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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性居住是西方人长期的习惯，“保护性拆除”则是中国人目前流行的做法。两者说的都是对旧建筑的保护，都是对历史的承诺，都是对世人的交代。只是，前者说的保护是真的保护，因为保护后那个建筑还矗立在那里，至少一部分建筑还在。而后者说的“保护”……我真的不愿意重复这个叫法，因为这种“保护”下建筑“轰”的一声倒塌后，历史也烟飞云散了。所以“保护“这个词意思在这里不同，前者说的是“居住”，后者说的是“拆除”。
创造性的语言
那天和香港来的庄老先生谈起汉语的纯洁度问题。现在不仅网络上，甚至传统的平面媒体都充斥着许多新词汇，让本来学富五车的人汗颜。比如什么PK、VS等外来语，有些英文基础的人也知其意不知其详。庄老先生知识渊博，年逾八十却不耻下问，问我PK和VS在英语中是哪两个词，这还真的把我给问住了。我只能用同类词来比喻说明这是单挑之意，两者之间对决，是只有一个人获胜的游戏。回去后我立即网上搜索，查好了打印出来，恭恭敬敬传真给老先生。
这些简写的词汇都是外来语，又是经过青年人传播的，也还有情可原，尽管它们并不符合语言纯净的原则。年轻人赶时髦，既没有林语堂当年翻译“幽默”时的功力，又没有耐心。外语拿来直接用，不少国家都这样，法国人为了保持自己语言的纯洁就颁布了不少行政命令，但是人们口语中仍然习惯“OK”这类简短明了的英语。
相比之下，我们自己无事生非创造出来的词汇反而令人头痛。比如所谓的“保护性拆除”，就连我们这些读书人也闹不懂其背后隐藏的真实含义，要是没有“背景知识”的话你还真的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些词汇是原创的，往往来自地方政府那些懂得政治又熟悉媒体、整天琢磨如何逃避责任的“成熟人士”的发明。于是，“保护性拆除”就成了当今的流行语，和年初出现的“休假式治疗”一样雷人。
如果不羞羞答答，撤去“保护性”的遮羞布，“保护性拆除”就是“拆除”之意。至于“休假式治疗”则既无休假又无治疗，这些都是对百姓智慧的公然愚弄。
如果想学习如何保护历史古迹的话可以去意大利比萨，那里有斜得不能再斜的宝塔，按现在国人的说法就是“危楼”，但人们可以进去参观。如果想学习如何保护居民楼的话则要去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市，那里有歪得不能再歪的樓房，不只一个两个，是成片成片的，而且里面都住满乐呵呵、“居危思安”的荷兰人！
务实性的建筑
荷兰是低地之国，三分之一的国土低于海平面。阿姆斯特丹市就是如此。那里的许多建筑是靠深埋于其下的木桩来加固，这些木桩都被沥青浸泡过以免海水的侵蚀。就连水坝广场那个有几百年历史的市政厅，据说都是由木桩支撑的。
红砖墙体，低矮楼房，运河众多，这是我对这个城市的初步印象。而最让我惊讶的是这里许多价格不菲的楼房都不是呈笔直状，而是前倾后撅，东倒西歪。当地人却十分淡定，并不认为他们面临生命危险，在里面照住不误。
因为各种原因，多年来我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火车站附近步行可及的地方至少住过三次。有一次是住在一个整洁却又小又旧的旅馆，上楼时木制楼梯吱吱作响，好像随时可能坍塌。我的房间只是一间阁楼而已，小小窗户朝天斜着安上去的，因为用木柱支撑的墙壁是斜的。那个晚上我暗自祈祷这个旅馆不要在我离开前倒塌。然而十几年过去了，当我再次回到这里时，那楼还矗立着。
倾斜的房子并不意味着立即的危险，那些连成一片的砖楼会自动形成一种新的平衡，拆除重盖反而会打破这种平衡，给邻舍造成危害。而且拆楼会造成污染、阻碍交通，会破坏环境。所以当地政府制定的税收等法规都是鼓励维持现状、保护历史，除非这些斜楼被确认会危及人身安全。
于是，游客们看到的阿姆斯特丹市就是这个样子：楼房歪歪扭扭，有的楼与楼之间只是仅能一个人通行的窄道，还斜向一个方向，两头来人交汇时双方就得侧身贴墙、壁虎般蹭过去。河流遍布，弯弯曲曲，但是最宽的地方也不比故宫护城河宽多少，窄的地方几步就可以跨越。
那里看不到北京处处可见的摩天大楼和远看晃眼睛的玻璃幕墙，也没有哪届领导为了显示政绩而大力兴建的“传世之作”。
环保的居民
荷兰是世界上富裕的国家，但那里的人却是出了名的节俭，习惯于居住在相对狭小的空间，习惯于公交出行。
阿姆斯特丹市许多楼群间没有院落，大门就建在路旁，开门没有大厅直接上楼。由于过去房产税是按照大门面积征收的，为了省钱各家竭尽所能缩窄建筑的门面，那里的楼门和楼道就显得狭小，和高大的荷兰人很不相称。像钢琴那样大的家具就只能从窗子搬进，于是各个建筑顶端都安上钢梁伸出墙外，形成坚实吊钩来完成这一重任。
楼房建得如此密集，街道也就非常狭窄，别说这些动辄上百年的砖楼建造时根本没考虑过地下车库，许多街道连停车的位置都不够。于是居民都骑自行车上下班，那里骑车人之多堪比北京，中央火车站前停车场自行车密密麻麻停了两层。和北京不同的是，十字路口绿灯一亮，骑自行车的人们就会忽地冲出去，比汽车还快，根本不用环顾左右，因为他们知道驾车者会让行。
游览阿姆斯特丹市最好乘坐双层大巴。这些大巴在狭窄的街道中穿行时，你甚至可以观察到某些屋顶。
在这个根本没有北京那样的环城高速、多数街道宽度堪比北京胡同的西方著名大城市，我去过那么多次居然没遭遇过大堵车，即使开车的话多绕几圈也能在远一些的地段找到停车场。我琢磨这是因为骑自行车和乘公交出行已经成了当地人的共识，他们自上而下地践行着这个理念，维护了当地的环境，也维护了当地的“危楼”，使这些在北京必拆无疑的历史建筑上百年地矗立在那里，向世界展示荷兰人往日的辉煌。
催泪的展馆
在这个东倒西歪楼群最集中的城市，最令人感动的就是“安妮之家”了。
这是个主建筑在Westerkerk教堂对面、表面上跟阿姆斯特丹其他房子没什么两样的楼中楼。个头不高的小楼后面还有个三层高的空间，其中有几个阁楼般又矮又暗的小房间和与其相连的洗手间，通往这隐密之家的门被一个书架遮住。安妮和其家人以及后来的朋友，在这个父亲曾经的办公室里不见天日地躲避了两年多，直至1944年8月被人告发而被关进德国纳粹集中营。在一起藏身的八人中，只有其父一人存活下来，安妮在1945年4月病逝于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离苏联红军攻克柏林、二战结束只差几个月时间。
《安妮日记》开始于安妮13岁生日。如此稚嫩的年纪，她“细致而充满自信、简约而不失真实地描述了一个孩子转变为成人的心态”。“这是一本代表了六百万（犹太）人心声的书，纵使这不是什么雄壮伟大的史诗，只是普通小女孩的一本日记。”这个小姑娘也被认为是一个有高度写作水平的作家和人道主义者，同时也被广泛地视为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以及迫害的一个象征。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1961年在一次演说中说：“在众多于我们历史重要关头站出来为人性尊严辩护的人当中，没有谁说的话比安妮·法兰克更铿锵有力。”
战争过去十几年后，安妮之家所在的楼房成了阿姆斯特丹市真正的危楼，面临拆迁。这时一些市民站了出来，在1957年成立了基金会。大楼被改建为安妮之家博物馆，1960年5月3日向公众开放。如今，游客可以看到安妮贴在墙上的影星照片，父亲在墙纸上标示女儿身高的记号，还有一张记录着同盟国进度的地图，加上字迹整齐的日记本，你不由得感动到落泪。
经过改建的安妮之家楼面已经更新，看上去比周围其他建筑还坚固；内部却保持原样，访客要像安妮当年一样，手足并用攀爬窄得半米不到却又相当陡的木制楼梯。
上个世纪50年代正是北京人拆除明城墙的时候。中国人把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遗迹弃之如履，而荷兰人却能自发组织起来保护一个外国儿童的破旧房子。
当荷兰人说“保护性”时，说的是能不拆的就不拆，拆掉意味着浪费，意味着污染，意味着对历史的否定。当国内一些官员说“保护性”时，说的是能拆就拆，拆迁意味着政绩，意味着利益。在这样背景下，不能拆的也拆！有的地方官员甚至放出豪言：不拆掉一个旧世界，就不能建设一个新中国！
如果按这些人的意思，比萨斜塔一百年前就该拆，中国就不应该有长城和故宫。要是真想要的话，可以用现代材料和现代技术重建一个，就像湖南西部地方政府要复制凤凰古城那样……
创造性的语言
那天和香港来的庄老先生谈起汉语的纯洁度问题。现在不仅网络上，甚至传统的平面媒体都充斥着许多新词汇，让本来学富五车的人汗颜。比如什么PK、VS等外来语，有些英文基础的人也知其意不知其详。庄老先生知识渊博，年逾八十却不耻下问，问我PK和VS在英语中是哪两个词，这还真的把我给问住了。我只能用同类词来比喻说明这是单挑之意，两者之间对决，是只有一个人获胜的游戏。回去后我立即网上搜索，查好了打印出来，恭恭敬敬传真给老先生。
这些简写的词汇都是外来语，又是经过青年人传播的，也还有情可原，尽管它们并不符合语言纯净的原则。年轻人赶时髦，既没有林语堂当年翻译“幽默”时的功力，又没有耐心。外语拿来直接用，不少国家都这样，法国人为了保持自己语言的纯洁就颁布了不少行政命令，但是人们口语中仍然习惯“OK”这类简短明了的英语。
相比之下，我们自己无事生非创造出来的词汇反而令人头痛。比如所谓的“保护性拆除”，就连我们这些读书人也闹不懂其背后隐藏的真实含义，要是没有“背景知识”的话你还真的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些词汇是原创的，往往来自地方政府那些懂得政治又熟悉媒体、整天琢磨如何逃避责任的“成熟人士”的发明。于是，“保护性拆除”就成了当今的流行语，和年初出现的“休假式治疗”一样雷人。
如果不羞羞答答，撤去“保护性”的遮羞布，“保护性拆除”就是“拆除”之意。至于“休假式治疗”则既无休假又无治疗，这些都是对百姓智慧的公然愚弄。
如果想学习如何保护历史古迹的话可以去意大利比萨，那里有斜得不能再斜的宝塔，按现在国人的说法就是“危楼”，但人们可以进去参观。如果想学习如何保护居民楼的话则要去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市，那里有歪得不能再歪的樓房，不只一个两个，是成片成片的，而且里面都住满乐呵呵、“居危思安”的荷兰人！
务实性的建筑
荷兰是低地之国，三分之一的国土低于海平面。阿姆斯特丹市就是如此。那里的许多建筑是靠深埋于其下的木桩来加固，这些木桩都被沥青浸泡过以免海水的侵蚀。就连水坝广场那个有几百年历史的市政厅，据说都是由木桩支撑的。
红砖墙体，低矮楼房，运河众多，这是我对这个城市的初步印象。而最让我惊讶的是这里许多价格不菲的楼房都不是呈笔直状，而是前倾后撅，东倒西歪。当地人却十分淡定，并不认为他们面临生命危险，在里面照住不误。
因为各种原因，多年来我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火车站附近步行可及的地方至少住过三次。有一次是住在一个整洁却又小又旧的旅馆，上楼时木制楼梯吱吱作响，好像随时可能坍塌。我的房间只是一间阁楼而已，小小窗户朝天斜着安上去的，因为用木柱支撑的墙壁是斜的。那个晚上我暗自祈祷这个旅馆不要在我离开前倒塌。然而十几年过去了，当我再次回到这里时，那楼还矗立着。
倾斜的房子并不意味着立即的危险，那些连成一片的砖楼会自动形成一种新的平衡，拆除重盖反而会打破这种平衡，给邻舍造成危害。而且拆楼会造成污染、阻碍交通，会破坏环境。所以当地政府制定的税收等法规都是鼓励维持现状、保护历史，除非这些斜楼被确认会危及人身安全。
于是，游客们看到的阿姆斯特丹市就是这个样子：楼房歪歪扭扭，有的楼与楼之间只是仅能一个人通行的窄道，还斜向一个方向，两头来人交汇时双方就得侧身贴墙、壁虎般蹭过去。河流遍布，弯弯曲曲，但是最宽的地方也不比故宫护城河宽多少，窄的地方几步就可以跨越。
那里看不到北京处处可见的摩天大楼和远看晃眼睛的玻璃幕墙，也没有哪届领导为了显示政绩而大力兴建的“传世之作”。
环保的居民
荷兰是世界上富裕的国家，但那里的人却是出了名的节俭，习惯于居住在相对狭小的空间，习惯于公交出行。
阿姆斯特丹市许多楼群间没有院落，大门就建在路旁，开门没有大厅直接上楼。由于过去房产税是按照大门面积征收的，为了省钱各家竭尽所能缩窄建筑的门面，那里的楼门和楼道就显得狭小，和高大的荷兰人很不相称。像钢琴那样大的家具就只能从窗子搬进，于是各个建筑顶端都安上钢梁伸出墙外，形成坚实吊钩来完成这一重任。
楼房建得如此密集，街道也就非常狭窄，别说这些动辄上百年的砖楼建造时根本没考虑过地下车库，许多街道连停车的位置都不够。于是居民都骑自行车上下班，那里骑车人之多堪比北京，中央火车站前停车场自行车密密麻麻停了两层。和北京不同的是，十字路口绿灯一亮，骑自行车的人们就会忽地冲出去，比汽车还快，根本不用环顾左右，因为他们知道驾车者会让行。
游览阿姆斯特丹市最好乘坐双层大巴。这些大巴在狭窄的街道中穿行时，你甚至可以观察到某些屋顶。
在这个根本没有北京那样的环城高速、多数街道宽度堪比北京胡同的西方著名大城市，我去过那么多次居然没遭遇过大堵车，即使开车的话多绕几圈也能在远一些的地段找到停车场。我琢磨这是因为骑自行车和乘公交出行已经成了当地人的共识，他们自上而下地践行着这个理念，维护了当地的环境，也维护了当地的“危楼”，使这些在北京必拆无疑的历史建筑上百年地矗立在那里，向世界展示荷兰人往日的辉煌。
催泪的展馆
在这个东倒西歪楼群最集中的城市，最令人感动的就是“安妮之家”了。
这是个主建筑在Westerkerk教堂对面、表面上跟阿姆斯特丹其他房子没什么两样的楼中楼。个头不高的小楼后面还有个三层高的空间，其中有几个阁楼般又矮又暗的小房间和与其相连的洗手间，通往这隐密之家的门被一个书架遮住。安妮和其家人以及后来的朋友，在这个父亲曾经的办公室里不见天日地躲避了两年多，直至1944年8月被人告发而被关进德国纳粹集中营。在一起藏身的八人中，只有其父一人存活下来，安妮在1945年4月病逝于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离苏联红军攻克柏林、二战结束只差几个月时间。
《安妮日记》开始于安妮13岁生日。如此稚嫩的年纪，她“细致而充满自信、简约而不失真实地描述了一个孩子转变为成人的心态”。“这是一本代表了六百万（犹太）人心声的书，纵使这不是什么雄壮伟大的史诗，只是普通小女孩的一本日记。”这个小姑娘也被认为是一个有高度写作水平的作家和人道主义者，同时也被广泛地视为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以及迫害的一个象征。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1961年在一次演说中说：“在众多于我们历史重要关头站出来为人性尊严辩护的人当中，没有谁说的话比安妮·法兰克更铿锵有力。”
战争过去十几年后，安妮之家所在的楼房成了阿姆斯特丹市真正的危楼，面临拆迁。这时一些市民站了出来，在1957年成立了基金会。大楼被改建为安妮之家博物馆，1960年5月3日向公众开放。如今，游客可以看到安妮贴在墙上的影星照片，父亲在墙纸上标示女儿身高的记号，还有一张记录着同盟国进度的地图，加上字迹整齐的日记本，你不由得感动到落泪。
经过改建的安妮之家楼面已经更新，看上去比周围其他建筑还坚固；内部却保持原样，访客要像安妮当年一样，手足并用攀爬窄得半米不到却又相当陡的木制楼梯。
上个世纪50年代正是北京人拆除明城墙的时候。中国人把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遗迹弃之如履，而荷兰人却能自发组织起来保护一个外国儿童的破旧房子。
当荷兰人说“保护性”时，说的是能不拆的就不拆，拆掉意味着浪费，意味着污染，意味着对历史的否定。当国内一些官员说“保护性”时，说的是能拆就拆，拆迁意味着政绩，意味着利益。在这样背景下，不能拆的也拆！有的地方官员甚至放出豪言：不拆掉一个旧世界，就不能建设一个新中国！
如果按这些人的意思，比萨斜塔一百年前就该拆，中国就不应该有长城和故宫。要是真想要的话，可以用现代材料和现代技术重建一个，就像湖南西部地方政府要复制凤凰古城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