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下有财产万千。笔下有生命悠关。笔下有是非曲直。笔下有毁誉忠奸。”1982年王世全初进警院文检系，在山西调研时遇到一位公安厅老文检员，他的桌面玻璃压着一张纸条，写了这四句话

剧情反转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椭圆型会议桌旁，退休一年的王世全再次以第二鉴定人的身份举起他常用的十倍放大镜，一个小时里反复观察合同上的黑色签名，笔画越少的字鉴定难度越大。
　　王世全边观察签名，边在脑海里回忆刚刚看过的十个样本。有了初步判断以后，王世全让嫌疑人现场抄写一段包含他姓名的文字，以及用快速和慢速的方式签几个名。从笔画特点、书写顺序、着力程度等特征判断，王世全认定合同上的签名正是他本人所签，推翻了第一鉴定人的结论。
　　外界传言神奇的笔迹鉴定师其实就是文检员，他们的工作分为三大类：笔迹鉴定、使用理化方法的技术鉴定和言语识别。文字是死物，它无法直接告诉你所呈现信息的真伪，往往要靠文检员的火眼金睛来识别。
　　从事文检工作三十余年，王世全办理过两千多起案件：遗产争夺、经济纠纷、贪污犯罪……鉴别过印章、笔迹、印刷文书等各种各样的文件，常常充当反转剧情的角色。
　　他始终坚信真假不会混淆，只要文件是伪造的，就一定会有破绽。文检员必须具备超强的记忆力和细心的工作态度。多年来王世全时刻不忘，“我们做鉴定就要实事求是。”
　　比起需要较强主观判断的字迹鉴定和言语识别，王世全更擅长技术鉴定。
　　曾经有一个伪造印章的诈骗案件，涉及金额高达1350万元，四张支票上的公章和法人代表名章印文的样式、内容、尺寸、文字布局等规格特征都与样本相符；画线比对、重叠比对检验也没有明显差别。千万元诈骗案陷入了僵局。后来找到了王世全。一叠20厘米左右厚的文件端到面前，他放在放大镜或显微镜下逐一比对。
　　印章虽是死物，不会变化，但是同一个印章盖出来的印文也不是一模一样的。着墨的深浅，用力的程度，不小心移动导致的变形，都会使印文产生差别，所以只能大量比对。最后发现涉案支票上的印文在着色较浅的地方存在小瑕疵。检本的印文恰好和单位预留印鉴的印文相同，原来伪造的样本是单位的预留印鉴。
　　还有一次在海南遇到一起贪污案，涉案者在被多方指证私吞了几万元公款的情况下，拿出四张手写借条，声称只是挪用公款。虽然地方文检对借条的真伪存疑，而教科书上也有传统的测定法——硫酸盐扩散程度测定法，但由于地方文检员缺乏经验不敢轻易试验。一旦失误，就会污染证物。
　　最后四张64开的借条由侦查员带到王世全面前。王世全拿着借条到了实验室，准备高锰酸钾、硝酸铅等化学药物以及测量显微镜、试管、棉签等工具。配药、测量、记录数据……为了避免损坏证物，他只用沾有化学剂的棉签轻轻点一下支票上两行字的其中几个笔画。保险起见，四张欠条都做了实验。
　　一天之内他就把鉴定结论送到了侦查员手上。“他们等结果的都急，白天做不完，晚上我们还得加班。”鉴定有时甚至会耗上一个月的时间。最终王世全的鉴定书成为了指证涉案者贪污的有力证据。
　　但文检员并不是万能的，对于外界的一些想象，比如“笔迹鉴定可以通过一个人的英文书写鉴别出他的中文书写”，王世全笑称为天方夜谭。他澄清，其实鉴定工作不那么神秘，实际上就是研究常人不太注意的细枝末节。
　　除了过于夸大，质疑的声音也不少。王世全承认鉴定工作有主观性，但是这种主观性并不是瞎说，而是结合科学的检验，有理有据地判断。

宁愿错过不能判错

　　1955年出生的王世全，从小就喜欢舞刀弄枪，还用木头和铁丝制作玩具枪，一心想着“长大了要去当兵”。历经“文革”，1977年高考恢复，王世全考上吉林大学，就读化学系物理化学专业。毕业后分配工作，刚成立的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的李文芳老师在几十份档案中选中了他。
　　王世全一听到“有领章和帽徽”，便爽快答应了。刚进警院，王世全并不了解文检具体做什么，觉得应该和写字有关，自己写字不好看，就心生抵触。文检系贾玉文教授找他聊了半个多小时，告诉他文检涉及的技术既要用到物理又要用到化学，他的专业很适合，而且文检技术还有很多没弄明白需要开拓的地方。这引起了王世全的兴趣。
　　“我这个人一根筋的。”爱上这一行就不变了。为了深入学习文检工作，王世全花了两年时间学习英语，考WSK.EPT（专为申请公派出国留学人员设立的英语水平考试），从86分到93分再到101分，刚过合格线1分，通过了考试，被派到意大利佛罗伦萨的警察局科学警察处留学。
　　1989年，王世全抵达佛罗伦萨，当时正好碰上意大利大赦，在12月31日前居住在意大利的外来劳工都可以申请移民。意大利的移民工作是警察局负责的，同行赴意的朋友找到了王世全帮忙提交移民申请。帮朋友办妥了申请，警局的同事也劝王世全留下。
　　在佛罗伦萨警局一个月工资60万里拉（按1990年汇率约为3000元人民币），而国内一个月工资只有一百多块人民币。“其实当时也不是没想过移民，但是考虑了一下，还是想回国继续做文检。”
　　回国后，“在警院一待就是三十几年。”至今王世全还感激恩师贾玉文当年的“忽悠”。如今退休已两年，王世全仍不舍文检事业。2005年司法鉴定对社会开放以后，社会上民营鉴定所越来越多。近年王世全看到鉴定行业的乱象，忧心忡忡，于是在恩师的动员下，2016年到了广东开元文书司法鉴定所。“我想树立行业正气！”
　　从业多年，王世全懂得人情世故，但是他有自己的底线。一位老朋友给王世全来电，希望他能帮忙做一个鉴定结论，把一份真文件鉴定成伪造文件。王世全在电话里义正辞严地拒绝了。“不是你想要什么结论就有什么结论的！”
　　他常常告诫学生，遇到作伪的案件，你最多只能说这个不能鉴定，绝对不能把黑的说成白的，方的说成圆的。有时候会听到同行说“保证能给你鉴定出来”。王世全觉得这是胡说八道，他从来不会这样许诺。遇到熟人让他帮忙鉴定，看到提供的材料少而且没有比对性，他都会拒绝，也不怕别人质疑他刑事科学技术专业教授的身份，“最后鉴定不出来更下不了台。”
　　王世全宁愿被质疑，也不愿意出现错案。曾有一次警院鉴定所鉴定一份遗嘱出了差错，几个月后作为院长的王世全收到投诉信。虽然鉴定结论出错对警院名声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王世全毫不犹豫地复查此案，排除原先的鉴定人，重新组織专家鉴定，推翻了原先的结论。
　　偶闻一些法官只依赖一个鉴定结论作为证据，而没有综合多方证据去判案，王世全很无奈。但能做的只是在鉴定过程中更加谨慎，尽可能减少误差。
　　庆幸的是，随着科技的发展，笔迹识别系统、量化等鉴定技术出现，鉴定逐步趋于客观。但是新的问题也将来临，模仿技术也在同步发展。“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重要的是每个人心中的那把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