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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2021年6月17日18时48分，中国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先后进入天和核心舱，标志着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这是载人航天史上由中国人书写的又一壮举，无数网友自豪地称“咱在上邊有人了”。
为了保障航天员后续在轨工作和生活的安全，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以下简称为“北京飞控中心”）里，一群航天飞控人不分昼夜地密切关注着太空，发出一道道动作指令。
由于工作强度大、任务要求高，这里也被称为“大魔王单位”。近年来，北京飞控中心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年轻面孔。他们为了任务，30个小时废寝忘食;他们在面对国家级重大航天项目时，果断、淡定，不乱阵脚;他们在走红网络时，却希望大家多关注镜头之外的岗位。
这批出生在上世纪80和90年代的航天青年科研工作者，在不断“追星逐月”的同时，身上也漫射出“强国有我”的熠熠星光。
近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走进北京飞控中心，记录这些中国航天“后浪”们背后的故事。
北京飞控中心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总师崔晓峰 
北京飞控中心北京总调度高健 
北京飞控中心北京总调度鲍硕 
北京飞控中心空间站任务副总师谢圆 
天和核心舱总体副主任设计师李达飞
北京飞控中心位于北京西郊的航天城，于1996年3月成立。这里是中国载人航天任务的指挥调度、飞行控制、数据处理和信息交换中心，是中国载人航天的“神经中枢”。这里也是中国深空探测工程的飞行控制中心，承担绕月探测卫星飞行控制和长期管理任务。
测控通信系统是载人航天工程七大系统之一，飞控中心是测控系统乃至整个任务的“神经中枢”。从神舟一号到神舟十二号，北京飞控中心的飞控成功率为百分之百。
据介绍，该中心274个重点岗位中，30岁以下的年轻人占85%以上，他们多是1995年以后毕业的博士、硕士和本科生。其中，超100名青年科技干部已经成长为各领域的技术带头人，关键技术课题负责人平均年龄不超过30岁，形成了元气满满的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方阵。
北京飞控中心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总师崔晓峰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大胆起用新人除了能快速培养人才，也是“形势所迫”。“近年来，中国航天发展速度快，任务紧密，我们急需年轻人在岗位快速成长。”
大胆用新的背后，是超乎想象的严格筛选和考核。
据崔晓峰介绍，在任务准备过程中，对人员的要求非常严格。从成员进入岗位角色开始，就要承受超强压力。各个环节上都有严苛的考核，尤其任务前，会对每一位上岗人员执行严密的考核程序。考核不仅包括书面和实操，还有答辩环节。
为了充分发掘人才，中心制定了一系列激励机制，破格选拔优秀青年科技干部担任领导职务，设立“科技干部突出贡献奖”“特别贡献奖”等，激励了一大批技术全面、作风过硬的高素质青年航天飞控人才脱颖而出。
崔晓峰说：“我们有一位年轻的调度，常在工作完成后，等大家都走了，一个人坐在飞控大厅里一遍一遍地练习调度词，练习时间都在后半夜。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飞控人员的真功夫都是磨出来的。”
采访中，当被问到以满分10分为标准，给团队的年轻人打多少分时，崔晓峰果断给出答案——10分。他说，无论是镜头中被大家看到的，还是没机会出镜的岗位，都有非常年轻的成员，他们在岗位上坚守，很多人仿佛“长”在了自己岗位上。
“有一次我和他们开玩笑，说如果把时间倒推，在我们送神舟一号上天时，今天很多成员还是小学生，当时不曾想象，今天的他们已经和我并肩战斗，并作为骨干主力担当重任。给团队的‘后浪’们打10分，丝毫不为过。”对于未来，崔晓峰充满信心，他认为未来的中国航天事业和年轻力量，势必是百分和千分的。
神舟十二号任务直播时，多次喊出“北京明白”的飞控中心北京总调度高健引发网友关注。帅气的面庞和沉着的声音圈粉无数，网友亲切地称他为“北京明白”“北京大明白”，纷纷留言说“就是这个小哥，小分屏都挡不住他的帅气”。
1994年11月，高健出生在河南，今年26岁。虽然年轻，但他曾多次参与国家级别重大航天项目，在嫦娥五号、长五B运载火箭首飞等任务中承担部分控制调度工作。此次，在神舟十二号任务中，他第一次担任北京总调度，刷新载人航天任务中此岗位最年轻纪录。
当被《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问到是否知道自己“红出圈”时，高健笑着回答：其实我们这里帅和美的同事还有更多。
高健笑称，自己每天的工作就是喊调度、打电话和“吵架”。
他解释说，总调度是各个系统的交界面，要协调各方需求和问题，沟通量很大。在值班时，用调度口令安排工作。不值班时，“打电话”占据他大部分时间。
“吵架”则是一个玩笑式的比喻。“航天任务需要各系统密切配合，才能确保任务成功。‘吵架’对我们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高健解释道，大家经常因为技术状态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拍桌子。但这都是为了把任务干得更好，把设计做到最完美。走出会议室，同事们立刻有说有笑，体现出团队对科学的坚持。
高健说：“有时我叫大家开会，就直接开玩笑地说‘过来吵一架呀’。科学容不得半点马虎，真理越辩越明。”
在神舟十二号任务直播时，“北京明白”这4个字成为高健口中的高频词，看似简单，实际上，他接收到的信息，远比观众听到的多。
“当时我还戴了一副耳麦，桌面前方还有一个小音箱，这两处的声音观众听不到。我接收的信息是大家听到的几倍多。我答‘北京明白’有两层意思，第一个是我听清楚了，第二个是我清楚下一步该如何继续组织任务。”
对于执行任务时的淡定表现，高健坦言其实自己内心很激动。
他笑着说：“你如果仔细听，能发现我每次的‘北京明白’语调都不同。当航天员进入咱们的空间站，那句口令的声调都高了，声音也更洪亮，那是抑制不住的。”
正是如此沉着的表现，让高健圈粉无数。同时，也有不少网友好奇，“为什么是他？”
对此，高健表示，飞控中心是极其锻炼人的单位，调度在所有岗位中强度最大。“我想既然要做，就做最有挑战性的，在任务之初，是我自己果断自荐的。”
对于北京总调度岗位的要求，高健的领导曾用“三商”概括，即体商、情商和智商。“我们的身体素质要好，才能扛住高强度工作。情商也好理解，因为我们要做大量沟通工作。智商的意思就是业务水平要跟上。”高健说。
据了解，调度岗位每次值班的时长为24小时。特殊情况下，主负责的调度因更熟悉任务状态，甚至会工作30～40个小时，虽然期间会有短暂的换班就餐及休息，工作强度依然非常大。
见到高健时，他刚刚结束一次值班。“我们圈子里有个说法叫‘脉冲式睡眠’，就是利用一切碎片时间睡觉。我现在沾床就能睡着，半小时也能睡一觉。”
难得空闲的时间里，高健为保证最佳状态，喜欢和同事打打篮球、跑跑步。此外，高健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好好陪家人。
去年，高健和交往多年的女友领了结婚证。“我从去年嫦娥五号任务后，就没怎么和她见过面。今年整个春节一起吃了三顿饭，后来都在任务上。我早就答应好好陪她吃顿正餐，承诺了半年也没落实。”高健略显遗憾地说。
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干航天似乎是个“苦差事”，但在高健眼中，这件事情特别酷。
北京时间2003年10月15日9时，杨利伟乘由长征二号F火箭运载的神舟五号飞船首次进入太空，象征着中国太空事业向前迈进一大步。
那时，高健正上小学三年级。“我记得特清楚，当时语文老师把课都暂停了，全班一起看电视。那时我就觉得航天员能去太空，真酷！高中时觉得航天梦特浪漫，还体现了一个国家最尖端的科技水平，大学就选择了测控工程专业。”
对于“全网深捞”“帅的都交给国家了”等网络热评，高健表示，团队中还有很多俊男靓女，希望大家能多关注那些没在镜头里出现的岗位。
“我们的航天任务能成功，能让我们这些年轻人出现在镜头前，离不开老一辈航天人的付出。大家看到的只是飞控大厅里的我们，看不到的是中国航天‘万人一杆枪’精神，每个岗位背后站着几百甚至几千人的研究团队在攻坚克难。所有航天前辈和同事才是最帅、最美的人，我是他们的粉丝。”
2020年7月23日，我国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发射升空。2021年5月15日，在历经近10个月的“太空之旅”后，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着陆于火星乌托邦平原南部预选着陆区，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着陆火星取得成功。
天问一号的北京总调度也是一位90后，她是北京飞控中心40年来第一位女性总调度——鲍硕。
让全网记住鲍硕的是她的专注。9月21日，天问一号探测器完成第二次轨道中途修正，当鲍硕身边同事都不禁鼓掌，她依然保持稳定的语速，准确地发出“我是北京”等一条条口令。一时间，“天问一号总调度是个28岁小姑娘”的词条迅速登上热搜，引爆网络。在2020年微博之夜上，鲍硕获得了“微博年度影响力事件”航天榜样称号。
在办公室，记者见到了忙碌的鲍硕。巧的是，她和高健同在一个办公室。“北京明白”和“我是北京”的工位紧挨。
如今回忆起天问一号任务，鲍硕记忆犹新。“我当时高度紧张，盯着眼前屏幕上各种参数。确认着一个状态接着下一个状态，脑子里都是到什么时间点了，要去调度各岗位做什么。我不是不激动，是压根没顾上。”
最让鲍硕难忘的，是天问一号成功着陆在火星表面。“当时我使劲攥了下拳头，想着‘成了’，但是紧接着后面还有事，心想着得稳住。”
那天工作结束后，鲍硕回到办公室瘫在椅子上愣了好久，“国际上有那么多次火星探测，有那么多次落火的控制，成功率不到一半。而我们就这样成功了。感觉这不像是真的，还让别人掐了掐我。”
实际上，天问一号任务并非鲍硕的首次亮相，此前她曾负责嫦娥五号任务调度。
为了适应高强度工作，这位北京姑娘提前给自己秘密进行了“魔鬼训练”，坚持一个月每天只睡3个小时，逼着自己尽快适应近30小时不休息的节奏。 鲍硕的同事都说，只要进了飞控大厅，她就能不吃、不喝、不睡觉数十个小时。正是凭着这股子“狠劲儿”，鲍硕被大家爱称为“90后航天花木兰”。
如今，鲍硕已经成为年轻航天人的优秀代表之一。但实际上，她入行却是机缘巧合。
2010年，鲍硕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理工大学，专业是和航天不沾边的信息对抗技术。“我本来是想追着自己喜欢的人，没想到后来变成追星星追月亮了。干航天其实有点误打误撞。”
为了能够尽快适应岗位，进入飞控中心后，鲍硕开启疯狂恶补模式。“很多原来没学过的知识，我就自己看书，努力跟着前辈学习。”
因为工作太忙，大学毕业后，鲍硕很少参加同学聚会。“我很多同学去了广州、深圳的知名大厂，聚会机会少，但是我们经常发微信联系。”
有一件事让鲍硕记忆深刻。在天问一号任务时，她的一位大学同学在朋友圈转发了关于她的新闻报道，并写下“她是我同班同学，真骄傲”的评论。“我特别感动，没想到自己有一天能成为同学的骄傲。其实能够认识他们也是我的荣耀。”鲍硕说。
采访中，记者问鲍硕来飞控中心多久，她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到今年7月18日正好4周年。“我是那种喜欢在人生不同阶段立flag的人，像各种纪念日和特殊日子也会记得比较清楚。”
当初，鲍硕进入飞控中心时，领导曾告诉她要向着“一年人力、两年人手、五年人才、十年人物”的目标努力，如今她正朝着更高要求不断前进。
在鲍硕看来，只要是做喜欢的事业就不辛苦。“地球上这么多人，能够接触到航天，为它尽一份力的人太少了。我既然有机会做相关工作，为什么不好好珍惜？”
为了保证体能，鲍硕在工位下放了哑铃和瑜伽垫，“我抽空锻炼一下，忙起来就顾不上了。”
谈及父母，鲍硕笑着说道：“我家就在北京，开车40分钟就能见到父母，但他们很少主动联系我，怕打扰我的工作。不过我春节回家那次，他们特激动说在电视上看到我了。”
在此次空间站任务中，机械臂和航天员出舱环节备受关注，空间站机械臂地面飞控工作的总体负责人是北京飞控中心空间站任务副总师、80后女博士谢圆。
对于机械臂这个新晋“网红”，谢圆说：“此次机械臂的表现确实良好。截至目前，它已经出色完成了多项任务，包括在轨测试、空间站核心舱的巡检、辅助航天员出舱等。根据任务不同的需求，机械臂末端可以装载不同的工具完成不同的操作任务，相当于是空间站的一只手，可以延长作业范围。”
除了“80后副总师”之外，谢圆还有一个身份——二胎妈妈。她的两个孩子都恰好在任务准备和实施阶段出生。
2011年5月，谢圆题目为《月球车遥操作中的任务规划技术研究》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在中科大取得博士学位。当时，相关的国外文献资源缺乏，国内还没有此类研究成果，谢圆的研究成果意义重大。
2013年12月14日，嫦娥三号成功落月，标志着中国成为继美国和苏联后全球第三个实现月球软着陆的国家。而落月的技术方案正是以谢圆的这篇论文为基础。
“我对落月任务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但任务时间赶上第一个孩子出生，没能在一线，特别遗憾。”谢圆说。
2016年6月，我国发射长征七号运载火箭，谢圆负责遥测工作。在现场，她右手操作鼠标，左手轻柔抚摸着再次隆起的腹部，当时她已经怀孕5个月。后来，谢圆带腹中宝宝参与任务的举动，被赞为“最强胎教”。
谢圆笑着说，“二胎妈妈”这4个字，听起来就挺崩溃的。面对事业和家庭，这位学霸妈妈分享了自己的秘籍。
“首先，要提高工作效率。其次，我认为对孩子的陪伴并不能单纯看时长，不是时间越长效果就越好，要有质量地陪伴，全身心地投入。”谢圆提到，每位妈妈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自身特点，通过自身给孩子传递的性格品质也很重要。
在谢圆心里，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难处，遇到困难家庭成员同心协力克服，就没有什么大不了。
此次，为了准备航天员出舱任务，谢圆和同事们备战了大半年。“航天员出舱只有7个小时，但是地面對这个程序的推演讨论，要落实到每个细节。包括每一条指令的设计和发出，都要去适应航天员实际出舱活动的灵活性。”
那段时间，谢圆可谓是“超强作息”。每天上午8点上班，工作到下午6点回家，安排孩子和处理家务，晚上9点等孩子睡后，返回单位继续加班。工作到凌晨3点左右，直接睡在办公室，第二天早上6点半，再回家给孩子做早饭。
为母则刚，刚强背后除了家庭的支持，更有团队“战友”们给予的力量。“我要感谢同事们的体谅。还有团队亢奋的气氛也能带动我的状态，感觉一天睡三四个小时就够了。”谢圆说。
谈及孩子和未来，作为妈妈谢圆颇有感触：“我们的孩子是特别幸运的一代，他们生活在国家强大、人民无比自信的时代。我上中学时，还觉得出国是不错的出路，但现在幼儿园小孩接受的教育，都是我们的国家走在越来越好的道路上，孩子们也有很强烈的民族荣誉感。”
作为80后父母，谢圆认为自己对孩子的期待已经不再局限于经济，更多的是鼓励孩子去寻找自己的理想，去寻找自身对社会和国家的意义。“我们的孩子一定是了不起的一代，比我们强的一代。”
此次空间站任务中，天和核心舱重量达20吨级，是目前我国最大、最复杂的航天器。80后李达飞出任核心舱总体副主任设计师。“和总调度不同，我们负责落实。我们这个岗位很少出镜，有点像幕后，偶尔在人群里能找到我们的背影。”李达飞说。
李达飞介绍，空间站系统是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以往最复杂的航天器天宫一号或者天宫二号，主要参数为6000多个，而核心舱一个舱的参数就超过4万个。
同时，核心舱的应急预案也更多，仅故障预案就超过2100个。在新闻直播里可以看到，执行任务的人员面前都有一堆比字典还厚的A4纸，是打印出来的部分预案和目录。全打印出来体量太大，而且工作人员也不便查阅，所以更多的预案存储在电脑里，用电子版保存。 “当时，我们盯着神舟十二号的飞行状态，一边看一边撕预案。在它成功入轨后，每个岗位都扔出来很多崭新的文件。有人觉得浪费，但这恰好说明飞行器没有故障，一个预案都没用上。随着预案越撕越薄，我们离成功也越来越近。”
据李达飞介绍，核心舱操控团队共有33个人，80后占团队的比例不到1/3，2/3都是90后。
工作中，90后锐意进取和改革创新的精神让他印象深刻。“像编程理念，他们跟我们80后就不太一样，他们经常提出优化的新想法，从他们身上我也能学到很多。”
对于李达飞的岗位，熬夜加班也是家常便饭。据他回忆，2010年参加工作后，面对的第一个连续值班任务就是天宫二号。当时在天宫二号和神舟十一号的主要任务阶段，李达飞连续值了11个夜班。因为要不断跟踪飞行器状态，时刻进行操控，他甚至12小时没有休息。
“我觉得家人是每位航天人都不能轻易触碰的情感弱点，陪他们的时间太少了。我干航天10多年，家人也支持了10多年，他们的贡献功不可没。”说到这里，李达飞的眼睛微微泛红。
虽然从事航天实业让李达飞少了很多在家的时光，但也为他带来了意外的“助攻”。
“我儿子现在上幼儿园，每次他在电视上看直播，就趴在屏幕上找爸爸。可我们都穿同样的工服，差不多的动作，很多时候就是镜头里一晃而过的背影，但孩子妈妈总能找到我。指给儿子后，他就手舞足蹈地叫爸爸。”李达飞骄傲地说，在儿子心中能上电视的都是超级英雄，“没想到，每次任务直播，还有助于我家庭地位的提升。”
日常的耳濡目染，也让李达飞的儿子对宇宙产生了浓厚兴趣。“我们这里的孩子对航天都挺感兴趣。幼儿园中班的孩子凑一起，聊的都是火箭什么的，聊得可专业了。像火箭一级二级、助推器分离、器箭分离、抛整流罩什么的。”李达飞形象地描绘着，好几次，儿子的专业提问让他都很意外。“这帮孩子回家都有智囊团，你给他讲明白后，第二天就赶紧跑去小朋友那儿纠错，特別有意思。”
李达飞说：“我们这里已经有了航二代，父亲是航天员，女儿工作在我们身边。中国航天讲究传承，相信我们的航天精神会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航天事业也会更加辉煌。”
（北京飞控中心宋星光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1年第14期）
为了保障航天员后续在轨工作和生活的安全，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以下简称为“北京飞控中心”）里，一群航天飞控人不分昼夜地密切关注着太空，发出一道道动作指令。
由于工作强度大、任务要求高，这里也被称为“大魔王单位”。近年来，北京飞控中心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年轻面孔。他们为了任务，30个小时废寝忘食;他们在面对国家级重大航天项目时，果断、淡定，不乱阵脚;他们在走红网络时，却希望大家多关注镜头之外的岗位。
这批出生在上世纪80和90年代的航天青年科研工作者，在不断“追星逐月”的同时，身上也漫射出“强国有我”的熠熠星光。
近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走进北京飞控中心，记录这些中国航天“后浪”们背后的故事。
我要给他们打满分！
北京飞控中心位于北京西郊的航天城，于1996年3月成立。这里是中国载人航天任务的指挥调度、飞行控制、数据处理和信息交换中心，是中国载人航天的“神经中枢”。这里也是中国深空探测工程的飞行控制中心，承担绕月探测卫星飞行控制和长期管理任务。
测控通信系统是载人航天工程七大系统之一，飞控中心是测控系统乃至整个任务的“神经中枢”。从神舟一号到神舟十二号，北京飞控中心的飞控成功率为百分之百。
据介绍，该中心274个重点岗位中，30岁以下的年轻人占85%以上，他们多是1995年以后毕业的博士、硕士和本科生。其中，超100名青年科技干部已经成长为各领域的技术带头人，关键技术课题负责人平均年龄不超过30岁，形成了元气满满的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方阵。
北京飞控中心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总师崔晓峰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大胆起用新人除了能快速培养人才，也是“形势所迫”。“近年来，中国航天发展速度快，任务紧密，我们急需年轻人在岗位快速成长。”
大胆用新的背后，是超乎想象的严格筛选和考核。
据崔晓峰介绍，在任务准备过程中，对人员的要求非常严格。从成员进入岗位角色开始，就要承受超强压力。各个环节上都有严苛的考核，尤其任务前，会对每一位上岗人员执行严密的考核程序。考核不仅包括书面和实操，还有答辩环节。
为了充分发掘人才，中心制定了一系列激励机制，破格选拔优秀青年科技干部担任领导职务，设立“科技干部突出贡献奖”“特别贡献奖”等，激励了一大批技术全面、作风过硬的高素质青年航天飞控人才脱颖而出。
崔晓峰说：“我们有一位年轻的调度，常在工作完成后，等大家都走了，一个人坐在飞控大厅里一遍一遍地练习调度词，练习时间都在后半夜。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飞控人员的真功夫都是磨出来的。”
采访中，当被问到以满分10分为标准，给团队的年轻人打多少分时，崔晓峰果断给出答案——10分。他说，无论是镜头中被大家看到的，还是没机会出镜的岗位，都有非常年轻的成员，他们在岗位上坚守，很多人仿佛“长”在了自己岗位上。
“有一次我和他们开玩笑，说如果把时间倒推，在我们送神舟一号上天时，今天很多成员还是小学生，当时不曾想象，今天的他们已经和我并肩战斗，并作为骨干主力担当重任。给团队的‘后浪’们打10分，丝毫不为过。”对于未来，崔晓峰充满信心，他认为未来的中国航天事业和年轻力量，势必是百分和千分的。
“北京明白”：“吵架”是我们最正常的事
神舟十二号任务直播时，多次喊出“北京明白”的飞控中心北京总调度高健引发网友关注。帅气的面庞和沉着的声音圈粉无数，网友亲切地称他为“北京明白”“北京大明白”，纷纷留言说“就是这个小哥，小分屏都挡不住他的帅气”。
1994年11月，高健出生在河南，今年26岁。虽然年轻，但他曾多次参与国家级别重大航天项目，在嫦娥五号、长五B运载火箭首飞等任务中承担部分控制调度工作。此次，在神舟十二号任务中，他第一次担任北京总调度，刷新载人航天任务中此岗位最年轻纪录。
高健笑称，自己每天的工作就是喊调度、打电话和“吵架”。
他解释说，总调度是各个系统的交界面，要协调各方需求和问题，沟通量很大。在值班时，用调度口令安排工作。不值班时，“打电话”占据他大部分时间。
“吵架”则是一个玩笑式的比喻。“航天任务需要各系统密切配合，才能确保任务成功。‘吵架’对我们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高健解释道，大家经常因为技术状态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拍桌子。但这都是为了把任务干得更好，把设计做到最完美。走出会议室，同事们立刻有说有笑，体现出团队对科学的坚持。
高健说：“有时我叫大家开会，就直接开玩笑地说‘过来吵一架呀’。科学容不得半点马虎，真理越辩越明。”
在神舟十二号任务直播时，“北京明白”这4个字成为高健口中的高频词，看似简单，实际上，他接收到的信息，远比观众听到的多。
“当时我还戴了一副耳麦，桌面前方还有一个小音箱，这两处的声音观众听不到。我接收的信息是大家听到的几倍多。我答‘北京明白’有两层意思，第一个是我听清楚了，第二个是我清楚下一步该如何继续组织任务。”
对于执行任务时的淡定表现，高健坦言其实自己内心很激动。
他笑着说：“你如果仔细听，能发现我每次的‘北京明白’语调都不同。当航天员进入咱们的空间站，那句口令的声调都高了，声音也更洪亮，那是抑制不住的。”
正是如此沉着的表现，让高健圈粉无数。同时，也有不少网友好奇，“为什么是他？”
对此，高健表示，飞控中心是极其锻炼人的单位，调度在所有岗位中强度最大。“我想既然要做，就做最有挑战性的，在任务之初，是我自己果断自荐的。”
对于北京总调度岗位的要求，高健的领导曾用“三商”概括，即体商、情商和智商。“我们的身体素质要好，才能扛住高强度工作。情商也好理解，因为我们要做大量沟通工作。智商的意思就是业务水平要跟上。”高健说。
据了解，调度岗位每次值班的时长为24小时。特殊情况下，主负责的调度因更熟悉任务状态，甚至会工作30～40个小时，虽然期间会有短暂的换班就餐及休息，工作强度依然非常大。
见到高健时，他刚刚结束一次值班。“我们圈子里有个说法叫‘脉冲式睡眠’，就是利用一切碎片时间睡觉。我现在沾床就能睡着，半小时也能睡一觉。”
难得空闲的时间里，高健为保证最佳状态，喜欢和同事打打篮球、跑跑步。此外，高健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好好陪家人。
去年，高健和交往多年的女友领了结婚证。“我从去年嫦娥五号任务后，就没怎么和她见过面。今年整个春节一起吃了三顿饭，后来都在任务上。我早就答应好好陪她吃顿正餐，承诺了半年也没落实。”高健略显遗憾地说。
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干航天似乎是个“苦差事”，但在高健眼中，这件事情特别酷。
北京时间2003年10月15日9时，杨利伟乘由长征二号F火箭运载的神舟五号飞船首次进入太空，象征着中国太空事业向前迈进一大步。
那时，高健正上小学三年级。“我记得特清楚，当时语文老师把课都暂停了，全班一起看电视。那时我就觉得航天员能去太空，真酷！高中时觉得航天梦特浪漫，还体现了一个国家最尖端的科技水平，大学就选择了测控工程专业。”
对于“全网深捞”“帅的都交给国家了”等网络热评，高健表示，团队中还有很多俊男靓女，希望大家能多关注那些没在镜头里出现的岗位。
“我们的航天任务能成功，能让我们这些年轻人出现在镜头前，离不开老一辈航天人的付出。大家看到的只是飞控大厅里的我们，看不到的是中国航天‘万人一杆枪’精神，每个岗位背后站着几百甚至几千人的研究团队在攻坚克难。所有航天前辈和同事才是最帅、最美的人，我是他们的粉丝。”
“90后航天花木蘭”：天问一号落火后，我让同事掐了掐自己
2020年7月23日，我国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发射升空。2021年5月15日，在历经近10个月的“太空之旅”后，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着陆于火星乌托邦平原南部预选着陆区，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着陆火星取得成功。
天问一号的北京总调度也是一位90后，她是北京飞控中心40年来第一位女性总调度——鲍硕。
让全网记住鲍硕的是她的专注。9月21日，天问一号探测器完成第二次轨道中途修正，当鲍硕身边同事都不禁鼓掌，她依然保持稳定的语速，准确地发出“我是北京”等一条条口令。一时间，“天问一号总调度是个28岁小姑娘”的词条迅速登上热搜，引爆网络。在2020年微博之夜上，鲍硕获得了“微博年度影响力事件”航天榜样称号。
在办公室，记者见到了忙碌的鲍硕。巧的是，她和高健同在一个办公室。“北京明白”和“我是北京”的工位紧挨。
如今回忆起天问一号任务，鲍硕记忆犹新。“我当时高度紧张，盯着眼前屏幕上各种参数。确认着一个状态接着下一个状态，脑子里都是到什么时间点了，要去调度各岗位做什么。我不是不激动，是压根没顾上。”
最让鲍硕难忘的，是天问一号成功着陆在火星表面。“当时我使劲攥了下拳头，想着‘成了’，但是紧接着后面还有事，心想着得稳住。”
那天工作结束后，鲍硕回到办公室瘫在椅子上愣了好久，“国际上有那么多次火星探测，有那么多次落火的控制，成功率不到一半。而我们就这样成功了。感觉这不像是真的，还让别人掐了掐我。”
实际上，天问一号任务并非鲍硕的首次亮相，此前她曾负责嫦娥五号任务调度。
为了适应高强度工作，这位北京姑娘提前给自己秘密进行了“魔鬼训练”，坚持一个月每天只睡3个小时，逼着自己尽快适应近30小时不休息的节奏。 鲍硕的同事都说，只要进了飞控大厅，她就能不吃、不喝、不睡觉数十个小时。正是凭着这股子“狠劲儿”，鲍硕被大家爱称为“90后航天花木兰”。
如今，鲍硕已经成为年轻航天人的优秀代表之一。但实际上，她入行却是机缘巧合。
2010年，鲍硕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理工大学，专业是和航天不沾边的信息对抗技术。“我本来是想追着自己喜欢的人，没想到后来变成追星星追月亮了。干航天其实有点误打误撞。”
为了能够尽快适应岗位，进入飞控中心后，鲍硕开启疯狂恶补模式。“很多原来没学过的知识，我就自己看书，努力跟着前辈学习。”
因为工作太忙，大学毕业后，鲍硕很少参加同学聚会。“我很多同学去了广州、深圳的知名大厂，聚会机会少，但是我们经常发微信联系。”
有一件事让鲍硕记忆深刻。在天问一号任务时，她的一位大学同学在朋友圈转发了关于她的新闻报道，并写下“她是我同班同学，真骄傲”的评论。“我特别感动，没想到自己有一天能成为同学的骄傲。其实能够认识他们也是我的荣耀。”鲍硕说。
采访中，记者问鲍硕来飞控中心多久，她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到今年7月18日正好4周年。“我是那种喜欢在人生不同阶段立flag的人，像各种纪念日和特殊日子也会记得比较清楚。”
当初，鲍硕进入飞控中心时，领导曾告诉她要向着“一年人力、两年人手、五年人才、十年人物”的目标努力，如今她正朝着更高要求不断前进。
在鲍硕看来，只要是做喜欢的事业就不辛苦。“地球上这么多人，能够接触到航天，为它尽一份力的人太少了。我既然有机会做相关工作，为什么不好好珍惜？”
为了保证体能，鲍硕在工位下放了哑铃和瑜伽垫，“我抽空锻炼一下，忙起来就顾不上了。”
谈及父母，鲍硕笑着说道：“我家就在北京，开车40分钟就能见到父母，但他们很少主动联系我，怕打扰我的工作。不过我春节回家那次，他们特激动说在电视上看到我了。”
她是80后副总师、女博士、二胎妈妈
在此次空间站任务中，机械臂和航天员出舱环节备受关注，空间站机械臂地面飞控工作的总体负责人是北京飞控中心空间站任务副总师、80后女博士谢圆。
对于机械臂这个新晋“网红”，谢圆说：“此次机械臂的表现确实良好。截至目前，它已经出色完成了多项任务，包括在轨测试、空间站核心舱的巡检、辅助航天员出舱等。根据任务不同的需求，机械臂末端可以装载不同的工具完成不同的操作任务，相当于是空间站的一只手，可以延长作业范围。”
除了“80后副总师”之外，谢圆还有一个身份——二胎妈妈。她的两个孩子都恰好在任务准备和实施阶段出生。
2011年5月，谢圆题目为《月球车遥操作中的任务规划技术研究》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在中科大取得博士学位。当时，相关的国外文献资源缺乏，国内还没有此类研究成果，谢圆的研究成果意义重大。
2013年12月14日，嫦娥三号成功落月，标志着中国成为继美国和苏联后全球第三个实现月球软着陆的国家。而落月的技术方案正是以谢圆的这篇论文为基础。
“我对落月任务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但任务时间赶上第一个孩子出生，没能在一线，特别遗憾。”谢圆说。
2016年6月，我国发射长征七号运载火箭，谢圆负责遥测工作。在现场，她右手操作鼠标，左手轻柔抚摸着再次隆起的腹部，当时她已经怀孕5个月。后来，谢圆带腹中宝宝参与任务的举动，被赞为“最强胎教”。
谢圆笑着说，“二胎妈妈”这4个字，听起来就挺崩溃的。面对事业和家庭，这位学霸妈妈分享了自己的秘籍。
“首先，要提高工作效率。其次，我认为对孩子的陪伴并不能单纯看时长，不是时间越长效果就越好，要有质量地陪伴，全身心地投入。”谢圆提到，每位妈妈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自身特点，通过自身给孩子传递的性格品质也很重要。
在谢圆心里，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难处，遇到困难家庭成员同心协力克服，就没有什么大不了。
此次，为了准备航天员出舱任务，谢圆和同事们备战了大半年。“航天员出舱只有7个小时，但是地面對这个程序的推演讨论，要落实到每个细节。包括每一条指令的设计和发出，都要去适应航天员实际出舱活动的灵活性。”
那段时间，谢圆可谓是“超强作息”。每天上午8点上班，工作到下午6点回家，安排孩子和处理家务，晚上9点等孩子睡后，返回单位继续加班。工作到凌晨3点左右，直接睡在办公室，第二天早上6点半，再回家给孩子做早饭。
为母则刚，刚强背后除了家庭的支持，更有团队“战友”们给予的力量。“我要感谢同事们的体谅。还有团队亢奋的气氛也能带动我的状态，感觉一天睡三四个小时就够了。”谢圆说。
谈及孩子和未来，作为妈妈谢圆颇有感触：“我们的孩子是特别幸运的一代，他们生活在国家强大、人民无比自信的时代。我上中学时，还觉得出国是不错的出路，但现在幼儿园小孩接受的教育，都是我们的国家走在越来越好的道路上，孩子们也有很强烈的民族荣誉感。”
作为80后父母，谢圆认为自己对孩子的期待已经不再局限于经济，更多的是鼓励孩子去寻找自己的理想，去寻找自身对社会和国家的意义。“我们的孩子一定是了不起的一代，比我们强的一代。”
边盯着飞行器边“撕预案”
此次空间站任务中，天和核心舱重量达20吨级，是目前我国最大、最复杂的航天器。80后李达飞出任核心舱总体副主任设计师。“和总调度不同，我们负责落实。我们这个岗位很少出镜，有点像幕后，偶尔在人群里能找到我们的背影。”李达飞说。
李达飞介绍，空间站系统是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以往最复杂的航天器天宫一号或者天宫二号，主要参数为6000多个，而核心舱一个舱的参数就超过4万个。
同时，核心舱的应急预案也更多，仅故障预案就超过2100个。在新闻直播里可以看到，执行任务的人员面前都有一堆比字典还厚的A4纸，是打印出来的部分预案和目录。全打印出来体量太大，而且工作人员也不便查阅，所以更多的预案存储在电脑里，用电子版保存。 “当时，我们盯着神舟十二号的飞行状态，一边看一边撕预案。在它成功入轨后，每个岗位都扔出来很多崭新的文件。有人觉得浪费，但这恰好说明飞行器没有故障，一个预案都没用上。随着预案越撕越薄，我们离成功也越来越近。”
据李达飞介绍，核心舱操控团队共有33个人，80后占团队的比例不到1/3，2/3都是90后。
工作中，90后锐意进取和改革创新的精神让他印象深刻。“像编程理念，他们跟我们80后就不太一样，他们经常提出优化的新想法，从他们身上我也能学到很多。”
对于李达飞的岗位，熬夜加班也是家常便饭。据他回忆，2010年参加工作后，面对的第一个连续值班任务就是天宫二号。当时在天宫二号和神舟十一号的主要任务阶段，李达飞连续值了11个夜班。因为要不断跟踪飞行器状态，时刻进行操控，他甚至12小时没有休息。
“我觉得家人是每位航天人都不能轻易触碰的情感弱点，陪他们的时间太少了。我干航天10多年，家人也支持了10多年，他们的贡献功不可没。”说到这里，李达飞的眼睛微微泛红。
虽然从事航天实业让李达飞少了很多在家的时光，但也为他带来了意外的“助攻”。
“我儿子现在上幼儿园，每次他在电视上看直播，就趴在屏幕上找爸爸。可我们都穿同样的工服，差不多的动作，很多时候就是镜头里一晃而过的背影，但孩子妈妈总能找到我。指给儿子后，他就手舞足蹈地叫爸爸。”李达飞骄傲地说，在儿子心中能上电视的都是超级英雄，“没想到，每次任务直播，还有助于我家庭地位的提升。”
日常的耳濡目染，也让李达飞的儿子对宇宙产生了浓厚兴趣。“我们这里的孩子对航天都挺感兴趣。幼儿园中班的孩子凑一起，聊的都是火箭什么的，聊得可专业了。像火箭一级二级、助推器分离、器箭分离、抛整流罩什么的。”李达飞形象地描绘着，好几次，儿子的专业提问让他都很意外。“这帮孩子回家都有智囊团，你给他讲明白后，第二天就赶紧跑去小朋友那儿纠错，特別有意思。”
李达飞说：“我们这里已经有了航二代，父亲是航天员，女儿工作在我们身边。中国航天讲究传承，相信我们的航天精神会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航天事业也会更加辉煌。”
（北京飞控中心宋星光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1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