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两件事，属于旧话重提，但提起来又让人浮想联翩：一是广东潮州警方侦破一起生产、销售含有“三聚氰胺”酸奶片的案件，查扣成品酸奶片12.05吨、半成品酸奶片糖13.50吨。二是河北省女子监狱7月31日向新华社记者证实，于2009年被判无期徒刑的原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已获减刑，刑期减至17年3个月。
　　客观而言，这两件事，未必需要动辄得咎：前者说明食安监管卓有成效，后者也是法理内的常态。但两件事交错在一起，也容易给公众形成一种情绪化的错觉：三聚氰胺阴魂不散，怎么就原諒作奸犯科了？据说，时过境迁，当年“三鹿事件”中被问责的官员大多重新上岗，那么，田文华的减刑也许确实无甚可说。只是，一边是官员减刑复出，一边是三聚氰胺重现江湖，别的不说，这让仍在阴霾中挣扎的大头娃娃、结石宝宝情何以堪？
　　这些年，三聚氰胺始终不时魅影闪现。2009年左右，一些地方查处了上海熊猫炼乳、陕西金桥乳粉、山东“绿赛尔”纯牛奶、辽宁“五洲大冰棍”雪糕、河北“香蕉果园棒冰”等多起乳品三聚氰胺超标案件，这些企业都是用2008年未被销毁的问题奶粉做原料。2010年7月，青海省一家乳制品厂检测出三聚氰胺超标达500余倍；2011年4月，重庆警方查获三聚氰胺含量超标的“问题奶粉”2.6万多公斤……凡此种种，三聚氰胺是“过街老鼠”，又更像是“百足之虫”，症结何在？
　　年倏忽而过，要说监管不力，权力部门可能也很委屈。2009年，《食品安全法》高票通过，《食品卫生法》废止，可以说，三聚氰胺事件便是最大的契机，职能监管也由重在外部监管转向全程监督。及至今日，《食品安全法》大修，其意旨仍在以“最严监管”捍卫民众食品安全。此外，8月1日，新版食品安全国标《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正式实施。制度与法令，执法与行政，都没闲着。那么，三聚氰胺的窘境，除了向常态监管求解，还有怎样的警醒呢？
　　中国有句老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食品安全，更不能在哪儿跌倒、继续在哪儿跌下去。三聚氰胺令人愤懑，除了权力监管不能掉以轻心之外，同样重要的还有以下两点：一是行业自律，二是耻感文化。因为所谓无缝监管，不可能真管到每条生产线。对一个行业来说，如果丧失了基本的自律机制与自洁功能，监管者就算常驻车间，恐怕也灭不了三聚氰胺。国外的行业协会，不只是收钱，更起到业内监督与服务的作用。它们配合权力监管来清理门户，更有效率，也更有的放矢。此外，于企业文化而言，耻感文化是底线。不然，“易粪相食”，谁也不能幸免。
　　三聚氰胺再次出事，罚单固然不能少，但构建“最严”的防控体系，显然不只是监管部门一家的独角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