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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走出去，将面临更多的并购、收购、投资和租赁，如何了解当地复杂的政治情况、了解当地的政经体制，乃至惯常的游戏规则，是规避投资失败或成为政治靶点的关键
今年，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和香港长江基建（01038-HK）两家公司参与竞投澳大利亚电力供应商Ausgrid Power Network50.4%的股权租赁合同，此合同期限长达99年，总价值超过100亿澳元。新南威尔士州原本期待借此租赁合同的资金投资建设上一次州竞选时承诺的基础设施。
更好地了解本地人民诉求，寻找志同道合的东道国合作伙伴，增加商业透明度，主动寻求公开沟通渠道，减少误解和争议，才可能使中国企业逃出屡获“教训”的怪圈。
中方高额的竞标价格让中方力压群雄，不料，在今年8月澳大利亚国库部部长莫里森（Scott Morrison）以国家安全担忧以及国家利益冲突为由阻止。即使首次竞标最终被阻止，但是新南威尔士州却再次开始接受主动递交的投资意向，目前参与竞争的包括澳大利亚养老基金，以及美国和加拿大退休基金等潜在的海外投资者。但是美国和加拿大退休基金因为顾忌到外资审查可能遇到的问题，并不积极。
新南威尔士州长和州财长发表公开声明，意欲在2017年到2018年预算案中囊括尚未完成的Ausgrid租赁收入，来投资建设新南威尔士州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国网租赁澳大利亚电网，临门一脚时被阻止，曾经一度引发部分华人媒体抨击，认为澳大利亚国库部部长为了获得更加有利的执政环境向一些小党派和独立议员让步，进而才否决了这次租赁，并认为“这是一个误国误民的政治决定”。
该舆论看似是指责澳大利亚自由党联合政府为了一己私欲而罔顾已达成的投资意向，罔顾投资者即中国国网的利益。但实际上，这一看法从本质上也暴露出部分华人媒体和华人企业对澳大利亚政治和投资规则了解甚微。
一个国家的核心利益应当是国家政治稳定。国网租赁项目恰恰在最后一道门槛的时间点上，卡在自由党联合政府以一个众议院席位胜出，但参议院却不及半数，且尚未召开第一次联邦议政的时候。
在参议院，自由党联合政府面对众多小众党派和工党绿党的多面夹攻，自由党联合政府自然要拉拢独立的小众党派来支持未来的政府改革法案在参议院得到多数票，进而通过各项法案达到顺利执政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考虑国家的未来发展，考虑众多小党派的意见和立场从而保证未来的执政顺利而“不得不”阻断国网租赁项目，从本质上是符合“国家利益”的。
从西方体制的执政党角度出发，“为了国家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和华人企业和部分媒体所不屑的“为了政治利益” 实际上是有高度一致性的。自由党联合政府为何在最后一刻才选择拒绝？虽然这也引发国内质疑，但是连反对党的前排众议员影子国库助理部长马特·悉苏伟（Matt Thistlewaite）也在独家专访中表示，政府对于这种重大投资需要一定的灵活性。在野党工党对于自由党联合政府在最后关头才阻止此次租赁合同多有诟病，但国库助理部长Matt Thistlewaite的意见，实际上反映了工党和自由党联合政府在中方竞标Ausgrid租赁合同上都抱着不同程度的担忧。
在国家电网被拒之后，一些中文媒体乃至海外自媒体，一致发出“澳洲排华”的声音，这一现象，表面看似是一种对澳大利亚公信力的质疑，是对歧视中资企业投资的呐喊，实则反映出，一些中文媒体从本质上对西方意识形态和整个政经体系缺乏深入了解。
实际上，截至目前，没有任何一篇报道正面阐述任何联邦执政党支持此次中国国网和香港长江基建对澳大利亚电网Ausgrid竞标。是什么原因导致中文媒体在投资前表示出势在必得而在失败后又激烈批判呢？《财经》记者在跟澳大利亚律师事务所铭德（Minter Ellison）的合伙人大卫（David Moore）沟通时，大卫表示，他发现一些中国投资人和企业家，经常轻信一些错误信息。一些错误信息是由于信息不充分导致的失误，而有些则是被“居心叵测”的信息误导。一个经典案例就是，恒大地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在澳大利亚购买的豪宅2015年被财长强行勒令出售，其原因就是轻信了某些机构和个人。
在西方体制里，对政府的监督力，不是桌子下面的沟通、背地里的了解，而是聚光灯前，摄像机下被称为澳大利亚第四监督力的联邦国会内媒体长廊的200多名由澳大利亚联邦国会授权的新闻媒体人。一个百亿澳元的项目，并没有进行过媒体充分的公开讨论。在面对各种质疑时，比如针对“关闭新州电网开关”“通过电网窃取澳洲机密”等等传言，也没有作出任何公开的回应，这都导致了财长在公布最终决定的思考期内，整个舆论导向都是在质疑此次租赁行为。在一个西方体制国家，意欲租赁一个百亿澳元的国家基建大项目，却没有按照西方的游戏规则公开、透明地履行相关程序，公开答疑，公开回应，冀望采取“低调行事，桌下沟通”是充满风险的，这往往导致中资在澳大利亚投资经常受到质疑。
澳大利亚的媒体机制，是作为澳大利亚党派执政、国家发展的第四监督力存在，媒体答辩可以说是必修课，甚至是澳洲参政议政必须经过培训的重要考核标准。为了满足媒体监督和政府沟通的诉求，澳大利亚大中型企业基本都在首都开设政府关系部门，寄希望于频繁和政府部门以及媒体沟通，增加交流，减少误解，而且该部门在企业内的话语权往往非常高，对于公司未来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但是中资企业在澳大利亚缺少沟通，甚至连在澳华人经常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很多事实消息都是在出了事之后才有所了解。在澳大利亚政坛或者媒体圈对中资企业在澳的发展理念、发展方向、投资对澳本土的利弊均不甚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保守派成员和媒体对于中资企业经常更愿意着重强调“共产党的国有企业”这一意识形态来抓民众眼球。对于这种媒体环境，中资企业显然是不适应的，也不知道如何把话说清楚，不懂得如何在没有出现问题的时候，强调投资或合作对于澳大利亚的利益，不懂得在面对质疑时如何回应质疑并减少误解。这是中资企业在澳面对媒体和公众时的通病。 最具有教科书性质的例子是2015年10月20日法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勒酷迪埃（Christophe Lecourtier）在前澳大利亚总理托尼·阿博特（Tony Abbott）已经多次表示更希望和日本建立潜艇合作的情况下，毅然决定在堪培拉媒体俱乐部对全澳大利亚人民公开进行《澳法21世纪新型伙伴关系》演讲，其演讲内容着重强调了如果澳大利亚和法国的潜艇合作成功，可以为澳大利亚和两国关系带来的各种利益，并且公开答辩了各种潜在问题。2016年初，法国最终从日本手中抢到了潜艇大单。虽然不能简单把最终结果定性为这次公开直播演讲和答辩所的，但是法国驻澳大利亚大使主动提议公开直播演讲和答辩理由，其良好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澳大利亚的选举体制，各州、各领地均不相同，联邦执政党和各地方执政党经常不一致，这导致在一个地方的投资项目，可能会面临非常复杂的政治环境，尤其是在地方政府选举前后、联邦政府选举前后等时期。
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投资，是需要非常谨慎的，如何了解复杂的政治情况、了解当地的体制、游戏规则，是规避成为政治牺牲品和政治靶点的关键。当然，在面临澳大利亚选举制中存在政治风险的同时，也伴随很多政治变更带来的商业机遇。
比如，国网原本就是新州自由党政府希望通过出租来融到足够的资本开展新州的基础设施建设，这本身就是上一届新南威尔士州选举时自由党政府号召投资基础建设的竞选口号所创造的机遇。但是程序走到终审时，时间却发生在自由党联合政府2016年联邦大选结束之后，联邦议政会议召开之前，这就意味着，此时此刻，自由党联合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拉拢独立议员和小党派支持自己在联邦议政会议期间支持自己的议案推动改革。而大多数的澳大利亚小党派和独立议员都是相对保守的，并且价值观和自由党联盟又并不一致，因此他们大多不看好中资租赁澳大利亚电网Ausgrid这一投资行为，更有参议员和众议员公开反对，认为会影响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公民隐私。
这个时间节点，强大的政治和舆论压力，是导致高额租赁合同流产的主要原因之一，本质是，作为中方投资项目负责人对于澳大利亚体制的不了解。
澳大利亚的政府结构同时集成了英国和美国两个国家的政治体系，而中国则是“议行合一”。中澳两国政府结构的不同，导致虽然每年有多达数十次的中国地方政府来澳大利亚进行友好交流，但结果经常不理想。在澳大利亚并不存在国内“市”的行政单位，澳大利亚主要由六个州和各领地组成，因此，中国国内市级乃至区级代表来到澳大利亚，经常与并没有太多实权的地区议会级别的人员交流。而实际上，澳大利亚一个地区的投资、规划、发展以及立法，主要影响方为联邦政府、联邦参议员、联邦众议员、州政府、州地方代表而非澳大利亚一些根据头衔“直译”的“市长”“副市长”。一个类似的例子是山东省潍坊中美食品与农业创新中心所举办的农业论坛活动想要邀请澳前内阁部长时，最后时刻连称谓都没有写对。虽然主办方潍坊中美食品与农业创新中心的负责人背后有省市级政府支持，可邀请函却是单纯的“中心”落款，在没有任何具体的确认情况下，却急迫地寻求前内阁部长及其夫人的护照号以及个人联系方式。这些看似不是太大的问题，然而正是这种信息上的不对等，造成了无效的沟通甚至产生误导和误解。
西方选举体制的本质是从地区选民角度出发，各政客的首要利益也是保护各自选区选民的利益同时考虑整体国家利益。在一个2400万人口的国家，100多万的华人虽然依然是少数，但是还是应该拥有很强的政治诉求。
当中资企业意欲发展某些投资项目时，绝大多数还停留在单纯的做一些华人自己参加的中文活动或者中文新闻发布会。澳大利亚主流社会则完全没有参与进来，更别提相关的讨论、声援和支持了。专门研究澳大利亚中国移民的历史学家凯特（Kate Bagnall）认为，澳华人在澳大利亚所扮演的角色一直得不到澳大利亚主流社会的理解和认同。例如，2014年4月，由当时澳大利亚总理托尼艾伯特率领的前往中国的商务代表团当中，在前20名主要成员内，没有一个澳籍华人的身影。再比如，在2014年的中澳商务博鳌论坛的澳大利亚代表团中，也没有一名澳籍华人的身影。澳籍华人在澳大利亚主流社会的角色缺席，直接或间接地减少了主流社会与华人圈的交流和来往，这一现象也给澳籍华人在澳大利亚的商业发展、文化交流带来阻碍。
中国人做生意喜欢靠“交情”，通过拉关系往往能够顺利地成功完成一笔生意。但是出境之后，由于国家体制的不同，政治情况的不同，几乎绝大多数的华人企业都患有水土不服症。比起了解本地实际情况、风土民情、政治关系，华人企业在澳更喜欢拉帮结派，成立各种华人区域性小圈子，和主流社会的交流，往往只停留在拍照留念握手，互换礼物与锦旗的表面功夫。这也是造成华人企业在海外有众多盟友，但当实际问题发生时，缺少声援甚至中肯意见的根本原因之一。在澳大利亚悉尼的华人社区，每年会定期举行各类文化商业交流活动。原本，举办此类活动的目的是促进华人文化在澳的交流，然而，所有参与演出和观看的人群，基本上仍旧是清一色的华人面孔。唯独只有开场的时候不忘邀请一位白人议员发表讲话， “装点门面”。这一现象，似乎早已是华人社区众所皆知的活动规则。
中国企业走出去，将面临更多的并购、收购、投资、租赁，但是如何改变各国眼中的“共产主义国有企业收购本地重要资源”这个非常容易产生偏见的标签是每一个走出国门的中资企业面临的挑战。更好地了解本地人民诉求，寻找志同道合的东道国合作伙伴，增加商业透明度，主动寻求公开沟通渠道，减少误解和争议，才可能使中国企业逃出屡获“教训”的怪圈。
今年，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和香港长江基建（01038-HK）两家公司参与竞投澳大利亚电力供应商Ausgrid Power Network50.4%的股权租赁合同，此合同期限长达99年，总价值超过100亿澳元。新南威尔士州原本期待借此租赁合同的资金投资建设上一次州竞选时承诺的基础设施。
中方高额的竞标价格让中方力压群雄，不料，在今年8月澳大利亚国库部部长莫里森（Scott Morrison）以国家安全担忧以及国家利益冲突为由阻止。即使首次竞标最终被阻止，但是新南威尔士州却再次开始接受主动递交的投资意向，目前参与竞争的包括澳大利亚养老基金，以及美国和加拿大退休基金等潜在的海外投资者。但是美国和加拿大退休基金因为顾忌到外资审查可能遇到的问题，并不积极。
新南威尔士州长和州财长发表公开声明，意欲在2017年到2018年预算案中囊括尚未完成的Ausgrid租赁收入，来投资建设新南威尔士州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国网租赁澳大利亚电网，临门一脚时被阻止，曾经一度引发部分华人媒体抨击，认为澳大利亚国库部部长为了获得更加有利的执政环境向一些小党派和独立议员让步，进而才否决了这次租赁，并认为“这是一个误国误民的政治决定”。
该舆论看似是指责澳大利亚自由党联合政府为了一己私欲而罔顾已达成的投资意向，罔顾投资者即中国国网的利益。但实际上，这一看法从本质上也暴露出部分华人媒体和华人企业对澳大利亚政治和投资规则了解甚微。
政治稳定是澳的核心利益
一个国家的核心利益应当是国家政治稳定。国网租赁项目恰恰在最后一道门槛的时间点上，卡在自由党联合政府以一个众议院席位胜出，但参议院却不及半数，且尚未召开第一次联邦议政的时候。
在参议院，自由党联合政府面对众多小众党派和工党绿党的多面夹攻，自由党联合政府自然要拉拢独立的小众党派来支持未来的政府改革法案在参议院得到多数票，进而通过各项法案达到顺利执政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考虑国家的未来发展，考虑众多小党派的意见和立场从而保证未来的执政顺利而“不得不”阻断国网租赁项目，从本质上是符合“国家利益”的。
从西方体制的执政党角度出发，“为了国家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和华人企业和部分媒体所不屑的“为了政治利益” 实际上是有高度一致性的。自由党联合政府为何在最后一刻才选择拒绝？虽然这也引发国内质疑，但是连反对党的前排众议员影子国库助理部长马特·悉苏伟（Matt Thistlewaite）也在独家专访中表示，政府对于这种重大投资需要一定的灵活性。在野党工党对于自由党联合政府在最后关头才阻止此次租赁合同多有诟病，但国库助理部长Matt Thistlewaite的意见，实际上反映了工党和自由党联合政府在中方竞标Ausgrid租赁合同上都抱着不同程度的担忧。
中资企业不了解媒体规则
在国家电网被拒之后，一些中文媒体乃至海外自媒体，一致发出“澳洲排华”的声音，这一现象，表面看似是一种对澳大利亚公信力的质疑，是对歧视中资企业投资的呐喊，实则反映出，一些中文媒体从本质上对西方意识形态和整个政经体系缺乏深入了解。
实际上，截至目前，没有任何一篇报道正面阐述任何联邦执政党支持此次中国国网和香港长江基建对澳大利亚电网Ausgrid竞标。是什么原因导致中文媒体在投资前表示出势在必得而在失败后又激烈批判呢？《财经》记者在跟澳大利亚律师事务所铭德（Minter Ellison）的合伙人大卫（David Moore）沟通时，大卫表示，他发现一些中国投资人和企业家，经常轻信一些错误信息。一些错误信息是由于信息不充分导致的失误，而有些则是被“居心叵测”的信息误导。一个经典案例就是，恒大地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在澳大利亚购买的豪宅2015年被财长强行勒令出售，其原因就是轻信了某些机构和个人。
在西方体制里，对政府的监督力，不是桌子下面的沟通、背地里的了解，而是聚光灯前，摄像机下被称为澳大利亚第四监督力的联邦国会内媒体长廊的200多名由澳大利亚联邦国会授权的新闻媒体人。一个百亿澳元的项目，并没有进行过媒体充分的公开讨论。在面对各种质疑时，比如针对“关闭新州电网开关”“通过电网窃取澳洲机密”等等传言，也没有作出任何公开的回应，这都导致了财长在公布最终决定的思考期内，整个舆论导向都是在质疑此次租赁行为。在一个西方体制国家，意欲租赁一个百亿澳元的国家基建大项目，却没有按照西方的游戏规则公开、透明地履行相关程序，公开答疑，公开回应，冀望采取“低调行事，桌下沟通”是充满风险的，这往往导致中资在澳大利亚投资经常受到质疑。
澳大利亚的媒体机制，是作为澳大利亚党派执政、国家发展的第四监督力存在，媒体答辩可以说是必修课，甚至是澳洲参政议政必须经过培训的重要考核标准。为了满足媒体监督和政府沟通的诉求，澳大利亚大中型企业基本都在首都开设政府关系部门，寄希望于频繁和政府部门以及媒体沟通，增加交流，减少误解，而且该部门在企业内的话语权往往非常高，对于公司未来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但是中资企业在澳大利亚缺少沟通，甚至连在澳华人经常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很多事实消息都是在出了事之后才有所了解。在澳大利亚政坛或者媒体圈对中资企业在澳的发展理念、发展方向、投资对澳本土的利弊均不甚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保守派成员和媒体对于中资企业经常更愿意着重强调“共产党的国有企业”这一意识形态来抓民众眼球。对于这种媒体环境，中资企业显然是不适应的，也不知道如何把话说清楚，不懂得如何在没有出现问题的时候，强调投资或合作对于澳大利亚的利益，不懂得在面对质疑时如何回应质疑并减少误解。这是中资企业在澳面对媒体和公众时的通病。 最具有教科书性质的例子是2015年10月20日法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勒酷迪埃（Christophe Lecourtier）在前澳大利亚总理托尼·阿博特（Tony Abbott）已经多次表示更希望和日本建立潜艇合作的情况下，毅然决定在堪培拉媒体俱乐部对全澳大利亚人民公开进行《澳法21世纪新型伙伴关系》演讲，其演讲内容着重强调了如果澳大利亚和法国的潜艇合作成功，可以为澳大利亚和两国关系带来的各种利益，并且公开答辩了各种潜在问题。2016年初，法国最终从日本手中抢到了潜艇大单。虽然不能简单把最终结果定性为这次公开直播演讲和答辩所的，但是法国驻澳大利亚大使主动提议公开直播演讲和答辩理由，其良好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中资企业应了解澳政治规则
澳大利亚的选举体制，各州、各领地均不相同，联邦执政党和各地方执政党经常不一致，这导致在一个地方的投资项目，可能会面临非常复杂的政治环境，尤其是在地方政府选举前后、联邦政府选举前后等时期。
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投资，是需要非常谨慎的，如何了解复杂的政治情况、了解当地的体制、游戏规则，是规避成为政治牺牲品和政治靶点的关键。当然，在面临澳大利亚选举制中存在政治风险的同时，也伴随很多政治变更带来的商业机遇。
比如，国网原本就是新州自由党政府希望通过出租来融到足够的资本开展新州的基础设施建设，这本身就是上一届新南威尔士州选举时自由党政府号召投资基础建设的竞选口号所创造的机遇。但是程序走到终审时，时间却发生在自由党联合政府2016年联邦大选结束之后，联邦议政会议召开之前，这就意味着，此时此刻，自由党联合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拉拢独立议员和小党派支持自己在联邦议政会议期间支持自己的议案推动改革。而大多数的澳大利亚小党派和独立议员都是相对保守的，并且价值观和自由党联盟又并不一致，因此他们大多不看好中资租赁澳大利亚电网Ausgrid这一投资行为，更有参议员和众议员公开反对，认为会影响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公民隐私。
这个时间节点，强大的政治和舆论压力，是导致高额租赁合同流产的主要原因之一，本质是，作为中方投资项目负责人对于澳大利亚体制的不了解。
澳大利亚的政府结构同时集成了英国和美国两个国家的政治体系，而中国则是“议行合一”。中澳两国政府结构的不同，导致虽然每年有多达数十次的中国地方政府来澳大利亚进行友好交流，但结果经常不理想。在澳大利亚并不存在国内“市”的行政单位，澳大利亚主要由六个州和各领地组成，因此，中国国内市级乃至区级代表来到澳大利亚，经常与并没有太多实权的地区议会级别的人员交流。而实际上，澳大利亚一个地区的投资、规划、发展以及立法，主要影响方为联邦政府、联邦参议员、联邦众议员、州政府、州地方代表而非澳大利亚一些根据头衔“直译”的“市长”“副市长”。一个类似的例子是山东省潍坊中美食品与农业创新中心所举办的农业论坛活动想要邀请澳前内阁部长时，最后时刻连称谓都没有写对。虽然主办方潍坊中美食品与农业创新中心的负责人背后有省市级政府支持，可邀请函却是单纯的“中心”落款，在没有任何具体的确认情况下，却急迫地寻求前内阁部长及其夫人的护照号以及个人联系方式。这些看似不是太大的问题，然而正是这种信息上的不对等，造成了无效的沟通甚至产生误导和误解。
中资企业缺乏多维盟友
西方选举体制的本质是从地区选民角度出发，各政客的首要利益也是保护各自选区选民的利益同时考虑整体国家利益。在一个2400万人口的国家，100多万的华人虽然依然是少数，但是还是应该拥有很强的政治诉求。
当中资企业意欲发展某些投资项目时，绝大多数还停留在单纯的做一些华人自己参加的中文活动或者中文新闻发布会。澳大利亚主流社会则完全没有参与进来，更别提相关的讨论、声援和支持了。专门研究澳大利亚中国移民的历史学家凯特（Kate Bagnall）认为，澳华人在澳大利亚所扮演的角色一直得不到澳大利亚主流社会的理解和认同。例如，2014年4月，由当时澳大利亚总理托尼艾伯特率领的前往中国的商务代表团当中，在前20名主要成员内，没有一个澳籍华人的身影。再比如，在2014年的中澳商务博鳌论坛的澳大利亚代表团中，也没有一名澳籍华人的身影。澳籍华人在澳大利亚主流社会的角色缺席，直接或间接地减少了主流社会与华人圈的交流和来往，这一现象也给澳籍华人在澳大利亚的商业发展、文化交流带来阻碍。
中国人做生意喜欢靠“交情”，通过拉关系往往能够顺利地成功完成一笔生意。但是出境之后，由于国家体制的不同，政治情况的不同，几乎绝大多数的华人企业都患有水土不服症。比起了解本地实际情况、风土民情、政治关系，华人企业在澳更喜欢拉帮结派，成立各种华人区域性小圈子，和主流社会的交流，往往只停留在拍照留念握手，互换礼物与锦旗的表面功夫。这也是造成华人企业在海外有众多盟友，但当实际问题发生时，缺少声援甚至中肯意见的根本原因之一。在澳大利亚悉尼的华人社区，每年会定期举行各类文化商业交流活动。原本，举办此类活动的目的是促进华人文化在澳的交流，然而，所有参与演出和观看的人群，基本上仍旧是清一色的华人面孔。唯独只有开场的时候不忘邀请一位白人议员发表讲话， “装点门面”。这一现象，似乎早已是华人社区众所皆知的活动规则。
中国企业走出去，将面临更多的并购、收购、投资、租赁，但是如何改变各国眼中的“共产主义国有企业收购本地重要资源”这个非常容易产生偏见的标签是每一个走出国门的中资企业面临的挑战。更好地了解本地人民诉求，寻找志同道合的东道国合作伙伴，增加商业透明度，主动寻求公开沟通渠道，减少误解和争议，才可能使中国企业逃出屡获“教训”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