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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景源中国经济不能经言过热
现在很多学者都在讨论中国经济是否存在过热危险的问题，但我认为目前中国经济不要讲过热或者不过热。因为国民经济运行总体上保持了质量、效益和速度的统一。从效益来看，上半年GDP增长8．2％，企业效益同比增长了62．8％。我们讲经济质量要看三个因素。一是财政收入，上半年财政收入10955亿元，平均增27．4％，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8．2％；第二是企业利润，上半年企业利润增长62．8％；三是城乡居民收入，城镇居民收入同比增长9％，农村居民收入略有下降。
即使是大家现在认为是过热了的部门，也应该具体分析。比如说房地产。6月份商品房施工面积增长率为27．9％，其中住宅施工面积增长28．1％；从销售来看，6月份商品房销售增幅为37．4％，住宅销售增幅36．4％，这个速度是正常的。其实房地产开发的问题主要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目前我们城市人均住宅使用面积只有14．9平方米，这个数字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还没有质量的内涵。对住宅的需求是一种内在的拉动力，作为一种经济增长力量，它肯定是支柱产业，要实现全面小康，住宅肯定是一个标志。
现在有些人拿今年的情况跟1993年的时候相比，并以此来证明经济过热。但是今年的情况跟1993年是有本质区别的。那个时候的过热是没有需求的，是泡沫，是大量炒卖房地产。现在大家所说的几个产业，像房地产、汽车和电子通讯，它们的增长速度之所以高，是以强大的社会需求为基础的，所以我们不能说过热。
今年上半年投资是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而且政府投资的比重很大，但是政府投资有一块是没有效益的。所以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种投资带来的高增长是经济过热的表现。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政府是提供公共产品的，不能讲效益，不能单纯地用回报率来衡量政府投资，而应该用社会和经济的综合指标来衡量。从1998年至今，我们国债投资达到6600亿元，形成了3．2万亿的投资规模，解决了道路、能源、基本原材料短缺等很多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投入，就没有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从项目本身来讲，它们的回报都很低，但这是保持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根本性支撑。第二，民间资本投资数量从数量上增长很快，比重上日益增大，这些投资都是市场导向的，不存在低效的问题。
当然，我不否认确实有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据此对宏观经济下整体过热的结论。
我们再来具体分析。今年上半年投资增长了31．3％，但是在这31．3％里面，增长最快的是企业更新改造投资，增速达到了39．2％，是增长最快的。而以往房地产投资增速是快于企业更新改造投资的。为什么企业更新改造投资增长这么快?一是企业预期比较好；二是企业的后劲增强了。这种结构性的变化说明经济在良性循环。如果我们轻言过热，很可能影响到外商投资，外商会考虑中国经济已经过热了，还要不要继续投资；会影响到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预期，消费者会想要不要把钱现在就花出去；同样，也会影响到企业的决策。
应该说，我们的政策是对症的。对于目前的经济走势，我们既不能踩刹车，更不能踩急刹车，当然也不能加大油门，因为中国经济的运行状况是良好的，我们应该就问题解决问题，不要轻言过热。林毅夫
中国还未达到工业反晡农业阶段
目前我国“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收人问题，怎样增加农民的收入成为各界关注的一个焦点。我国已经加入了WTO，根据世贸组织的黄箱政策，我国政府对农民的收入补贴可以达到农业总产值的8．5％。目前我国政府的黄箱政策补贴只占农业总产值的3．3％，也就是还有5．2％补贴空间可用，国内有不少入主张应该把这个政策用足，充分利用黄箱政策来反哺农业。然而，我们是否真到了这个阶段?
有四个理由让我认为，我国不能也不应该增加对农业的补贴。
首先，我国目前的财政收入无法支持这样大的补贴。2001年中央财政收入为8582．74亿元，如果把黄箱政策的8．5％用足，其补贴的总额为2225亿元，占2001年中央财政收人的比例将高达25．9％，占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的总收入也达12．5％。2001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为2366元，如果我国政府将黄箱政策用足，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将仅提高7．2％，而且，这样的政策会给国家的财政带来严重负担，挤压其他建设的支出，引发严重的后果。
其次，如果我们对农业进行补贴会导致农产品过剩，产生一系列棘手的问题。欧、美都对本国农产品进行补贴，出现严重过剩后都试图销到国外，这些年来欧、美之间互相指责对方将补贴的农产品倾销到自己的市场，这是欧、美之间外交、贸易摩擦不断的根源。维持良好的国际环境对我国未来二三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至关重要。对农业进行补贴必然会使我国陷入和欧、美同样的外交困境，不利于维持我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良好外部环境。
第三，如果我们对农业开始进行补贴，就很难取消掉，因为取消补贴往往会引发政治问题。日本的情形就是这样的。日本目前通货紧缩非常严重，前两年我国提出建立东盟10+3自由贸易区倡议，这对日本扩大其工业品海外市场和投资领域、走出目前通货紧缩困境大有好处。然而，日本政府对我国的提议反应非常消极，因为尽管日本农业人口只占日本总人口的3．9％，农业GDP只占总GDP的2％，但是日本对本国的农产品进行高额补贴，如果日本加入这个自由贸易区，农业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农民是日本的一个重要政治利益集团，为了3．9％的农业人口的既得利益，日本政府只好放弃了一个可以使日本经济复苏的机遇。我国在农业保护的问题上绝对不要重蹈欧、美、日本的覆辙。
第四，对农产品进行补贴，在执行上非常困难。如果我们进行反周期补贴，也就是对自然灾害等造成的减产进行补贴，会产生严重激励问题。由于农业生产本身的特性，我们很难分辨一个农户减产是由于自然灾害还是其他人为因素，因而很容易出现故意减少投入造成减产而向政府要补贴的事例。如果我们直接对农民的收入进行补贴，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经常会出现应该得到补贴的农民实际拿不到补贴，拿到补贴的往往是各方面关系较好的中等收入的甚至是富有的农民。辛向阳
政府需要中国的兰德公司
从2003年3月中国新一届政府组建至今，短短的100多天内，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的各方面专家座谈会达6次之多。这体现了新一届政府致力于决策科学化的决心和目标，同时也透露出，政府正在探寻实现决策科学化的最佳途径。不过，决策的真正科学化有赖于一个成熟的、市场化的政府咨询产业。政府自己的研究咨询机构，属于政府体内循环，缺少承担责任的主体，方案偏重于理论，缺少可操作性。而为政府决策提供的专业咨询不能仅停留于观点、看法，而应是产品化的应用方案。咨询一旦成为产业，众多咨询机构会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争取市场，有利于为咨询方案建立更高水准。咨询业竞争还迫使研究更加深入和专业。
在中国传统的政府采购观念中，采购对象仅限于商品和服务，其实，决策建议和方案，应成为政府采购的第三大内容。目前，国务院各部属研究机构都是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人员工资、福利待遇、科研经费等都由财政负担，这些机构设立的初衷，是作为配套机构“为政府决策献计献策”，但研究部门的课题选择和方向常常偏离现实的需要，如过于理论化、个人偏好倾向严重等。一些部门早就提出要对改革建议和方案采取“社会招标方式”。更令某些职能部门困惑的是，自己力求科学、客观、公平做出来的改革方案，却遭到社会各方反对、指责，大有“力不从心”的教训。有关专家指出，现在是诞生中国的兰德公司的最佳时期。目前的现状可谓“一拍即合”：部属政府研究机构要求转型，摆脱“吃财政饭”的老路子，变事业单位为自负盈亏的企业；同时，政府的决策建议走“政府采购”的路子，保证决策科学化。政府咨询产业这一平台的搭建，似乎已经成为中国的专家和学者们释放才华、施展技能所不能再等的现实需要。薄贵利
从高度集权叔走向合理分权
我国二十多年的体制改革，说到底，就是改革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建立合理分权体制。行政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因此，必须加大体制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力度，切实解决以下主要问题：
(1)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将党委主要领导者过分集中的权力还给党的组织，坚决克服和纠正各种违反民主集中制的错误行为。民主集中制的基础是民主，核心是民主，本质和目的也是民主。集中只是实现民主的重要途径。
(2)将执政党的领导工作纳入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轨道，做到依法执政，按照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原则和程序执政。
(3)要实行党政分开，将政府应有的管理自主权归还给政府，充分尊重和发挥各级政府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真正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今后凡属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都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讨论、决定和发布文件，不再由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发指示、作决定。
(4)实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和政社分开，将企事业和社会应有的自主权归还给企事业和社会。
(5)依法规范中央和地方的职能和权限，正确处理中央垂直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将地方和基层应有的自主权归还给地方和基层，充分调动地方和基层的积极性。
集权有度，分权有法。中央集权的上限是：不能导致国家最高领导人个人的过分集权和独断专行，也不能导致任何一个国家机关或组织的过分集权和独断专行；下限是：不得侵犯和剥夺地方自主权，不得侵犯和剥夺企事业和社会团体的合法权益，不得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地方分权的上限是：在政治上，不得危及国家的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得损害国家统一的政治法律制度，不得损害中央的合法权威；在经济上，不得妨碍社会主义统一市场体系的形成、建立和发展。地方分权的下限是：不得侵犯和剥夺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得侵才巳和损害企事业、社会团体以及社会中介组织的合法权益。孙载夫执政党要过好市场关和民主关
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腐败，要防范和化解这种危险，仅仅依靠强化自上而下的教育、监督和检查，其作用是有限的，只有同时加强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上下夹攻，同时用力，形成制度，全党全民共同负起责任来，才有可靠的保证。国内外的经验教训警示我们：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生命力，关键在于能不能过好市场关和民主关。如果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经不住市场竞争的考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经不住政治民主的考验，一遇风浪就会一败涂地。在发展市场经济问题上，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迎着市场风浪稳健地迈出了几大步，虽然还不能说已经过了关，但我们经受了种种考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增强了驾驭市场的能力，完全有信心有把握过好这一关。但相比之下，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我们迈的步子还比较小，我们应该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样的勇气、胆略和力度，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只要我们自觉改革，牢牢掌握主动权，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即稳步推进民主选举，稳步推进民主决策，稳步推进民主监督，也必定能够取得预期效果。王怡
从“确认型选举”向“竞争型选举”迈进
我们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可以称之为一种“确认型选举”。在通往宪政的道路上，这种选举必须向“竞争型选举”先行转变。
“确认型选举”已面临极大的问题。市场体制的本质特征，就是在分散的欲求推动下的自发性和竞争性的演进。而一个建立在自由市场之上的政治社会，也就必需通过一种程序性的制度安排来包容和接受各种自发性的力量。并通过竞争性的选举制度来对应竞争性的权益角逐。
“竞争型选举”是民间力量和市场权益角逐中涌现出的一种普遍的和善意的主张。我们看到，在一个表面的民主与选举制度的法治框架下，民间社会的力量主动去寻找一种与制度合作的正当的参与方式。
“竞争型选举”的出现，对于执政党提出的“推动政治文明”和“树立宪法最高权威”的思路，也是一种真正可行的途径：第一，任何政治性的竞争对于执政党的政治正当性和政治认同度，都将构成一种压力。如果执政党“党管干部”的原则能够通过人大代表(包括政府领导)的竞选方式得以实现，那么每一次竞选的胜利、每一个政党候选人的胜出，都将是对整个政党集团政治合法性的积累和弥补亏损。这样做当然有风险，但不这样做风险更大。
从“确认型选举”向“竞争型选举”迈进，已成为中国宪政改革的必然趋势，并已自发的从基层开始攒动。如果目前的宪法体制和政治势力能够接纳和涵盖这种趋势，未来的宪政转型就有希望在不变的“宪法之道”中找到转身的可能性。并在此之前维持住政治秩序的稳定，成为一个酝酿宪政制度的现成的蛹体。
现在很多学者都在讨论中国经济是否存在过热危险的问题，但我认为目前中国经济不要讲过热或者不过热。因为国民经济运行总体上保持了质量、效益和速度的统一。从效益来看，上半年GDP增长8．2％，企业效益同比增长了62．8％。我们讲经济质量要看三个因素。一是财政收入，上半年财政收入10955亿元，平均增27．4％，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8．2％；第二是企业利润，上半年企业利润增长62．8％；三是城乡居民收入，城镇居民收入同比增长9％，农村居民收入略有下降。
即使是大家现在认为是过热了的部门，也应该具体分析。比如说房地产。6月份商品房施工面积增长率为27．9％，其中住宅施工面积增长28．1％；从销售来看，6月份商品房销售增幅为37．4％，住宅销售增幅36．4％，这个速度是正常的。其实房地产开发的问题主要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目前我们城市人均住宅使用面积只有14．9平方米，这个数字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还没有质量的内涵。对住宅的需求是一种内在的拉动力，作为一种经济增长力量，它肯定是支柱产业，要实现全面小康，住宅肯定是一个标志。
现在有些人拿今年的情况跟1993年的时候相比，并以此来证明经济过热。但是今年的情况跟1993年是有本质区别的。那个时候的过热是没有需求的，是泡沫，是大量炒卖房地产。现在大家所说的几个产业，像房地产、汽车和电子通讯，它们的增长速度之所以高，是以强大的社会需求为基础的，所以我们不能说过热。
今年上半年投资是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而且政府投资的比重很大，但是政府投资有一块是没有效益的。所以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种投资带来的高增长是经济过热的表现。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政府是提供公共产品的，不能讲效益，不能单纯地用回报率来衡量政府投资，而应该用社会和经济的综合指标来衡量。从1998年至今，我们国债投资达到6600亿元，形成了3．2万亿的投资规模，解决了道路、能源、基本原材料短缺等很多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投入，就没有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从项目本身来讲，它们的回报都很低，但这是保持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根本性支撑。第二，民间资本投资数量从数量上增长很快，比重上日益增大，这些投资都是市场导向的，不存在低效的问题。
当然，我不否认确实有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据此对宏观经济下整体过热的结论。
我们再来具体分析。今年上半年投资增长了31．3％，但是在这31．3％里面，增长最快的是企业更新改造投资，增速达到了39．2％，是增长最快的。而以往房地产投资增速是快于企业更新改造投资的。为什么企业更新改造投资增长这么快?一是企业预期比较好；二是企业的后劲增强了。这种结构性的变化说明经济在良性循环。如果我们轻言过热，很可能影响到外商投资，外商会考虑中国经济已经过热了，还要不要继续投资；会影响到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预期，消费者会想要不要把钱现在就花出去；同样，也会影响到企业的决策。
应该说，我们的政策是对症的。对于目前的经济走势，我们既不能踩刹车，更不能踩急刹车，当然也不能加大油门，因为中国经济的运行状况是良好的，我们应该就问题解决问题，不要轻言过热。林毅夫
中国还未达到工业反晡农业阶段
目前我国“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收人问题，怎样增加农民的收入成为各界关注的一个焦点。我国已经加入了WTO，根据世贸组织的黄箱政策，我国政府对农民的收入补贴可以达到农业总产值的8．5％。目前我国政府的黄箱政策补贴只占农业总产值的3．3％，也就是还有5．2％补贴空间可用，国内有不少入主张应该把这个政策用足，充分利用黄箱政策来反哺农业。然而，我们是否真到了这个阶段?
有四个理由让我认为，我国不能也不应该增加对农业的补贴。
首先，我国目前的财政收入无法支持这样大的补贴。2001年中央财政收入为8582．74亿元，如果把黄箱政策的8．5％用足，其补贴的总额为2225亿元，占2001年中央财政收人的比例将高达25．9％，占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的总收入也达12．5％。2001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为2366元，如果我国政府将黄箱政策用足，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将仅提高7．2％，而且，这样的政策会给国家的财政带来严重负担，挤压其他建设的支出，引发严重的后果。
其次，如果我们对农业进行补贴会导致农产品过剩，产生一系列棘手的问题。欧、美都对本国农产品进行补贴，出现严重过剩后都试图销到国外，这些年来欧、美之间互相指责对方将补贴的农产品倾销到自己的市场，这是欧、美之间外交、贸易摩擦不断的根源。维持良好的国际环境对我国未来二三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至关重要。对农业进行补贴必然会使我国陷入和欧、美同样的外交困境，不利于维持我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良好外部环境。
第三，如果我们对农业开始进行补贴，就很难取消掉，因为取消补贴往往会引发政治问题。日本的情形就是这样的。日本目前通货紧缩非常严重，前两年我国提出建立东盟10+3自由贸易区倡议，这对日本扩大其工业品海外市场和投资领域、走出目前通货紧缩困境大有好处。然而，日本政府对我国的提议反应非常消极，因为尽管日本农业人口只占日本总人口的3．9％，农业GDP只占总GDP的2％，但是日本对本国的农产品进行高额补贴，如果日本加入这个自由贸易区，农业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农民是日本的一个重要政治利益集团，为了3．9％的农业人口的既得利益，日本政府只好放弃了一个可以使日本经济复苏的机遇。我国在农业保护的问题上绝对不要重蹈欧、美、日本的覆辙。
第四，对农产品进行补贴，在执行上非常困难。如果我们进行反周期补贴，也就是对自然灾害等造成的减产进行补贴，会产生严重激励问题。由于农业生产本身的特性，我们很难分辨一个农户减产是由于自然灾害还是其他人为因素，因而很容易出现故意减少投入造成减产而向政府要补贴的事例。如果我们直接对农民的收入进行补贴，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经常会出现应该得到补贴的农民实际拿不到补贴，拿到补贴的往往是各方面关系较好的中等收入的甚至是富有的农民。辛向阳
政府需要中国的兰德公司
从2003年3月中国新一届政府组建至今，短短的100多天内，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的各方面专家座谈会达6次之多。这体现了新一届政府致力于决策科学化的决心和目标，同时也透露出，政府正在探寻实现决策科学化的最佳途径。不过，决策的真正科学化有赖于一个成熟的、市场化的政府咨询产业。政府自己的研究咨询机构，属于政府体内循环，缺少承担责任的主体，方案偏重于理论，缺少可操作性。而为政府决策提供的专业咨询不能仅停留于观点、看法，而应是产品化的应用方案。咨询一旦成为产业，众多咨询机构会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争取市场，有利于为咨询方案建立更高水准。咨询业竞争还迫使研究更加深入和专业。
在中国传统的政府采购观念中，采购对象仅限于商品和服务，其实，决策建议和方案，应成为政府采购的第三大内容。目前，国务院各部属研究机构都是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人员工资、福利待遇、科研经费等都由财政负担，这些机构设立的初衷，是作为配套机构“为政府决策献计献策”，但研究部门的课题选择和方向常常偏离现实的需要，如过于理论化、个人偏好倾向严重等。一些部门早就提出要对改革建议和方案采取“社会招标方式”。更令某些职能部门困惑的是，自己力求科学、客观、公平做出来的改革方案，却遭到社会各方反对、指责，大有“力不从心”的教训。有关专家指出，现在是诞生中国的兰德公司的最佳时期。目前的现状可谓“一拍即合”：部属政府研究机构要求转型，摆脱“吃财政饭”的老路子，变事业单位为自负盈亏的企业；同时，政府的决策建议走“政府采购”的路子，保证决策科学化。政府咨询产业这一平台的搭建，似乎已经成为中国的专家和学者们释放才华、施展技能所不能再等的现实需要。薄贵利
从高度集权叔走向合理分权
我国二十多年的体制改革，说到底，就是改革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建立合理分权体制。行政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因此，必须加大体制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力度，切实解决以下主要问题：
(1)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将党委主要领导者过分集中的权力还给党的组织，坚决克服和纠正各种违反民主集中制的错误行为。民主集中制的基础是民主，核心是民主，本质和目的也是民主。集中只是实现民主的重要途径。
(2)将执政党的领导工作纳入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轨道，做到依法执政，按照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原则和程序执政。
(3)要实行党政分开，将政府应有的管理自主权归还给政府，充分尊重和发挥各级政府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真正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今后凡属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都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讨论、决定和发布文件，不再由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发指示、作决定。
(4)实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和政社分开，将企事业和社会应有的自主权归还给企事业和社会。
(5)依法规范中央和地方的职能和权限，正确处理中央垂直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将地方和基层应有的自主权归还给地方和基层，充分调动地方和基层的积极性。
集权有度，分权有法。中央集权的上限是：不能导致国家最高领导人个人的过分集权和独断专行，也不能导致任何一个国家机关或组织的过分集权和独断专行；下限是：不得侵犯和剥夺地方自主权，不得侵犯和剥夺企事业和社会团体的合法权益，不得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地方分权的上限是：在政治上，不得危及国家的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得损害国家统一的政治法律制度，不得损害中央的合法权威；在经济上，不得妨碍社会主义统一市场体系的形成、建立和发展。地方分权的下限是：不得侵犯和剥夺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得侵才巳和损害企事业、社会团体以及社会中介组织的合法权益。孙载夫执政党要过好市场关和民主关
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腐败，要防范和化解这种危险，仅仅依靠强化自上而下的教育、监督和检查，其作用是有限的，只有同时加强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上下夹攻，同时用力，形成制度，全党全民共同负起责任来，才有可靠的保证。国内外的经验教训警示我们：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生命力，关键在于能不能过好市场关和民主关。如果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经不住市场竞争的考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经不住政治民主的考验，一遇风浪就会一败涂地。在发展市场经济问题上，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迎着市场风浪稳健地迈出了几大步，虽然还不能说已经过了关，但我们经受了种种考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增强了驾驭市场的能力，完全有信心有把握过好这一关。但相比之下，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我们迈的步子还比较小，我们应该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样的勇气、胆略和力度，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只要我们自觉改革，牢牢掌握主动权，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即稳步推进民主选举，稳步推进民主决策，稳步推进民主监督，也必定能够取得预期效果。王怡
从“确认型选举”向“竞争型选举”迈进
我们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可以称之为一种“确认型选举”。在通往宪政的道路上，这种选举必须向“竞争型选举”先行转变。
“确认型选举”已面临极大的问题。市场体制的本质特征，就是在分散的欲求推动下的自发性和竞争性的演进。而一个建立在自由市场之上的政治社会，也就必需通过一种程序性的制度安排来包容和接受各种自发性的力量。并通过竞争性的选举制度来对应竞争性的权益角逐。
“竞争型选举”是民间力量和市场权益角逐中涌现出的一种普遍的和善意的主张。我们看到，在一个表面的民主与选举制度的法治框架下，民间社会的力量主动去寻找一种与制度合作的正当的参与方式。
“竞争型选举”的出现，对于执政党提出的“推动政治文明”和“树立宪法最高权威”的思路，也是一种真正可行的途径：第一，任何政治性的竞争对于执政党的政治正当性和政治认同度，都将构成一种压力。如果执政党“党管干部”的原则能够通过人大代表(包括政府领导)的竞选方式得以实现，那么每一次竞选的胜利、每一个政党候选人的胜出，都将是对整个政党集团政治合法性的积累和弥补亏损。这样做当然有风险，但不这样做风险更大。
从“确认型选举”向“竞争型选举”迈进，已成为中国宪政改革的必然趋势，并已自发的从基层开始攒动。如果目前的宪法体制和政治势力能够接纳和涵盖这种趋势，未来的宪政转型就有希望在不变的“宪法之道”中找到转身的可能性。并在此之前维持住政治秩序的稳定，成为一个酝酿宪政制度的现成的蛹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