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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的封面是刊物的脸面，是读者了解刊物的窗口，也是今天我们解读刊物历史的符码。我大约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给《中华儿女》杂志写稿，很长一段时间是写军队人物。后来，从写一般人物慢慢变成写政要，从一般内文开始转向写封面，从写封面到策划封面。总之，花了一定的精力在打造所谓中国最牛的期刊封面。
说《中华儿女》杂志“打造中国期刊最牛的封面”这句话不是我的发明，记得有几位出版界的重量级同仁讲过。不过，在当时《中华儿女》并不是要争这个“最牛”，选择这个封面的路向和定位，是根据刊物发展的路向和定位而决定的。大约从1996年开始发韧，主要反映国内现行政要，封面也随之定位于我国“四副两高”以上的政要人物。《中华儿女》封面从此介绍了将近150位中国政要人物，其层次之高、数量之大、组织难度之艰辛等，在国内刊物从未有过，所以有人称之为中国期刊最牛的封面我亦同意。
我参与封面人物的策划组织、采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下半叶，并一直延续了几年。现在粗略统计一下，我直接为《中华儿女》采写了10多位封面人物，并参与策划组织了包括“三代领导人集体封面”、“邓小平五度辉煌”和“江泽民与中国新格局”等大型封面选题，同时还策划了一系列领导人个案的专题和选题……现在想想那时的一些经历和往事，有几个封面印象恍如昨天，其中有艰辛与熬练，也有苦辣酸甜。
每一期封面都有一个故事
写彭真同志的文章作封面，是我正式答应杂志社的第一个选题。
为什么选这个题？说来是有缘由的。彭真是毛主席从白区工作的同志中培养的领袖，曾担任过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文革”中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陷害，牢狱之灾时间最长，彭真出来工作之后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的一生除了险象环生，更重要的是他一生探求真理，同敌人和党内不正常的政治生活与奸诈小人进行了不屈的斗争。他致力于法制，是中国法制建设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我在军队工作，偶然的因素，我同中央军委法制局首任局长图们将军撰写《超级审判——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一书，其中接触了大量历史材料和见证人，而当大家一提到当时“两案”审判中的中央指导委员会主任彭真，无不顶礼膜拜。大约从这时开始，我才注意并研究彭真，并有了撰文就章的想法。还有一点，我这时刚好被拉到彭真传记组的军事组。我到彭真传记组也是与彭真非常有渊源的同志找去的，传记组一次碰头会上，彭真的女儿傅彦女士见面就说：想不到你这么年轻，想不到你在《超级审判》里把老人写得那么生动，我昨还说找到你就好了！原话不一定准，但两个“想不到”的意思是准确的。因为关注了这位历史老人，又占有材料，加上又与傅家人有印象，我正式答应写这个封面人物在心里是有点底的。
在讨论选题时，我起初有个考虑，可以写彭真在东北一段。这一段彭真作为我党派到战略东北的“封疆大吏”，虽然时间短，却环境是千变万化，写彭真这段经历有传奇性，并有丰富的投笔空间；第二想写“两案”审判中的彭真。这一稿我占有资料丰富，轻车熟路。但在与总编商量时，思路得以开阔，最后把主题定在“彭真再度出山前后”，写这个题目容量大，抓住读者现实需求，符合刊物封面重新定位后的理念。题目想好了，说干就干，当兵的习惯是不把今天的事留给明天。于是准备材料，深度访问，又花了几个业余的夜晚就章。待我把文稿送到杂志社时，一次就得以通过。接下来，杂志社就起草审批文件，随上稿件呈报审批。
大约在一周之后，我接到全国人大一个同志来的电话，我一听便知是在彭真传记组兼有职务的同志，对方没说稿子事，只说要重申一条纪律：传记组的同志没有权利和义务向外披露调查、收集与研究的材料。我在电话中本能地解释，我给《中华儿女》写东西完全是我个人行为，而且是非军事组工作之外的采访和个人集的材料，且许多已对外公开，我是在有分寸的手捏后写的啊！后来，我的这篇文章被扣下了，杂志社接受对方推荐发了一位彭真同志亲友写的稿子。
之后，在彭真去世好一段后，报刊上的反映渐渐少了，不知这篇稿子怎么又在彭真亲人的案头上出现了。他们约我去谈谈，最后把签了“可以发表”的稿子递给我，我拿回来交给了编辑部。稿子最后虽然发了，但至今我仍在云中雾中。写政要封面人物的稿子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杂志社和作者始终处于较被动的角色。彭真同志的这个封面费了些周折，可能中间有些误会，仔细想作为纪律要求也是对的，在这里主要是讲办刊与作者的难处。
每一期封面都成就一份情谊
另一个封面人物是全国政协副主席赵南起上将，我之所以写他不仅因为他是我的老首长，而且是一位传奇人物。赵南起是一位朝鲜族后代，战争年代参加革命，在抗美援朝初期是彭老总的朝语翻译，与毛岸英同住一室。后来，赵南起到志愿军后勤部司令部随洪学智司令员建立钢铁运输线，回国后任延边军分区政委，“文革”中被整得很历害……再后由担任地方职务又回到军队，并任总后勤部领导。大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他由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部长调到军事科学院任院长，后又出来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我在首长领导的机构工作过，因此在做封面时就想到他。
不过，虽然在首长手下工作，却并不熟，而且首长身边工作人员已换了好几茬，不熟就会增加一些难度。在给编辑部确定选题之后，我就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并决定要找一点关系从中疏通。我马上找一位与首长秘书熟悉的领导，因为我给这位领导代拟过文稿，这位领导很满意，故想请他出面给赵副主席秘书推举一下，或先打招呼，以免我找对方显得唐突。这位领导听了我的想法，他很高兴，并愿意帮这个忙。果然，他很快回话并告知了首长秘书的电话，我打电话再联系首长的秘书时，秘书也很高兴说愿意做首长的工作接待记者。就这样，我们才以杂志社的名義发函给首长，请求首长接待专访。在与首长和首长秘书不熟的情况下，这样适当沟通，然后发函请首长同意是一道程序，特别是我采写在军队工作过的政要时，基本按此规律办理。这里还特别要强调写政要的人，必须要有一些相应的人脉关系，否则你很很难接近首长，了解第一手原生态的东西，即使你抄抄拼拼送到首长那里也能出来，但这绝对不是那个时候《中华儿女》的风格，这样永远也提高不了刊物的品质和声誉。后来，赵南起副主席很认真地接待了我们的采访。听工作人员讲，首长那天准时来到政协大楼，换了整齐的西装，不仅准备好了照片，还有相关资料。采访中，他从他受党的教育开始讲起，中间讲那些是可以写的，哪些是暂时不宜写的是供记者了解的。快到了饭口，他还不厌其烦地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并与记者进行了合影。如实地讲，这是一次成功的采访。 采访后不久，记者又找一些熟悉首长的人进行了访问，最后以《全国政协副主席赵南起上将的强军富国之旅》为题形成文章，印象中那篇文章很长，是第一篇全景性又系统介绍首长的文章，首长很快审定了这篇文章。這篇文章发出后反响很好，首长外出回来，我们送样刊时，秘书就讲：“因为首长从军队到政协，好多同志不是太了解首长，文章发了对开展工作起到很好的作用。”
在同赵副主席的交往中，也有个首长认识作者的过程。我记得我在采访中问了两个采访之外的问题，他一听我对历史与人物比较了解，就耐心地同我讲了一些个人的看法和见解，这在领导同志中是难得的。另外在写作中，我把他个人可能遗忘或疏漏的经历从档案馆查了出来，而且把来龙去脉都弄得比较清楚，首长很感激。在这之后，刚好杂志社在人民大会堂有个活动，社里让我请他参加，他很高兴地来出席了活动。继而，我们主动提出来想请他担任名誉理事长，他也乐意接受了我们的邀请。后来，他上过的母校院庆五十周年，学院请他拍个录像，一时没有协商妥。临近了，有个领导找我，我又直接找首长，首长又很高兴地拍了镜头，并讲了许多鼓励话。结束后，他专门对我说：“我跟我们的大秀才照张相！”这张合影非常珍贵，我一直保存着。
每一期封面都是集体成果
我还要介绍一下国庆五十周年的封面，这个封面是一个特殊的封面。
1999年秋，是世纪之交，又迎来建国五十周年，这年第十期封面怎么搞，社领导都比较重视。但我刚赶了第九期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的封面，说实话精力有些不济。那一阵，我经常把总编辑叫“周扒皮”。为什么叫这个名？两层意思，一是杨筱怀这个人用人用得狠，一旦用顺手，他只管下任务，从不管其它的事，因为专心做政要封面，开销、耗费精力是很大的。当时我专心跑政要，无论是财力上、精力上都感到力不从心。二是杨总有个“毛病”，工作不分白天晚上，遇到稿子急他总是深夜打电话，他知道只有深夜才能找到我。殊不知家人作息与我们不同。那时我小孩才两三岁，深夜一听到电话响就醒，醒来就精神了，现在仍然像个“夜猫子”。有时一两点还连续打两三次，我军务在身，不能不接，所以接了电话我就叫他“周扒皮”——半夜鸡叫。
那天，又“半夜鸡叫”了：“思科，睡没？十期封面怎么弄啊？”我说了上江总书记“执政兴国十年”的想法。筱怀有个特点，他不决定的事一般不说不，他只说再想想，再考虑考虑。这个电话打得我也睡不着了，仔细一想可不是，上江泽民执政兴国十年固然是个好题，但文章还没人写，写出来审可不是一天两天。尽管我们与江泽民同志处有联系，并开设了“江泽民同志与中国新格局”的系列，但每篇都与沪宁同志和钱秘书等下了很大功夫，这一次即使走那个套路，恐怕时间上也太紧张了。晚上几乎没睡多大一会，第二天上班把单位的事情一料理，我就赶到杂志社，刚好杨总在，我就把情况做了汇报，并提出来也可以上毛主席建国，或邓小平改革开放，因为当时改革开放也几乎是整数年头。筱怀听了后，低头翻刊物，我知道他也没结果。想了一会我就提出了一个建议：不行找几个人碰碰再说。说干就干，很快就请了党史专家邵维正将军，社科院青年学者张西明，国防大学蔡仁照教授，加上几个社领导和我。
会议一开始，我就把情况进行了汇报，留下时间大家直接进入主题。有意思的是那天筱怀也特安静。平常，他一般在这种话题上是个“话痨”，这天他请大家发言。在他催请下，邵将军讲了二十世纪前后的三个50年，一是十九世纪前半叶，是中华民族衰落的50年；二是十九世纪后半叶，是中华民族屈辱的50年；三是从辛亥革命到全国解放大进军，是奋起的50年……邵老对历史划分得很清楚，让我们一下找到历史的坐标。西明是青年学者，他十分强调要思考未来，防止生于安乐，死于忧患。蔡仁照从国家安全讲得不少，我们不断插话，特别是对近50年进行了反思，回忆三代领导核心的丰功伟绩。讲着讲着，杨总把桌子一拍，他目光炯炯，放射着兴奋的光芒。他说：“定了，就写三代治国方略。”这样，主题定下来了，就定谁来写，因邵老年龄大、西明要出国，最后我怕这事又弄到我头上，就建议蔡教授写。蔡教授写过聂荣臻元帅传，应当没问题。他也欣然应诺，很快就拿出了一个“中国三代”领导核心治国方略评述性的稿子。结果稿子送来一看，好像有点不大对《中华儿女》封面的路子，他的特点是文笔偏重于理性，再则他是搞军事战略研究的，文章落笔在国家安全上多一些。筱怀看了后，刷刷批给我：“抓紧按刊物所需风格改写。”
事情转了一圈，最后又落到了我头上。没办法，只好找来材料，反复思考。前前后后想了几天，烟抽了半条，始终没找到一个切入点，我写东西有个习惯，必须要开个好头才有下文。想了几天也没想出一个好题目，始终开不了头，那天吃了晚饭，我干脆睡了一觉。谁知这一觉睡清醒了，一个题目马上在大脑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年，树起三座历史丰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这样，从写政党的角度入手，把毛、邓、江三代核心治国方略都概括进去了。有了思路，笔下也有了文章：“地球转到二十世纪末年、世纪晋千、百年告满、五十年国庆、新时期二十年粗断、第三代领导核心主政已届十年。世界注目、国人回眸……”先写了28年间，恍若多少个世纪，毛泽东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领导核心，“五大运动定乾坤”，中国在反对苏美两霸斗争进入联合国；再写邓小平一语定音，不是非毛化，而是非神化，第二次从农村包围城市，南海边那道光环是邓小平留下的杰作；最后是第三代领导核心迎难而上，从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入手、不当头、不称王，安定北方、稳住周边，一场科技革命，推动了全民族的复兴……洋洋近两万字文章，一气呵成。关于忧患的思索和未来的展望，我用“编后缀语”在后面挂了一段，再加上编者按，整体成篇。稿子送给杨总看后，他认为总体可行，最后请邵老审定后，发第十期封面。在设计封面时，我们把三代领导核心人物的照片进行了叠合，整体图文很有气势。
文章发出后，我到杨总办公室，杨总也在看这篇文章，他见我说：“有气势、有份量，我们刊物就是要搞这种东西！”过了一阵，我遇到中央文献的力平老师，他说你们那篇封面文章不错，设计新颖，写得有文彩，用“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这种民间语言概括几代领袖核心的功绩，语言很新，文章也有高度和深度！力平老师是大家，他说好，自然是我们的心思没白费。果然在这之后，许多报刊和网上也进行了转载，文章标题也得以广泛传播和引用。这篇文章从发到现在10多年了，筱怀、力平老师都已作古，回忆往事使我觉得《中华儿女》每一个封面，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封面，都是一个集体成果。而作为做封面的人，在有全局观念，并有协调、组织能力的同时，还必须有很强的动手能力，否则就难于驾驭时代大主题。
责任编辑 李菡丹
说《中华儿女》杂志“打造中国期刊最牛的封面”这句话不是我的发明，记得有几位出版界的重量级同仁讲过。不过，在当时《中华儿女》并不是要争这个“最牛”，选择这个封面的路向和定位，是根据刊物发展的路向和定位而决定的。大约从1996年开始发韧，主要反映国内现行政要，封面也随之定位于我国“四副两高”以上的政要人物。《中华儿女》封面从此介绍了将近150位中国政要人物，其层次之高、数量之大、组织难度之艰辛等，在国内刊物从未有过，所以有人称之为中国期刊最牛的封面我亦同意。
我参与封面人物的策划组织、采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下半叶，并一直延续了几年。现在粗略统计一下，我直接为《中华儿女》采写了10多位封面人物，并参与策划组织了包括“三代领导人集体封面”、“邓小平五度辉煌”和“江泽民与中国新格局”等大型封面选题，同时还策划了一系列领导人个案的专题和选题……现在想想那时的一些经历和往事，有几个封面印象恍如昨天，其中有艰辛与熬练，也有苦辣酸甜。
每一期封面都有一个故事
写彭真同志的文章作封面，是我正式答应杂志社的第一个选题。
为什么选这个题？说来是有缘由的。彭真是毛主席从白区工作的同志中培养的领袖，曾担任过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文革”中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陷害，牢狱之灾时间最长，彭真出来工作之后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的一生除了险象环生，更重要的是他一生探求真理，同敌人和党内不正常的政治生活与奸诈小人进行了不屈的斗争。他致力于法制，是中国法制建设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我在军队工作，偶然的因素，我同中央军委法制局首任局长图们将军撰写《超级审判——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一书，其中接触了大量历史材料和见证人，而当大家一提到当时“两案”审判中的中央指导委员会主任彭真，无不顶礼膜拜。大约从这时开始，我才注意并研究彭真，并有了撰文就章的想法。还有一点，我这时刚好被拉到彭真传记组的军事组。我到彭真传记组也是与彭真非常有渊源的同志找去的，传记组一次碰头会上，彭真的女儿傅彦女士见面就说：想不到你这么年轻，想不到你在《超级审判》里把老人写得那么生动，我昨还说找到你就好了！原话不一定准，但两个“想不到”的意思是准确的。因为关注了这位历史老人，又占有材料，加上又与傅家人有印象，我正式答应写这个封面人物在心里是有点底的。
在讨论选题时，我起初有个考虑，可以写彭真在东北一段。这一段彭真作为我党派到战略东北的“封疆大吏”，虽然时间短，却环境是千变万化，写彭真这段经历有传奇性，并有丰富的投笔空间；第二想写“两案”审判中的彭真。这一稿我占有资料丰富，轻车熟路。但在与总编商量时，思路得以开阔，最后把主题定在“彭真再度出山前后”，写这个题目容量大，抓住读者现实需求，符合刊物封面重新定位后的理念。题目想好了，说干就干，当兵的习惯是不把今天的事留给明天。于是准备材料，深度访问，又花了几个业余的夜晚就章。待我把文稿送到杂志社时，一次就得以通过。接下来，杂志社就起草审批文件，随上稿件呈报审批。
大约在一周之后，我接到全国人大一个同志来的电话，我一听便知是在彭真传记组兼有职务的同志，对方没说稿子事，只说要重申一条纪律：传记组的同志没有权利和义务向外披露调查、收集与研究的材料。我在电话中本能地解释，我给《中华儿女》写东西完全是我个人行为，而且是非军事组工作之外的采访和个人集的材料，且许多已对外公开，我是在有分寸的手捏后写的啊！后来，我的这篇文章被扣下了，杂志社接受对方推荐发了一位彭真同志亲友写的稿子。
之后，在彭真去世好一段后，报刊上的反映渐渐少了，不知这篇稿子怎么又在彭真亲人的案头上出现了。他们约我去谈谈，最后把签了“可以发表”的稿子递给我，我拿回来交给了编辑部。稿子最后虽然发了，但至今我仍在云中雾中。写政要封面人物的稿子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杂志社和作者始终处于较被动的角色。彭真同志的这个封面费了些周折，可能中间有些误会，仔细想作为纪律要求也是对的，在这里主要是讲办刊与作者的难处。
每一期封面都成就一份情谊
另一个封面人物是全国政协副主席赵南起上将，我之所以写他不仅因为他是我的老首长，而且是一位传奇人物。赵南起是一位朝鲜族后代，战争年代参加革命，在抗美援朝初期是彭老总的朝语翻译，与毛岸英同住一室。后来，赵南起到志愿军后勤部司令部随洪学智司令员建立钢铁运输线，回国后任延边军分区政委，“文革”中被整得很历害……再后由担任地方职务又回到军队，并任总后勤部领导。大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他由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部长调到军事科学院任院长，后又出来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我在首长领导的机构工作过，因此在做封面时就想到他。
不过，虽然在首长手下工作，却并不熟，而且首长身边工作人员已换了好几茬，不熟就会增加一些难度。在给编辑部确定选题之后，我就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并决定要找一点关系从中疏通。我马上找一位与首长秘书熟悉的领导，因为我给这位领导代拟过文稿，这位领导很满意，故想请他出面给赵副主席秘书推举一下，或先打招呼，以免我找对方显得唐突。这位领导听了我的想法，他很高兴，并愿意帮这个忙。果然，他很快回话并告知了首长秘书的电话，我打电话再联系首长的秘书时，秘书也很高兴说愿意做首长的工作接待记者。就这样，我们才以杂志社的名義发函给首长，请求首长接待专访。在与首长和首长秘书不熟的情况下，这样适当沟通，然后发函请首长同意是一道程序，特别是我采写在军队工作过的政要时，基本按此规律办理。这里还特别要强调写政要的人，必须要有一些相应的人脉关系，否则你很很难接近首长，了解第一手原生态的东西，即使你抄抄拼拼送到首长那里也能出来，但这绝对不是那个时候《中华儿女》的风格，这样永远也提高不了刊物的品质和声誉。后来，赵南起副主席很认真地接待了我们的采访。听工作人员讲，首长那天准时来到政协大楼，换了整齐的西装，不仅准备好了照片，还有相关资料。采访中，他从他受党的教育开始讲起，中间讲那些是可以写的，哪些是暂时不宜写的是供记者了解的。快到了饭口，他还不厌其烦地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并与记者进行了合影。如实地讲，这是一次成功的采访。 采访后不久，记者又找一些熟悉首长的人进行了访问，最后以《全国政协副主席赵南起上将的强军富国之旅》为题形成文章，印象中那篇文章很长，是第一篇全景性又系统介绍首长的文章，首长很快审定了这篇文章。這篇文章发出后反响很好，首长外出回来，我们送样刊时，秘书就讲：“因为首长从军队到政协，好多同志不是太了解首长，文章发了对开展工作起到很好的作用。”
在同赵副主席的交往中，也有个首长认识作者的过程。我记得我在采访中问了两个采访之外的问题，他一听我对历史与人物比较了解，就耐心地同我讲了一些个人的看法和见解，这在领导同志中是难得的。另外在写作中，我把他个人可能遗忘或疏漏的经历从档案馆查了出来，而且把来龙去脉都弄得比较清楚，首长很感激。在这之后，刚好杂志社在人民大会堂有个活动，社里让我请他参加，他很高兴地来出席了活动。继而，我们主动提出来想请他担任名誉理事长，他也乐意接受了我们的邀请。后来，他上过的母校院庆五十周年，学院请他拍个录像，一时没有协商妥。临近了，有个领导找我，我又直接找首长，首长又很高兴地拍了镜头，并讲了许多鼓励话。结束后，他专门对我说：“我跟我们的大秀才照张相！”这张合影非常珍贵，我一直保存着。
每一期封面都是集体成果
我还要介绍一下国庆五十周年的封面，这个封面是一个特殊的封面。
1999年秋，是世纪之交，又迎来建国五十周年，这年第十期封面怎么搞，社领导都比较重视。但我刚赶了第九期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的封面，说实话精力有些不济。那一阵，我经常把总编辑叫“周扒皮”。为什么叫这个名？两层意思，一是杨筱怀这个人用人用得狠，一旦用顺手，他只管下任务，从不管其它的事，因为专心做政要封面，开销、耗费精力是很大的。当时我专心跑政要，无论是财力上、精力上都感到力不从心。二是杨总有个“毛病”，工作不分白天晚上，遇到稿子急他总是深夜打电话，他知道只有深夜才能找到我。殊不知家人作息与我们不同。那时我小孩才两三岁，深夜一听到电话响就醒，醒来就精神了，现在仍然像个“夜猫子”。有时一两点还连续打两三次，我军务在身，不能不接，所以接了电话我就叫他“周扒皮”——半夜鸡叫。
那天，又“半夜鸡叫”了：“思科，睡没？十期封面怎么弄啊？”我说了上江总书记“执政兴国十年”的想法。筱怀有个特点，他不决定的事一般不说不，他只说再想想，再考虑考虑。这个电话打得我也睡不着了，仔细一想可不是，上江泽民执政兴国十年固然是个好题，但文章还没人写，写出来审可不是一天两天。尽管我们与江泽民同志处有联系，并开设了“江泽民同志与中国新格局”的系列，但每篇都与沪宁同志和钱秘书等下了很大功夫，这一次即使走那个套路，恐怕时间上也太紧张了。晚上几乎没睡多大一会，第二天上班把单位的事情一料理，我就赶到杂志社，刚好杨总在，我就把情况做了汇报，并提出来也可以上毛主席建国，或邓小平改革开放，因为当时改革开放也几乎是整数年头。筱怀听了后，低头翻刊物，我知道他也没结果。想了一会我就提出了一个建议：不行找几个人碰碰再说。说干就干，很快就请了党史专家邵维正将军，社科院青年学者张西明，国防大学蔡仁照教授，加上几个社领导和我。
会议一开始，我就把情况进行了汇报，留下时间大家直接进入主题。有意思的是那天筱怀也特安静。平常，他一般在这种话题上是个“话痨”，这天他请大家发言。在他催请下，邵将军讲了二十世纪前后的三个50年，一是十九世纪前半叶，是中华民族衰落的50年；二是十九世纪后半叶，是中华民族屈辱的50年；三是从辛亥革命到全国解放大进军，是奋起的50年……邵老对历史划分得很清楚，让我们一下找到历史的坐标。西明是青年学者，他十分强调要思考未来，防止生于安乐，死于忧患。蔡仁照从国家安全讲得不少，我们不断插话，特别是对近50年进行了反思，回忆三代领导核心的丰功伟绩。讲着讲着，杨总把桌子一拍，他目光炯炯，放射着兴奋的光芒。他说：“定了，就写三代治国方略。”这样，主题定下来了，就定谁来写，因邵老年龄大、西明要出国，最后我怕这事又弄到我头上，就建议蔡教授写。蔡教授写过聂荣臻元帅传，应当没问题。他也欣然应诺，很快就拿出了一个“中国三代”领导核心治国方略评述性的稿子。结果稿子送来一看，好像有点不大对《中华儿女》封面的路子，他的特点是文笔偏重于理性，再则他是搞军事战略研究的，文章落笔在国家安全上多一些。筱怀看了后，刷刷批给我：“抓紧按刊物所需风格改写。”
事情转了一圈，最后又落到了我头上。没办法，只好找来材料，反复思考。前前后后想了几天，烟抽了半条，始终没找到一个切入点，我写东西有个习惯，必须要开个好头才有下文。想了几天也没想出一个好题目，始终开不了头，那天吃了晚饭，我干脆睡了一觉。谁知这一觉睡清醒了，一个题目马上在大脑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年，树起三座历史丰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这样，从写政党的角度入手，把毛、邓、江三代核心治国方略都概括进去了。有了思路，笔下也有了文章：“地球转到二十世纪末年、世纪晋千、百年告满、五十年国庆、新时期二十年粗断、第三代领导核心主政已届十年。世界注目、国人回眸……”先写了28年间，恍若多少个世纪，毛泽东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领导核心，“五大运动定乾坤”，中国在反对苏美两霸斗争进入联合国；再写邓小平一语定音，不是非毛化，而是非神化，第二次从农村包围城市，南海边那道光环是邓小平留下的杰作；最后是第三代领导核心迎难而上，从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入手、不当头、不称王，安定北方、稳住周边，一场科技革命，推动了全民族的复兴……洋洋近两万字文章，一气呵成。关于忧患的思索和未来的展望，我用“编后缀语”在后面挂了一段，再加上编者按，整体成篇。稿子送给杨总看后，他认为总体可行，最后请邵老审定后，发第十期封面。在设计封面时，我们把三代领导核心人物的照片进行了叠合，整体图文很有气势。
文章发出后，我到杨总办公室，杨总也在看这篇文章，他见我说：“有气势、有份量，我们刊物就是要搞这种东西！”过了一阵，我遇到中央文献的力平老师，他说你们那篇封面文章不错，设计新颖，写得有文彩，用“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这种民间语言概括几代领袖核心的功绩，语言很新，文章也有高度和深度！力平老师是大家，他说好，自然是我们的心思没白费。果然在这之后，许多报刊和网上也进行了转载，文章标题也得以广泛传播和引用。这篇文章从发到现在10多年了，筱怀、力平老师都已作古，回忆往事使我觉得《中华儿女》每一个封面，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封面，都是一个集体成果。而作为做封面的人，在有全局观念，并有协调、组织能力的同时，还必须有很强的动手能力，否则就难于驾驭时代大主题。
责任编辑 李菡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