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绘画最大特点即与西方艺术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意境”的重要性。具体来讲，其“画”与“诗”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最典型的。故而要准确把握“意境”的内涵，我们不得不仔细探寻“诗性”的特征以及诗人作为“诗”的创造者所确定的艺术审美准则。由此看来，正如我们所知，在中国文化中向来是重视“人本的”，也即人的“存在”的重要性。然而对“存在”问题的深入研究此处是无关紧要的，因海德格尔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已到了相当的深度，关键是在于我们理解领悟了多少。人的“存在”在中国绘画中，已鲜明地通过绘画作品直观的体现出来了，需强调的是“意境”“诗性”与人的“存在”之间所遵循的某种关系。如此一来，“意境”追求的原因与合理性我们将一览无余。然而当下，显而易见的是，绘画作品意境的丢失，即人们所指的艺术家文化的薄弱。许多人把这一现象归因于中国信仰的缺失，价值准则与原则的混乱。但其本质上只是虚无主义的现象，要想认清或解决这样一种无从下手解决的问题，就不得不探寻“虚无主义”，然“这个最可怕的客人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不能说出自己的来源”，此处的“来源”我把它理解为“本质”。早在《草地上的午餐》出现伊始，艺术（也可在此指绘画这种形式）已从美的追求中解放出来了，艺术为了找寻其存在价值，不得不向哲学性寻求可能。即现下绘画—这种艺术形式，已具有“哲学思考”的功效。据此，我们发现绘画（此处也可指艺术），有两个最终方向，一是“意境”的追求，一是“哲学”的思考。此两种不同的“审美目标”，有无相同之处，我们又该如何取舍，“我们还没成熟，还不能理解这种思想的严密性”！
　　一、以“诗”“意”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绘画
　　具体提出此种论点的是苏轼即“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可见，对“意”的追求早于理论的出现。在此处“诗”与“意”虽有区别，但在王维的艺术作品中，是相“同一”的。前面我们提到过诗具有哲学性，如此一来在王维的“画中有诗”，也即绘画艺术作品是具有哲理性的，然它更注重内在。正如外界对中国的评价——“中国是诗的国度”不僅仅在艺术作品中有所表达，在人们的思维中，也一直存在着“诗性”。关于“诗性”，自有文献记载以来，观察到中国文字、语言本身就充满了“诗性”。在那个淳朴的时期，“诗性”是以较“拙”形式表达出来，但浓浓的诗意依然彰显。中国绘画一开始出现并非有其“独立意识”，它自身并没有意识到作为艺术的载体而出现。它是实用的也可说是现实性的。绘画早期，它大多出现在器物、墓葬、建筑上。再之后为功用性，纪实性，在这之中，“诗性”是以文学的形式，与绘画通过人的内在修养与美感积累慢慢相融和的。真正使得绘画作品中把“诗性”与“意境”相融为一体，且把这一准则，也可谓尺度确定下来的是“文人画”的逐渐形成过程，此与“诗”“意”为核心的绘画尺度形成过程，在一段时期内是同一的。因为诗性早在此之前已孕育在中国文化的发展源头中了。
　　二、中国绘画追求诗性的必然
　　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说道“艺术家是作品的本源。作品是艺术家的本源。彼此不可或缺，但任何一方都不能包含了另一方。”它们两者通过艺术而存在。所以想要理解中国绘画诗性的必然，我们应对艺术家进行审视。如此，豁然发现，中国绘画乃至艺术文明在各自所处的时期是专属于“读书人”的。他们本身就具有诗性的语言，从而他们的绘画也充满了诗性，进而构成整个中国绘画呈现出诗性的必然。与此同时，这些艺术家们（他们自己可能并不承认此种身份）因其所处社会位置，也因其自身的特性，使其具有一定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暂且不論及它的内容）迫使他们进行思考。他们所思内容，通过诗的形式传达出来，即“思”与“诗”的对话。欲使人类丰富的意识生活变得清晰透明，出路有两个：运思和作诗。萨弗兰斯基曾评论过“哲学与诗之间这种秘密的亲缘关系，在现象学中表现的比任何其他哲学都更明显。”就此，我们可以反驳另一种荒谬的论断，即“中国没有哲学”。
　　由上可知，中国绘画其本质形成觉醒之初，就带有“思”与“哲”的内容，这也决定了，其表现理念上并不关注与对物象的百分百依实描绘，形成了对“意境”对“意象”的独特审美传统。反过来此传统更加使中国绘画充满“诗性”。它们两者之间，通过艺术家（诗人文人）而相互促进，相互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