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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文纪念李先念同志逝世（1992年6月21日）二十周年 ——编者
李先念认真直率地对毛泽东说：“主席你不要听报纸上吹的那一套，形势不是大好，也不是小好，是一点也不好，老百姓在挨饿??”毛感到吃惊。
1960年4月中旬，李先念应约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笑着对李说：“杞国人来了，请坐下。”“杞人忧天”是比喻庸人自扰，毫无根据地瞎担心。毛泽东何以把李先念比喻为“杞国人”，这里有一段什么样的故事?
【“大跃进”后的粮食生产状况】
1958年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当年8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北戴河会议）公报称，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到6000～7000亿斤，比1957年增产60%～70%。到1958年底，有关部门根据各省、市、自治区的汇报，把预计产量夸大到8500亿斤。据《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记载，?过核实，1958年的粮食产量是4000亿斤，比1957年仅增产2.5%。（《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1959年的庐山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反右倾”运动，高指标、浮夸风有增无减，1960年的粮食产量指标仍定为6000亿斤。实际上，1959年到1961年的粮食产量一路下滑，三年的平均产量为3073亿斤，比1957年减产21.2%；平均每人占有粮食433斤，比1957年减少了170斤。这给粮食分配工作带来了严重困难。由于国家掌握的粮食收不抵支，不得不年年挖库存，粮食调拨也越来越紧张，大中城市几乎有粮食脱销的危险。1960年6月上旬，北京市库存只够7天的销量，天津市只够10天的销量，上海市已没有大米库存。据统计，1960年9月底，全国82个大中城市的库存比上年同期减少近一半，还不到正常库存的1/3。当时大量调出大米的?西省以及省内的南昌、景德镇、赣州、九?4个主要城市，也处于日调日销的局面。（《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
农村的情况更为严峻，由于高指标、浮夸风导致高征购，1959到1961年平均征购数占粮食总产量的34.4%，而正常年景是20%多。（《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大量征购过头粮，不仅夺去了农民的部分口粮，甚至征购了来年的种子和饲料粮，农村每人每天的口粮不足1斤，有的地方只有几两，农村已出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国家确定的粮食征购的高指标根本无法完成。
【李先念致信毛泽东告急】
1959年4月，全国人大举行二届一次会议，会议任命李先念为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5月2日，周恩来总理宣布副总理的分工，李先念分管财贸工作。1960年初，各地粮食部门纷纷向国务院告急，粮食征购上不来，国家粮食库存下降。面对全国粮食危机的严重局面，负责财贸工作的李先念处于两难境地。
庐山会议期间，李先念因对彭德怀信中的内容表示赞同，不得不多次检讨自己犯了“右倾错误”。但面对如此严峻的粮食局面，若不如实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告并采取应对措施，将导致严重后果。李先念不顾自己可能再次遭受错误批评，及时地把情况向上报告，并提出应对的具体意见。
1960年1月13日，李先念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告说，据部分省区反映，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中，约有10%～20%缺粮。（中央批转李先念同志关于安排农村人民公社生活问题和继续开展爱国售棉运动的报告，1960年1月21日）4月16日，李先念再致信毛泽东，报告说：
当前粮食情况总的来说很好，1959年到1960年粮食年度征购任务是1075亿斤，估计到6月份可以完成1200亿斤左右。但目前这50天或一个月，是保证春耕生产顺利进行、继续稳定粮食局势的紧要时期，必须开展粮食调运突击运动，坚决完成第二季度50亿斤到53亿斤的粮食调运计划，这是保证大中城市和受灾严重省份粮食供应的决定步骤。过去，国家主要是管理粮食的购销，负责城市人民和农村一部分缺粮人民的粮食供应；现在已?发展到，国家必须把六亿几千万人民的粮食消费都要更加具体和更加直接地管理起来，国家对于人民群众的吃粮够不够吃、吃饱吃不饱，负有十分重大的责任。（《李先念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报告又说，截至4月5日，粮食入库高潮已过，但全国粮食库存517亿斤，比去年同期减少13亿斤，而销售比去年同期增加。[《李先念传》1949-1992（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毛泽东戏称李先念为“杞人”】
尽管毛泽东对1960年的总体形势比较乐观，但对农村的粮食情况也并非全然不知。所以，李先念的报告还是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
其后一天，毛泽东约李先念到中南海丰泽园住处谈话，李按时赴约。毛泽东见李先念来到，笑着说：“杞国人来了，请坐下。”接着说：“你是怎么搞的，报纸上讲形势大好，你老是泼冷水，讲什么都不好，你是怎么想的？你知道不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你可不要学杞国人啊！”（《李先念传》）李先念看到毛泽东并无严厉批评之意，于是认真直率地说：“我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我不是像杞国人那样忧天塌下来，我是担心全国几亿人吃不上饭呀！主席你不担心吗？你不要听报纸上吹的那一套，形势不是大好，也不是小好，是一点也不好，老百姓在挨饿，已?饿死了不少人。有些省一方面说粮食大丰收，另一方面向我写报告要救济粮。我昨天晚上没睡觉，和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等同志商量，调粮搞救火，?来一列车粮食准备调山东，结果山西来电报说他们饿死的人多，又把这一列车粮食运到了山西。当前老百姓没粮食吃，只好挖野菜、捋树叶度日。”（《李先念年谱》）
毛泽东听后，感到吃惊，要李先念详细谈谈全国粮食供应的严重情况。对李先念提出的应急措施，毛泽东表示了支持。
【压在李先念肩上的粮食重担】
1960年严重缺粮的危机，不能不使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承受沉重的压力。据周恩来的秘书李岩回忆：“各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搞得总理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周恩来亲自指挥调运粮食，被称为“粮食调度的总指挥”。（《周恩来传》）要做到在全国范围内合理地调拨粮食，必须对各省粮食的真实情况心中有数，周恩来设计了《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上面按日期记载着各省市的粮食收购、库存、销售和调拨数字，中央粮食收支情况等，一目了然。
紧急调运粮食的重任则由李先念承担。李先念提议，?中央2月21日批准，成立了中央粮棉油调运指挥部，由李先念负责，有国务院财贸办公室、铁道部、交通部、粮食部和商业部有关负责人参加，规定铁路、汽车的货运要服从粮食的紧急调运任务。为加快粮食调运，需要成立一支由粮食部直接管辖的粮食运输队。李先念亲自找解放军总后勤部负责人借调1000辆汽车，又从各省抽调1000辆汽车。这支运输队，从山区到平?，从边远地区到大城市，前后三年，共运出粮食约42亿斤，对完成粮食调运任务作出了很大贡献。（《李先念传》）
6月，京、津、沪三大城市和辽宁省的10个主要城市的粮食供应紧张问题仍未解决。6月份全国粮食计划调运21亿斤，只完成14亿多斤；7月份计划调运20亿斤，22天只完成8.7亿多斤。对此严重情况，李先念在一个月内三次向中央致信告急。
7月5日，李先念、谭震林联名将《关于召集九省市财贸书记讨论当前粮食工作的报告》报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中说：京、津、沪和辽宁等省市只能随调随销天天过年三十，再这样紧下去，局部地区很可能出现乱子。在农村方面，没有夏粮收获的地区，粮食情况仍然很紧张，有夏粮收获的地区，新粮已?接上了，但是丰歉不平衡，农村储备粮少，粮食分配和生活安排也存在着若干问题。报告提出：当前粮食分配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把全社会的粮食分配和消费都具体地管起来，认真地、毫不马虎地、满腔热情地、实事求是地安排城乡六亿五千万人民的吃饭问题。
7月13日，李先念向周恩来报送了最近粮食调运情况很不好的报告。报告说，7月份应调出粮食20亿斤，但到10日止，只调出2.19亿斤。“现在的粮食库存，北京、天津只够销4天；上海只够销两天；辽宁只够销6天。如果不加速调运补充库存，照这个样子下去，是会出乱子的。就目前情况看来，在整个国家粮食库存比较少的状况下，宁可中小城市紧张一点，也不能让京、津、沪、辽脱销。因此，我建议应当机立断，一切运输暂时为粮食运输让路，把粮食运输任务放在第一位，突击运输，迅速扭转局面。”（《李先念年谱》）
7月24、25日，李先念先后将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紧急调运粮食的报告》报送周恩来、邓小平、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报告》中说：“今年5月份以来，京、津、沪、辽粮食库存极少，面临脱销危险，不断告急，现已到不可终日的地步。”“据粮食部报告，7月22日，北京市区库存粮食销不到4天，上海只够销6天，天津只够销十七八天，辽宁20日库存粮食销不到10天，吉林19日粮食库存只够销17天。这是按铺底粮统统销光计算的。实际上许多粮店已?没有存粮，时断时销，情况危急。”并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对李先念报告的情况，周恩来、邓小平十分焦急，周恩来于14日将李先念13日的报告批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要他把报告印发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负责同志。邓小平在接到李先念25日报告的当日批示：“此件印发会议各同志。请应调出粮食的各省负责同志，马上打电话回去，督促和检查一下。”（《李先念年谱》）
时任粮食部副部长的杨少桥回忆说：“为了安排好粮食调拨，往往是先由粮食部党组同志打前站，同地方?商，然后由先念同志出面商谈，最后由周总理亲自定案。1959年以后，不仅年度粮食调拨计划由中央、国务院下达，季度计划也由中央安排下达。到了1960年，有好多月份的调拨计划也都由中央通知各地执行。这些计划，都在先念同志那里研究好了后，才报请中央审定下达。”（《伟大的人民公仆——怀念李先念同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李先念并非“杞人忧天”】
对大饥荒年代，李先念在指挥调运粮食方面作出的贡献，中央军委总后勤部负责人洪学智回忆说：
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最突出的是粮食供应方面的困难，直接关系到亿万人民的生存和社会的稳定。党中央决定，由李先念担任突击调运粮油棉指挥部的领导工作。当时，许多城市的粮库已?挖空，频频告急，真不亚于战争年代的紧迫军情。先念同志一面及时而如实地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反映情况，提出一系列解决困难的有力措施； 一面组织各省区想尽一切办法，突击筹粮运粮，以保证京、津、沪、辽等地的急需。他还亲任接卸、转运进口粮食领导小组组长，调动一切港口的能力，使接运任务顺利完成。这一时期，在解决几亿人民的吃、穿、用问题上，先念同志绞尽脑?，出了大力，立了大功，对较快地扭转?济困难局面起了重要作用。（《伟大的人民公仆——怀念李先念同志》）
然而，即使作了如此艰苦的努力，在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仍未能避免悲剧的发生。薄一波在他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写道：“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
历史表明，李先念当年对粮食困难局面严峻性的估计和严重后果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
（作者系历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李先念认真直率地对毛泽东说：“主席你不要听报纸上吹的那一套，形势不是大好，也不是小好，是一点也不好，老百姓在挨饿??”毛感到吃惊。
1960年4月中旬，李先念应约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笑着对李说：“杞国人来了，请坐下。”“杞人忧天”是比喻庸人自扰，毫无根据地瞎担心。毛泽东何以把李先念比喻为“杞国人”，这里有一段什么样的故事?
【“大跃进”后的粮食生产状况】
1958年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当年8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北戴河会议）公报称，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到6000～7000亿斤，比1957年增产60%～70%。到1958年底，有关部门根据各省、市、自治区的汇报，把预计产量夸大到8500亿斤。据《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记载，?过核实，1958年的粮食产量是4000亿斤，比1957年仅增产2.5%。（《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1959年的庐山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反右倾”运动，高指标、浮夸风有增无减，1960年的粮食产量指标仍定为6000亿斤。实际上，1959年到1961年的粮食产量一路下滑，三年的平均产量为3073亿斤，比1957年减产21.2%；平均每人占有粮食433斤，比1957年减少了170斤。这给粮食分配工作带来了严重困难。由于国家掌握的粮食收不抵支，不得不年年挖库存，粮食调拨也越来越紧张，大中城市几乎有粮食脱销的危险。1960年6月上旬，北京市库存只够7天的销量，天津市只够10天的销量，上海市已没有大米库存。据统计，1960年9月底，全国82个大中城市的库存比上年同期减少近一半，还不到正常库存的1/3。当时大量调出大米的?西省以及省内的南昌、景德镇、赣州、九?4个主要城市，也处于日调日销的局面。（《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
农村的情况更为严峻，由于高指标、浮夸风导致高征购，1959到1961年平均征购数占粮食总产量的34.4%，而正常年景是20%多。（《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大量征购过头粮，不仅夺去了农民的部分口粮，甚至征购了来年的种子和饲料粮，农村每人每天的口粮不足1斤，有的地方只有几两，农村已出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国家确定的粮食征购的高指标根本无法完成。
【李先念致信毛泽东告急】
1959年4月，全国人大举行二届一次会议，会议任命李先念为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5月2日，周恩来总理宣布副总理的分工，李先念分管财贸工作。1960年初，各地粮食部门纷纷向国务院告急，粮食征购上不来，国家粮食库存下降。面对全国粮食危机的严重局面，负责财贸工作的李先念处于两难境地。
庐山会议期间，李先念因对彭德怀信中的内容表示赞同，不得不多次检讨自己犯了“右倾错误”。但面对如此严峻的粮食局面，若不如实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告并采取应对措施，将导致严重后果。李先念不顾自己可能再次遭受错误批评，及时地把情况向上报告，并提出应对的具体意见。
1960年1月13日，李先念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告说，据部分省区反映，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中，约有10%～20%缺粮。（中央批转李先念同志关于安排农村人民公社生活问题和继续开展爱国售棉运动的报告，1960年1月21日）4月16日，李先念再致信毛泽东，报告说：
当前粮食情况总的来说很好，1959年到1960年粮食年度征购任务是1075亿斤，估计到6月份可以完成1200亿斤左右。但目前这50天或一个月，是保证春耕生产顺利进行、继续稳定粮食局势的紧要时期，必须开展粮食调运突击运动，坚决完成第二季度50亿斤到53亿斤的粮食调运计划，这是保证大中城市和受灾严重省份粮食供应的决定步骤。过去，国家主要是管理粮食的购销，负责城市人民和农村一部分缺粮人民的粮食供应；现在已?发展到，国家必须把六亿几千万人民的粮食消费都要更加具体和更加直接地管理起来，国家对于人民群众的吃粮够不够吃、吃饱吃不饱，负有十分重大的责任。（《李先念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报告又说，截至4月5日，粮食入库高潮已过，但全国粮食库存517亿斤，比去年同期减少13亿斤，而销售比去年同期增加。[《李先念传》1949-1992（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毛泽东戏称李先念为“杞人”】
尽管毛泽东对1960年的总体形势比较乐观，但对农村的粮食情况也并非全然不知。所以，李先念的报告还是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
其后一天，毛泽东约李先念到中南海丰泽园住处谈话，李按时赴约。毛泽东见李先念来到，笑着说：“杞国人来了，请坐下。”接着说：“你是怎么搞的，报纸上讲形势大好，你老是泼冷水，讲什么都不好，你是怎么想的？你知道不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你可不要学杞国人啊！”（《李先念传》）李先念看到毛泽东并无严厉批评之意，于是认真直率地说：“我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我不是像杞国人那样忧天塌下来，我是担心全国几亿人吃不上饭呀！主席你不担心吗？你不要听报纸上吹的那一套，形势不是大好，也不是小好，是一点也不好，老百姓在挨饿，已?饿死了不少人。有些省一方面说粮食大丰收，另一方面向我写报告要救济粮。我昨天晚上没睡觉，和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等同志商量，调粮搞救火，?来一列车粮食准备调山东，结果山西来电报说他们饿死的人多，又把这一列车粮食运到了山西。当前老百姓没粮食吃，只好挖野菜、捋树叶度日。”（《李先念年谱》）
毛泽东听后，感到吃惊，要李先念详细谈谈全国粮食供应的严重情况。对李先念提出的应急措施，毛泽东表示了支持。
【压在李先念肩上的粮食重担】
1960年严重缺粮的危机，不能不使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承受沉重的压力。据周恩来的秘书李岩回忆：“各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搞得总理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周恩来亲自指挥调运粮食，被称为“粮食调度的总指挥”。（《周恩来传》）要做到在全国范围内合理地调拨粮食，必须对各省粮食的真实情况心中有数，周恩来设计了《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上面按日期记载着各省市的粮食收购、库存、销售和调拨数字，中央粮食收支情况等，一目了然。
紧急调运粮食的重任则由李先念承担。李先念提议，?中央2月21日批准，成立了中央粮棉油调运指挥部，由李先念负责，有国务院财贸办公室、铁道部、交通部、粮食部和商业部有关负责人参加，规定铁路、汽车的货运要服从粮食的紧急调运任务。为加快粮食调运，需要成立一支由粮食部直接管辖的粮食运输队。李先念亲自找解放军总后勤部负责人借调1000辆汽车，又从各省抽调1000辆汽车。这支运输队，从山区到平?，从边远地区到大城市，前后三年，共运出粮食约42亿斤，对完成粮食调运任务作出了很大贡献。（《李先念传》）
6月，京、津、沪三大城市和辽宁省的10个主要城市的粮食供应紧张问题仍未解决。6月份全国粮食计划调运21亿斤，只完成14亿多斤；7月份计划调运20亿斤，22天只完成8.7亿多斤。对此严重情况，李先念在一个月内三次向中央致信告急。
7月5日，李先念、谭震林联名将《关于召集九省市财贸书记讨论当前粮食工作的报告》报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中说：京、津、沪和辽宁等省市只能随调随销天天过年三十，再这样紧下去，局部地区很可能出现乱子。在农村方面，没有夏粮收获的地区，粮食情况仍然很紧张，有夏粮收获的地区，新粮已?接上了，但是丰歉不平衡，农村储备粮少，粮食分配和生活安排也存在着若干问题。报告提出：当前粮食分配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把全社会的粮食分配和消费都具体地管起来，认真地、毫不马虎地、满腔热情地、实事求是地安排城乡六亿五千万人民的吃饭问题。
7月13日，李先念向周恩来报送了最近粮食调运情况很不好的报告。报告说，7月份应调出粮食20亿斤，但到10日止，只调出2.19亿斤。“现在的粮食库存，北京、天津只够销4天；上海只够销两天；辽宁只够销6天。如果不加速调运补充库存，照这个样子下去，是会出乱子的。就目前情况看来，在整个国家粮食库存比较少的状况下，宁可中小城市紧张一点，也不能让京、津、沪、辽脱销。因此，我建议应当机立断，一切运输暂时为粮食运输让路，把粮食运输任务放在第一位，突击运输，迅速扭转局面。”（《李先念年谱》）
7月24、25日，李先念先后将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紧急调运粮食的报告》报送周恩来、邓小平、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报告》中说：“今年5月份以来，京、津、沪、辽粮食库存极少，面临脱销危险，不断告急，现已到不可终日的地步。”“据粮食部报告，7月22日，北京市区库存粮食销不到4天，上海只够销6天，天津只够销十七八天，辽宁20日库存粮食销不到10天，吉林19日粮食库存只够销17天。这是按铺底粮统统销光计算的。实际上许多粮店已?没有存粮，时断时销，情况危急。”并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对李先念报告的情况，周恩来、邓小平十分焦急，周恩来于14日将李先念13日的报告批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要他把报告印发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负责同志。邓小平在接到李先念25日报告的当日批示：“此件印发会议各同志。请应调出粮食的各省负责同志，马上打电话回去，督促和检查一下。”（《李先念年谱》）
时任粮食部副部长的杨少桥回忆说：“为了安排好粮食调拨，往往是先由粮食部党组同志打前站，同地方?商，然后由先念同志出面商谈，最后由周总理亲自定案。1959年以后，不仅年度粮食调拨计划由中央、国务院下达，季度计划也由中央安排下达。到了1960年，有好多月份的调拨计划也都由中央通知各地执行。这些计划，都在先念同志那里研究好了后，才报请中央审定下达。”（《伟大的人民公仆——怀念李先念同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李先念并非“杞人忧天”】
对大饥荒年代，李先念在指挥调运粮食方面作出的贡献，中央军委总后勤部负责人洪学智回忆说：
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最突出的是粮食供应方面的困难，直接关系到亿万人民的生存和社会的稳定。党中央决定，由李先念担任突击调运粮油棉指挥部的领导工作。当时，许多城市的粮库已?挖空，频频告急，真不亚于战争年代的紧迫军情。先念同志一面及时而如实地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反映情况，提出一系列解决困难的有力措施； 一面组织各省区想尽一切办法，突击筹粮运粮，以保证京、津、沪、辽等地的急需。他还亲任接卸、转运进口粮食领导小组组长，调动一切港口的能力，使接运任务顺利完成。这一时期，在解决几亿人民的吃、穿、用问题上，先念同志绞尽脑?，出了大力，立了大功，对较快地扭转?济困难局面起了重要作用。（《伟大的人民公仆——怀念李先念同志》）
然而，即使作了如此艰苦的努力，在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仍未能避免悲剧的发生。薄一波在他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写道：“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
历史表明，李先念当年对粮食困难局面严峻性的估计和严重后果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
（作者系历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