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红灯记》、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大型歌舞《东方红》曾于上世纪60年代轰动中国。在当时的特殊背景下，“三红”凝聚了周恩来、林默涵等人多少心血、多少苦衷、多少抗争，恐怕至今鲜为人知。谨以此文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编者
　　
　　1952年春，原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林默涵调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1954年任处长，当时不叫文艺局）1959年8月下旬，林默涵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9月又被任命为中宣部副部长。在周恩来亲抓文艺工作那段时间，由于工作关系，林默涵常随总理左右。
　　林默涵曾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具体领导和参与了京剧《红灯记》、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大型歌舞《东方红》的创作。
　　
　　《红灯记》：周恩来说，这事我叫林默涵来抓
　　
　　1963年2月下旬，在上海养病的江青于红都剧场观看了根据电影文学剧本《自有后来人》改编的沪剧《红灯记》，认为不错，随后将沪剧剧本带回北京，交给林默涵，建议改编成京剧。
　　建国初期，江青在中宣部当过半年左右的文艺处长，以后生病了，长期没做事。毛泽东曾对胡乔木说，江青不会做什么工作，你们不要用她。后来毛泽东改变了看法，又对周扬说，江青看问题很尖锐。1963年，江青开始插手文艺工作，到中宣部动辄发号施令，声称她不是以主席夫人的身份来管文艺，而是主席让她来管文艺。同江青打交道，本应是周扬的事，但周扬却怕和这位“尊神”多接触，要林默涵同她联系。
　　林默涵细读《红灯记》，觉得是一部佳作，于是把改编任务交给了中国京剧院。京剧院决定由翁偶虹（执笔）、阿甲编剧，阿甲、郑亦秋导演。
　　就《红灯记》改编一事，林默涵曾多次与中国京剧院副院长兼总导演阿甲等人讨论研究，确定以“壮美”为全剧的基调。初稿写出后，又多次修改加工，1964年2月开始排练，演员阵容强大，李少春、刘长瑜、高玉倩、袁世海都是响当当的名角。
　　1964年5月，京剧院把先排出的前5场戏拿来彩排，在文艺界征求意见，获得一致好评。江青看完演出后很激动，上台祝贺。演出一炮打响，剧组备受鼓舞，一鼓作气拿下了后几场的排演。全戏排演完后，周恩来亲自前来观看，大加赞誉。
　　不料几天后，江青突然把阿甲、李少春（李玉和扮演者）、张东川（中国京剧院副院长）找去，一反常态地指责他们把戏改坏了。京剧院适当修改后，《红灯记》于1964年6月参加了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江青见有些地方没按她的意见修改，怒冲冲地跑到周恩来那里大发脾气，无中生有地说：文化部领导不尊重我，京剧院也不听我的意见，把一出好戏改坏了！天快亮了，周恩来劝还欲纠缠下去的江青先去休息，说：这事我叫林默涵来抓，如果他抓不好，我亲自抓！
　　1964年11月6日，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京剧《红灯记》的演出，并上台接见演员。随后，《红灯记》剧组南下广州、深圳、上海等地公演，开始名闻全国。
　　京剧《红灯记》能成为当时现代戏中光彩夺目的明珠，固然有江青的推荐之功，但主要还是文艺界集体智慧的结晶。江青却盯住此剧，欲独占功劳。1966年，文化部根据周恩来的意见，通知中国京剧院将《红灯记》的剧本译成几国文字，准备为各国驻华大使演出。江青闻讯大动肝火，责问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这是谁的主意，我怎么不知道，我要报告主席。文化部只好取消了这次筹备已绪的演出。文化部的让步，更使江青气焰嚣张，公然自诩《红灯记》是她“呕心沥血”培育的“文艺革命”成果。
　　为了彻底将《红灯记》变为掌中物，江青在“文革”中将林默涵、阿甲等真正领导和创作了《红灯记》的艺术家们打成“破坏《红灯记》的反革命分子”，迫害有加。林默涵被江青关进了牛棚，阿甲的遭遇就更惨了。1966年11月28日的首都文艺界大会上，江青指使人点名诬陷阿甲“破坏京剧革命”，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此后，患有高血压和冠心病的阿甲在各部门被轮流游斗。阿甲夫人也因此被迫害致死。江青在狠整林默涵、阿甲等原创人员时，组织力量对原剧本作了些局部改动，一部打上“江记”烙印的新《红灯记》，成为八个样板戏之一。
　　
　　
　　《红色娘子军》：创意源自周恩来一次谈话
　　
　　稍后“出炉”的著名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创意，源自周恩来的一次谈话。
　　1963年11月，周恩来观看文化部北京舞蹈学校实验芭蕾舞团（中央芭蕾舞团前身）演出的芭蕾舞剧《巴黎圣母院》后，对编导蒋祖慧（丁玲女儿）等人说：这几年你们演了不少外国名剧，学到了不少东西，但也不能老是跳王子、仙女什么的，外国真正好的舞剧也不多，排完了怎么办呢？你们能不能在这个基础上搞点革命化、大众化的作品？当然，芭蕾舞是一种外来的艺术形式，一开始就完全民族化困难，你们能不能先在题材上革命化，然后再过渡到民族化，先编一个外国革命题材的芭蕾舞剧，比如反映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的故事？
　　中国的芭蕾，从1954年文化部北京舞蹈学校建校以来就一直受到周恩来的关怀，先后聘请了6位著名的苏联芭蕾舞专家，成功演出了《天鹅湖》等欧洲经典舞剧。林默涵对周恩来有关芭蕾舞创作的设想非常重视。1963年12月，他邀请中央歌剧舞剧院院长赵沨、北京舞蹈学校校长陈锦清以及中央音乐学院和舞蹈家协会、芭蕾舞团的专家们在北京开了一个舞蹈创作会议。他在传达周恩来的意见后，提出自己的设想：我们不熟悉外国的生活，不如大胆一点，创作一个我们中国现代生活题材的剧目。
　　林默涵一席话，给了编导们莫大的启迪，大家七嘴八舌议论开了。讨论中，林默涵建议：改编《达吉和她的父亲》怎么样，这个本子我看不错，故事很感人，反映了民族团结，少数民族舞蹈丰富服装也好看。芭蕾舞团编导李承祥发言时说：这个题材固然不错，但服装上或长裙或短袖，芭蕾舞恐怕不好表演。我和蒋祖慧、王锡贤几个编导正在考虑改编《红色娘子军》，已有一个初步构思。
　　林默涵一脸兴奋：那好呀！娘子军的故事片，反映很好，家喻户晓。影片主题歌也很动听，我看可以考虑。大家纷纷表示赞同。林默涵当即拍板：将电影《红色娘子军》改编成芭蕾舞剧搬上舞台。
　　1964年7月底，《红色娘子军》进行第一次钢琴联排时，林默涵特地请来一些戏剧家、军队文艺家及部队首长观摩、指导。9月底，《红色娘子军》在北京天桥剧场彩排，林默涵亲自坐镇，并请有关领导前来观看。第一场他请了廖承志、周扬。第二场请了江青。他们一致称赞戏编得好、导得精彩、演得动人。第三场请了周恩来，周恩来看时眼眶都潮湿了。一剧终了，他鼓着掌走上舞台与编导演员们见面，握手祝贺，他说：我的思想比你们保守啦！我原来想，芭蕾舞要马上表现中国的现代生活恐怕有困难，需要过渡一下，先演个外国革命题材的剧目，没想到你们却一步到位，而且演得这样成功！过两天，一位外国元首来我国访问，我看到时就由你们演出招待喽。周恩来还当场拍板，将《红色娘子军》的首场演出放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
　　10月8日，毛泽东观看《红色娘子军》后，高兴地对林默涵等人说，这出戏方向是正确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
　　而江青在一次会见演员时见到跳群舞的薛菁华，情不自禁地说：这姑娘像年轻时的我。这份“念旧情结”使江青很快有了具体指示：让薛菁华演剧中的二号女角娘子军连长。
　　对饰演琼花的女一号、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芭蕾舞艺术家白淑湘，江青却怀有一种莫名的成见，指责白不尊重她，平时见面没笑脸。一些人借此要对家庭出身不好的白淑湘下重手批判，白淑湘因此情绪非常低落，舞台上精神恍惚。林默涵得悉，担心她会出事，特地向周恩来报告了这件事。周恩来关切地对林默涵说：不能这样搞，这样搞是会出事的。白淑湘同志父亲的事我知道，一个人不可能选择父母，但自己走什么道路，是由自己选择的。白淑湘同志十二三岁就参加了革命，她和她姐姐都是向着党的。林默涵把周恩来的意见告诉舞蹈学校，并亲自找白淑湘作了长谈，打消了她的顾虑，稳定了她的表演情绪。白淑湘后来忆述：“周恩来总理非常关心我们的工作、生活，经常询问我们的情况。”
　　但白淑湘并没有因此逃出江青的掌心。“文革”中，她和蒋祖慧、赵沨、李承祥、王锡贤等《红》剧主要编导和演员，被当作牛鬼蛇神揪了出来，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尽折磨。令江青看到自己昔日影子而怦然心动的那位女演员，日后成了剧中的女主人公。更“有趣”的是，江青后来参照这位女演员名字的谐音，干脆把剧中女主人公琼花改名为“清华”。
　　
　　《东方红》背后：周恩来的苦心和苦衷
　　
　　《红色娘子军》即将登台，1964年7月下旬，林默涵又从周恩来那里接到另一重要任务。
　　原来，周恩来看了空政文工团推出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上海根据空政思路编排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两场大歌舞后，受到启发，想在建国15周年之际，上演一部大型的歌、舞、诗结合的史诗性作品，以完整地、艺术地反映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历程。他找来周扬、林默涵及总政文化部有关负责人谈了自己的设想。
　　大家初听之下虽感兴奋，却心存顾虑：此时距国庆15周年仅有两个多月时间，要创作一部跨越中共40多年历史长河的鸿篇巨制谈何容易？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舞台艺术可不是三下五除二就可以速成的。
　　周恩来看穿了大家的心事，爽朗一笑后，胸有成竹地说：时间是紧了些，但有空政文工团的“革命歌曲表演唱”和上海的大歌舞，以此为基础进行加工，是有可能搞出来的，就看大家有没有决心。
　　一席话，把大家的积极性给调动了起来。7月30日，周恩来于西花厅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决定大歌舞立即上马，并亲自拟定了一个13人组成的领导小组名单和组织指挥工作小组名单。领导小组以周扬为组长，梁必业（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林默涵为副组长。
　　这场演出的冠名颇费匠心，最后大家确定以陕北民歌《东方红》为演出总名称。周恩来还说：在组织和排演过程中要敢于创造，力争按计划在国庆15周年之际完成，但考虑到创作上的实际困难，万一10月1日赶不出来，也不要紧，等于对我们大家进行了一次革命传统教育、一次党史教育；这部大型歌舞我要亲自抓，有问题解决不了的，你们直接找我。
　　参与《东方红》工作的每一个人都明白，这场攻坚战既是政治任务，也是以艺术创作的形式献给共和国十五华诞的厚礼。
　　林默涵还知道“其二”：1964年，作为意识形态的文艺领域，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上上下下都紧绷着阶级斗争的弦。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毛泽东先后写下了有关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对建国后的文艺状况作了如下估计：第一个批示说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中国死人部”。这个批示下达后，文联各协会都进行整风检查，并写了报告交给林默涵。林默涵看后作了些修改，周扬不满意，认为写得不深刻，没有提出改进工作的具体措施，因而把报告压下。后来，江青问林默涵：主席批示（指第一个批示）后为什么没有行动？林默涵回答：已经进行了学习和检查，并写了一个总结草稿。江青提出要看，林默涵只好从周扬那里取来稿子给她。江青随即转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就在这个总结草稿上再作批示，说文联各协会有可能“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毛泽东的两个批示被江青、康生之流利用，大肆否定建国以来的文艺成就，文艺界被迫开展整风运动，一大批优秀作品和作家、艺术家遭到批判和打击。在此氛围下，周恩来刻意策划一个有3000多人参加的大型歌舞，除了要证明建国以来的文艺成就外，还有一层深意，那就是借此带动一些优秀艺术家参与创作和演出，好给他们加上一层保护色。毕竟，《东方红》是以歌颂共产党、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主题的，没有人能把它打倒、推翻。
　　知道总理这层用意后，林默涵对抓好此剧更不敢掉以轻心。他和指挥部其他领导，以及创作、编导、指挥等组组长对歌舞脚本反复讨论，短时间内拿出了修正稿。周恩来也不时加入讨论。
　　在投身这部音乐舞蹈史诗的领导和制作过程中，林默涵进一步了解了周恩来的文艺匠心及对艺术家的关爱。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东方红》需要大量选用民主革命时期的音乐作品，其中包括贺绿汀作词作曲的《游击队歌》和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当时贺绿汀、田汉正受批判，江青说《游击队歌》又松又软，主张拿下这两首曲子。周恩来不同意，他说：对民主革命时期的作品，要一分为二，民众认可了的东西，可以采用。
　　可以说，《东方红》从歌词、歌曲、乐曲、朗诵词到服装道具、舞美等表演艺术手段的设计，都凝聚了周恩来的心血。林默涵清楚地记得，《东方红》正式公演前预演过8遍，周恩来竟看了5遍，还对《东方红》朗诵词逐字逐句精心修订。
　　正如周恩来所期待的那样，在指挥部、创作者以及各方群策群力之下，这项气势磅礴的大工程，在不足两个月时间内竣工。
　　1964年10月2日晚8时，中央人民政府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庆15周年庆祝晚会，首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场面之大、演员之多、气势之宏伟，轰动了整个北京城。10月6日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举办国庆晚会，毛泽东在周恩来、彭真等陪同下，与驻京部队官兵8000人一起观看了演出。10月16日下午，在《东方红》连续演出14场“收工”后，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专门接见了参加剧组创作的全体人员，并合影留念——那一天，《人民日报》刊发了两条重要消息：苏联赫鲁晓夫下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观看了《东方红》的国际友人盛赞之下纷纷建议拍成彩色电影公映。12月的一天，林默涵和有关负责人、艺术家参加了周恩来召集的一次会议，就《东方红》拍电影一事进行座谈。江青一语惊人：把《东方红》拍成电影，我非常担忧。接着又说：《东方红》自始至终没有东西贯穿，艺术上也平，革命乐观主义不够突出，舞蹈像小孩捉迷藏似的……
　　通过几年来和江青的接触，林默涵大致察觉到了她的心事：进入1960年代以来，周恩来在文艺界努力纠“左”，为进一步繁荣文艺还亲手抓起了文艺界的工作，这自然招致自称文艺领域“哨兵”的江青的不满。江青把毛泽东对文艺界不满的两个批示作为尚方宝剑，到处兴风作浪。
　　顶着江青干扰的压力，周恩来还是拍板把《东方红》拍成电影，在1965年国庆节公演。《东方红》也由此成为“文化大革命”前舞台和银幕上最后的辉煌和“绝唱”。
　　1966年2月，江青以受林彪委托的名义，在上海召开了一场神秘的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诬蔑建国以来文艺界是“黑线专政”，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砸烂这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她还指责有关负责人把《东方红》列为建国以来优秀剧目，说《东方红》“问题不少”、“劳民伤财”、“不是方向”。在这个于2月2日开场、2月20日结束的座谈会上，江青大肆诬陷周恩来和文艺界的周扬、林默涵、夏衍等负责人，还提出周恩来应作检讨。
　　1966年12月4日凌晨，江青策动一伙造反派揪走了林默涵等人。在周恩来的严正干预下，林默涵等被护送到了安全的住地，但对林默涵恨之入骨的江青是不会轻易罢休的，1967年，林默涵被戴上“文艺黑线头目”、“资产阶级‘权威’”的帽子，惨遭批斗，开始了整整9年的囚禁生活。
　　粉碎“四人帮”后，林默涵著文回忆“文革”前的那几场文艺风波：“1963年以来，各地都在抓现代戏……周总理亲自抓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编导和排练。那时，三红（《东方红》、《红色娘子军》、《红灯记》）是很有成就的，是文艺工作者辛勤劳动的结果。”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