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差不多在开始散文写作的同时，我对外国文学中的散文随笔产生浓厚兴趣，四处搜集相关资料，开始只是作为读者，后来发现和我一样的读者并不少，便动了编辑丛书的念头。那时热心此道的翻译家还不多，一个想法不足以拉起一支队伍，只能采取笨办法，从熟悉的人入手，人托人相互介绍，像滚雪球一样慢慢扩大。老友张智廷（笔名怀宇）是位诗人，又精通法语，长期工作在国外，起初在非洲援建坦赞铁路，出过一本诗集，后来到驻巴黎大使馆任外交官，法语方面的作家自然求助于他。智廷兄先是译了《波德莱尔散文选》，反响不错，再约他新译一部，他提出以他个人的心愿，最想译的是罗兰·巴特（1915—1980）的随笔，不知出版社能否接受。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位法国人的名字。智廷拟了一个目录，初译几篇寄来，我看后大感过瘾，太新鲜了，随笔竟能够这样写。
　　罗兰·巴特称自己的随笔“是一种带有时代特征的智力经验走过的路标”。他着迷于符号学，一种还处于概念上的学说，他拿过来发展为一种新的方法和视角，与文学艺术、实际生活发生联系，几乎他所接触到的、感兴趣的所有事物，都要拿符号学的原理辨析一番，便不断有新的发现，也产生了被称为“断裂式絮语”的随笔文体。这是一个对生活、对智慧始终兴致勃勃的学者。随着《罗兰·巴特随笔选》出书，我也迷上了这个法国人，我以为，在群星灿灿的法国当代思想界，罗兰·巴特是少有的实大于名的一位。智廷兄比我热度更高，在法国借地利之便，罗兰·巴特逝世15周年时，他去巴约拿市参加“纪念巴特国际研讨会”，介绍了罗兰·巴特著作在中国传播的情况，使与会者感到惊奇，有的甚至说，连他们都读不懂罗兰·巴特，想不到中国读者有这么高的阅读热情，言下大有愧疚之意。智廷由此受到鼓舞，立志要全译罗兰·巴特的四大卷文集。此后我们合作推出了《罗兰·巴特自述》《显义与晦义》的中文版。2012年，智廷一口气拿出罗兰·巴特的两部新译：《中国行日记》和《哀痛日记》。尤其是《哀痛日记》，真实记录作者失去母亲后五内俱焚的心灵感受，可谓锥心之作，使我看到了这位法国学者轻易不大示人的另一面。
　　罗兰·巴特在母亲于1977年10月25日去世的第二天，开始写他的 《哀痛日记》。他是用墨水笔写的，有时也用铅笔。这些日记写在裁成四块的方纸片上，有时一天就写一片，更多的时候是一天写好几片。他的办公桌上一直保留着这样一些纸片。
　　母亲在22 岁时生下罗兰·巴特，儿子不到一岁，战争使她成了寡妇。母子俩相依为命，共同生活了60多年。母亲的美德影响了他，母亲毫无保留的支持使他得以安心写作，母亲成了他的“价值对象”。在《罗兰·巴特论罗兰·巴特》一书中，作者曾记下童年生活的一个片段：居民区里正在盖房子，黏土地上挖了许多打地基用的大坑。一次他和小伙伴在坑里玩耍，后来所有的孩子都上去了，唯独巴特上不去。一群孩子围在坑边居高临下地嘲笑着：都来瞧啊，只剩他一个了，没人管了！这时妈妈跑了过来，把小巴特从坑里拉上来，抱起他离开了那群孩子。这个片段对于巴特富有刻骨铭心的象征意义：只有妈妈能把他从孤立无援、被遗弃的处境中搭救出来。妈妈经历了半年的疾病折磨后辞世，使罗兰·巴特几乎绝望。这种心理境遇有如他童年时落入深坑的感觉，不同的是，妈妈不在了。“妈妈的辞世将我置于孤独之中……哀痛，即遗弃之彻底的（惊慌的）换喻。”他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自己几乎每一天的痛苦表现，同时也在认识这种哀痛的起因和暂时舒缓的方式。
　　罗兰·巴特是最早对文学现象以及人类情感的产生与接受进行符号学分析的法国学者，他的《神话》《s＼z》《阅读的快乐》《恋人絮语》《符号王国》等都是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面对母亲的逝去，他的哀痛无以言传。“内心化的哀痛，不大有符号。”《哀痛日记》中虽然不直接涉及符号学理论，也不乏符号的视角，“我借助言语活动来包容”“言语被分享就等于是出现”“因为悲伤并不是自在的，它是一系列被转移的作用”。这些观念无不加深着读者对于哀痛这种情感的认识。
　　1980年3月，罗兰·巴特不幸遭遇车祸去世，享年65岁。弥留之际，罗兰·巴特不让亲友为他修建永久式坟墓，希望与母亲合用墓穴。在他的家乡巴约拿市于尔特村的公共墓地，一块茅草围绕中的水泥盖板上，刻着罗兰·巴特和他母亲的名字。他们永远不分开了。
　　离世30年后，罗兰·巴特晚年留下的讲稿、笔记陆续出版，使人们重新认识这位符号学大师。这些重要著述，都明显地带着母亲去世的符号，它们中每一部的起因，又都和这些写满哀痛的纸片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