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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3月，刚过完58岁生日的父亲，突然离开了我们。那时我正在北京四中读初中。3月16日上午，父亲的秘书陈克勤突然把我从课堂上叫了出来，告诉我父亲病危，要我们兄妹立即随他飞往上海。我先是一惊，随后想到父亲一生打败了无数凶恶的敌人，经历了无数艰险，已经两次挺过了心肌梗塞，这次也绝不会被打倒的。但一下飞机，给我们一人发了一块黑纱……父亲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当时，我还不满16岁。从此，我要想了解父亲，只能从资料和别人的回忆中去寻找。
父亲的成长
父亲的老家湘乡是湘军的发源地，民风剽悍，尚武之风盛行，乡间乃至近代中国素有“无湘不成军”之说。我的曾祖父是湘军中最有战斗力的曾国荃部的一员战将，生性倔强豪侠，且武艺高强。转战十数省，积功至官拜花翎副将。因不满朝廷黑暗、军队腐败，刚三十几岁便解甲归田，置办田亩，日与渔农为伍。我的继曾祖母，精武艺，善骑射，十几岁便成为替天行道的女侠。后投奔湘军，在曾祖父帐下当了一名骑士。
他们常在宅前教孙子们习武，讲述军中打仗的故事。父亲和他的弟弟们大多是读完书即走上行伍之路的。到了我这一辈也几乎全部是兵或者当过兵。
也许因为曾祖父“出身贫寒，甚至衣不能遮羞”，所以“为官致富”后，“热心公益慈善诸事，灾荒之年不惜卖田贷粮施与本乡饥民。族中有窘于生计者贷以金，虽不偿亦不较也”。家中单设一屋，“老而无依者养之于家直至安葬”。祖父秉承其父正直、豪爽、乐善好施之家风，在“乡间微有声望”。对康梁变法、辛亥革命、讨袁义举、北伐战争、湖南农运无不同情支持。在这种家风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人，是很容易接受共产主义世界观，走上革命道路的。
父亲所受的小学教育，是在当时湖南赫赫有名的新学堂——东山高小完成的。在父亲的《自传》中记述，东山高小深受洋务运动以来西学思想的影响，崇尚现代科学和先进思想，与传统乡间的私塾教育大不相同。
1921年秋天，在湘军中度过了4年军旅生涯而又厌倦了旧军队黑暗生活的父亲，辗转来到长沙，并有幸成为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何叔衡、毛泽东等先驱们的学生。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想在他心中燃起了希望的曙光，他在长沙、上海读夜校，学英语、学马列，旺盛的求知欲望和对政治的激情，迅速将父亲塑造成一个年轻的布尔什维克。目睹了太多的军阀混战、生灵涂炭、列强凌辱的惨痛现实，父亲很快就自觉地坚定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并在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年底转为共产党员。
从此以后，无论国内外政治局势如何风云变幻，无论遇到多么巨大的诱惑和多么残酷的折磨，他的人生理念和信仰都没有发生过丝毫的动摇和改变。
时逢第一次国共合作，黄埔军兴，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荐和选择大批优秀进步青年党团员投考黄埔军校。在毛泽东等湖南共产党员的精心策划下，父亲和一批同乡青年南下广州投身黄埔。
在黄埔军校，他们接受了当时最正规的军事教育。教材主要是采用苏联的军事教程，并吸收了德国、日本的军事理论以及中国传统的军事思想，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教育。父亲成为第一期学员中的佼佼者，时称“黄埔三杰”——蒋先云、贺衷寒和陈赓，早期都是共产主义的信徒。1927年春天，蒋先云北伐战死在河南临颍；贺衷寒投靠到国民党右翼的蒋介石反革命阵营；陈赓坚守自己的人生理想，矢志不渝，为了新中国浴血奋战、九死一生，成为“黄埔三杰”中唯一仅存的“硕果”。
在黄埔，父亲找到了他终生的革命导师周恩来。他与周恩来之间的感情，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革命生涯。
父亲的军事生涯
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父亲一直被各种各样的传奇故事所笼罩。然而，在我的眼里，父亲首先是一个优秀的军人和优秀的军事指挥员。湘军的4年，给予他作为一名士兵的丰富的实践经验；黄埔军校系统正规的军事教育，则使他具备了一个军事指挥员的理论素养。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家，他的经历和素质是令人羡慕的。
父亲指挥员的经历，起点是在1924年11月的黄埔军校。毕业留校，任第二期入伍生连连长(新兵连长)、第三期本科副队长，1925年东征陈炯明时曾任蒋介石侍从参谋、黄埔第四期步科一团七连连长，1927年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生智部)特务营营长，1927年南昌起义时任第二十军第六团一营营长。
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父亲出任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在此之前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他先后担任过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三师三十八团团长、红十二师师长；长征时期当过红军大学的校长和红军干部团团长；到达陕北之后，先当了几个月的十三团团长，后即担任红一师师长。应该说，在出任三八六旅旅长之前，父亲历任过军队中的各级主官，他的指挥艺术也在战争中逐步走向成熟。
从1927年至1937年的10年之中，父亲由于两次严重的腿部枪伤，不得不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先后两次离开杀敌战场。
这两次腿部枪伤，一次发生在南昌起义失败后的一次战斗中。为此，他被迫转往上海医治，伤愈后留在了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特科工作。3年后，由于顾顺章的叛变，组织遭受了严重破坏，他才撤往大别山，到红四方面军工作。从团长到师长，一路胜仗，一路凯歌。尽管已有4年没有打仗了，但他亲自参与指挥的黄安大捷、豆腐店之战、苏家埠大捷、七里坪之战都打得有声有色，多年以后还为他昔日的部下许世友、徐海东所津津乐道。
不幸的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又一次枪伤，使父亲再次躺倒在担架上。强支病体的他，躺在担架上指挥与国民党嫡系胡宗南、黄杰、俞济时等部的河口血战。最后，即将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准备进行战略转移的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让父亲去上海疗伤。千难万险回到上海，腿伤基本痊愈以后，父亲在奉命前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的途中被捕。或许是由于他曾经在东征期间救过蒋介石的命，蒋介石最终还是难下杀机。
等到父亲从国民党监狱逃脱出来，辗转来到江西中央苏区的时候，中央红军很快就开始了长征。父亲几乎是降职使用，做了红军干部团的团长。坚强的父亲拖着一双伤残的腿，一步一步地走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随后，在太行山区坚持了长达8年的抗日作战。正是他领导的三八六旅，在七亘村伏击战、神头岭伏击战、长乐村袭击战、百团大战等一系列经典战役中，将不可一世的日军打得落花流水，甚至令他们打出了“专打三八六旅”的旗号。在随后的解放战争中，父亲挥师南下，渡黄河、袭陇海，陈谢兵团和先期南下的刘邓大军、华东野战军等三路大军，成品字形直指中原，威逼长江，令“蒋校长”寝食难 安。豫西牵牛，打败昔日黄埔一期的同窗——中将司令李铁军：攻洛阳，生俘黄埔师弟邱行湘；战淮海，蒋军众多嫡系高级将领——昔日的黄埔同学杜聿明、黄维、李弥、文强、熊绶春等皆败于手下；进军两广、横扫大西南，将“小诸葛”白崇禧集团、余汉谋集团的部队大部围歼。
全国解放后，战争硝烟散去，千百万将士终于享受到和平生活的宁静与秩序，父亲却又受中央委派秘密潜入越南，与自己青年时代的好友胡志明并肩作战，不辱使命凯旋而归。朝鲜战争爆发后，父亲以三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的身份率部入朝，与彭德怀司令员协同指挥，将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按在了谈判桌旁。
1952年，毛泽东点将，父亲奉命创办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父亲的战争生涯至此中断，他拖着一双病腿赶赴哈尔滨。
父亲的指挥艺术
1917年，14岁的父亲从一个普通的湘军士兵开始了他的军人生涯。他受过系统的中级文化教育，进过正规的军事院校，完成了当时最先进的军事理论课程。从士兵、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分区司令员、纵队司令员、兵团司令员直至副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他相继完成了各级军事主官的任职。其间，从红军时代到抗日战争，从国内解放战争到越南、朝鲜战场，他的作战领域极其广阔；而作战对手更是强劲多样，从旧军阀、地方武装、反动民团到国民党军正规兵团、精锐之师，从日本侵略军、在越南的法军到抗美援朝的美军、南朝鲜军、“联合国军”。
父亲非常注意了解对手的基本情况和战斗能力，研究对手的特点，在充分了解对手的作战技巧、指挥风格、个人喜好，乃至性格弱点等等细节的基础上，制定出相应的反制措施，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
在父亲的战争指导思想中，步兵不是决定现代战争的唯一法宝，侦察、技侦、炮兵、工兵、通信兵，在他的部队中缺一不可。
在1947年的临浮战役中，他利用熟练的无线监听技术，成功地指挥了周希汉、李成芳、陈康3个旅合力围歼黄正诚的“天下第一旅”，并且窃听到了胡宗南、董钊等敌军高级指挥官与黄正诚之间的无线通话，利用精妙的信息战，全歼了国民党军的虎狼之师。
父亲的战争指挥艺术有这样几个重要特点：其一是国际化思维。他一生的战争对手地域分布广阔而且具有很高的国际化色彩；其二，对敌斗争经验丰富。有着相当的军事谋略，4年的上海地下工作经验、与国民党部队的多次停战谈判，这些丰富的经验和人生智慧成为他战争指挥艺术很坚实的基础之一；其三，科技强军的战略思想贯穿于他的战争生涯。在朝鲜战争前后尤其表现得最为充分，现代战争和科技强军的理念是他晚年孜孜以求的；其四，父亲一生信仰坚定，在实战中不断贯彻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作为一个军事家，父亲的指挥艺术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生动体现。
父亲的丰富形象
在众多的文学传记和军史、战史记载中，父亲的形象被作家和史学家们描摹得栩栩如生。父亲的经历复杂，想用一两句话来界定他，并不容易。
的确，父亲是世纪交替时代变迁的历史见证人，在他所身处的那个时代，像他那样能与众多的世纪伟人相识、相交以至相知的不为多见：4年湘军生涯中，他结识了彭德怀这样值得尊敬的兄长；在长沙投身革命之时，得到了革命导师毛泽东的言传身教；黄埔军校读书期间，他有幸做过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忠实卫士，以至他在上海两次治疗腿伤期间，都得到了宋庆龄表弟牛惠霖大夫的特殊关照；后来他被捕入狱，和廖仲恺之子廖承志关在同一间牢房，正是宋庆龄四处奔走呼号，向新闻界大力宣扬“陈赓是中山先生和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才使蒋介石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杀掉陈赓；也是在上海，父亲有缘与文化巨匠鲁迅先生相识，他向鲁迅先生讲述了红军在鄂豫皖的反“围剿”战斗，引起鲁迅先生莫大的兴趣，他随手画的一张鄂豫皖斗争形势图，一直被鲁迅先生珍藏；黄埔时期，年轻而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周恩来，深深地吸引了父亲；东征陈炯明时，他是蒋介石的救命息人，他的忠义和勇敢让蒋介石心动，让老蒋发出优秀青年被共产党搜罗一空的“浩叹”。
在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长长的行列中，与众多驰骋疆场的将帅们不同的是，父亲还有着白区地下斗争的经历。他在上海白色恐怖笼罩之下，镇压叛徒，秘密潜入敌人心脏获取情报，营救我党被捕同志……尽管在上海特科工作期间，父亲和他的战友成功地解救过很多共产党高级干部，惩办过大量叛徒，但他还是一直为没有能够营救出恽代英、彭湃而感到愧疚。
父亲一生经历了多次党内斗争的考验，经历了多次人生道路的选择，无论是在红军队伍里，还是在国民党的监狱之中；无论是驰骋疆场，还是在党内被非议、受怀疑；无论是延安的整风运动，还是此后的历次政治斗争，他的忠诚和革命信仰矢志不移。
记得小时候，1955年解放军授衔之日，我们几个孩子好奇地问，父亲封了个什么将?这位戎马一生的大将军居然调侃着说，自己不是什么上将、中将，而是个“辣椒酱”。这种幽默背后显示出他对荣誉和名利的淡泊。
谨以此文，怀念我的父亲!
父亲的成长
父亲的老家湘乡是湘军的发源地，民风剽悍，尚武之风盛行，乡间乃至近代中国素有“无湘不成军”之说。我的曾祖父是湘军中最有战斗力的曾国荃部的一员战将，生性倔强豪侠，且武艺高强。转战十数省，积功至官拜花翎副将。因不满朝廷黑暗、军队腐败，刚三十几岁便解甲归田，置办田亩，日与渔农为伍。我的继曾祖母，精武艺，善骑射，十几岁便成为替天行道的女侠。后投奔湘军，在曾祖父帐下当了一名骑士。
他们常在宅前教孙子们习武，讲述军中打仗的故事。父亲和他的弟弟们大多是读完书即走上行伍之路的。到了我这一辈也几乎全部是兵或者当过兵。
也许因为曾祖父“出身贫寒，甚至衣不能遮羞”，所以“为官致富”后，“热心公益慈善诸事，灾荒之年不惜卖田贷粮施与本乡饥民。族中有窘于生计者贷以金，虽不偿亦不较也”。家中单设一屋，“老而无依者养之于家直至安葬”。祖父秉承其父正直、豪爽、乐善好施之家风，在“乡间微有声望”。对康梁变法、辛亥革命、讨袁义举、北伐战争、湖南农运无不同情支持。在这种家风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人，是很容易接受共产主义世界观，走上革命道路的。
父亲所受的小学教育，是在当时湖南赫赫有名的新学堂——东山高小完成的。在父亲的《自传》中记述，东山高小深受洋务运动以来西学思想的影响，崇尚现代科学和先进思想，与传统乡间的私塾教育大不相同。
1921年秋天，在湘军中度过了4年军旅生涯而又厌倦了旧军队黑暗生活的父亲，辗转来到长沙，并有幸成为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何叔衡、毛泽东等先驱们的学生。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想在他心中燃起了希望的曙光，他在长沙、上海读夜校，学英语、学马列，旺盛的求知欲望和对政治的激情，迅速将父亲塑造成一个年轻的布尔什维克。目睹了太多的军阀混战、生灵涂炭、列强凌辱的惨痛现实，父亲很快就自觉地坚定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并在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年底转为共产党员。
从此以后，无论国内外政治局势如何风云变幻，无论遇到多么巨大的诱惑和多么残酷的折磨，他的人生理念和信仰都没有发生过丝毫的动摇和改变。
时逢第一次国共合作，黄埔军兴，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荐和选择大批优秀进步青年党团员投考黄埔军校。在毛泽东等湖南共产党员的精心策划下，父亲和一批同乡青年南下广州投身黄埔。
在黄埔军校，他们接受了当时最正规的军事教育。教材主要是采用苏联的军事教程，并吸收了德国、日本的军事理论以及中国传统的军事思想，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教育。父亲成为第一期学员中的佼佼者，时称“黄埔三杰”——蒋先云、贺衷寒和陈赓，早期都是共产主义的信徒。1927年春天，蒋先云北伐战死在河南临颍；贺衷寒投靠到国民党右翼的蒋介石反革命阵营；陈赓坚守自己的人生理想，矢志不渝，为了新中国浴血奋战、九死一生，成为“黄埔三杰”中唯一仅存的“硕果”。
在黄埔，父亲找到了他终生的革命导师周恩来。他与周恩来之间的感情，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革命生涯。
父亲的军事生涯
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父亲一直被各种各样的传奇故事所笼罩。然而，在我的眼里，父亲首先是一个优秀的军人和优秀的军事指挥员。湘军的4年，给予他作为一名士兵的丰富的实践经验；黄埔军校系统正规的军事教育，则使他具备了一个军事指挥员的理论素养。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家，他的经历和素质是令人羡慕的。
父亲指挥员的经历，起点是在1924年11月的黄埔军校。毕业留校，任第二期入伍生连连长(新兵连长)、第三期本科副队长，1925年东征陈炯明时曾任蒋介石侍从参谋、黄埔第四期步科一团七连连长，1927年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生智部)特务营营长，1927年南昌起义时任第二十军第六团一营营长。
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父亲出任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在此之前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他先后担任过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三师三十八团团长、红十二师师长；长征时期当过红军大学的校长和红军干部团团长；到达陕北之后，先当了几个月的十三团团长，后即担任红一师师长。应该说，在出任三八六旅旅长之前，父亲历任过军队中的各级主官，他的指挥艺术也在战争中逐步走向成熟。
从1927年至1937年的10年之中，父亲由于两次严重的腿部枪伤，不得不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先后两次离开杀敌战场。
这两次腿部枪伤，一次发生在南昌起义失败后的一次战斗中。为此，他被迫转往上海医治，伤愈后留在了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特科工作。3年后，由于顾顺章的叛变，组织遭受了严重破坏，他才撤往大别山，到红四方面军工作。从团长到师长，一路胜仗，一路凯歌。尽管已有4年没有打仗了，但他亲自参与指挥的黄安大捷、豆腐店之战、苏家埠大捷、七里坪之战都打得有声有色，多年以后还为他昔日的部下许世友、徐海东所津津乐道。
不幸的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又一次枪伤，使父亲再次躺倒在担架上。强支病体的他，躺在担架上指挥与国民党嫡系胡宗南、黄杰、俞济时等部的河口血战。最后，即将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准备进行战略转移的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让父亲去上海疗伤。千难万险回到上海，腿伤基本痊愈以后，父亲在奉命前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的途中被捕。或许是由于他曾经在东征期间救过蒋介石的命，蒋介石最终还是难下杀机。
等到父亲从国民党监狱逃脱出来，辗转来到江西中央苏区的时候，中央红军很快就开始了长征。父亲几乎是降职使用，做了红军干部团的团长。坚强的父亲拖着一双伤残的腿，一步一步地走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随后，在太行山区坚持了长达8年的抗日作战。正是他领导的三八六旅，在七亘村伏击战、神头岭伏击战、长乐村袭击战、百团大战等一系列经典战役中，将不可一世的日军打得落花流水，甚至令他们打出了“专打三八六旅”的旗号。在随后的解放战争中，父亲挥师南下，渡黄河、袭陇海，陈谢兵团和先期南下的刘邓大军、华东野战军等三路大军，成品字形直指中原，威逼长江，令“蒋校长”寝食难 安。豫西牵牛，打败昔日黄埔一期的同窗——中将司令李铁军：攻洛阳，生俘黄埔师弟邱行湘；战淮海，蒋军众多嫡系高级将领——昔日的黄埔同学杜聿明、黄维、李弥、文强、熊绶春等皆败于手下；进军两广、横扫大西南，将“小诸葛”白崇禧集团、余汉谋集团的部队大部围歼。
全国解放后，战争硝烟散去，千百万将士终于享受到和平生活的宁静与秩序，父亲却又受中央委派秘密潜入越南，与自己青年时代的好友胡志明并肩作战，不辱使命凯旋而归。朝鲜战争爆发后，父亲以三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的身份率部入朝，与彭德怀司令员协同指挥，将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按在了谈判桌旁。
1952年，毛泽东点将，父亲奉命创办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父亲的战争生涯至此中断，他拖着一双病腿赶赴哈尔滨。
父亲的指挥艺术
1917年，14岁的父亲从一个普通的湘军士兵开始了他的军人生涯。他受过系统的中级文化教育，进过正规的军事院校，完成了当时最先进的军事理论课程。从士兵、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分区司令员、纵队司令员、兵团司令员直至副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他相继完成了各级军事主官的任职。其间，从红军时代到抗日战争，从国内解放战争到越南、朝鲜战场，他的作战领域极其广阔；而作战对手更是强劲多样，从旧军阀、地方武装、反动民团到国民党军正规兵团、精锐之师，从日本侵略军、在越南的法军到抗美援朝的美军、南朝鲜军、“联合国军”。
父亲非常注意了解对手的基本情况和战斗能力，研究对手的特点，在充分了解对手的作战技巧、指挥风格、个人喜好，乃至性格弱点等等细节的基础上，制定出相应的反制措施，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
在父亲的战争指导思想中，步兵不是决定现代战争的唯一法宝，侦察、技侦、炮兵、工兵、通信兵，在他的部队中缺一不可。
在1947年的临浮战役中，他利用熟练的无线监听技术，成功地指挥了周希汉、李成芳、陈康3个旅合力围歼黄正诚的“天下第一旅”，并且窃听到了胡宗南、董钊等敌军高级指挥官与黄正诚之间的无线通话，利用精妙的信息战，全歼了国民党军的虎狼之师。
父亲的战争指挥艺术有这样几个重要特点：其一是国际化思维。他一生的战争对手地域分布广阔而且具有很高的国际化色彩；其二，对敌斗争经验丰富。有着相当的军事谋略，4年的上海地下工作经验、与国民党部队的多次停战谈判，这些丰富的经验和人生智慧成为他战争指挥艺术很坚实的基础之一；其三，科技强军的战略思想贯穿于他的战争生涯。在朝鲜战争前后尤其表现得最为充分，现代战争和科技强军的理念是他晚年孜孜以求的；其四，父亲一生信仰坚定，在实战中不断贯彻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作为一个军事家，父亲的指挥艺术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生动体现。
父亲的丰富形象
在众多的文学传记和军史、战史记载中，父亲的形象被作家和史学家们描摹得栩栩如生。父亲的经历复杂，想用一两句话来界定他，并不容易。
的确，父亲是世纪交替时代变迁的历史见证人，在他所身处的那个时代，像他那样能与众多的世纪伟人相识、相交以至相知的不为多见：4年湘军生涯中，他结识了彭德怀这样值得尊敬的兄长；在长沙投身革命之时，得到了革命导师毛泽东的言传身教；黄埔军校读书期间，他有幸做过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忠实卫士，以至他在上海两次治疗腿伤期间，都得到了宋庆龄表弟牛惠霖大夫的特殊关照；后来他被捕入狱，和廖仲恺之子廖承志关在同一间牢房，正是宋庆龄四处奔走呼号，向新闻界大力宣扬“陈赓是中山先生和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才使蒋介石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杀掉陈赓；也是在上海，父亲有缘与文化巨匠鲁迅先生相识，他向鲁迅先生讲述了红军在鄂豫皖的反“围剿”战斗，引起鲁迅先生莫大的兴趣，他随手画的一张鄂豫皖斗争形势图，一直被鲁迅先生珍藏；黄埔时期，年轻而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周恩来，深深地吸引了父亲；东征陈炯明时，他是蒋介石的救命息人，他的忠义和勇敢让蒋介石心动，让老蒋发出优秀青年被共产党搜罗一空的“浩叹”。
在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长长的行列中，与众多驰骋疆场的将帅们不同的是，父亲还有着白区地下斗争的经历。他在上海白色恐怖笼罩之下，镇压叛徒，秘密潜入敌人心脏获取情报，营救我党被捕同志……尽管在上海特科工作期间，父亲和他的战友成功地解救过很多共产党高级干部，惩办过大量叛徒，但他还是一直为没有能够营救出恽代英、彭湃而感到愧疚。
父亲一生经历了多次党内斗争的考验，经历了多次人生道路的选择，无论是在红军队伍里，还是在国民党的监狱之中；无论是驰骋疆场，还是在党内被非议、受怀疑；无论是延安的整风运动，还是此后的历次政治斗争，他的忠诚和革命信仰矢志不移。
记得小时候，1955年解放军授衔之日，我们几个孩子好奇地问，父亲封了个什么将?这位戎马一生的大将军居然调侃着说，自己不是什么上将、中将，而是个“辣椒酱”。这种幽默背后显示出他对荣誉和名利的淡泊。
谨以此文，怀念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