定，而持续生存具有系统面临困难时，能灵活适应。系统若要持续生存，它不仅要能维持稳定，而且要具有克服各种骚动的能力；还能要改变环境，或自己作重大的改变。换言之，系统具有甚强大的自我调节的能力，才说得上具备持续生存的能力。[6]中国长期稳定的经济发展无疑体现了自我强大的调节能力。
四、中国模式与全球化的理性视角
（一）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
笔者认为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不过从静态模式和动态模式去理解，将有不同的涵义。发展模式的存在与否并不以其实践的时间长短而定。国外一些国家的发展战略实施不久，其模式名称便已出现，随着实践的不断丰富，发展战略逐步得到补充、完善，最终成为定型模式，并为世人熟知。瑞典模式、德国模式便是其中典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方式历经三十多年，无论是理论体系还是实践经验均不断丰富而日臻成熟，初步形成独具特色的模式体系。而这也正是笔者所强调的，“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发展仍未完全成熟。”当然，发展模式的存在与否也不能从“可复制性”着手评价。即便是再成熟，稳定之模式，依然不具备完全复制性。“可借鉴性”乃是较能为人接受的评价标准。
（二）中国模式是可借鉴的
由此我们来谈谈对于中国模式是否可为其它国家所借鉴或是复制的问题。“从市场资本主义与一党统治相结合的模式中赚取两者的精华，打破了那种认为资本主义将打来民主的臆想”，[7]这句概述，阐述了“中国模式”的内涵。用药过猛的市场与民主化，往往是一些后发国家所难以承受的，而混乱也不是民主的近义词。对于拉丁美洲乃至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未开发国家来说，中国模式之经验在于，该国政府对国家的控制，若能够有效集中力量刺激经济增长，渐渐使民众感受到生活水平日益改善，并伴随缓慢但脚踏实地的给予私人权利。这种渐进的道路，将更符合实际。而更为重要的一点则是，后发国家不论是“西方模式”的信徒，或是“中国模式”的粉丝，都应在充分了解本国经济基础，社会文化乃至政治生态的基础上，部份吸收其它国家发展经验中贴近本国国情的政策、制度，结合以自身特色，加以灵活修正，方能实行，也才能够体现效果。而这样的态度，恰恰是“中国模式”的又一内涵体现。如某些后发国家属于依赖丰富的资源（如石油）的经济类型，在中国模式中是否能够找到模板？答案是肯定的。正如“山西”这样一个产煤大省的发展模式，便是活的教科书。总结发展模式中的成败因素，切忌“整碗捧去”。
（三）中国模式的全球化展望
笔者对“中国模式”的浅见。既不认同“北京说了算”，也不赞成“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正如基于不同之传统文化，民主的意涵与形式往往不尽相同。譬如日本的民主制，乍看和西方民主并无几许差异，但其实际运作依然充满东方特色。这其中，“人”的因素无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东西方也因基于不同历史因素而产生不同的对于政府内涵的界定，导致即使相同的制度，在实务运作上依然呈现不同之特色。而之所以产生中国越来越像西方，或是中国越来越有“中国特色”，往往也是因为研究的切入点、考虑的面向多寡、深浅不同而产生差异。因为当今的中国，是几个时代并存的，并处在不停的变化中。笔者相信，将来某一时刻，中国将发展成为一个稳定的经济体。对于“中国模式”的探讨，必将又产生新的议题。而到那时，争辩的主题也许不再是“有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北京说了算？”而应该是“中国模式带给世界什么？”、“北京—华盛顿模式”等等。笔者十分赞同“当中国统治世界”中的这样一个观点，即“全球竞逐现代性”不论是中国模式还是西方模式，皆有可取之处，而其余国家若能在吸收经验的基础上发展出属于自己的体系，又何尝不会有“印度模式”、“巴西模式”、“莫斯科共识”呢？这样一种全球和平竞争、共同繁荣、尊重差异、和而不同的新秩序，必将焕发生机。而不断成熟的“中国模式”，定能在新舞台上划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1] 赵志勋.近10 年来中国模式问题研究综述[J].平顶山学院学报，2012， （27）.
[2] 郑永年.为什么要提“中国模式”[N].联合早报， 2010-05-04.
[3] [4] 王友明.评析“中国模式”[J].当代世界，2011，（03）.
[5][7] 斯蒂芬．哈尔珀.李俊宏、王鑫等译.北京说了算[M].台北：八旗文化，2010.
[6] 吕亚力.政治学[M].台北：三民书局，2011.
关键词：模式；中国模式；经济发展；文明国家
中图分类号：B032.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06.15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6-37-03
一、中国模式研究近况
20 世纪80—90 年代，国际范围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趋于活跃。学者们多以比较中俄经济转轨视角来探讨中国模式。进入21 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开始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和现代化道路等视角对中国模式进行更加广泛的讨论。2004 年5 月雷默提出“北京共识”更是催生了中国模式的深入讨论。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一些曾经认为西方经济体系完美无缺的国内外学者，对于被许多发展中国家称赞、仿效的中国模式表现出浓厚兴趣。然而其关于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的内涵、独特性、面临的挑战及世界性的深远影响等解读，因立场、视角和心态的不同而有明显差别。[1]这其中不少学着认为压根就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中国走的现代化道路根本无异于西方模式，中国越往前走，就越像西方。反对的意见则认为，中国模式显然存在，我们依照国情走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和西方现代化模式是有明显不同的。
关于“有没有中国模式”的争辩从未停止，可是双方或许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讨论乃至争辩的这一切，正是因为中国目前走的道路，是前所未见的。正如郑永年的观点，“理性而言，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就像是盖房子，房子盖好了，肯定有个模式。问题在于如何看待和评价这所房子。”是用科学的客观的方法，还是用审美的方法？ “如果是后者，那么政治化和道德化等倾向就变得不可避免”[2]。西方学者在看待中国这样一个后起之秀的时候，出于自身长期以来的胜者姿态以及植根于西方政治经济状况的理论基础，常不可避免地以“审美的方法”审视这个苏醒的巨人。然而，即便有足够的理由说明，中国会越来越像西方，但是以中国这样一个不论从领土范围、人口数量、乃至社会的复杂程度，都不是任何一个民族国家能够比拟的泱泱大国，并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以这样一种姿态影响世界，这本身就是一种“中国模式”。并且从目前来看，中国发展在诸多面具有浓厚的特色景致。
二、 关于发展模式的概念分析
模式是可供效仿的模型或范例，是事物发展特点的汇集，是该类事物典型特征的反映和示范。成为模式必须具备两个基本要素：一是该事物在与同类事物的比较中具有自身独特而鲜明的特点；二是这些特点具有恒定性，能构成稳定成型的体系。[3]
（一）中国模式是发展模式的具体体现
发展模式是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促进而形成的具有鲜明特征的经济社会发展体制。它是国家基本制度在不同的政治文化、历史传统和社会框架条件下建立与发展的产物。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围绕国家与市场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不断调整，产生了不同的发展模式。以西方国家为例，其发展模式大致可以分为政府导向型的“日本模式”、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美国模式”、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为代表的“莱茵模式”。[4]
从以上定义上来说，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一直秉持“摸着石头过河”的原则，根据时代推进所带来的国情变化形势，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以不同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出发，走出了一条与时俱进的现代化道路。而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切实围绕国家和市场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作出了不断的调整，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确实是发展模式的具体体现。但有学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这一套，充其量只能冠以“中国特色”抑或是“中国现象”这样的形容，并不能称之为“中国模式”。但笔者认为，特色或是现象的集合，正是一种模式的体现。而另外的观点是，“中国模式确实存在，只是还未能发展成熟”。想必这样的观点比较容易令人接受。
（二）可复制性并非发展模式的本质属性
仍有一种声音，认为所谓模式是一种可以复制的样板，而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不具备可复制的属性。故不能称之为中国模式。笔者反对这一观点。原因主要在于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定义之理解并不是所谓“可以复制的样板”。理由很简单，所谓“西方模式”，并非因为可以被复制于一国的经济发展，而被称之为“模式”。而更多是因为其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总结了一套经验理论，而此经验必以一国之国情为土壤，有其或多或少的独特性。从历史发展的经验来看，复制模式的结果往往不甚理想。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的普世价值与发展模式被证明并不能包治百病。有人认为只要实行西方模式，未开发国家皆可以走向经济发展。然而事实却是，许多未开发国家忽视了本国的国情，照搬西方模式，实行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却陷入经济停滞，甚至倒退。这一切无疑在告诉我们，西方模式并非放之四海皆准，它是不能被复制的。然而，我们依然称之为“模式”。
那么，我们为何称之为模式？笔者认为主要应归因于其社会的稳定性。换言之，由于其社会发展程度较高，政治、经济、文化呈现出相对稳定的态势，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市场乃至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处于动态平衡。这就意味着人们可以较容易地去归纳这一社会形态的特点，总结其经济、政治制度，最终可以得出一个我们称之为“模式”的制度性体系。而这才是模式之所以为模式的关键所在，而不是所谓的可复制性。
三、中国模式的崭新定义与特性 回到笔者之前所提及的观点，即确实存在中国模式这回事，只是它的发展未完全成熟。以下笔者将论述为何要将这样一种未定型的发展模式盖上“中国模式”的印章。
（一）静态中国模式暨经济高速发展经验总结
首先，归纳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即可以是一个模式，可称之为一种相对静态模式。也正如《北京说了算》一书所说，一般我们说的中国模式，从某个层面上来讲，是指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的发展与改革历程累积而成的一个特殊综合体。这些改革在中国之所以成功，得归因于中国自身独有的文化、人口结构、地理条件和统治哲学等变量。[5]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并不认为中国已经建立起一个模式，而他的理由正是，“根本没有一套可以移植到拉丁美洲或者次萨拉哈非洲的模式。”笔者并不认同该作者的观点，因为一种模式的存在与否，并不因其能否移植或是复制到其它未开发国家而改变。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的发展与改革历程累积而成的这一特殊综合体本身，就可归纳为“中国模式”，也是笔者所说的“相对静态模式”。
（二）不断发展的动态中国模式
其次，由于中国仍处在发展阶段，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仍未定型，若以此观之，这是一个发展中的中国模式，不断完善而逐渐定型的中国模式，笔者称之为一种动态模式。这种模式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特性，即具备持续生存与稳定的能力。这与中国在应对各类问题时的反应能力与政策弹性密不可分。伊斯顿（David. Easton）认为持续生存不仅是自我维持而已，自我维持不过维持稳定，而持续生存具有系统面临困难时，能灵活适应。系统若要持续生存，它不仅要能维持稳定，而且要具有克服各种骚动的能力；还能要改变环境，或自己作重大的改变。换言之，系统具有甚强大的自我调节的能力，才说得上具备持续生存的能力。[6]中国长期稳定的经济发展无疑体现了自我强大的调节能力。
四、中国模式与全球化的理性视角
（一）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
笔者认为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不过从静态模式和动态模式去理解，将有不同的涵义。发展模式的存在与否并不以其实践的时间长短而定。国外一些国家的发展战略实施不久，其模式名称便已出现，随着实践的不断丰富，发展战略逐步得到补充、完善，最终成为定型模式，并为世人熟知。瑞典模式、德国模式便是其中典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方式历经三十多年，无论是理论体系还是实践经验均不断丰富而日臻成熟，初步形成独具特色的模式体系。而这也正是笔者所强调的，“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发展仍未完全成熟。”当然，发展模式的存在与否也不能从“可复制性”着手评价。即便是再成熟，稳定之模式，依然不具备完全复制性。“可借鉴性”乃是较能为人接受的评价标准。
（二）中国模式是可借鉴的
由此我们来谈谈对于中国模式是否可为其它国家所借鉴或是复制的问题。“从市场资本主义与一党统治相结合的模式中赚取两者的精华，打破了那种认为资本主义将打来民主的臆想”，[7]这句概述，阐述了“中国模式”的内涵。用药过猛的市场与民主化，往往是一些后发国家所难以承受的，而混乱也不是民主的近义词。对于拉丁美洲乃至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未开发国家来说，中国模式之经验在于，该国政府对国家的控制，若能够有效集中力量刺激经济增长，渐渐使民众感受到生活水平日益改善，并伴随缓慢但脚踏实地的给予私人权利。这种渐进的道路，将更符合实际。而更为重要的一点则是，后发国家不论是“西方模式”的信徒，或是“中国模式”的粉丝，都应在充分了解本国经济基础，社会文化乃至政治生态的基础上，部份吸收其它国家发展经验中贴近本国国情的政策、制度，结合以自身特色，加以灵活修正，方能实行，也才能够体现效果。而这样的态度，恰恰是“中国模式”的又一内涵体现。如某些后发国家属于依赖丰富的资源（如石油）的经济类型，在中国模式中是否能够找到模板？答案是肯定的。正如“山西”这样一个产煤大省的发展模式，便是活的教科书。总结发展模式中的成败因素，切忌“整碗捧去”。
（三）中国模式的全球化展望
笔者对“中国模式”的浅见。既不认同“北京说了算”，也不赞成“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正如基于不同之传统文化，民主的意涵与形式往往不尽相同。譬如日本的民主制，乍看和西方民主并无几许差异，但其实际运作依然充满东方特色。这其中，“人”的因素无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东西方也因基于不同历史因素而产生不同的对于政府内涵的界定，导致即使相同的制度，在实务运作上依然呈现不同之特色。而之所以产生中国越来越像西方，或是中国越来越有“中国特色”，往往也是因为研究的切入点、考虑的面向多寡、深浅不同而产生差异。因为当今的中国，是几个时代并存的，并处在不停的变化中。笔者相信，将来某一时刻，中国将发展成为一个稳定的经济体。对于“中国模式”的探讨，必将又产生新的议题。而到那时，争辩的主题也许不再是“有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北京说了算？”而应该是“中国模式带给世界什么？”、“北京—华盛顿模式”等等。笔者十分赞同“当中国统治世界”中的这样一个观点，即“全球竞逐现代性”不论是中国模式还是西方模式，皆有可取之处，而其余国家若能在吸收经验的基础上发展出属于自己的体系，又何尝不会有“印度模式”、“巴西模式”、“莫斯科共识”呢？这样一种全球和平竞争、共同繁荣、尊重差异、和而不同的新秩序，必将焕发生机。而不断成熟的“中国模式”，定能在新舞台上划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1] 赵志勋.近10 年来中国模式问题研究综述[J].平顶山学院学报，2012， （27）.
[2] 郑永年.为什么要提“中国模式”[N].联合早报， 2010-05-04.
[3] [4] 王友明.评析“中国模式”[J].当代世界，2011，（03）.
[5][7] 斯蒂芬．哈尔珀.李俊宏、王鑫等译.北京说了算[M].台北：八旗文化，2010.
[6] 吕亚力.政治学[M].台北：三民书局，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