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安出发经兰州向西，地势渐高。祁连山、合黎山、龙首山南北相向，形成了1200多千米的河西走廊，地貌呈现出干燥剥蚀高原、平原，或侵蚀黄土塬、黄土丘陵等样态。这一路大地干涸，山秃石褐，戈壁荒原连片，与杏花春雨的江南、平畴千里的中原渐行渐远。但在石羊河、黑河、疏勒河的滋润下，武威、张掖、酒泉、瓜州等绿洲市镇依旧千年繁华，别于江南风姿的清俊秀逸、温婉柔和，这一线自有“金气坚刚，人事慷慨”的汉家风韵。胡兰成先生说“那平原虽远，那黄土虽单调，但都成了人世的壮阔。便是再荒凉些像大同或兰州，亦令人感觉是塞上日月汉人家”。
　　瓜州地处今甘肃最西，“东南至沙洲沙碛，无行路马道，至瓜洲郡界不知远近，西南入沙洲沙碛，无道路”。往西是500多千米的戈壁沙碛，古称“莫贺延碛”。《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说：“莫贺延碛，长八百余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是时四顾茫然，人鸟俱绝。夜则妖魑举火，灿若繁星，书则惊风拥沙，散如时雨。”穿越莫贺延碛即是哈密，古称伊吾卢地。汉风减弱，西域风情扑面而来。高山巍峨、天堑难渡，天险从来都是形成古代国家或族群边界的基础，因此这千里莫贺延碛不但构成地理上的分野，更成为中原与西域的文化边界。
　　
　　触摸西域
　　今天，新开的动车如贴地而行的飞机缩地成寸。当年玄奘法师晓行夜宿、艰苦跋涉，步行十多天，如今仅需一炷香的工夫即可通过莫贺延碛。瓜州与哈密间隔有敦煌，阳关、玉门关也于此南北呼应，成就丝路上最著名的关隘。哈密地处丝绸之路要冲，秦代之前与中原交流尚少，唐《太平寰宇记》说：“伊州，本汉伊吾卢地，汉书谓铁勒国也，在敦煌之北，大碛之外，非九州之域。西域传云，伊吾卢者，盖夷狄旧号，秦亦未有其地。”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丝路上自东向西迁徙的月氏人、匈奴人、羌人、突厥人、蒙古人等于此驻留，由西往东流动的希腊人、雅利安人、粟特人、阿拉伯人等在这里栖息，人种的多元与文化的差异让哈密别于汉家风味，成为感受西域文化的起点。
　　自1978年起，考古学家相继在哈密五堡乡发掘整理出30多具古人类骸骨，经过严密的测量与DNA分析，确定这些青铜时期的古人类是东西方人种的混合，但其大多“鼻梁很高，眼窝凹陷”，属欧罗巴人种，形体上“总体观感上更像西方人”。史载明朝初年的哈密“回回、维兀尔、哈剌灰三种番夷，同居一城”，今天的哈密老街巷，艾德莱斯花裙与四楞小花帽构成主要街景。相逢而过的多是深眼窝、高眉骨、大眼黑瞳、挺鼻梁的民族同胞。大家热情友好，但言语陌生，让人感觉身处天外之城。

　　与丝路深处的绿洲城市相仿，有水道横穿哈密城区，那是哈密河。河水由北向南分东西两条蜿蜒流走，所到之处林木茂盛、花草丛生，从高空看好似两条绿色的项链镶嵌在大地之上。新城靠北，人民路东西相向，宽大平直，两旁高楼林立，锦绣繁华，与内地城市无异。回城与老城在西南，与新城相对独立又丝连，保存着完整而古旧的历史风貌。
　　回城指清代哈密回王府及周边地区，老城则起源于清初的粮城。当时蒙古葛尔丹叛乱，哈密地方首领额贝都拉毅然支持朝廷，哈密城市规模借以扩大，距今已有300多年。老城房屋以二层为主，建筑多由黄土夯成，院与院相连，墙与墙相接，夯土缝隙处由草灰泥浆抹平。墙顶用土砖隔成三角或菱形镂空形状，午后阳光照射后投影街面并与树影重叠，尤显沧桑。木质大门多为方形，门额上镌刻着弧形的阿拉伯纹饰，门外巷道悠长安静，忽然有铃铛声由远及近，一辆马拉平板车出现在视野之中，维族大爷甩出一个响鞭，好像从历史的深处走来。
　　《哈密、吐鲁番维吾尔王历史》一书介绍：“据调查，哈密地区在1949年前约有维吾尔礼拜寺300多座，有迹可循的有201座。”清真寺多是哈密城的一大特色，不若甘肃、青海大型清真寺占地辽阔、结构复杂，哈密的清真寺小巧可人，邦克楼、宣礼塔、礼拜堂一应俱全，一般有内外二殿之分，外殿为敞廊，方便夏天礼拜;内殿多由砖、土坯砌成，略小，为冬天礼拜之用。城外的圣盖斯墓为穆斯林圣地，形制特别，7层台阶上矗立着拱券小门，门顶两侧竖立着圆柱形尖塔。方形基座上24根圆木立柱形成一处四方回廊，高耸的半球型屋顶通体碧绿，在阳光下泛着琉璃瓦的青光，建筑结构简练却肃穆空灵，院落里杏树成林，花开时景致醉人。

　　瓜香丝路万里长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哈密瓜要比哈密更知名、更深入人心。到哈密不吃哈密瓜，整个行程的收获难免少掉大半。虽然在现代交通与物流条件下，于全国各地品尝哈密瓜已不是稀罕事;但到了哈密，瓜的种类、品相及味道还是令人叫绝。突然觉得哈密瓜像极了这哈密，外层沙碛戈壁、大漠高山环阻，到绿洲里竟凉风习习、人声鼎沸，十二木卡姆乐曲委婉悠长、动人心弦，巴里坤湖碧波荡漾、水草丰美，哈密王陵古风扑面、撼人心魄。风尘仆仆地艰辛到来，体验如此人文与自然，让人大呼过瘾。
　　追溯哈密瓜的历史可以发现，人们对这种香甜水果的记忆竟然异常遥远。唐朝时，硕大的甜瓜就已开始慰藉丝路上干渴的行旅者。《太平寰宇记》卷七说：“瓜洲，禹贡雍州之域。按其地出美瓜，故曰瓜州。今尤有大瓜，长者，狐入其中，食之，不见其尾。”元初文人耶律楚材随成吉思汗大军远征欧洲，在撒马尔罕地区也品尝到类似哈密瓜的马首瓜，并将其记录在自己的《西游录》中，并赋诗称赞：“饱啖鸡舌肉，分食马首瓜。人生惟口腹，何碍过流沙。”《马可·波罗游记》也说：“（撒普尔干）百物皆富，尤出世界上最良之甜瓜。居民切瓜作条，在太阳下曝干，既干食之，其甜如蜜。全境售此以作商货。”清道光年间《敦煌县志》亦说：“敦煌有夏秋二种，又有回回帽一种，色味极佳，不亚哈密。”如此大时空中的甜瓜影像绵延，何以哈密瓜笑到最后，成为一统万里丝路“瓜”界的唯一呢？ 　　我们知道，中国新疆与中亚地区相邻，两个区域同处亚欧大陆腹地和西风环流带，同属温带大陆性气候。这里远离海洋，降水稀少，年平均降水量约34～38毫米;日照充足，光能资源丰富，太阳辐射年总量仅次于青藏高原。这样光照和气候条件有利于瓜果糖分的沉淀，加上高山雨雪水充足灌溉，都能收获高品质的甜瓜。可见哈密瓜扬名天下古丝路，并非自然因素，而是受哈密独特地理与人文的馈赠。

　　清初，哈密地方首领最先挣脱准格尔蒙古控制归顺朝廷，并在屡次西北战事中坚定支持清政府，维护国家统一，成为中央政府稳定新疆的坚固桥头堡。康熙帝对于哈密回王进贡的瓜分外珍重，御封“哈密瓜”，这其中自然有对哈密回王忠诚的肯定和赞许。《皇朝通志》说：“哈密瓜，体甚钜，长尺许，两端皆锐。味较内地甘美，可矖（晒）为脯，芳鲜历久不变。自哈密臣服以来，每岁充贡献，中土始尝此味，前此所未有。”《新疆回部志》也记载：“瓜，回人最喜食，熟时，老少男女恣意饱啖，以抵饭食。故回地广种多收，如种粟储粮。自康熙初年，哈密投诚，此瓜始入贡，谓之哈密瓜，彼时视为珍品。”到京的哈密瓜再由皇帝分赐给各王公大臣，成为朝野上下共享的“开”疆、“治”疆果实。
　　自哈密到北京超过2500千米，为了能将哈密瓜保质保量地运至北京，人们尝试了多种方法：一是瓜熟六分即摘，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说“然贡品亦只熟至六分有齐，途间封包闭束，瓜气自相郁蒸，至京可熟至八分，如以熟八九分者贮运，则蒸而霉烂”;二是尽可能压缩运输时间，清初张寅之在《西征纪略》中记述了哈密瓜运输的情景，那阵势与唐代为杨贵妃运送荔枝的方式相似，快马加鞭连续转运，“路逢驿骑，进哈密瓜，百千为群。人执小兜，上罩黄袱。每人携一瓜。瞥目而过，疾如飞鸟”。只有在国家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下，丝路才能畅通无阻，才能让哈密的甜瓜在京城的餐桌上出现。吃的是哈密瓜，品的则是新疆安定、西域边疆的繁荣。
　　阳关之西有故人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诗人王维在微雨清晨送别好友时写下的诗篇。阳关之西，气候、风物与长安迥异，风俗、言语更是差异万分。试想，在漫长的大地行走、经年累月的行旅之后，举目皆是生疏面孔，充耳不闻故乡音，思乡之情与孤身一人的寂寞相互叠加，怎能不发出“世难那堪恨旅游”的感慨。笔者则相对幸运，行走在哈密解放路上，耳畔响起浓浓陕西方言，起初以为是如笔者般的旅游者，很快发现这里有处自清末就形成的陕西人社区，高楼环绕的民主巷竟还有一座气势不凡的“陕西大寺”！
　　文化交流总是双向的，“穆天子西游”的故事抑或传说早早记录了汉民族向西开疆拓土的尝试。汉民族扎根哈密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西汉，《中国移民史》研究发现，南北朝时期的前凉、后凉和北凉都在哈密设郡并派遣太守实施管理。421年，北凉灭西凉时，唐和、唐契兄弟与外甥李宝避难于伊吾，“召集民众两千余家，臣于蠕蠕（柔然）”，这是汉人成规模移民哈密的早期记录。随后《魏书》卷十《高昌传》称高昌（今吐鲁番哈密盆地）“国有八城，皆有华人”。
　　隋朝一统天下，国力强盛，大业四年（608），隋炀帝下令远征伊吾（今哈密），《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记载：“帝以右翊卫将军河东薛世雄为玉门道行军大将，与突厥启民可汗连兵击伊吾。师出玉门，启民可汗背约，兵不至，世雄孤军度碛，伊吾初谓隋军不能至，皆不设备，及闻世雄兵已度碛，大惧，请降，诣军门上牛酒。世雄遂于汉旧伊吾城东筑城，号新伊吾，留银青光禄大夫王威以甲卒千馀人戍之而还。”这卫戍的千余人中大概有僧侣，或有人出家为僧，因为若干年后求法的玄奘法师于九死一生后来到伊吾，竟然发现有3名汉地僧人。其中一位老僧闻听有中原大德来到，竟然来不及整理衣冠，光着脚便跑出来迎接，抱住玄奘法师来不及诉乡愁就失声痛哭。史载他“哀号哽咽不能已已，言‘岂期今日重见乡人’”。他乡遇故知的激动让玄奘法师也不能自已，亦对之伤泣。
　　阳关之西有故人，写下“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诗仙”李白竟也由此而来。《新唐书·李白传》说李白出生于701年，“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龙初，遁还，客巴西”。先祖因罪被流放西域发配碎叶城，于唐神龙初年（705）逃回中原，由此推算李白应出生于西域，五六岁时回到中原成长于四川江油。“哈密有碎叶城，即古突厥之地，有野蚕栖于水草。”这是清代文人姚雨春考察哈密人文地理时留下的笔记，为确定李白的出生地增添了几处可能与猜测。无论“诗仙”是否出生于哈密，喝马奶、吃羊肉、穿越大漠、行经哈密绿洲必定是他童年的生活片段。

　　宋元时期，汉文化在哈密沉淀发展，哈密已然成为步入西域的中转站。明初外交家陈诚出访中亚撒马尔罕时经过哈密，留下“遗迹尚存唐制度，居人争都汉官仪”的诗篇，清初七世哈密回王伯锡尔王执政时，改建扩充哈密回王府，特意从内地聘请多位汉族工匠修筑，建成了占地百余亩、大小9座门楼、88处房间的大型伊斯兰风格建筑群，但那“（王府）附墙筑台，高出城上……亭台数座，果树丛考，名花异草，列盆成行，俨然内地风景”。
　　访哈密回王陵
　　离回王陵很远，就能嗅到它古老的气息。王陵的大门具有典型的伊斯兰建筑风格，拱形的门，两侧高高的门柱上是相对而立的弦月，静穆而厚重。走进回王陵的院落，一代一代威震一方的回王，便从历史的记忆中一一走来。
　　哈密回王是指清代哈密维吾尔地方封建领主。1697年，哈密维吾尔首领额贝都拉助清廷平定葛尔丹叛乱有功，被册封为“一等札萨克达尔汗”，爵位世袭。自此，其后裔由王公、贝子、贝勒一直晋升为和硕亲王，尽享尊贵。哈密王权从清康熙36年（1697）第一代回王额贝都拉受封始，至民国19年（1930）末代回王沙木胡索特去世结束，历经九世，共233年。

　　回王陵最突出的高大建筑是七世回王伯锡尔墓。伯锡尔在位长达54年，经历了清代的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帝。伯锡尔墓高17.8米，下部呈长方形;东西长20米，南北宽15米;上部以垣墙支撑着巨大的穹隆顶;四角修有塔柱;门朝西开，为尖拱式;两侧各配4个小型尖拱壁龛;墓门两边塔柱中空，有台阶盘旋而上，可至墓顶。穹隆顶四周有平台，并用矮墙围护。墓葬外壁墙面镶砌蓝花祥云白底琉璃砖和绿花祥云白底琉璃砖构成的图案，穹隆顶则全是绿色琉璃砖镶面，外观鲜艳夺目，流光溢彩;内壁墙面通体粉白，印有蓝色祥云团花，上开四窗。墓内埋葬着第七代回王伯锡尔及其大小福晋、第八代回王迈哈默特及王妃、王族人员40人。
　　在第七代回王墓的南侧，原有东西排列木质亭式墓葬5座，现仅存2座;东部为第九代回王沙木胡索特墓;西部为台吉（宰相）墓。沙木胡索特于清光绪八年（1882）承袭亲王位，统治哈密长达48年。该陵墓是沙木胡索特生前修建的，底部正方形，高约15米，由内外两部分组成。内部以土坯垒砌伊斯兰教式的穹隆顶墓室，外部于墙内及四周用亭柱支撑中式亭榭木结构的八角攒尖顶，建筑将墓室罩在其中，飞檐起脊，雕梁画栋。墓室内共埋葬有沙木胡索特及其王室成员、王族等13人。西部台吉墓也由两部分组成，下部以土坯砌筑墓室，上部以墙内亭柱支撑一木质结构的重檐盔顶，墓内埋葬有台吉等12人。
　　沙木胡索特墓和台吉墓都以伊斯兰风格的穹隆顶墓葬结构为基础，吸收中式八角攒尖顶及蒙古式盔顶的木质结构建筑形式。这在新疆伊斯兰风格墓葬建筑中是别有特色的。木格的门、窗棂与亭楼，融中原建筑风格与地方建筑风格于一体，既是各族工匠们的智慧结晶，也是多种文化相互影响的历史见证。

　　第七代回王墓的西部是著名的艾提卡尔大清真寺，宏伟壮观，气息古朴。它建于第一代回王额贝都拉时期，后经第四代回王玉素甫和第六代回王额尔德锡尔的不断扩建，才有现在的规模，是新疆最大的室内清真寺。该寺大门墙壁中嵌有石碑一块，旁有宣礼塔。寺内有104根大柱支撑着宽大的平顶，并开有天窗;寺顶彩绘花草图案;寺内墙壁粉白，上书《古兰经》经文，周围再饰花草衬托，格外庄重、肃穆。每遇伊斯兰教盛大节日，寺内可容教徒5000多人做礼拜。
　　哈密维吾尔人送给回王陵一个极好听的名字——阿勒同勒克，意为“金色的圣地”。
　　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历代哈密回王始终紧跟清政府，在加强内地和新疆的联系，促进新疆和中原经济、文化交流，稳定新疆，平定叛乱，维护祖国统一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在岁月的流转与变迁中，哈密回王曾经的荣华富贵成为消逝在风中的云烟，留下守候的是他们的灵魂，而王陵自然地成为他们的一种符号，犹如风雨中一尊静默的雕像。
　　【责任编辑】王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