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世纪60至90年代，清政府里兴办洋务的官员的思想觀念出现近代化，主要表现在：“夷夏之防”和传统技艺观的突破；对西学的推崇和引进；引进机器制造技术的思想及人才观念、经济观念和军事观念的近代化。
　　【关键词】洋务官员 ； 思想近代化
　　【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3089（2017）04-0251-01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清政府中兴办洋务的官员主张引进西学，开办工厂，设立学堂，遣派留学，培养技术人才和军事人才，思想观念从封闭型转向开放型，从轻视“工艺”转向讲求“工艺”，从耻言利转向谋求利等，这种思想观念的近代化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和影响，理应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
　　一、思想的突破
　　近代中国要生存和发展，首先要在思想观念上破除“夷夏之防”和传统技艺观。“夷夏之防”和“华夷之辨”是我国传统的对外观念。传统技艺观则把儒学视为“本”，把艺事看作“末”，并且鄙视技艺，指为“奇技淫巧”，这是通向近代化大门的两道严重思想障碍。洋务官员们对此有可喜的突破。
　　这种突破的重要特征是从不可以“师”夷，到必须“师”夷，从封闭型转向开放型。这种转变，首先是由时局的变化使然。在中外武力较量中，暴露了中国的衰弱和落后。“穷则变，变则通”是这种转变的经典依据。李鸿章说：“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再则是日本做出了有成效的榜样。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造厂“师习各艺”，又购买机器，在本国制习，取得了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的成效，使英国人不敢小看。“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
　　对这种转变，顽固守旧的官员具奏责难，洋务官员尖锐地作了驳斥。如同治五年（1866年），总理衙门大臣奕忻等就批驳那种“以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深可耻者”是“不识时务”。奏折说：“西洋各国，雄长海邦，各不相下者无论矣。若夫日本，裹尔国耳，尚知发愤为雄、独中国犯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转因萌至其人，将来或可突过其人，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于不如而终不学。遂可雪其耻乎。”
　　“师夷长技”，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林则徐、魏源就提出来了。可惜被搁置了20年。李鸿章等洋务官员重提时，林公、魏公已作古，时局更不堪问。李鸿章指出：“练兵、制器、购船诸事，师彼之长，去我之短，及今为之，而已迟矣。若再因循不办，或旋作旋掇，后患殆不忍言。”可见，这时洋务官员深刻感到“师夷”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这是洋务官员对“夷夏之防”观念的突破。
　　对传统技艺观的突破与“夷夏之防”观念的突破是相联系的。在中外强弱之势的比较中，洋务官员认识到，泰西各国所以强大，是由于他们重技艺，“专心一志”研究技艺，“不极其精不止”。而且有专长的、有发明创造的受到奖励，得到专利，“获报甚厚”。“造艺能成就，名归之，利亦归之，故莫不争奇斗巧，以自求售。”。反观中国，“凡百工技艺、视为鄙事，聪明之士，不肯留意于其间，此所以少专家也。”重儒学轻艺事，文武两途，舍“章句弓马”未由进身。读书人穷读四书五经，与实用技术“隔膜太甚”。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济”，“仿西法”，重视学习、研究技艺，激励掌握技艺的人才。沈葆帧、丁日昌、李鸿章先后奏请在科举考试中增设算学科、特科，改革考试内容，把“器数之学”引入人才选拔的考试中，以此改变士于观念、“鼓励作新”，开启风气。奕沂主办的同文馆算学馆不顾守旧大臣的非议，决然招收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检讨、在职官员及非在职的举人、秀才等正途出身“儒者”入馆研习天文、算学。这些都是对传统技艺观的重要突破。
　　上述观念的突破，是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引进的前提，有开通风气、启动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
　　二、作用、地位和局限
　　洋务官员思想近代化的重要特征是突破传统的“夷夏之防”和技艺观，接纳西学、引进西学、引进机器制造技术、改变原有陈旧观念。这种“创始之举”、“古来未有之事”，在“故习之难除”的当时，对开启风气、启蒙思想、传播近代科学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此其一。近代机器制造技术的引进是由洋务官员开端的。由轮船、枪炮弹药制造发展到织布、制麻、冶炼等商品制造以及用“西法”探矿.用机器采矿，举办电报、铁路等，为中国近代化奠定了某些基础，使资本主义应运而生，迈开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此其二。专门人才被重视、被任用，使他们的专长得以发挥，对社会做出了贡献。如李善兰与英国人伟烈亚力同译欧几里《几何原本》后九卷（前六卷明代已译出）、《代微积拾级》等；徐寿被曾国藩招入幕府后，在江南制造总局，“于船炮枪弹多所发明”，并同华荫芳等翻译西方科学书籍数百种，此其三。由于西学的引进，以及和人才培养的结合，改变了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造就了一批专业技术人才和专门人才，为近代科学技术的传播和发展，为国防、经济建设的近代化作出了一定贡献，此其四。由于西学的引进。传统的人才观念、经济观念、军事观念等发生变化，给人才培养、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带来了一些新气象，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落后状况，此其五。
　　总之，洋务官员的思想近代化是适应时局变化需要，基本符合时代要求的，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中占有一定地位。当然，洋务官员的思想近代化也有严重局限。如，思想变化中缺乏政治观念的近代化。洋务官员引进的西学中除部分法律知识外，基本没有西方社会科学的引进，如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他们陶醉于本国的制度，认为本国的政治制度好，不能改变，不必学外国。又如，技艺观及人才观、经济观念上都有局限。再如，军事观念上没有实行兵制改革，如没有改募兵制为征兵制，兵员素质差，成为乌合之众；封建乡土观念、地域观念、专制观念弥漫军队，影响协调动作和战斗力；指导思想上重视防内、靖内，惧伯反侵略战争等。
　　可见洋务官员的思想近代化是不彻底、不完备的。他们的思想与同时代的早期维新志士如王裕、郑观应、马建忠、容闳等的思想近代化相比是有差距的。尽管如此，洋务官员的思想近代化仍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不可忽视的思想变化。由于他们的官员地位，他们的思想不仅仅停留在舆论上，更重要的是奏请朝廷准许、付之实行。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和推进，有洋务官员的一份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