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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书法艺术两千多年的发展演变中，《石门颂》是由篆书向隶书过渡阶段的典型代表，是中国书法艺术巅峰时期的标志，在书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我国文字演变的活化石，更是书法石刻艺术演变的代表作。
关键词：石门颂；书法史；地位
《石门颂》是汉碑摩崖石刻类中的一种重要碑刻，它为历代书家所重视与喜爱，是汉隶开张风格的代表作。《石门颂》的书法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它彰显着结字的放纵舒展，体势的开张瘦劲，意态的飘逸自然，堪称隶书中的经典之作。康有为评道：“《杨孟文碑》（《石门颂》）劲挺有姿……具深趣，隶中之草也。”[1]
《石门颂》摩崖石刻的书法艺术有如此巨大的影响，使我们不得不去思考：在地处僻远的荒山野岭中的摩崖石刻，为什么能取得这样令世人惊叹的艺术成就？这种成就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什么样的地位？
1《石门颂》的产生
《石门颂》全称《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产生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碑文高261cm，宽205cm，题额二行，为“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十字，正文二十二行。每行三十、三十一字不等，是形制较大的摩崖石刻。《石门颂》原镌刻在今陕西宝城县东北褒斜道入口处的石门隧道西壁上。这里自古就是连接中原与大西南的枢纽地带，是秦岭山地的秦陇文化与巴蜀文化的交融地带。东汉定都洛阳后，为了巩固辽阔西部的统治，加强川陕交通，极其重视关陇与巴蜀之间的交通道路建设。东汉川陕之间的一些地方官，也极为重视开凿维修道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统治者加强控制与道路建设的记錄，并且留下了书法艺术成就非凡的汉代摩崖——《石门颂》。
《石门颂》是汉中太守王升为司隶校尉杨孟文开凿石门通道，便利交通所撰写的颂词，由王戒书丹。刻石迄今虽已近二千年，但它是一篇连同书丹的笔意与镌刻者的凿工都完好保存下来的东汉赋颂佳作，至今刻石仍然面貌如新。解放后要在刻石处建造水库，就把整块摩崖凿出，移入汉中博物馆保存。《石门颂》记述了司隶校尉杨孟文上书请求开凿修复褒斜道的经过。碑文中有“杨君厥字孟文”的句子，古人误认为“杨厥”是杨君之名。就是北魏郦道元也误以为这位杨君名厥字孟文，称《石门颂》为“杨厥碑”。[2]直到宋代，洪适在《隶释》中说：“‘司隶校尉杨君厥字孟文’，《水经》及欧赵皆谓之《杨淮碑》。蜀中晚出《杨淮碑》云：‘司隶校尉杨君厥讳淮，字伯邳，大司隶孟文之元孙也。’始知两碑皆以‘厥’为语助。”[3]《杨厥碑》的错误才得到更正。
2《石门颂》在汉碑中的地位
汉字是随着时代发展变化的，汉隶的演变具有上承秦篆古隶，下启行草、真书的时代过渡特点。它既充分体现了汉代书法艺术觉醒时期的时代精神，又开启魏晋南北朝及盛唐书法之风范。故而在中国书法史上被认为是光辉灿烂的一页，它代表了汉字书法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的一个重要阶段。
东汉时代，隶书中出现的“蚕头雁尾”与波磔都具有明显的装饰性笔画，而当时的《石门颂》没有明显的“蚕头雁尾”和肥大波磔的笔画特征。主笔的波势虽有水波纹，但用的是等粗细笔画，好似流淌的水。其线条借助摩崖粗糙的媒介，透露着一种豪迈奔放的气势，显示着一种创作者和雕凿者深厚的功力。另一方面，《石门颂》在字形的取势上也打破了小篆的纵势，而渐趋横势。如“其有四年”的“有”字，横画特长，稳健有力。“五升”的“升”，横画尽心舒毫。这几处的长笔表现得特别宏伟。《石门颂》的那种革新的精神，把结体由纵趋向横势，突破了小篆的纵长体势，淡化蚕头雁尾，这种探索寻找汉字新的美的表现形式，实际上就意味着一个很大的进步。
《石门颂》是中国书法史上难得的摩崖石刻美学资料，在汉字和书法发展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它承载着书体自然发展到那个时代所持有的特征。碑中的有些文字书写仍有篆意的遗迹，如：“道由子午”、“后以子午”的“午”字，保留了对称的篆意写法。“阂隔尤艰”中的“尤”字，也保留了篆书的书写特征。这些篆书的笔法和结构，在整体风格中，用得巧妙而协调。如“下则入冥”中的“入”字，又保留了分书的书写方法。如“稼苗禾残”中的“禾”字，具有草书跳动的笔法。如较整齐的字距和行距具有楷书的章法。这些都是草书、楷书的萌芽痕迹，它映射着东汉时期的各种书体发展到此处的种种印记，似乎有着一种不可估量的伸展空间，使汉字逐渐走向成熟。
《石门颂》是摩崖之作，是在悬崖峭壁上刻字，因此，无论书丹与镌刻都是件不容易的事。这些本来是不利的因素反而在书法上形成了有助于创作所特有的一种气势，使它充满着活力。《石门颂》出篆入隶的笔法，纵横舒展的结字，豪迈奔放的行笔，是汉代刻石中所少见。在众多的汉碑中，《石门颂》的书法艺术内涵和在汉碑中的地位就更加凸显易见了。
3《石门颂》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不朽杰作
《石门颂》对后代书法的发展影响颇深。特别是明清以来，《石门颂》在书法艺术上的地位更是得到人们的进一步认可。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提及：“《石门铭》飞逸奇姿，分行疏宕，翩翩欲仙，源出《石门颂》、《孔宙》等碑。”[1] 《石门颂》是镌刻在石门隧道的西壁，《石门铭》是北魏年间镌刻在石门隧道的东壁。因《石门颂》比《石门铭》早316年刻成，可见《石门铭》是《石门颂》的继承和发展。这样《石门颂》在书坛中的地位和身价也就陡增了，康有为也推《石门颂》为汉隶中的“妙品”。
《石门颂》的笔法向世人推崇一种雄野豪放，跌宕圆致、疏荡秀劲的风韵。《石门颂》的结体疏密一任大小，安置听凭自然，其肃穆雄强与天真率意更是合二为一。它集宽松与灵秀于一身，融高古与苍茫于一体。加上精蕴错落的文句与褒斜谷苍莽的自然风光相映衬，从而成为“山林派隶碑”之翘楚。清朝张祖翼有这样一段论述：“然三百年习汉碑者不知凡几，竟无人写《石门颂》者，盖其雄厚奔放之气，胆怯者不敢学，力弱者不能学也。”[4]这样的论述正是贴切之语。
书法对线条的美有很高的要求。在书法线条中，力度的表现历来为书家所重视。《石门颂》因书体疏朗简散而得“野鹤闲鸥，飘飘欲仙”之誉，其中线条力度的控制与把握，给人以富有生命力的动感美。《石门颂》中笔画，虽瘦劲，然饱满圆浑，显得有厚度。笔画线条虽粗细变化不大，但线条形态有着一种挣扎奋进，冲破阻力的力度感，似乎在线条上看到无数轻微的起伏有着不断遇阻而又冲破阻碍的痕迹，给人一种特别的兴奋和喜悦之情。《石门颂》由于雕刻的特殊质地，还有奔放的气势，以及大自然等因素融于一体的艺术表现手法，为其增添了一种天然的色彩。当细细品味《石门颂》，其中正是奥妙无穷。 《石门颂》中有些文字采用以简入隶，隶中带草的写法，章法和笔法上与汉简《居延都尉简》有许多相同之处。如“高祖受命”的“命”，“世世叹诵”的“诵”字，把竖的收笔拉得很长，形成上紧下松，体长而意足的韵味，使结体、章法妙趣横生。这种凭借着摩崖的独特书写材质，流露出大气磅礴，自然率意之美，体现出一种草书的意味。还有“道”、“通”字中的长捺有奔放不拘的夸张之笔，它既强化了字的体势，又增添了动感，既变化了原来横直成行的布局，又与左右开张的宽博气势相反相成。这种潇洒俏丽的笔势，为作品增添了光彩，富有苍郁之神韵。康有为曾称《石门颂》为“隶中之草”。
《石门颂》在章法布局上是采用竖有行，橫无列的方式，形成一种错落有致的格局。给人以形宽气紧、舒展奔放的自然美。综观全碑，舒处是疏朗贯通，如“汉中太守，楗为武阳王升字稚记”一句，字形以夸张设置，增加其布白，可谓是紧处密不透风。如“禹凿龙门，君其继踪”借字形笔画之多减少周围布白，其艺术表现手法又不失天机浑然之趣。总体上表现出一种质朴古拙、粗犷豪放，一派天然的表情。正是一笔有一笔的气象，一字有一字的风格。字形结体浑厚丰姿，字与字之间顾盼生情，妙趣横生。《石门颂》在汉碑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它以其舒朗野逸的山林情趣而呈雄放、豁达气概，在刻石分书中独领风骚、一枝独秀。清杨守敬称《石门颂》“其行笔真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从此出。”[5]汉代能取得这样的书法艺术成就，在康有为看来是“书至汉末，盖盛极矣。其朴质高韵，新意异态，诡形殊制，融一炉而铸之，故自绝于后世矣。”[1]而《石门颂》正是汉代书艺流光溢彩、登峰造极的代表作，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不朽杰作。
纵览中国书法艺术两千多年的发展演变，《石门颂》给书法界增添了无可言说的书写空间，它用笔的特点加之材质的独特，还有气势的奔放等独特的个性，可谓是中国书法艺术巅峰时期的标志。康有为非常重视《石门颂》在书坛中的地位，他对《石门颂》的评价是：“高浑则有《杨孟文》”；“以今所见真书之妙，诸家皆有之。”[1]《石门颂》是由篆书向隶书过渡阶段的典型，它不仅是我国文字演变的活化石，更是书法石刻艺术演变的代表作。
参考文献：
[1] 康有为（清）.广艺舟双楫[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
[2] 郦道元（北魏）.水经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
[3] 洪适（宋）.隶释·隶续[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 楼鉴明，洪丕谟.历代书论选注[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
[5] 杨守敬（清）.评碑评帖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作者简介：林子文，男，副教授，现任台州科技职业学院党委宣传部部长，研究方向：书法教育与书法史论。
关键词：石门颂；书法史；地位
《石门颂》是汉碑摩崖石刻类中的一种重要碑刻，它为历代书家所重视与喜爱，是汉隶开张风格的代表作。《石门颂》的书法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它彰显着结字的放纵舒展，体势的开张瘦劲，意态的飘逸自然，堪称隶书中的经典之作。康有为评道：“《杨孟文碑》（《石门颂》）劲挺有姿……具深趣，隶中之草也。”[1]
《石门颂》摩崖石刻的书法艺术有如此巨大的影响，使我们不得不去思考：在地处僻远的荒山野岭中的摩崖石刻，为什么能取得这样令世人惊叹的艺术成就？这种成就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什么样的地位？
1《石门颂》的产生
《石门颂》全称《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产生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碑文高261cm，宽205cm，题额二行，为“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十字，正文二十二行。每行三十、三十一字不等，是形制较大的摩崖石刻。《石门颂》原镌刻在今陕西宝城县东北褒斜道入口处的石门隧道西壁上。这里自古就是连接中原与大西南的枢纽地带，是秦岭山地的秦陇文化与巴蜀文化的交融地带。东汉定都洛阳后，为了巩固辽阔西部的统治，加强川陕交通，极其重视关陇与巴蜀之间的交通道路建设。东汉川陕之间的一些地方官，也极为重视开凿维修道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统治者加强控制与道路建设的记錄，并且留下了书法艺术成就非凡的汉代摩崖——《石门颂》。
《石门颂》是汉中太守王升为司隶校尉杨孟文开凿石门通道，便利交通所撰写的颂词，由王戒书丹。刻石迄今虽已近二千年，但它是一篇连同书丹的笔意与镌刻者的凿工都完好保存下来的东汉赋颂佳作，至今刻石仍然面貌如新。解放后要在刻石处建造水库，就把整块摩崖凿出，移入汉中博物馆保存。《石门颂》记述了司隶校尉杨孟文上书请求开凿修复褒斜道的经过。碑文中有“杨君厥字孟文”的句子，古人误认为“杨厥”是杨君之名。就是北魏郦道元也误以为这位杨君名厥字孟文，称《石门颂》为“杨厥碑”。[2]直到宋代，洪适在《隶释》中说：“‘司隶校尉杨君厥字孟文’，《水经》及欧赵皆谓之《杨淮碑》。蜀中晚出《杨淮碑》云：‘司隶校尉杨君厥讳淮，字伯邳，大司隶孟文之元孙也。’始知两碑皆以‘厥’为语助。”[3]《杨厥碑》的错误才得到更正。
2《石门颂》在汉碑中的地位
汉字是随着时代发展变化的，汉隶的演变具有上承秦篆古隶，下启行草、真书的时代过渡特点。它既充分体现了汉代书法艺术觉醒时期的时代精神，又开启魏晋南北朝及盛唐书法之风范。故而在中国书法史上被认为是光辉灿烂的一页，它代表了汉字书法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的一个重要阶段。
东汉时代，隶书中出现的“蚕头雁尾”与波磔都具有明显的装饰性笔画，而当时的《石门颂》没有明显的“蚕头雁尾”和肥大波磔的笔画特征。主笔的波势虽有水波纹，但用的是等粗细笔画，好似流淌的水。其线条借助摩崖粗糙的媒介，透露着一种豪迈奔放的气势，显示着一种创作者和雕凿者深厚的功力。另一方面，《石门颂》在字形的取势上也打破了小篆的纵势，而渐趋横势。如“其有四年”的“有”字，横画特长，稳健有力。“五升”的“升”，横画尽心舒毫。这几处的长笔表现得特别宏伟。《石门颂》的那种革新的精神，把结体由纵趋向横势，突破了小篆的纵长体势，淡化蚕头雁尾，这种探索寻找汉字新的美的表现形式，实际上就意味着一个很大的进步。
《石门颂》是中国书法史上难得的摩崖石刻美学资料，在汉字和书法发展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它承载着书体自然发展到那个时代所持有的特征。碑中的有些文字书写仍有篆意的遗迹，如：“道由子午”、“后以子午”的“午”字，保留了对称的篆意写法。“阂隔尤艰”中的“尤”字，也保留了篆书的书写特征。这些篆书的笔法和结构，在整体风格中，用得巧妙而协调。如“下则入冥”中的“入”字，又保留了分书的书写方法。如“稼苗禾残”中的“禾”字，具有草书跳动的笔法。如较整齐的字距和行距具有楷书的章法。这些都是草书、楷书的萌芽痕迹，它映射着东汉时期的各种书体发展到此处的种种印记，似乎有着一种不可估量的伸展空间，使汉字逐渐走向成熟。
《石门颂》是摩崖之作，是在悬崖峭壁上刻字，因此，无论书丹与镌刻都是件不容易的事。这些本来是不利的因素反而在书法上形成了有助于创作所特有的一种气势，使它充满着活力。《石门颂》出篆入隶的笔法，纵横舒展的结字，豪迈奔放的行笔，是汉代刻石中所少见。在众多的汉碑中，《石门颂》的书法艺术内涵和在汉碑中的地位就更加凸显易见了。
3《石门颂》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不朽杰作
《石门颂》对后代书法的发展影响颇深。特别是明清以来，《石门颂》在书法艺术上的地位更是得到人们的进一步认可。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提及：“《石门铭》飞逸奇姿，分行疏宕，翩翩欲仙，源出《石门颂》、《孔宙》等碑。”[1] 《石门颂》是镌刻在石门隧道的西壁，《石门铭》是北魏年间镌刻在石门隧道的东壁。因《石门颂》比《石门铭》早316年刻成，可见《石门铭》是《石门颂》的继承和发展。这样《石门颂》在书坛中的地位和身价也就陡增了，康有为也推《石门颂》为汉隶中的“妙品”。
《石门颂》的笔法向世人推崇一种雄野豪放，跌宕圆致、疏荡秀劲的风韵。《石门颂》的结体疏密一任大小，安置听凭自然，其肃穆雄强与天真率意更是合二为一。它集宽松与灵秀于一身，融高古与苍茫于一体。加上精蕴错落的文句与褒斜谷苍莽的自然风光相映衬，从而成为“山林派隶碑”之翘楚。清朝张祖翼有这样一段论述：“然三百年习汉碑者不知凡几，竟无人写《石门颂》者，盖其雄厚奔放之气，胆怯者不敢学，力弱者不能学也。”[4]这样的论述正是贴切之语。
书法对线条的美有很高的要求。在书法线条中，力度的表现历来为书家所重视。《石门颂》因书体疏朗简散而得“野鹤闲鸥，飘飘欲仙”之誉，其中线条力度的控制与把握，给人以富有生命力的动感美。《石门颂》中笔画，虽瘦劲，然饱满圆浑，显得有厚度。笔画线条虽粗细变化不大，但线条形态有着一种挣扎奋进，冲破阻力的力度感，似乎在线条上看到无数轻微的起伏有着不断遇阻而又冲破阻碍的痕迹，给人一种特别的兴奋和喜悦之情。《石门颂》由于雕刻的特殊质地，还有奔放的气势，以及大自然等因素融于一体的艺术表现手法，为其增添了一种天然的色彩。当细细品味《石门颂》，其中正是奥妙无穷。 《石门颂》中有些文字采用以简入隶，隶中带草的写法，章法和笔法上与汉简《居延都尉简》有许多相同之处。如“高祖受命”的“命”，“世世叹诵”的“诵”字，把竖的收笔拉得很长，形成上紧下松，体长而意足的韵味，使结体、章法妙趣横生。这种凭借着摩崖的独特书写材质，流露出大气磅礴，自然率意之美，体现出一种草书的意味。还有“道”、“通”字中的长捺有奔放不拘的夸张之笔，它既强化了字的体势，又增添了动感，既变化了原来横直成行的布局，又与左右开张的宽博气势相反相成。这种潇洒俏丽的笔势，为作品增添了光彩，富有苍郁之神韵。康有为曾称《石门颂》为“隶中之草”。
《石门颂》在章法布局上是采用竖有行，橫无列的方式，形成一种错落有致的格局。给人以形宽气紧、舒展奔放的自然美。综观全碑，舒处是疏朗贯通，如“汉中太守，楗为武阳王升字稚记”一句，字形以夸张设置，增加其布白，可谓是紧处密不透风。如“禹凿龙门，君其继踪”借字形笔画之多减少周围布白，其艺术表现手法又不失天机浑然之趣。总体上表现出一种质朴古拙、粗犷豪放，一派天然的表情。正是一笔有一笔的气象，一字有一字的风格。字形结体浑厚丰姿，字与字之间顾盼生情，妙趣横生。《石门颂》在汉碑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它以其舒朗野逸的山林情趣而呈雄放、豁达气概，在刻石分书中独领风骚、一枝独秀。清杨守敬称《石门颂》“其行笔真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从此出。”[5]汉代能取得这样的书法艺术成就，在康有为看来是“书至汉末，盖盛极矣。其朴质高韵，新意异态，诡形殊制，融一炉而铸之，故自绝于后世矣。”[1]而《石门颂》正是汉代书艺流光溢彩、登峰造极的代表作，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不朽杰作。
纵览中国书法艺术两千多年的发展演变，《石门颂》给书法界增添了无可言说的书写空间，它用笔的特点加之材质的独特，还有气势的奔放等独特的个性，可谓是中国书法艺术巅峰时期的标志。康有为非常重视《石门颂》在书坛中的地位，他对《石门颂》的评价是：“高浑则有《杨孟文》”；“以今所见真书之妙，诸家皆有之。”[1]《石门颂》是由篆书向隶书过渡阶段的典型，它不仅是我国文字演变的活化石，更是书法石刻艺术演变的代表作。
参考文献：
[1] 康有为（清）.广艺舟双楫[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
[2] 郦道元（北魏）.水经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
[3] 洪适（宋）.隶释·隶续[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 楼鉴明，洪丕谟.历代书论选注[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
[5] 杨守敬（清）.评碑评帖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作者简介：林子文，男，副教授，现任台州科技职业学院党委宣传部部长，研究方向：书法教育与书法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