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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书法家协会携手故宫博物院推出的第十一届全国书法篆刻作品展最后一项展事——“石渠宝笈特展”于9月8日在武英殿书画馆和延禧宫展厅同时开幕，在两个月的展期中，将有近300件珍贵的书画藏品与观众见面。
展览分为“典藏篇”和“编纂篇”两个部分，分别在武英殿和延禧宫同时展出，相互呼应，互为一体。因为此次展出的宋元珍品较多，该展览将于10月12日更换部分藏品，分两期展出。两个展场两期一共展出故宫书画藏品283件，展览将至11月8日结束。
“石渠”一名，典出《汉书》。西汉皇家藏书之处称“石渠阁”，在长安未央宫殿北。乾隆帝以“石渠”为内府书画著录命名，表现了对古代文化传统的景仰和追溯。清宫书画著录分三次编撰，分别在乾隆九年、乾隆五十八年和嘉庆二十一年，因此成书分为《石渠宝笈》“初编”“续编”和“三编”。《石渠宝笈》共著录了历代书画藏品万余件，是书画著录史上的集大成者，为后人全方位多角度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史提供了重要参考。
“石渠宝笈特展——典藏篇”（武英殿展出），以《石渠宝笈》著录书画为主轴，注重揭示书画收藏、流传、辨伪的历史。展览此部分共分为皇室秘赏、重回石渠、考订辨伪三个单元。本展区展出82件（套）书画藏品，大多是历代书画中的经典之作。此一部分东晋顾恺之《列女图》（宋摹本）和传为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反映了我国最早名家人物画和山水画的风格。东晋王珣《伯远帖》为王氏家族唯一传世真迹。其他如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等皆为传世绘画经典中之经典。值得注意的是，清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五朝宸翰集体亮相，实属首次。
此展览部分比较多地叙述了书画流传、递藏的经过，突出展览的专业性和趣味性。此部分展出的文物规格之高，一级品之多，在故宫博物院乃至博物馆界都是难得一见的。此展览部分旨在增进普通观众对古代文化与艺术的认识，为专业人员研究《石渠宝笈》著录书画乃至书画史、鉴藏史有所助益。
“石渠宝笈特展——编纂篇”（延禧宫展出），以《石渠宝笈》著录的书画来源、编纂人员、编纂体例、贮藏地点及其版本与玺印五个部分逐次解析《石渠宝笈》诸编的内容与特征。本展区展出故宫博物院藏、《石渠宝笈》诸编著录的典型作品72件（套），其中图书善本十二册，《石渠宝笈》所用宝玺十五件，直观诠释这一书画著录巨作。为让观众获得更加直观清晰的认识，故宫博物院付出了大量心血为本次展览绘制了《石渠宝笈》初、续、三编在紫禁城、圆明园贮藏书画的地图，并列举学诗堂这一贮藏地点，展出其相关文物。本部分展出的晋顾恺之《洛神图卷》，画卷中乾隆己巳十四年（1749）、乙酉三十年（1765）、丙午五十一年（1786）乾隆的题识与乾隆内府大臣的题识再述了《石渠宝笈》这一书画著录巨著的编纂体例与其严谨的考据特点，并生动地勾勒出乾隆帝的艺术趣味。
本次展览是《石渠宝笈》著录书画的第一次展览，旨在体现《石渠宝笈》编纂及其著录书画的特点，让观众欣赏书画铭心绝品，了解清官典藏书画的聚散和特质，认识书画鉴定的研究方法，客观评价《石渠宝笈》著录书画的价值，推动书画真伪和图像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同时，以此纪念那些为书画征集、维护、研究做出卓越贡献的贤达之士。此外，在展览的同时，还举办了相应的学术研讨会，以展览促进学术研究，以研究来深化、拓展展览的内涵和深度。
2015年9月12日，全国第十一届书法篆刻作品展国展论坛——“石渠宝笈”特展讲座在故宫博物院建福宫花园举行。论坛由中国文联书法艺术中心主任、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刘恒，中国书协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黄悖担任学术主持。曹宝麟、傅申、黄惇、姚国瑾四位专家学者先后进行了学术讲演。中国书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陈洪武，中国书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潘文海，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代表一百余人参与了论坛活动。
主题：“石渠宝笈”特展讲座
时间：2015年9月12日9：00-17：00
地点：故宫博物院建福宫花园
学术主持：刘恒、黄悖
曹宝麟（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委员，暨南大学教授）
题目：米芾与刘泾交游考
主要内容：米芾一生官职最高不过是正七品的礼部员外郎，充其量也只是个仰人鼻息的小官。然而在书画王国中，又俨然是一言九鼎的君主，颐指气使，盛气凌人。米芾与其书画友薛绍彭和刘泾号称“米薛刘”，三人在官场都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生平资料也不完整。相比薛、刘，米芾总算还有著作行世。刘泾历来几乎无人谈及，渐趋湮没。通过米芾与刘泾的交游考察，还原米、刘二人从初识至亲狎的过程，其间颇具故事情节，妙趣横生。尤为重要的是，本文借助严密的考证纠正了正史中刘泾宦迹的错误，并使几本米帖的系年得到了落实。
傅申（台湾大学教授，台北故宫博物院指导委员）
题目：“书画船”——中国文人的“流动画室”
主要内容：“书画船”为中国书画家特有的传统。自中国绘画中心南移之后，书画家的交通以水路为主，一些船上有足够空间可以摆放桌子文具，并且行驶比较稳定，更兼中国幅员广大，便于长途旅行，于是“书画船”得以出现。这一特殊传统最早可追溯至宋代米芾。明代的董其昌是“书画船”的代表人物。“书画船”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中期，最终因生活和交通的革命性改变而在历史上消失。讲座主要从“书画船”的相关形制、董其昌之前“书画船”上创作的作品、舟中行旅与书画创作及鉴赏的关系、“水上山水”与“山中山水”的区别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黄惇（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南京艺术学院教授）
题目：神会意得——从祝允明、文徵明到董其昌的仿书研究
主要内容：从元初到明代，经画家的实践，逐渐形成一种“仿”创作模式。由于书画家常兼书画于一身，至明中叶的吴门书画家手下出现了仿书，而仿书的手法正源于仿画。仿书的出现，是对传统书法创作模式上的突破和创造，在书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作者通过文徵明、祝允明、文彭等吴门书派在仿书上的探索，再到董其昌在仿书上的变化和发展，透视出这种仿书的基本特征，即仿作以所仿名家名作之风格、笔法为旨归，将已意隐藏于背后或融入其中。神会意得，追求不似之似，以彰显“我神”。由于董其昌将“不似之似”“妙在能合、神在能离”及“吾神”等理论的内涵注入仿书，从而在观念上提升了仿书的价值，并对后世的书法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姚国瑾（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委员，山西大学教授）
题目：傅山与戴枫仲——遗民精神与书法交往
主要内容：《傅山与戴枫仲——遗民精神与书法交往》从历史文献及今人论著对傅山的定位切入，深入探讨了傅山与戴枫仲两位山右遗民的代表人物在明清鼎革之际的艰难处境、学术追寻与艺术交往，揭示了清初山右遗民的双重困扰和思想变迁。进而讨论了以傅山、戴枫仲为代表的晋中学术圈中晋籍遗民与游历山西的外地遗民之间的互动关系，肯定了晋中学术圈的学术取向的独特性，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并通过傅山写给戴枫仲的大量书作与书信，证实了遗民之间注重气节，互相砥砺、互相帮助的深厚友谊，也反映出遗民书法的精神境界和风格取向。
展览分为“典藏篇”和“编纂篇”两个部分，分别在武英殿和延禧宫同时展出，相互呼应，互为一体。因为此次展出的宋元珍品较多，该展览将于10月12日更换部分藏品，分两期展出。两个展场两期一共展出故宫书画藏品283件，展览将至11月8日结束。
“石渠”一名，典出《汉书》。西汉皇家藏书之处称“石渠阁”，在长安未央宫殿北。乾隆帝以“石渠”为内府书画著录命名，表现了对古代文化传统的景仰和追溯。清宫书画著录分三次编撰，分别在乾隆九年、乾隆五十八年和嘉庆二十一年，因此成书分为《石渠宝笈》“初编”“续编”和“三编”。《石渠宝笈》共著录了历代书画藏品万余件，是书画著录史上的集大成者，为后人全方位多角度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史提供了重要参考。
“石渠宝笈特展——典藏篇”（武英殿展出），以《石渠宝笈》著录书画为主轴，注重揭示书画收藏、流传、辨伪的历史。展览此部分共分为皇室秘赏、重回石渠、考订辨伪三个单元。本展区展出82件（套）书画藏品，大多是历代书画中的经典之作。此一部分东晋顾恺之《列女图》（宋摹本）和传为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反映了我国最早名家人物画和山水画的风格。东晋王珣《伯远帖》为王氏家族唯一传世真迹。其他如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等皆为传世绘画经典中之经典。值得注意的是，清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五朝宸翰集体亮相，实属首次。
此展览部分比较多地叙述了书画流传、递藏的经过，突出展览的专业性和趣味性。此部分展出的文物规格之高，一级品之多，在故宫博物院乃至博物馆界都是难得一见的。此展览部分旨在增进普通观众对古代文化与艺术的认识，为专业人员研究《石渠宝笈》著录书画乃至书画史、鉴藏史有所助益。
“石渠宝笈特展——编纂篇”（延禧宫展出），以《石渠宝笈》著录的书画来源、编纂人员、编纂体例、贮藏地点及其版本与玺印五个部分逐次解析《石渠宝笈》诸编的内容与特征。本展区展出故宫博物院藏、《石渠宝笈》诸编著录的典型作品72件（套），其中图书善本十二册，《石渠宝笈》所用宝玺十五件，直观诠释这一书画著录巨作。为让观众获得更加直观清晰的认识，故宫博物院付出了大量心血为本次展览绘制了《石渠宝笈》初、续、三编在紫禁城、圆明园贮藏书画的地图，并列举学诗堂这一贮藏地点，展出其相关文物。本部分展出的晋顾恺之《洛神图卷》，画卷中乾隆己巳十四年（1749）、乙酉三十年（1765）、丙午五十一年（1786）乾隆的题识与乾隆内府大臣的题识再述了《石渠宝笈》这一书画著录巨著的编纂体例与其严谨的考据特点，并生动地勾勒出乾隆帝的艺术趣味。
本次展览是《石渠宝笈》著录书画的第一次展览，旨在体现《石渠宝笈》编纂及其著录书画的特点，让观众欣赏书画铭心绝品，了解清官典藏书画的聚散和特质，认识书画鉴定的研究方法，客观评价《石渠宝笈》著录书画的价值，推动书画真伪和图像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同时，以此纪念那些为书画征集、维护、研究做出卓越贡献的贤达之士。此外，在展览的同时，还举办了相应的学术研讨会，以展览促进学术研究，以研究来深化、拓展展览的内涵和深度。
2015年9月12日，全国第十一届书法篆刻作品展国展论坛——“石渠宝笈”特展讲座在故宫博物院建福宫花园举行。论坛由中国文联书法艺术中心主任、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刘恒，中国书协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黄悖担任学术主持。曹宝麟、傅申、黄惇、姚国瑾四位专家学者先后进行了学术讲演。中国书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陈洪武，中国书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潘文海，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代表一百余人参与了论坛活动。
主题：“石渠宝笈”特展讲座
时间：2015年9月12日9：00-17：00
地点：故宫博物院建福宫花园
学术主持：刘恒、黄悖
曹宝麟（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委员，暨南大学教授）
题目：米芾与刘泾交游考
主要内容：米芾一生官职最高不过是正七品的礼部员外郎，充其量也只是个仰人鼻息的小官。然而在书画王国中，又俨然是一言九鼎的君主，颐指气使，盛气凌人。米芾与其书画友薛绍彭和刘泾号称“米薛刘”，三人在官场都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生平资料也不完整。相比薛、刘，米芾总算还有著作行世。刘泾历来几乎无人谈及，渐趋湮没。通过米芾与刘泾的交游考察，还原米、刘二人从初识至亲狎的过程，其间颇具故事情节，妙趣横生。尤为重要的是，本文借助严密的考证纠正了正史中刘泾宦迹的错误，并使几本米帖的系年得到了落实。
傅申（台湾大学教授，台北故宫博物院指导委员）
题目：“书画船”——中国文人的“流动画室”
主要内容：“书画船”为中国书画家特有的传统。自中国绘画中心南移之后，书画家的交通以水路为主，一些船上有足够空间可以摆放桌子文具，并且行驶比较稳定，更兼中国幅员广大，便于长途旅行，于是“书画船”得以出现。这一特殊传统最早可追溯至宋代米芾。明代的董其昌是“书画船”的代表人物。“书画船”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中期，最终因生活和交通的革命性改变而在历史上消失。讲座主要从“书画船”的相关形制、董其昌之前“书画船”上创作的作品、舟中行旅与书画创作及鉴赏的关系、“水上山水”与“山中山水”的区别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黄惇（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南京艺术学院教授）
题目：神会意得——从祝允明、文徵明到董其昌的仿书研究
主要内容：从元初到明代，经画家的实践，逐渐形成一种“仿”创作模式。由于书画家常兼书画于一身，至明中叶的吴门书画家手下出现了仿书，而仿书的手法正源于仿画。仿书的出现，是对传统书法创作模式上的突破和创造，在书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作者通过文徵明、祝允明、文彭等吴门书派在仿书上的探索，再到董其昌在仿书上的变化和发展，透视出这种仿书的基本特征，即仿作以所仿名家名作之风格、笔法为旨归，将已意隐藏于背后或融入其中。神会意得，追求不似之似，以彰显“我神”。由于董其昌将“不似之似”“妙在能合、神在能离”及“吾神”等理论的内涵注入仿书，从而在观念上提升了仿书的价值，并对后世的书法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姚国瑾（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委员，山西大学教授）
题目：傅山与戴枫仲——遗民精神与书法交往
主要内容：《傅山与戴枫仲——遗民精神与书法交往》从历史文献及今人论著对傅山的定位切入，深入探讨了傅山与戴枫仲两位山右遗民的代表人物在明清鼎革之际的艰难处境、学术追寻与艺术交往，揭示了清初山右遗民的双重困扰和思想变迁。进而讨论了以傅山、戴枫仲为代表的晋中学术圈中晋籍遗民与游历山西的外地遗民之间的互动关系，肯定了晋中学术圈的学术取向的独特性，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并通过傅山写给戴枫仲的大量书作与书信，证实了遗民之间注重气节，互相砥砺、互相帮助的深厚友谊，也反映出遗民书法的精神境界和风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