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有成见，大不了不往来；如果一个领导对下属产生了成见，怕是就不妙了，事关前程饭碗呀。清代湖南巡抚陈瑸，曾遭遇更为严重的问题——被皇帝用有色眼镜瞧了。
　　那么，康熙对陈瑸的成见是如何形成的？问题出在“火耗”上。
　　火耗（指碎银熔化重铸为银锭时的折耗）的性质等同于附加稅。康熙年间对火耗的加征额度没做硬性规定，每两少则二三钱，多则四五钱，除弥补损耗外，多出部分就入了地方官私囊。由于官员正俸低，知县年俸仅45两，一品大员也才180两，再加上办公经费常常不足，两方面的费用都要从火耗上出，对此，朝廷是默许的。晚年的康熙，纠结于接班人问题，一心求稳，而火耗涉及大多数官员之切身利益，动了这个奶酪，势必引发反弹，这是康熙所担心的。
　　偏偏担心什么就来什么，陈瑸就是一个禁火耗的积极分子。这不，他一到湖南就上疏十条，第一条即是“禁加耗以苏民困”，让康熙很不高兴，遂以上谕公开严加申斥，命其指名参奏，加耗起自何年何抚？不可“含糊以诬人”。究其有三点罪过：贬低前任，表现自我；含糊诬陷，居心不正；夸夸其谈，虚荣心重。至此，康熙对陈瑸之成见，如滔滔江水绵延不绝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君臣之间的“斗法”随即开始。
　　许多人遇到这种情况，或破罐子破摔，从此消沉；或据理力争，不惜鸡蛋碰石头。但陈瑸没有这么做，他首先心平气和地做了相关解释：禁火耗可从根本上减少官员的灰色收入，有助于弘扬节俭之风；其次他又建议，只要刹住送礼馈赠的恶习，地方官没了保护伞，火耗不禁也禁了。既表明自己想做事能做事的意思，又照顾了领导面子，用心良苦。
　　但康熙成见难消，次年十二月，将陈瑸调离湖南，转任福建巡抚，赴任前，特地召见了他，询问“闽省有否加耗”。陈瑸充分利用了这次召见机会，阐述火耗与贪腐的关系：“贪官不在所取之多寡，取一钱即与取千百万金等。必一钱不取，方可谓之清廉。人所以贪取钱财者，皆因艰于用度。臣曾任县令，便不至于穷苦，即不取一钱，衣食亦能充足。”
　　此一回合的“斗法”，陈瑸胜了，但胜得不彻底。康熙只是称赞陈瑸是个清官，相信“办事必好”、“人极和平”；但于火耗一事，康熙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意见：“……若将火耗分毫尽禁，恐不能行，且恐别人弊端，为民厉。”又曰：“做清官诚善，但恐清而刻，人便不能相安，须以清而不刻为尚。”言外之意，你若再在火耗这件事上给我添堵，我还会对你有看法的。
　　为了让皇帝彻底抛开有色眼镜，陈瑸随后采取了“证据法”，即不光要说，还要做，用事实说话，让皇帝体察。他不再要求禁火耗了，而是兴文教、严海防。以“程朱为宗”，教化官吏循圣贤之路，在思想上倡导勤政廉洁；借海盗猖獗，奏请水师护航贸易船队，以自己的公使钱之一万五千两拨充饷银，后又请以巡抚一年支取司库余平项下银六千五百两充饷银。公使钱和余平项下银，实际上都是火耗所得，他以身作则，不沾不染，树立了廉政榜样。康熙尽管留中了奏疏（“留中”指皇帝将臣属的奏疏不做批示下发而留置内廷），但陈瑸的这番心思，他是清楚的。
　　康熙五十七年（1718），陈瑸积劳成疾，卒于官，遗疏将火耗所得之一万三千四百余两，派人全部解京充西师之费，“以尽臣未尽之心”。事实胜于雄辩，康熙也终于摘下了有色眼镜，他动情地说：“清官朕亦见之，如伊者，朕实未见。……诚清廉中之卓绝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