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王安石欲行新法，拟变科舉，兴学校，认为声病偶对之文，无益于圣王之道，不如专意经义，要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进士。又认为贡举不足以取人才，须另兴建学校，以培养之。神宗诏令都堂集议，苏轼认为不能以“有用”“无用”评判教育的内容，他说：“自文章而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策论均为无用矣。”（《议学校贡举状》）他指出，自唐以来，以诗赋得为名臣者不可胜数，近世士人希迎有司，剽窃经史以为己之所论，有司如何分辨？且策论无规矩准绳，故学之易成，无声病对偶，故考之难精，其弊有甚于诗赋。如杨亿文章华靡，为政则无愧忠清鲠亮之士，孙复、石介，明经通义，施之政事，则迂阔矫诞之士而已。

　　苏轼的见解极其深刻。自孔子开始，儒家就极重视诗教，因诗赋是人的性情的体现，难以作假，而思想立场却是可以伪装的。临民者如果没有淳厚的性情，只会残民虐民，以满足其功利。且诗赋乃雅言，以诗赋取士，必驱使天下士子追求高雅，而一旦习惯成自然，入仕后自然常怀谦抑之心。为官者如鄙陋无文，做事大多胡来。
　　苏轼举仁宗朝推行庆历新政，立学失败为例，说明变更成法，是“徒为纷乱，以患苦天下”之举。苏轼更指出，王安石欲废诗赋，专取策论之议，只会选拔出希迎上意之人，而无以获致真正的人才。他指出：“夫欲兴德行，在于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审好恶以表俗，孟子所谓‘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之所向，天下趋焉。若欲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偏偏后世望之不似人君之辈，最喜以圣王自任，自己尽可以穷侈极欲，却要天下人恭默受训，如果不是遇到神宗，而是遇上明之朱元璋，清之雍正、乾隆，只此数语，苏轼就可能人头落地了。
　　神宗得苏轼此状，即行召见，温勉有加。虽仍颁谕罢诗赋，用策论，但兴学校之议未遽施行。苏轼又上《谏买浙灯状》，反对朝廷减价采买浙灯四千余盏，说：“卖灯之民，例非豪户，举债出息，畜之弥年。衣食之计，望此旬日。陛下为民父母，唯可添价贵买，岂可减价贱酬？”状上，神宗即下诏罢之。
　　神宗天性好学，为太子时，请问常至日晏忘食。在神宗去世后，宣仁太后告诉苏轼，神宗饮食停箸，多看苏轼文字，常常感叹：“奇才，奇才！”对于苏轼的才具，神宗衷心欣赏，对于苏轼的切直敢言，神宗也未必反感。但何以苏轼在神宗朝一贬再贬，更因乌台诗案，险些丢了性命呢？何以在神宗去世，哲宗因年幼未得亲政，宣仁太后摄政的元祐年间，苏轼亦不能见容于与王安石政见相左的司马光等人？这是由苏轼的性情所决定的。苏轼死后，苏辙为祭文，称其“刚而塞”，即守死善道，终身不迁之意。苏轼一生，只论是非，不论利害，唯道之所存、心之所安是求，故而坎壈终身。
　　（无花果摘自《今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