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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以来,尽管洱海北部坝区经历了较为频繁的制度变化,也存在群体身份差异,但最为重要的社会变化,是村落和地方社群的组织、维持、相互间竞争等长期过程中建立、发展起来的社会能动性。小型水利灌溉和分享体系“坝子水利”逐渐形成以水利、村庙为协调和合作中心的村落共同体,并发展成为基于村庙的大小不等的村落公共财产管理体系和仪式体系。村落共同体和村落联盟的发展,远远超越了其他形式的社群组合,成为公共财产管理、资源和劳动力分配和文化诠释的重要力量。基于共同的村庙或者村庙之间联合的灌溉共同体的管理运作模式不断发展,形成村与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