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语境下的携子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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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疯狂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
  ——(法)福柯
  
  9年以后,面对尚未脱离生命危险的妻儿,李合元又想起2003年9月,妻子唐成芳一口气服下上百片止痛药的情景。此后他仔细回忆了那些唐成芳埋怨“活得累”的瞬间,后来这些片断便占据了他的大部分回忆。他一遍遍向媒体叙述这些过程,不时懊丧地将脸埋在双手里。
  唐成芳躺在病床上呻吟,病房里没人的时候,她对着天花板喊:“你们救不救命哦,这里是不是医院啊!”
  3月27日,唐成芳和3个孩子喝下百草枯。
  28日,李合元从福州赶回来时,她向李合元表达了悔意:“我不该给孩子喝药,我不该喝药。”
  她的双脚被绑上了铁链,警察24小时坐在病房门口。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内,7岁的大女儿红红并不怨恨母亲,她和弟弟妹妹一起安静地接受治疗。只有李合元每天在唐成芳所在的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和儿童医院之间来回奔走。
  在媒体语境中,这一切的源头被归为抑郁症,促使悲剧发生的力量因此变得神秘。但正如福柯所言:“疯狂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
  也许,唐成芳的家庭悲剧也并非偶然。
  山村妇女的自杀
  李合元和唐成芳的家是四川大竹县月华乡余家村,紧邻210国道,不时能听到车子从马路上呼啸而过的声音。
  屋前的一片池塘已经干涸。2007年,李合元和唐成芳一度回家在这片池塘内养鸭子,结果亏了几万块钱。
  唐成芳赤着脚下池塘干活,被玻璃划破了脚,李合元用摩托车载着她到镇卫生院,每天背着她爬上几层台阶去换药,这种亲密劲让妇女主任梁胜玉说起时带着羡慕,他们的夫妻感情因此一直被认为非常和睦。
  然而有一次,唐成芳出门赶鸭子,一生气几杆子把鸭子打死了。这被李合元认为是她脾气暴躁的明证。
  房子是李合元结婚前盖起来的,典型的农村两兄弟合盖的一幢两层楼。两个大门,西边是李合元家,东边是他哥嫂家。
  楼上楼下4间房,厨房和卧室分别在楼下和楼上的北面。斑驳的木门一打开,两幅在路边摊上描摹的艺术字贴在正对大门的墙上,写的分别是两个人的名字。
  由于长期在福州打工,两个月前,唐成芳带着孩子回家时,屋里的灯已经坏了。唐成芳用手电将就了一阵子。有一天让嫂子饶朝琼去找电工,饶朝琼因为不会骑电动车,只说帮唐成芳带孩子,并给她借电动车,让她自己骑车去找电工。
  “结果她一气之下自己走路上街去买灯泡。”在李合元看来,这很不可思议:“就那么几句话,也没骂也没吵,也没有不帮她,她就生气了。”
  楼梯的灯终于换了,能看清摆在一级级楼梯上大小不一的鞋子。黑黢黢的卧室里,灯仍然是坏的。
  楼上客厅内倒是亮堂,橘黄色的小毛衣打了一半放在藤椅上。柜子上挂了些腊肉,因为长久未晒散发出腐烂的味道,这是唐成芳从父母家带回来的,也是她在家里长期食用的荤菜。柜子上贴着大小两张唐成芳的大头贴,上面点缀的艺术字体写着:“只有,一个人,开心的,活下去,才是幸福的。”
  3月21日,唐成芳给李合元打电话,说没有奶水喂给最小的顺顺,只好喂饭了。李合元让她多吃些肉,还表示要凑一千块钱寄回家,“但她说还有钱,我就把钱还了别人。她生顺顺的时候剖腹产,还欠了几千块钱的。”
  柜子里的一本相册,记录了唐成芳和李合元结婚后的笑容,这可能是唐成芳为数不多的笑容。这位1985年出生的女子,在生了4个孩子之后,脸上仍有一股淳朴的孩子气。
  3月25日,是余家村赶集的日子,集市就在210国道上,在李合元家门口。当晚唐成芳打电话给李合元,“她在电话中大哭,说集市上的人都在说她,说她笨。我安慰她,不用管别人说什么,照顾好孩子就行了。其实也根本没人说她什么,都是她自己觉得。”
  那一晚,在电话中,唐成芳吐露:“活着好累啊!”在李合元的记忆中,这不是第一次,但每次他都觉得她只是埋怨一下。李合元照例安慰了几句:“你照顾好孩子,等孩子们长大就好了。”
  3月26日晚,唐成芳问饶朝琼要前屋的钥匙,“说是找不到钥匙了。”27日一早饶朝琼惦记着:“不知道她有没有找到钥匙。”早晨7时左右,该是唐成芳二女儿秀秀和饶朝琼儿子一起上学的时间,饶朝琼往隔壁唐家打了个电话。
  接电话的是大女儿红红:“妈妈给我们喝了药。”
  “什么药?你们感冒了吗?”唐成芳曾经向饶朝琼要过感冒药。
  “没有,我们吃的都是一样的药。”红红说话无力。饶朝琼觉得好奇,让红红把后门打开。进门的情景是饶朝琼始料未及的:唐成芳在厨房后门口的水缸边喝水,地上吐的是一摊蓝色的东西。最小的孩子顺顺躺在堂屋地上的摇篮里,手舞足蹈,“看不出多大问题。”两个女儿看着唐成芳吓呆了。
  “当时她就后悔了,说她给孩子们喝了百草枯。”饶朝琼从村里找来几个人把唐成芳抬出来。“他们连120都不懂打,还是打电话向别人问的。”余家村妇女主任梁胜玉觉得无奈。
  饶朝琼问红红:“妈妈给你喂药,你知道不是正规的药,为什么不跑?”红红是第一个被喂药的,她被唐成芳夹在两膝之间。为了让孩子们顺利把药喝下去,唐成芳在加了糖的白开水里掺入百草枯,然后用勺子喂到孩子们嘴里。
  两个大一点的孩子是走上救护车的,唐成芳因为举瓶喝药,中毒最严重。
  颠沛的生活
  唐成芳很少跟李合元说起她小时候的事情。她的亲生父亲面对采访时也似有难言之隐,在他的只言片语中可了解的是:唐成芳在出生几天后就被父母送走了,原因是他们想要个男孩。家住四川仪陇县的唐成芳是在17岁时得知自己身世的,此时她才回头认亲生父母。
  2003年,李合元随哥哥到福州打工时,遇到同在那里打工的唐成芳。18岁的唐成芳在一家服装厂做工,面目清秀,五官端正。尽管寡言,还是被26岁的李合元一眼相中。“我当时到了成家年纪,也已经在老家盖好房子了,该找个人结婚了。”
  相处两三个月后,向唐成芳提出结婚时,李合元是没有把握的:“我家里穷,还因为造房子欠了两万块钱。”但是唐成芳在没有征求父母意见的情况下,同意了李合元的求婚,还安慰李合元:“钱我们慢慢还吧。”
  婚礼只有六七桌,在福州,请双方的工友吃了顿饭。婚后也有小口角,李合元从谈恋爱时就知道妻子的脾气有些暴躁。李合元家贫不识字,但他觉得自己配小学文化的唐成芳“绰绰有余”。
  两人结婚,唐成芳家人并不知道。连在福州的亲戚,唐成芳也没有通知,她跟李合元的解释是:不想和太多人交往,只想一心过自己的日子。
  婚后李合元带着唐成芳回大竹老家,饶朝琼发现这段时间小两口时有争吵,情急时,甚至见唐成芳躺在地上哭闹,或者用头撞墙。
  婚后不久,李合元父亲得癌症,加上要还贷款,他和妻子商量决定,自己去福州继续打工,唐成芳在家照顾父母。但是出门不久,李合元就被哥哥电话召回,说唐成芳在家头痛发作,不肯吃饭只是哭闹。
  这年秋天,李合元回家带唐成芳到县人民医院检查,做脑CT,“医生说没什么问题,脑子里没有什么,就开了些止痛药。”
  李合元自认的爱好是打麻将。在妻子检查无恙后,他仍时不时出门打麻将。得知妻子一下子把剩余的止痛药全吃完的时候,他还在麻将桌上。“哥哥跑来喊我,说你还打牌,你老婆都吃药了。”李合元赶紧回家,带唐成芳到医院洗胃抢救。
  李合元追问唐成芳吃药的原因,得到的答复是:“不想活了,活着累。”恢复之后的唐成芳要求回娘家。李合元觉得父亲已经到了癌症晚期,劝说她不要回。“但是她实在要回家,我也没有办法。”
  李合元给唐成芳买了票,买了水果和水,送她上车,并叮嘱司机,在下一站转车时,把她送上车。唐成芳这次回家11天,李合元父亲在这期间去世。安葬好父亲后,李合元按照唐成芳此前说的地址去接她回家,这是他第一次到她老家。
  李合元接唐成芳时才得知,10天前回家路上,唐在渠县就下了车,“在渠县疯疯癫癫晃了两天。她在那里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是一个陌生老太太看她可怜,把她带到家里住的,在那里她打电话给她舅妈,最后才被舅妈接回家”。
  这一次李合元还是没有见到她父母。但是他开始有了疑虑,他问唐成芳舅妈:“她是不是精神有问题?”但其舅妈坚决否认:“绝对没有!”
  回到家后,唐成芳不愿在村里生活,于是李合元带着她再次到福州。“120块钱1个月租了一套底楼,很暗,白天和晚上没什么区别。”唐成芳每天就呆在这片黑暗里,不肯出门。
  2004年7月,唐成芳在福州生下了大女儿红红。为了照顾妻儿,李合元将母亲接到福州。这段时间欢笑和口角伴随着这个家庭,他们和大多数外来工家庭并无二致。只是,他们想生个男孩的愿望一直强烈。“农村里差不多每家都有个男孩的,包括她本人也很想要个男孩。”
  第二个依然是女孩。为了能继续生育男孩,李合元和唐成芳商量把孩子送人。“起初她是不同意的。但她也很想要男孩。”在李合元的说服下,孩子送给了福州本地一户“好人家”,“按照约定,我们不能探视。那户人家生活很好,孩子比在我们家生活好。”送走孩子,换来的是几千块现金,李合元称为“营养费”,是给唐成芳坐月子的。
  第三个女儿秀秀降生后,两人决定回老家生活。但是回家得交计划生育的1万元罚金。李合元看村里有人养鸭赚钱,自己也寻思起来。“开始遭到她反对,但后来我凶了她一顿。”两人揣着在外打工挣的两万多元,在家门口修了池塘,买了2000只鸭子和饲料。
  这段时间,这位年轻的母亲在当地村民的印象中是勤劳的。“李合元仍然会跑出去打牌,在家干活的大多是唐成芳。”梁胜玉赞叹,她又要给孩子喂奶,还要做重活,一下子瘦下来。
  艰辛的劳作并未换来好收成。这一年的鸭瘟让他们子亏了几万元。但是李合元却显得愈挫愈勇,决定贷款改养鹌鹑,也以失败告终。为了偿还贷款,夫妇俩只得外出打工。
  他们来到北京,唐成芳在亲戚开的食堂负责看票,结果被同事认为是监工,双方多次争吵,严重时甚至大打出手。亲戚让唐成芳离开北京,两人相拥着回到熟悉的福州。
  回到福州,李合元因为求财心切,加入到贩卖黑车的行列。他觉得自己特别倒霉,经常被假扮买家的警察抓住。第一次在看守所关了1个月,第二次由于再犯,被判刑1年。
  这一年里,李合元仿佛一直在等唐成芳离开他,但每个月两次探视日期,她都准时出现在监狱的探视窗口。
  此时,红红已经交给唐成芳生父母带,“她爸是乡村教师,可以让孩子有好的教育。”但是,她还得一个人担负起秀秀的学费和生活,以及还贷款。唐成芳决定去饭店打工,每个月1200元。
  她等来了丈夫减刑出狱。李合元也暗自发誓要好好对妻子,他决定学点手艺,于是开始做木工,一个月有四千多收入,让夫妇俩很舒心。
  出狱后的那一年,李合元是感觉到家庭温暖的,唐成芳也时常买些好吃的给刚出狱的丈夫补身体,生活好像就要步上正轨了。在接踵而至的2011年,唐成芳剖腹产,如愿生下了男孩顺顺。这让两口子松了口气。唐成芳也不用再被村里人说成“只会生女孩”了。
  顺顺出生后,唐成芳的头痛频繁起来,情绪颇为低落。一次,正在工地做工的李合元接到唐成芳母亲的电话,询问两人是不是吵架了。“她给她母亲打电话说不想活了。”李合元请了假回家。
  但是不到一个月,他又接到唐成芳的电话,哭诉:“不想活了,活着累。”李合元还是安慰她:“你看,孩子们多可爱,等他们长大就好了。”
  租的房子无法满足一家四口,红红也该上学了,顺顺的计划生育罚款待缴……李合元建议唐成芳回家照顾孩子,这样孩子的活动空间也会大许多,“她是愿意的。”正月初五,唐成芳就这样拿着两人在福州几乎所有的积蓄——3000元,独自带着孩子踏上返乡之路。
  谁是“杀手”
  回到大竹后,一开始不断有乡邻来访。但是唐成芳似乎并不喜欢,“她总是不言不语,搞得来玩的老乡都很尴尬。”后来,唐成芳索性不下楼,总是把大门紧闭。
  “让她下楼,她也不下楼,喊她上街,她也不上街。”李合元总是这样描述唐成芳。独自在家带孩子的唐成芳唯一能依靠的是饶朝琼。饶朝琼时常给她照顾孩子。
  唐成芳莫名生气的“不良记录”在李合元的记忆中很多。一天晚上,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她就一个人跑出去不见了,“我和哥哥嫂嫂找了好几个小时,结果发现她躲在比人还高的青麻地里。”
  生下顺顺后,要交计划生意罚款,李合元跟她商量要向她母亲借钱。“结果她一打电话就开始发脾气了,最后她妈妈说:我不跟你说,让李合元来接电话。我接过电话,她妈妈在电话那头说:问我借钱比问我要债还凶。”
  在梁胜玉的印象中,唐成芳是村里年龄最小的妈妈。“她很勤劳,就是比较内向。一个人带着孩子,小的还在吃奶,大的要上学接送,还要负担农活,老公不在总是孤独的。”
  梁胜玉似乎很理解唐成芳,“我能理解她。有几次我也觉得很累,不想活了。”前几年,梁胜玉丈夫在外地工作,她一个人在家带孩子的时候,“也曾面临和她一样的处境”。
  那年梁胜玉给水稻喷药水,水稻叶子割伤了她的手,药水浸到伤口里生疼生疼的。也就在这时,喷雾器突然坏了,她回家连修了3次,毫无办法,“我坐在那里不想起来,总有冲动把药水喝了不活了。”
  怀孕那年,梁胜玉的妯娌刚刚诞下一子,他丈夫就开始担忧:“我哥都生了男孩了,你要是生下的不是男孩怎么办?”梁胜玉一赌气说:“那你就自己把孩子抱出去扔了。”“幸好那次我们生下的也是男孩。”
  相比唐成芳,梁胜玉还需要应付妯娌之间的纠纷,倒是饶朝琼性格温和,对唐成芳也一直照顾有加。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的裴渝新老师长期从事女性社会学研究,她认为农村留守妇女的“向死心态”很大程度上不是生理上的精神疾病,而是因为没有排解空间,没有语言可以诉说,或者觉得说出来也不会有认可,也没有支持的网络。
  “携子自杀就更说明他们对未来的绝望,他们自杀首先是因为自己对生活绝望,对自己死后孩子的未来也表示绝望。”裴渝新分析,农村男子外出打工后,将繁重的农活转嫁给妻子,加上抚养孩子和赡养老人的压力,这种情况下的孤独,以及传统生育观念的内化,都可能是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很多妇女在生育后,就割断了跟社会的交流,她的角色只剩下做一个尽职尽责的母亲,作为一个女人的其他需求被弱化甚至忽视。他们即使吃东西也可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孩子。按照福柯所说,我们不能从病理上来分析,而应从社会文明的角度来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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