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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雾霾天气频发，本文从经济角度来审视我国环境问题的困境，探析造成目前困境的原因，从经济学以及制度设计两个角度我国环境公共政策走出困境的方式
关键词 环境问题 经济分析 制度设计 利益
近年以来，雾霾天气一直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我国近百万平方公里的面积连续遭遇了几轮雾霾天气。多地高速公路、机场处于封闭状态，部分城市空气重度污染，pm2.5监测指数接近或达到顶峰数值，甚至达到爆表。污染物、大气颗粒物，即通常所说的pm2.5和pm10，会加重这样一种阴霾天气。环境问题又一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一、环境问题的困境
环境问题主要是指人类的生产生活所引起的环境破坏和污染。除了pm2.5，环境问题还广泛地存在于人们的日常活动中，主要包括废水、废渣污染；噪音污染；水资源短缺；土地沙漠化和水土流失严重；森林破坏严重；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严重等。这些环境问题破坏了生态平衡，严重影响人类的生活质量，甚至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
解决环境问题，除技术手段外，还需要相应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公共政策作为配套措施，技术和政策两者缺一不可，只有相互配合，才能更好地解决环境问题。大多数环境问题属于公共问题，在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背景下，政府作为公众集体利益的代表，必须就此积极、慎重地选择政策，严格、负责地执行政策。企业、公民也应当适时了解当前的环境政策，为保护环境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二、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
环境的不断惡化已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为避免生态系统因人类活动而受到巨大破坏，要解决环境问题应当从其根源入手，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环境问题的产生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企业的盈利性给社会带来的外部不经济。
经济学中所讲的外部性是指“当一个人从事一种影响旁观者的福利，而对这种影响既不付报酬又得不到报酬的活动时，就产生了外部性。”豍如果对旁观者的影响是不利的，就称为“负外部性”或者“外部不经济”。长期以来，企业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破坏环境，而企业不治理，其本质就是企业在免费消费环境，企业不治理便是将治理其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的成本转嫁给社会，对社会公众造成了不利影响，这种负外部性造成了市场非效率，在企业私人成本中未反映的污染成本由社会承担了。
（二）环境资源的产权不明晰引起环境污染。
在经济学中，供人们使用的产品依据产权分为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这两者的区别在于，私人产品相对公共产品，具有极强的排他性与完整性。豎水资源，森林资源，山地以及大气环境等等环境资源被认为是公共物品，其产权没有被明确规定，应当为非私人所有，这些环境资源的使用与消耗通常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人们将废气排放到大气中，把废水排放到公共拥有的河流中，把工业垃圾及生活垃圾堆放在公有场地，森林被过渡砍伐，这些都是由于环境资源属于公共物品。
（三）市场主体之间的博弈
在功利原则的驱动下，不执行公共政策而产生的经济效益与各方成本之间的悬殊导致了市场主体之间的博弈，使得环境公共政策的效果不佳。此外，信息传播的不平等性，使得人们对于其他人的环保策略选择难免有偏差。
以企业排污为例，企业往往是环境污染的致害者和受益者，这些企业利用当地的水土大气等环境资源，生产出产品，获得收益。首先假定市场是自由竞争的，在环境污染博弈中参与人是两个相同的排污者A与B，两人的策略是排污或者不排污，假设两人都不排污，则环境状况良好，大家的收益都为10；如果大家都排污，则环境状况恶化，A与B的收益都降低到5；如果一人治理、不排污，另一个人排污，由于治理污染要付出成本，不排污者的收益2，而排污者的收益为8。排污者的博弈中出现两个纳什均衡，即两人同时排污或者两个人同时不排污。但是两个人同时不排污是不稳定的，因为A与B两个合谋不排污是不可信的，一旦一个选择不排污，另一个可能排污，那么排污者的收益是8 ，不排污者的收益仅为2，A与B最终基于个人理性的角度以及对他人的不信任，要想使自己利益最大化，最终都将选择排污。因此最后的纳什均衡是A与B 两人同时排污，每人收益是5，而社会的总效益为10，此时，环境受到污染，社会总效益降低。同理，现实经济中，排污者有很多，他们都会根据自己利益最大化选择自己的策略，如果选择不排污就要进行污染的治理，自己花钱治理污染，却和别人共享同样的环境，相比他人而言效用自然较低，因此大家都做出排污的选择。由此以来，最终导致企业对政府环境政策的漠视。
（四）执行机关执行力度不严
从制度层面来看，长期以来的政绩考核机制，地方领导为了自己的政绩和前程，过分重视短期经济效益，漠视乃至纵容当地环境污染的现象。政策的执行者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敷衍了事，注重表面工作，不将政策转化为具体的操作性措施，使政策所产生的作用达不到政策制定之初的目标，严重损害了政策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一些居民尤其是贫困落后地区的农民因为其维权而被压制，有的被劳教，有的则家人遭到报复，这些维权者为的是整体的利益，但自己的利益却遭到了严重损害，而且这种损害力量常常是来自当地政府部门。人们在这种博弈中的理性选择就是：不作为，沉默——不仅仅是不理会日常生活中的环保，更显著的特征是对所有环境损害选择忍受和沉默。
这种执行机关的所作所为及后果背离了广大民众的福祉，这种情况下的“经济增长”是短视的，是不能得到长足发展的。这样经济发展的后果是危险的，不仅仅污染了环境，危及了人们的利益，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对生态、对环境造成了永久的破坏。
在以上几点原因的综合作用下，环境公共政策深陷困境。公共政策在制定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也存在相当的缺陷，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无视甚至牺牲公共利益，这些最终导致环境公共政策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三、走出环境问题的对策
基于环境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以及我国公共政策存在的问题、执行环境的不成熟等，应当致力于环境公共政策的研究，构建稳定合理的现代环境公共政策，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一）环境公共政策自身的完善
一个政策从制定到执行到监督，看它的效果如何，应当从政策的源头即政策的制定开始分析。在实际政策中，一个好的政策必定是目标清晰明确的，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政策很容易引起政策含义不清，致使政策的执行者加入自己的主观思考进行判断，执行的效果大打折扣。豏如“限塑令”规定“限”哪种程度算限制，哪种程度的限制能够达到预设的标准，这都是执行者很难判断的。又如“限塑令”中，全体社会成员对“限塑”都应当承担责任，出一份力，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的情况是，只是单向地向使用塑料袋的消费者收取费用，而塑料袋的生产者、销售者不仅不要为提供塑料袋承担责任，还能因为提供塑料袋而获利，这样的政策怎么可能能够真正限制塑料袋的使用！此外一些原则性的责任不明的描述也大量存在于各个政策中。
政策作出后，应当经过科学的论证分析，再投入到实际执行中去。一个完整科学的决策体制，是一个政策能够得到圆满执行的前提要求。我国应当加强政策执行主体监督主体的培养，建立一个全面的有职业素养的执行者监督者的队伍。强化执行监督主体的责任意识，完善对政策执行主体的责任追究制度、强化对政策执行主体的责任追求制度建设。公共政策的执行应当抓住政策的精神实质，遵循政策要求，结合实际。政策的执行不仅使原政策得到修正、补充、完善，而且是新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
除了以上所述，还必须建立一系列具体的政策的管理制度。首先，社情民意反映制度。相關部门在制定相关政策前，应当配备专业人员朱门机构通过各种途径收集反映相关民意的信息；其次，政策听证制度。涉及到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都应当听证，有关环境问题的政策往往牵涉到各方利益，也应当举行听证，制定合理的听证程序和规则，保证各利益相关方面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再次，专家咨询论证制度。在制定相关政策时，除了听取各利益相关方面的意见外，还应当邀请专家对政策进行审议讨论，听取专家意见。最后，政策公示制度。在政策作出后，应当对政策进行公示，以听取公众的意见，同时能够加强公众对于政策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二）政府对行业标准直接管制。
政府对相关行业的环保标准进行制定管理。比如政府以命令的形式将行业的排污量限制在最适度排污量上，最适度排污量根据因排污产生的成本与控制污染而产生的成本之和为最小的原则确定。
当企业排放的污染少于最适污染排放量时，污染程度增加一单位会使控制污染所产生的成本的减少大于因污染增加所造成的成本的增加；相反，当企业排放的污染大于这一数量时，污染程度增加一单位会使因污染产生的成本的增加大于因治理污染所产生的成本的减少。
对于大企业与小企业、城市与农村、高污染行业与低污染行业，应当分别制定不同的标准，这样虽然提高了制定标准的成本，降低了制定标准的效率，但如果不分污染轻重共用一个标准，会导致治理排污成本较低的企业与治理成本较高的企业执行同样的标准，低成本的企业就缺乏进一步治理排污的动力，最终容易出现即使购买了现金的治污技术设备也将其弃之不用，这样标准的制定起不到它应有的作用。
（三）运用税收政策来鼓励企业治理污染。
政府可以通过对污染物的排放量征收费用，企业为排放污染物得向政府缴纳一定费用，这样就相对增加企业生产的成本，企业为降低成本，会通过一系列措施来降低排污量，从而达到环保的效果；另外一方面，企业缴纳的排污费用来治理污染，节约了一部分社会成本，从而解决了资源的不合理配置。除了征收排污费以外，政府还可以征收庇古税，庇古税是有经济学家阿瑟·庇古最早提出，这是一种用于纠正负外部性影响的税收。这种税收将污染权视为一种商品，首先由环保部门确定污染的价格，再与各企业的污染需求结合确定出污染量。虽然征收庇古税可能会出现企业花钱买排污量的情况，即企业纳税后，想排污多少就排污多少，只要有钱就可以排污，但是企业要想获取利润的最大化，不可能一味地花钱买污染，庇古税最终必定会刺激企业寻求污染强度更小的生产技术和更有利的污染控制技术。这样的技术进步会使减污的成本降低并减少污染物质排放的总量，客观上起到激励污染企业不断革新技术的作用。
（四）其他政治、经济、文化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要以环境保护为原则。
政府职能主要依赖公共政策来实现，因而公共政策触角也延伸到社会各个领域，公共政策引起的环境问题越来越令人担忧。各个领域公共政策在制定时，都要以环境保护为原则，在制定政策时，应当引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在政策出台前，首先应当对该政策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保证该政策实施全过程的绿色化，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尤其在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要密切关注该政策的实施可能对资源和环境造成的影响，尽量避免对环境的污染破坏和对资源的浪费。
四、结语
环境问题的解决涉及多方利益，有国家环境利益，也有社会环境利益，所以应当谨慎对待。除了公共政策以外，还应当辅之以技术手段，公共政策与技术手段需要相互配合，刚柔并济才可以对环境问题的解决发挥更好的作用。通过相关措施的长期实行，就能够对改善环境状况产生积极作用，定可以早日吹散遮盖蓝天的阴霾。
注释：
杨凤娟.从经济学及博弈角度分析环境污染[J].生产力研究，2007（18）：6
李亚威，黄荟宇.关于“限塑令”政策执行状况的调查报告[J].学理论，2010（24）： 23-26.
张璋，张忠潮，刘晨晖.我国公共政策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基于环境保护视角[J].改革与战略，2012，28（2）：62.
参考文献：
[1][美]曼昆.经济学原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彭荔红，刘婷婷.从“限塑令”看我国环境公共政策的困境[J].
[3]俞树毅.试论我国《环境保护法》的修改——以环境公共政策为视角[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5）.
[4]王达梅.公共政策环境影响评估制度研究[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5）.
关键词 环境问题 经济分析 制度设计 利益
近年以来，雾霾天气一直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我国近百万平方公里的面积连续遭遇了几轮雾霾天气。多地高速公路、机场处于封闭状态，部分城市空气重度污染，pm2.5监测指数接近或达到顶峰数值，甚至达到爆表。污染物、大气颗粒物，即通常所说的pm2.5和pm10，会加重这样一种阴霾天气。环境问题又一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一、环境问题的困境
环境问题主要是指人类的生产生活所引起的环境破坏和污染。除了pm2.5，环境问题还广泛地存在于人们的日常活动中，主要包括废水、废渣污染；噪音污染；水资源短缺；土地沙漠化和水土流失严重；森林破坏严重；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严重等。这些环境问题破坏了生态平衡，严重影响人类的生活质量，甚至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
解决环境问题，除技术手段外，还需要相应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公共政策作为配套措施，技术和政策两者缺一不可，只有相互配合，才能更好地解决环境问题。大多数环境问题属于公共问题，在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背景下，政府作为公众集体利益的代表，必须就此积极、慎重地选择政策，严格、负责地执行政策。企业、公民也应当适时了解当前的环境政策，为保护环境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二、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
环境的不断惡化已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为避免生态系统因人类活动而受到巨大破坏，要解决环境问题应当从其根源入手，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环境问题的产生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企业的盈利性给社会带来的外部不经济。
经济学中所讲的外部性是指“当一个人从事一种影响旁观者的福利，而对这种影响既不付报酬又得不到报酬的活动时，就产生了外部性。”豍如果对旁观者的影响是不利的，就称为“负外部性”或者“外部不经济”。长期以来，企业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破坏环境，而企业不治理，其本质就是企业在免费消费环境，企业不治理便是将治理其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的成本转嫁给社会，对社会公众造成了不利影响，这种负外部性造成了市场非效率，在企业私人成本中未反映的污染成本由社会承担了。
（二）环境资源的产权不明晰引起环境污染。
在经济学中，供人们使用的产品依据产权分为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这两者的区别在于，私人产品相对公共产品，具有极强的排他性与完整性。豎水资源，森林资源，山地以及大气环境等等环境资源被认为是公共物品，其产权没有被明确规定，应当为非私人所有，这些环境资源的使用与消耗通常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人们将废气排放到大气中，把废水排放到公共拥有的河流中，把工业垃圾及生活垃圾堆放在公有场地，森林被过渡砍伐，这些都是由于环境资源属于公共物品。
（三）市场主体之间的博弈
在功利原则的驱动下，不执行公共政策而产生的经济效益与各方成本之间的悬殊导致了市场主体之间的博弈，使得环境公共政策的效果不佳。此外，信息传播的不平等性，使得人们对于其他人的环保策略选择难免有偏差。
以企业排污为例，企业往往是环境污染的致害者和受益者，这些企业利用当地的水土大气等环境资源，生产出产品，获得收益。首先假定市场是自由竞争的，在环境污染博弈中参与人是两个相同的排污者A与B，两人的策略是排污或者不排污，假设两人都不排污，则环境状况良好，大家的收益都为10；如果大家都排污，则环境状况恶化，A与B的收益都降低到5；如果一人治理、不排污，另一个人排污，由于治理污染要付出成本，不排污者的收益2，而排污者的收益为8。排污者的博弈中出现两个纳什均衡，即两人同时排污或者两个人同时不排污。但是两个人同时不排污是不稳定的，因为A与B两个合谋不排污是不可信的，一旦一个选择不排污，另一个可能排污，那么排污者的收益是8 ，不排污者的收益仅为2，A与B最终基于个人理性的角度以及对他人的不信任，要想使自己利益最大化，最终都将选择排污。因此最后的纳什均衡是A与B 两人同时排污，每人收益是5，而社会的总效益为10，此时，环境受到污染，社会总效益降低。同理，现实经济中，排污者有很多，他们都会根据自己利益最大化选择自己的策略，如果选择不排污就要进行污染的治理，自己花钱治理污染，却和别人共享同样的环境，相比他人而言效用自然较低，因此大家都做出排污的选择。由此以来，最终导致企业对政府环境政策的漠视。
（四）执行机关执行力度不严
从制度层面来看，长期以来的政绩考核机制，地方领导为了自己的政绩和前程，过分重视短期经济效益，漠视乃至纵容当地环境污染的现象。政策的执行者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敷衍了事，注重表面工作，不将政策转化为具体的操作性措施，使政策所产生的作用达不到政策制定之初的目标，严重损害了政策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一些居民尤其是贫困落后地区的农民因为其维权而被压制，有的被劳教，有的则家人遭到报复，这些维权者为的是整体的利益，但自己的利益却遭到了严重损害，而且这种损害力量常常是来自当地政府部门。人们在这种博弈中的理性选择就是：不作为，沉默——不仅仅是不理会日常生活中的环保，更显著的特征是对所有环境损害选择忍受和沉默。
这种执行机关的所作所为及后果背离了广大民众的福祉，这种情况下的“经济增长”是短视的，是不能得到长足发展的。这样经济发展的后果是危险的，不仅仅污染了环境，危及了人们的利益，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对生态、对环境造成了永久的破坏。
在以上几点原因的综合作用下，环境公共政策深陷困境。公共政策在制定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也存在相当的缺陷，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无视甚至牺牲公共利益，这些最终导致环境公共政策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三、走出环境问题的对策
基于环境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以及我国公共政策存在的问题、执行环境的不成熟等，应当致力于环境公共政策的研究，构建稳定合理的现代环境公共政策，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一）环境公共政策自身的完善
一个政策从制定到执行到监督，看它的效果如何，应当从政策的源头即政策的制定开始分析。在实际政策中，一个好的政策必定是目标清晰明确的，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政策很容易引起政策含义不清，致使政策的执行者加入自己的主观思考进行判断，执行的效果大打折扣。豏如“限塑令”规定“限”哪种程度算限制，哪种程度的限制能够达到预设的标准，这都是执行者很难判断的。又如“限塑令”中，全体社会成员对“限塑”都应当承担责任，出一份力，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的情况是，只是单向地向使用塑料袋的消费者收取费用，而塑料袋的生产者、销售者不仅不要为提供塑料袋承担责任，还能因为提供塑料袋而获利，这样的政策怎么可能能够真正限制塑料袋的使用！此外一些原则性的责任不明的描述也大量存在于各个政策中。
政策作出后，应当经过科学的论证分析，再投入到实际执行中去。一个完整科学的决策体制，是一个政策能够得到圆满执行的前提要求。我国应当加强政策执行主体监督主体的培养，建立一个全面的有职业素养的执行者监督者的队伍。强化执行监督主体的责任意识，完善对政策执行主体的责任追究制度、强化对政策执行主体的责任追求制度建设。公共政策的执行应当抓住政策的精神实质，遵循政策要求，结合实际。政策的执行不仅使原政策得到修正、补充、完善，而且是新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
除了以上所述，还必须建立一系列具体的政策的管理制度。首先，社情民意反映制度。相關部门在制定相关政策前，应当配备专业人员朱门机构通过各种途径收集反映相关民意的信息；其次，政策听证制度。涉及到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都应当听证，有关环境问题的政策往往牵涉到各方利益，也应当举行听证，制定合理的听证程序和规则，保证各利益相关方面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再次，专家咨询论证制度。在制定相关政策时，除了听取各利益相关方面的意见外，还应当邀请专家对政策进行审议讨论，听取专家意见。最后，政策公示制度。在政策作出后，应当对政策进行公示，以听取公众的意见，同时能够加强公众对于政策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二）政府对行业标准直接管制。
政府对相关行业的环保标准进行制定管理。比如政府以命令的形式将行业的排污量限制在最适度排污量上，最适度排污量根据因排污产生的成本与控制污染而产生的成本之和为最小的原则确定。
当企业排放的污染少于最适污染排放量时，污染程度增加一单位会使控制污染所产生的成本的减少大于因污染增加所造成的成本的增加；相反，当企业排放的污染大于这一数量时，污染程度增加一单位会使因污染产生的成本的增加大于因治理污染所产生的成本的减少。
对于大企业与小企业、城市与农村、高污染行业与低污染行业，应当分别制定不同的标准，这样虽然提高了制定标准的成本，降低了制定标准的效率，但如果不分污染轻重共用一个标准，会导致治理排污成本较低的企业与治理成本较高的企业执行同样的标准，低成本的企业就缺乏进一步治理排污的动力，最终容易出现即使购买了现金的治污技术设备也将其弃之不用，这样标准的制定起不到它应有的作用。
（三）运用税收政策来鼓励企业治理污染。
政府可以通过对污染物的排放量征收费用，企业为排放污染物得向政府缴纳一定费用，这样就相对增加企业生产的成本，企业为降低成本，会通过一系列措施来降低排污量，从而达到环保的效果；另外一方面，企业缴纳的排污费用来治理污染，节约了一部分社会成本，从而解决了资源的不合理配置。除了征收排污费以外，政府还可以征收庇古税，庇古税是有经济学家阿瑟·庇古最早提出，这是一种用于纠正负外部性影响的税收。这种税收将污染权视为一种商品，首先由环保部门确定污染的价格，再与各企业的污染需求结合确定出污染量。虽然征收庇古税可能会出现企业花钱买排污量的情况，即企业纳税后，想排污多少就排污多少，只要有钱就可以排污，但是企业要想获取利润的最大化，不可能一味地花钱买污染，庇古税最终必定会刺激企业寻求污染强度更小的生产技术和更有利的污染控制技术。这样的技术进步会使减污的成本降低并减少污染物质排放的总量，客观上起到激励污染企业不断革新技术的作用。
（四）其他政治、经济、文化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要以环境保护为原则。
政府职能主要依赖公共政策来实现，因而公共政策触角也延伸到社会各个领域，公共政策引起的环境问题越来越令人担忧。各个领域公共政策在制定时，都要以环境保护为原则，在制定政策时，应当引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在政策出台前，首先应当对该政策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保证该政策实施全过程的绿色化，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尤其在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要密切关注该政策的实施可能对资源和环境造成的影响，尽量避免对环境的污染破坏和对资源的浪费。
四、结语
环境问题的解决涉及多方利益，有国家环境利益，也有社会环境利益，所以应当谨慎对待。除了公共政策以外，还应当辅之以技术手段，公共政策与技术手段需要相互配合，刚柔并济才可以对环境问题的解决发挥更好的作用。通过相关措施的长期实行，就能够对改善环境状况产生积极作用，定可以早日吹散遮盖蓝天的阴霾。
注释：
杨凤娟.从经济学及博弈角度分析环境污染[J].生产力研究，2007（18）：6
李亚威，黄荟宇.关于“限塑令”政策执行状况的调查报告[J].学理论，2010（24）： 23-26.
张璋，张忠潮，刘晨晖.我国公共政策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基于环境保护视角[J].改革与战略，2012，28（2）：62.
参考文献：
[1][美]曼昆.经济学原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彭荔红，刘婷婷.从“限塑令”看我国环境公共政策的困境[J].
[3]俞树毅.试论我国《环境保护法》的修改——以环境公共政策为视角[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5）.
[4]王达梅.公共政策环境影响评估制度研究[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