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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在加速。物理规律没有变，是社会变了。
并不是生活在世界任何角落的人们都有“时间加速”的权利，这其实是一个工业社会下典型的衍生概念。在一些仍然卡在现代与前现代之间的发展中国家，时间是缓慢的。比如，在一些热带地区，气候条件可能非常优越，一年里可以种三造作物，但人们只种一造，够吃就行。土地上可能由外部投资者建起了现代工厂，让生活有了更多可能性，但人们并不热爱工作，工资必须日结，随意迟到早退。不能简单地把原因归结于他们的懒惰，他们缺乏“加速”的大背景、基础条件和动力机制，也就没有方向和激情。
如果能有一个速度把我们送到一个高度，让我们的视野可以装下整个旋转着的地球，并用颜色的深浅来标记人货流速的快慢，地球就会变成一个动态的迷彩球，当下的中国，是颜色最深的色块。
系统效率
霍布斯鲍姆在《暴力时代的公共秩序》一文中说，“大约在250年前的某个转折点，民族国家的权力、资源、行动范围、知识和对其领土上所发生事务的控制能力，便一直不断增长”。
按时间和语义推算，这个“转折点”，应该是指瓦特在1761年开始着手改良蒸汽机，随之而来的是工业革命的发生。人类向自然索取以及和自然相处的方式，随着新的动力装置诞生而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紧跟着实现效率飞跃的，还有国家的政治动员、组织能力。机器把封建时代如散珠般的力量分布，串成了一条项链，转化为巨大的价值。
世界于是“大分化”，被划分为“西方”与“非西方”，迷彩地球开始形成。
不过这种激烈的、全面的变化，那时还与中国无关。在当时的欧洲，中国还是一个想象中的文明乐土，一个叫马嘎尔尼的英国人，后来是殖民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他的毕生梦想就是去一趟中国。1793年，他跨越万里，带着各种枪械、战舰模型和精巧的科学仪器作为礼物来到北京，试图进行一种平等的交流，但这里的文人们对他怎么来的、带来了什么毫无兴趣，而只在乎见面的礼仪。
两个速度不同的世界相遇，但彼此的速度没有取平均值，中国那数量庞大的散珠，没有成串。
早在马嘎尔尼抵华的700多年前，王安石就想过要改变历史。表面上他直接面对的是宋朝的政治危机，事实上这一危机基因却是中国历朝历代所共有的，那就是政治有名无实，它擅长奢谈道德价值，但在组织、治理社会方面往往缺乏实际效能。国家与人民之间只有间接的联系，中间隔着如胥吏阶层这样的代理人，只要权力与民生之间的利益冲突在可忍受的范围内，国家与人民基本上就是“各自玩耍”。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最不坏的政治往往是以无为为特色的“休养生息”，先秦时代，越王勾践用文种、范蠡，休养生息积累元气，最终破吴称霸。而我们更熟悉的汉唐盛世，都与其早期的与民休息政策息息相关。国力成长往往是一种自然结果，而不是“帝力”使然。王安石想做的，就是在国家与人民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让政治变得有效，让国家有能力调动人民的积极性。
但他失败了，这个任务在往后800多年里一再地失败。
工业革命前600年，中国的焦炭冶铁技术就已成熟，但最终是英国人让它发挥了最大效用。中国还一直在蹉跎中等待，等待一个叫马克思的西方人出生和阐述他的思想，这个人会在思想上生下一批不一样的中国精英，去完成千年使命。
如果说2018年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有什么特殊的坐标价值，那莫过于这一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新中国”新在社会制度，新在生产关系，但在社会层面所发生的最根本变化，是国家与人民之间最终建立了直接联系，国家的动员、组织能力极大增强。
1990年代，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整体趋势其实是“碎片化”的，一大批新的国家随着强权对峙的结束而诞生，但由于政府崩溃而导致的“失败国家”也批量出现。即便如今在国际舞台上强硬好斗的俄罗斯，也几乎因为政府失能而滑入“失败国家”行列，关键时刻，继任者普京的权力扩充遏制住了这一势头。
反观中国，其幸运之处是，在一片噪声中反向而行，国家的组织能力和系统效率都在持续增强。这便是今天“时间加速”的大背景。
今天的“舳舻千里”
在现代化之前，如果有一种景象真可以称为“舳舻千里”，非“郑和下西洋”莫属。“三保太监”出发的时候，动辄战舰以百计，官兵以万计，所到之处，可灭人之国，擒人之王。因其“霸气侧漏”，所到之处无敢直撄其锋，才成就了和平之旅的美名。
他第一次扬帆时，离被视为全球化开端的1492哥伦布远航早了80多年，而且在他的舰队面前，哥伦布就像是渔船遇上了航母编队，渔船所用的，还是经由阿拉伯传播到欧洲的“中国舵”。
那时候的中国离“时间加速”的机会很近，但它最终以自我包裹的方式终结了这一切。大陆上的秩序，是中國最熟悉、最具掌控能力因而也最有安全感的，对全球交往的不信任其实是一种基因上的返祖。但哥伦布帮助西方打开了世界的大门，就没有人能够再把它关上了。热衷于讨论基于伦理的秩序的痼习，使得中国根本无法想象资本的进攻性搭配上近代的机器、火器之后是怎样的一种力量。民族国家早期对社会积极性的调动，是基于无所谓对错的股权许诺和利益变现的。
由哥伦布他们的“小航海”开启的“大航海时代”，让大海这一原本的天然障隔摇身一变成为交通上的“快捷方式”，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就发生了，海权时代来临。在这样一个时代，成功国家大体上遵循着这样一种统一的运转模式：基础科学—技术能力—军事实力—贸易利益。技术，成为了国家强大或者自保的关键因素。
然而这时的中国主观上还是偏好“想当年”，客观上也逐步只能想当年了。当国家竞争的方方面面都取决于系统效率时，中国一直用来定义文明水平的“礼”，在新的文明面前变成了低效的、难以理解的蒙昧主义。对于工业世界而言，礼（制度与仪式）早已转化为一种去道德化的降低交易成本的手段。当挨打的疼痛出现，中国不得不反过来“师夷长技”时，我们对系统效率仍然所知不多，当然也就会画虎类猫，最终被惨痛的甲午海战证明表面功夫的华而不实。这时的中国暴露出来的空门，正如适宜于表演的武术碰上了自由搏击。 系统有效率，前提是国家的社会动员、组织能力的形成，这一点在20世纪来临之后渐成共识，五四诸贤的努力表现各异，但殊途同归，都在团结与调动上。经历多轮惨烈的试验，才由一个被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精英群体最终完成使命。
通过组织动员，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解决了基本的生存安全问题，又在改革开放后用40年左右做到了科技总体上不再落后。卫星、飞船、航母、高铁、工业装备、通讯、高空深海探测……一些原本存在于梦想中的技术，今天已握在手中，用以作为“时间加速”的基础条件。
一家叫振华重工的中国企业，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机械制造商，因为外国对港机运输的垄断，一怒之下打造了一支全球最大的特种运输船队。在“复兴”一词的涵盖下，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郑和的舰队来。洋务运动看到了装备与工业技术最终是坚船利炮对国家自强的重要性，尽管某种程度上停留于现象，但方向没有错，今天的事实印证了这一点。如果不能确保自立，任何所谓系统效率都是奢谈。
因为，如果你想参与赛车，追求加速，首先你要有一辆赛车。
时代不可辜负
2018，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是一个赛车手，既娴熟地掌握了操控赛车的技能（国家能力），又拥有了一辆性能不错的赛车（科技水平）。
基于这些条件，“加速”就顺理成章了，不过历史地看，这其实是百年民族使命的继续。不可否认，这一使命一直让中国有一种“赶超”的迫切感，东西方的相遇开启了中国最苦难的一段历史，这段历史以一种灰暗的色调累积在一代代中国人的心头，哪怕作为一种仪式，“赶超”也是中国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精神解放的必要条件。只有一个公认的时刻到来，这个民族才能卸下精神包袱，笑对风云。
倒不是中国人刻意要把一段倒霉的历史塑造成某种悲情，而是外部世界持续提醒着我们忧患从未解除。因为中国不接受西方的“主流政治形式”，便一直被假想为敌人，客观上就无法松懈下来。这是一个障碍，但也是一种刺激，它让中国社会一直保持很高的唤醒值，甚至于“枕戈待旦”。
今天的“时间加速”，总体上表现为两个趋势。一是社会活力充沛，按部就班地前行。
现在到中国西部城市去，比如成都、重庆、贵阳，可以感受到它们与东部的差距正越来越小。无论是产业经济还是人的生活方式，或者是可接触的信息容量和质量都不再落后，这与系统的统筹效率息息相关。清代后期开始，中国经济社会“东南倾”的格局就逐步固定下来。在此之前政府还可以通过转移支付努力平衡地理条件造成的发展落差，但不断加码的战争赔款让它迅速丧失了这一能力，因为就连最重要的税源都被抵押出去了。那时的中国已经可以从外界学习到现代组织管理经验，但赔款的重负让它没有了多少操作空间。所以李鸿章才形容自己是“裱糊匠”，而没有成为一个建筑师。
基于海权与贸易的时代，把西部一忘百年，所以今天对平衡发展的统御，恰恰显示了国家能力的再造。高铁纵横联通，互联网普惠性发展，各种新兴行业不再像传统行业那样依赖地理优势，西部创业的勃兴，某种程度上反映着人们的空间和距离观念在变化，整体上尺度变大，世界缩小。
尽管社会贫富分化在近30年来持续加剧，但到目前为止改革红利还是可以惠及绝大部分社会成员，这在世界范围内都相当罕见。脱贫数字是一个公认的成就，而对于2018年而言，继续巩固和发展这一成绩将会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因为这是一个关乎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承诺。
二是快速的社会变迁，也日益造就了更多难以适应或者过度适应的人群，表现为各种社会症候。比如持续多年的社会沉闷、青年老化、理想主义消退、一些阶层的社会焦虑感增强，以及今天突然出现的新词“佛系”。还有就是整个社会的娱乐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和深入，人们对严肃价值日渐丧失兴趣。消极与浅薄化背后，是各种有待在发展中动态解决的具体社会问题，这提醒我们尽管国家能力得到再造，政治变得有力，但仍有许多新的细节问题呼唤着新的治理智慧，以减少“赛车”的风阻。
还是霍布斯鲍姆，他对20世纪有过总结性的叙述：“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极端的一个时代，因为它结合了前所未有的人类大灾难以及丰盈富足的物质进步，而我们改变或者说摧毁这个星球的能力也在与日俱增，不知究竟到了何种地步，甚至延伸到了这个星球之外。”
这一提醒同样适用于21世纪。除了毁灭性的武力发展之外，人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更有可能杀死这个星球的力量。人类从自然中获取供养的能力与欲望似乎没有天花板，如果不能应对这一问题，科技的进步对于人类未来而言可能就不是一个福音。日益加剧的国家间利益竞争态势，扩大着生活方式的负外部性的同时，也很可能触发令人生畏的武器。
此时，好不容易从前现代的泥潭中挣扎出来，具备了“加速”能力的中国，反过来又从前现代的传统价值观中找到了深沉的智慧。中国并不是一个典型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这一身份让它在人类共处法则上有可能找到超越零和思维的全新路径。中国的文化体系有一个共同的认识论基础—“天人合一”，强调人与环境事实上是毛与皮的关系。而每个人都是其他人的“环境”的一部分，每个国家也是其他国家的“环境”构成因素，人类其实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大格局，说明中国在“失落—复兴”的过程中已经超越了自身，卸下精神包袱的那个仪式性时刻已经非常接近。
对个人而言，此时所参与的“时间加速”就具有特别的意義，不必怀念过去，当下的时代一样不可辜负。
并不是生活在世界任何角落的人们都有“时间加速”的权利，这其实是一个工业社会下典型的衍生概念。在一些仍然卡在现代与前现代之间的发展中国家，时间是缓慢的。比如，在一些热带地区，气候条件可能非常优越，一年里可以种三造作物，但人们只种一造，够吃就行。土地上可能由外部投资者建起了现代工厂，让生活有了更多可能性，但人们并不热爱工作，工资必须日结，随意迟到早退。不能简单地把原因归结于他们的懒惰，他们缺乏“加速”的大背景、基础条件和动力机制，也就没有方向和激情。
如果能有一个速度把我们送到一个高度，让我们的视野可以装下整个旋转着的地球，并用颜色的深浅来标记人货流速的快慢，地球就会变成一个动态的迷彩球，当下的中国，是颜色最深的色块。
系统效率
霍布斯鲍姆在《暴力时代的公共秩序》一文中说，“大约在250年前的某个转折点，民族国家的权力、资源、行动范围、知识和对其领土上所发生事务的控制能力，便一直不断增长”。
按时间和语义推算，这个“转折点”，应该是指瓦特在1761年开始着手改良蒸汽机，随之而来的是工业革命的发生。人类向自然索取以及和自然相处的方式，随着新的动力装置诞生而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紧跟着实现效率飞跃的，还有国家的政治动员、组织能力。机器把封建时代如散珠般的力量分布，串成了一条项链，转化为巨大的价值。
世界于是“大分化”，被划分为“西方”与“非西方”，迷彩地球开始形成。
不过这种激烈的、全面的变化，那时还与中国无关。在当时的欧洲，中国还是一个想象中的文明乐土，一个叫马嘎尔尼的英国人，后来是殖民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他的毕生梦想就是去一趟中国。1793年，他跨越万里，带着各种枪械、战舰模型和精巧的科学仪器作为礼物来到北京，试图进行一种平等的交流，但这里的文人们对他怎么来的、带来了什么毫无兴趣，而只在乎见面的礼仪。
两个速度不同的世界相遇，但彼此的速度没有取平均值，中国那数量庞大的散珠，没有成串。
早在马嘎尔尼抵华的700多年前，王安石就想过要改变历史。表面上他直接面对的是宋朝的政治危机，事实上这一危机基因却是中国历朝历代所共有的，那就是政治有名无实，它擅长奢谈道德价值，但在组织、治理社会方面往往缺乏实际效能。国家与人民之间只有间接的联系，中间隔着如胥吏阶层这样的代理人，只要权力与民生之间的利益冲突在可忍受的范围内，国家与人民基本上就是“各自玩耍”。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最不坏的政治往往是以无为为特色的“休养生息”，先秦时代，越王勾践用文种、范蠡，休养生息积累元气，最终破吴称霸。而我们更熟悉的汉唐盛世，都与其早期的与民休息政策息息相关。国力成长往往是一种自然结果，而不是“帝力”使然。王安石想做的，就是在国家与人民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让政治变得有效，让国家有能力调动人民的积极性。
但他失败了，这个任务在往后800多年里一再地失败。
工业革命前600年，中国的焦炭冶铁技术就已成熟，但最终是英国人让它发挥了最大效用。中国还一直在蹉跎中等待，等待一个叫马克思的西方人出生和阐述他的思想，这个人会在思想上生下一批不一样的中国精英，去完成千年使命。
如果说2018年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有什么特殊的坐标价值，那莫过于这一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新中国”新在社会制度，新在生产关系，但在社会层面所发生的最根本变化，是国家与人民之间最终建立了直接联系，国家的动员、组织能力极大增强。
1990年代，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整体趋势其实是“碎片化”的，一大批新的国家随着强权对峙的结束而诞生，但由于政府崩溃而导致的“失败国家”也批量出现。即便如今在国际舞台上强硬好斗的俄罗斯，也几乎因为政府失能而滑入“失败国家”行列，关键时刻，继任者普京的权力扩充遏制住了这一势头。
反观中国，其幸运之处是，在一片噪声中反向而行，国家的组织能力和系统效率都在持续增强。这便是今天“时间加速”的大背景。
今天的“舳舻千里”
在现代化之前，如果有一种景象真可以称为“舳舻千里”，非“郑和下西洋”莫属。“三保太监”出发的时候，动辄战舰以百计，官兵以万计，所到之处，可灭人之国，擒人之王。因其“霸气侧漏”，所到之处无敢直撄其锋，才成就了和平之旅的美名。
他第一次扬帆时，离被视为全球化开端的1492哥伦布远航早了80多年，而且在他的舰队面前，哥伦布就像是渔船遇上了航母编队，渔船所用的，还是经由阿拉伯传播到欧洲的“中国舵”。
那时候的中国离“时间加速”的机会很近，但它最终以自我包裹的方式终结了这一切。大陆上的秩序，是中國最熟悉、最具掌控能力因而也最有安全感的，对全球交往的不信任其实是一种基因上的返祖。但哥伦布帮助西方打开了世界的大门，就没有人能够再把它关上了。热衷于讨论基于伦理的秩序的痼习，使得中国根本无法想象资本的进攻性搭配上近代的机器、火器之后是怎样的一种力量。民族国家早期对社会积极性的调动，是基于无所谓对错的股权许诺和利益变现的。
由哥伦布他们的“小航海”开启的“大航海时代”，让大海这一原本的天然障隔摇身一变成为交通上的“快捷方式”，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就发生了，海权时代来临。在这样一个时代，成功国家大体上遵循着这样一种统一的运转模式：基础科学—技术能力—军事实力—贸易利益。技术，成为了国家强大或者自保的关键因素。
然而这时的中国主观上还是偏好“想当年”，客观上也逐步只能想当年了。当国家竞争的方方面面都取决于系统效率时，中国一直用来定义文明水平的“礼”，在新的文明面前变成了低效的、难以理解的蒙昧主义。对于工业世界而言，礼（制度与仪式）早已转化为一种去道德化的降低交易成本的手段。当挨打的疼痛出现，中国不得不反过来“师夷长技”时，我们对系统效率仍然所知不多，当然也就会画虎类猫，最终被惨痛的甲午海战证明表面功夫的华而不实。这时的中国暴露出来的空门，正如适宜于表演的武术碰上了自由搏击。 系统有效率，前提是国家的社会动员、组织能力的形成，这一点在20世纪来临之后渐成共识，五四诸贤的努力表现各异，但殊途同归，都在团结与调动上。经历多轮惨烈的试验，才由一个被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精英群体最终完成使命。
通过组织动员，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解决了基本的生存安全问题，又在改革开放后用40年左右做到了科技总体上不再落后。卫星、飞船、航母、高铁、工业装备、通讯、高空深海探测……一些原本存在于梦想中的技术，今天已握在手中，用以作为“时间加速”的基础条件。
一家叫振华重工的中国企业，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机械制造商，因为外国对港机运输的垄断，一怒之下打造了一支全球最大的特种运输船队。在“复兴”一词的涵盖下，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郑和的舰队来。洋务运动看到了装备与工业技术最终是坚船利炮对国家自强的重要性，尽管某种程度上停留于现象，但方向没有错，今天的事实印证了这一点。如果不能确保自立，任何所谓系统效率都是奢谈。
因为，如果你想参与赛车，追求加速，首先你要有一辆赛车。
时代不可辜负
2018，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是一个赛车手，既娴熟地掌握了操控赛车的技能（国家能力），又拥有了一辆性能不错的赛车（科技水平）。
基于这些条件，“加速”就顺理成章了，不过历史地看，这其实是百年民族使命的继续。不可否认，这一使命一直让中国有一种“赶超”的迫切感，东西方的相遇开启了中国最苦难的一段历史，这段历史以一种灰暗的色调累积在一代代中国人的心头，哪怕作为一种仪式，“赶超”也是中国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精神解放的必要条件。只有一个公认的时刻到来，这个民族才能卸下精神包袱，笑对风云。
倒不是中国人刻意要把一段倒霉的历史塑造成某种悲情，而是外部世界持续提醒着我们忧患从未解除。因为中国不接受西方的“主流政治形式”，便一直被假想为敌人，客观上就无法松懈下来。这是一个障碍，但也是一种刺激，它让中国社会一直保持很高的唤醒值，甚至于“枕戈待旦”。
今天的“时间加速”，总体上表现为两个趋势。一是社会活力充沛，按部就班地前行。
现在到中国西部城市去，比如成都、重庆、贵阳，可以感受到它们与东部的差距正越来越小。无论是产业经济还是人的生活方式，或者是可接触的信息容量和质量都不再落后，这与系统的统筹效率息息相关。清代后期开始，中国经济社会“东南倾”的格局就逐步固定下来。在此之前政府还可以通过转移支付努力平衡地理条件造成的发展落差，但不断加码的战争赔款让它迅速丧失了这一能力，因为就连最重要的税源都被抵押出去了。那时的中国已经可以从外界学习到现代组织管理经验，但赔款的重负让它没有了多少操作空间。所以李鸿章才形容自己是“裱糊匠”，而没有成为一个建筑师。
基于海权与贸易的时代，把西部一忘百年，所以今天对平衡发展的统御，恰恰显示了国家能力的再造。高铁纵横联通，互联网普惠性发展，各种新兴行业不再像传统行业那样依赖地理优势，西部创业的勃兴，某种程度上反映着人们的空间和距离观念在变化，整体上尺度变大，世界缩小。
尽管社会贫富分化在近30年来持续加剧，但到目前为止改革红利还是可以惠及绝大部分社会成员，这在世界范围内都相当罕见。脱贫数字是一个公认的成就，而对于2018年而言，继续巩固和发展这一成绩将会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因为这是一个关乎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承诺。
二是快速的社会变迁，也日益造就了更多难以适应或者过度适应的人群，表现为各种社会症候。比如持续多年的社会沉闷、青年老化、理想主义消退、一些阶层的社会焦虑感增强，以及今天突然出现的新词“佛系”。还有就是整个社会的娱乐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和深入，人们对严肃价值日渐丧失兴趣。消极与浅薄化背后，是各种有待在发展中动态解决的具体社会问题，这提醒我们尽管国家能力得到再造，政治变得有力，但仍有许多新的细节问题呼唤着新的治理智慧，以减少“赛车”的风阻。
还是霍布斯鲍姆，他对20世纪有过总结性的叙述：“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极端的一个时代，因为它结合了前所未有的人类大灾难以及丰盈富足的物质进步，而我们改变或者说摧毁这个星球的能力也在与日俱增，不知究竟到了何种地步，甚至延伸到了这个星球之外。”
这一提醒同样适用于21世纪。除了毁灭性的武力发展之外，人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更有可能杀死这个星球的力量。人类从自然中获取供养的能力与欲望似乎没有天花板，如果不能应对这一问题，科技的进步对于人类未来而言可能就不是一个福音。日益加剧的国家间利益竞争态势，扩大着生活方式的负外部性的同时，也很可能触发令人生畏的武器。
此时，好不容易从前现代的泥潭中挣扎出来，具备了“加速”能力的中国，反过来又从前现代的传统价值观中找到了深沉的智慧。中国并不是一个典型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这一身份让它在人类共处法则上有可能找到超越零和思维的全新路径。中国的文化体系有一个共同的认识论基础—“天人合一”，强调人与环境事实上是毛与皮的关系。而每个人都是其他人的“环境”的一部分，每个国家也是其他国家的“环境”构成因素，人类其实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大格局，说明中国在“失落—复兴”的过程中已经超越了自身，卸下精神包袱的那个仪式性时刻已经非常接近。
对个人而言，此时所参与的“时间加速”就具有特别的意義，不必怀念过去，当下的时代一样不可辜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