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卿:我可以用食物打败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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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坊间红极一时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晓卿要比过去更爱惜羽毛:馆子也不是那么随意就去了,更不好意思随意题词留墨宝,生怕不小心就被人当成饭馆的卖点。这种担心也源自《舌尖上的中国》的影响力:据悉,它在视频平台播放次数超过8亿次,这档美食纪录片甚至成为很多外国人了解中国的入口。
  美食治好抑郁症
  通常,一个“胖纸”的人生是被食物毁掉的,而陈晓卿的人生却不同,他是被食物拯救的。
  作为坊间红极一时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晓卿要比过去更爱惜羽毛:馆子也不是那么随意就去了,更不好意思随意题词留墨宝,生怕不小心就被人当成饭馆的卖点。
  这种担心也源自《舌尖上的中国》的影响力:2012年,美食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首季播出后,在互联网上的风头抢过了很多综艺节目和电视剧,成为中国原创纪录片的现象级作品。据悉,它在视频平台播放次数超过8亿次,海外单片销售额高达35万美元。一档美食纪录片甚至成为很多外国人了解中国的入口。
  但他更愿意卸下这样一种光环,去谈谈一个食客对于食物的原始热情,譬如那种赶赴通州只为寻一个烧饼式的热情。
  遇到对此理解无能的人,他会惯常嘲笑下他们的“味蕾发育不全”,但话赶话,转眼,他又会理解起他们来。顺便,也轻易就把自己的热爱解构掉。—他认为并没有无缘无故的热爱,所谓热爱有时不过是匮乏,是有黑洞需要填补。
  “爱好吃,会有趣味驱动,但驱动力不那么大。”他这样武断地下结论。在他看来,爱美食的人,通常是内心有黑洞,比较缺爱。而他显然并不愿意和人去分享那个黑洞,也不想去探究那个黑洞是何以构成的。
  “现在有这么好的一个东西可以去遮蔽它,为什么要去招惹它呢?”他说。
  “那遮蔽会有效吗?”
  “非常有效。对我来说,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用食物打败它。”
  2003年,抑郁症患者陈晓卿和重庆电视台的一个同行去巴黎出差。这之前,在长达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他过着躺下醒、坐着困、不得不吃药的生活。和同事兼病友崔永元还选择了同一个医生。
  但就在那些天,某一个普通的午后,一盘“煮海虹”(又名蓝贝青口)和卷牛肉开始把他从失眠和抑郁中打捞出来。
  那是在巴黎的一家类似比利时麦当劳的连锁餐馆。
  厨师用法香、香蒜和洋葱把海虹在锅里翻炒两下,然后加入法国白葡萄酒,小火慢煮几分钟。等海虹全部张口显出嫩黄颜色,吸收酒味后,又用柠檬汁调味,这样满满一锅端上时,空气中就有酒香气。如果赶上秋冬季,这道菜就尤其熨帖。
  那是陈晓卿第一次吃海虹,吃完后,他仿佛听到了多巴胺在嗞嗞作响的愉快分泌声。
  卷牛肉是在一家米其林餐厅,牛肉被切成长条的薄片,然后抹上一层油,撒一点罗勒,卷起来,简直入口即化,再兑点法国红酒,就更美不胜收。
  那一刻,美食开始疗愈他。于是之后,陈晓卿每天都出去打探美食,并沉迷于此。一直到他回国,他都没再找到什么机会难过。
  回国后,他还寻找到在工体北门对面的莫劳龙玺,这家由比利时人经营的法餐店里,煮海虹同样的考究。
  美食里有心理学,也有政治学。菜系的流行也是话语权的相互博弈。在陈晓卿总结里,1949年后菜系的流行几乎反映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
  “开国大典过后,周恩来在淮扬春大摆宴席。考虑到主要领导人来自湖南,曲园酒楼等湘菜饭店也应邀入京。开放初期,邓小平执政,以四川饭店为首的川菜馆子立刻深入人心。90年代初,下馆子已经很普遍。粤菜流行蔚然成风—毕竟广东已经先后两次得市场经济风气之先。四大菜系川鲁粤淮所覆盖的都是富庶之地,扩大到八大菜系,加上浙湘闽徽,也多位居东部,这和中国整体经济实力分布是吻合的。”
  街上什么馆子火,什么菜系流行,话语权总是归于有钱或者有权人的。徽菜流行时,是徽商兴盛。前些年,山西馆子突然爆火,他猜测是得福于煤老板们。
  地沟油美食家
  陈晓卿是个和气的人,也许这种人更容易陷入抑郁。他和气到当别人都戏谑他肤黑时,他就配合着自报家门,咳咳,可能是马来人种。当然,他也凭借着自己的“黑”历史,在江湖传言的老男人饭局里熠熠发光。
  作为好好先生,当要面对给各大菜系和美食评论家们做点评时,他常会陷入“这是好的,那亦是好”的胡兰成式茫然中。“不说了,得罪人就不好了嘛。”他担心语言之力所不逮。
  在阿城、蔡澜和沈宏非等分治的美食评论江湖里,他把自己归到阿城那一派系里—接地气派。尽管阿城老师的文字是那种看似只需要几个遥远的读者即可的高冷派,但吃起饭来就另一副模样。“我和阿城老师一起,可没吃过高级的饭。他是挑锅气的人,譬如那种需要热着吃的湘菜,他是必定要挑离灶台最近的位置,一定要在跟前儿吃。”而沈宏非是大神,见多识广,古今中外都浸淫颇深。蔡澜呢,是仙儿,对一切好奇,陈晓卿对他的美食观非常认同:美食往往都是从牺牲一点点健康开始的。
  也或许因此,他不那么介意被别人戴上地沟油美食家的帽子。
  他是天然的平民食物爱好者。生于皖北,父母皆教师。童年味道大致是父母把饭菜煮熟,一家人将就吃个温饱。16岁之前,从没正式下过“馆子”。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个暑假,因为无所事事,跟着父亲到宿州(当时还叫宿县)开会,在南关电影院门口一家不知名饭馆叫了两屉包子和两碗汤。
  搅一勺羊油辣子,橘红色的固体物在浓汤里慢慢融化扩散,肉是顺着动物肌理切的,一小片一小片薄如蝉翼般透明地散落在汤的表层。他小心翼翼吃了一片,有嚼劲,香,还回甜。而汤浓得像奶,鲜得很。
  皖北地区的羊汤大多冠以“萧县羊肉汤”的名号。萧县归宿州市管辖,该县丁里镇多回民聚居,因此羊肉汤做得格外出名。   多年后,他把这碗汤写进了自己的专栏,并收录到自己的名为《至味在人间》的书中。
  多年后,当他闻听中关村皇冠假日酒店专门请了萧县的厨子后,便每天去,不顾及服务员的强烈推荐,只点一碗羊肉汤和两个油酥馍馍。时间久了,碍于脸面才罢了。
  在他看来,青少年的顽固味觉记忆,势必影响人一生的食物选择。他认同阿城关于乡愁的一种解释:所谓思乡不过是吃了异乡食物,不好消化,于是开始闹情绪。
  在北京这个据说有外国人、外地人、北京人三种人构成的大城市里,他生活了30余年,但依然无法找到味觉上的归属感。
  对比起一家三代人的味觉,他说,对父辈一代,喝粥,吃咸菜,再来个大馒头就是满足。有一次他认真地问儿子,“你觉得爷爷奶奶最爱吃什么呀?”儿子认真想了半天说 :“剩菜。”
  在陈晓卿这里,除粥和馒头外,则要烧一个菜,要有所调剂。而每周陪着他美食探险的儿子则需要两三个菜。“他们是没有故乡的人,也就没有乡愁,也许有一天他们离开北京,会想念在北京吃的东西。”
  《舌尖上的中国》早已进入第三季的拍摄,并有望年内播出。鉴于第一季众口一词的赞誉以及第二季对于故事的侧重所引发的讨论甚至质疑,第三季将更多回到美食,将在全世界框架下审视中国美食,探寻中国美食在世界范围内的流传与演变。
  很多味觉上的感受都是私密的,譬如只有最亲近的人才知道他无精打采,无比沮丧的时候可以怎么安慰,那就是儿子主动跑过来,说:“爸,要不咱们去吃冷面吧。”
  北京府右街北口的延吉餐厅分号,是属于他一个人的面馆。从1982年初访,他前后去过不下千次。看着一碗冷面从两毛一份涨到了现在的12元。最多的时候,他有连续五天冷面的记录,如果一个星期没吃,就要流口水。他尤其喜欢在隆冬,下雪夜晚吸溜冷面,尤其返程路上,来个小风,就会不由得来下哆嗦,“那种颤抖不仅来自冷,还要被辣椒灼痛催生的迷幻——那样一种一跳一跳的辣,有轻微的自虐的快感。”
  偶尔也会设想,如果可以选择,他更愿意在哪个菜系出生。结论是最好往南方一点。但生在安徽也已足够开心。“每次回去都吃得脑满肠肥,这次回去又长五斤。”
  而他列出的家乡美味里,单就主食,他已经满足。譬如杠子馍,譬如牛肉粉丝包子,“咬开包子,里面就像蚂蚁上树一样,牛肉是一小粒一小粒的”;譬如大块儿烧牛肉,“今年回去,发现我常去的一家店关门了,我特别特别遗憾。他家的牛肉,我一顿饭吃两块儿就够了,碗口大的牛肉,带着筋儿,非常过瘾,非常狠。”
  他喜欢小店。桌子最好支在院子里,有附近晾晒衣服的居民从旁经过,有老人遛弯,有孩子打闹,旁边路灯杆上必然贴满了租房的小广告,“创文”的横幅要打着卷儿,缠在槐树枝头。这时,他要向老板大声吆喝着:来份炒螺和脆皮下酒,再来份大碗螺蛳粉加豆泡,酸笋和豇豆。微风过处,要有几片秋天的叶子落下来,空气中则开始弥漫着酸笋的味道。除了味道,他更爱其间的那种烟火气、市井气。
  这种审美取向也体现在他家喻户晓的纪录片作品《舌尖上的中国》中。在这部纪录片中,看到的是很多家常菜肴,他想表达的不仅仅是美食,还有人在成长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味觉定位系统,是“中国人的味蕾记忆”。
  饭局江湖
  作为电视人的陈晓卿曾经无比傲娇,又单纯。第一天到中央电视台上班,他就无比确定地觉得,我以后会在这儿退休。他想象着自己的一生履历写两行就够了: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读书,中央电视台上班。但当下时代潮流汹涌,他似乎并不那么肯定了。
  十余年前,2002年8月15日,在玉渊潭的一条船上,他认识了京城饭局中的“交际花”王小山。当时,陈晓卿是荣耀的电视人,央视范儿,因为做一个名为《在网络》的纪录片,他开始寻访浪迹网络的过气网红们。譬如王小山、陈彤和老榕。采访结束后,就一起玉渊潭划船喝酒。
  工作完毕,他觉得交往也该就完了。当时他对网红们不屑一顾:这个世界最牛叉的自然是电视人啊,怎么可以和互联网人混在一起呢。但没想到,借媒人王小山介绍,他认识的一群互联网人真正改变了他,“他们代表着互联网,都是知名博主,有网名,只有我使用真名,我是裸着的”。
  他清晰地记得认识他们的时间以及就餐地点。
  2005年11月28日,央视旧址对面的重庆辣老五水煮鱼店,他认识了做《读库》的老六。后来的饭局陆续混入了王三表、杨葵、罗永浩、牟森以及著名的文艺女青年柴静等人。
  那个时候,他们一周能一起吃四顿饭,然后因为喝醉,会一直说同样的话,争论同样的问题。譬如当蚊子咬你一个包,被咬处会体积增大,但它吸了你的血,那么你的体重是增加还是减少。然后每一次,大家都认真发言。偶尔他也会试图总结这帮人的共性:会突然宣布一件事,又突然反悔收回。
  他作为饭局中生活委员的位置又好像是被闪出来的。饭局局长、《读库》出版人老六是没有味觉的人,他像一个有强迫症的编辑一样,点菜特别机械,拿到菜谱,他会飞速翻到每一页的第六道。
  学习委员柴静,长袖善舞,可以讨论阅读、电影、音乐,督促周邻阅读冷僻大部头,是有追求的文学女青年,简直无懈可击,但谈及吃以及点菜,却是软肋。1991年,15岁的柴静到湖南读大学,到晚饭时间,同宿舍的领她去食堂,路上,她觉得哪里不对劲,于是问:你们那么能吃吗?为什么需要两个饭盆?”同学和她一样感到疑惑:当然是两个啊,一个装菜,一个装饭啊。”这时候,小柴说了一句话,让所有人大吃一惊:“饭菜为什么要分开装?”
  陈晓卿的新书里《至味在人间》讲了这个段子。而这个段子的另一版就是,柴静领第一个男朋友去他们山西家里。家里人隆重地包饺子庆祝,男朋友可高兴了,说:“可喜欢吃饺子了,那咱们吃什么菜呀?”当时柴爸爸柴妈妈就说:“这婚姻不能结,吃饺子还要菜?这日子还能过吗?”
  “山西土老帽!小时候连菜都没吃过!”陈晓卿如此点评。
  而当时的他,简直是完美主义附体。他在手机里清晰地列着餐馆的各种细节:适合点什么菜,每道菜应该和服务员叮嘱什么。日子一久,生活委员的重任就交付给他了。
  他自己也在媒体人李多钰的鼓励下开始写起美食专栏,之后为了反击王小峰老用文章黑他,也索性开起博客自辩起来。“做美食评论挺好玩的,吃完东西,有的变成肥肉,有的变成大便,我们还能变成了稿费。”他洋洋得意。
  十余年过去,这些人都成了粉丝云集的网红,再聚齐有些困难。但分舵饭局依然持续,话题也好像没有变:仍不谈工作,“蚊子咬包”还是要说说。
  再看看这群人,陈晓卿觉得他们骨子里好像没有任何变化:老六当时刚开始做《读库》,现在还是在做;知名文化记者王三表还是在卖T恤、拍电影;知名出版人杨葵还是在当“仁波切”,是包治心理百病的“朝阳区仁波切”;罗永浩变化比较大,有了罗粉也有了罗黑,唯一不变的是他永远在变,从罗老师、罗校长到捧乐队,再到手机创业公司的掌门人。
  “认识这帮人,我看到了一个正常的、更开阔的世界,就觉得自己过去一直生活在一个被修剪过的时间里,很傻。”
  在泛仪式化的氛围里,陈晓卿会如坐针毡,脸盲症加社交恐惧症会发作,美食也味同嚼蜡,但和至交在一起,有情饮水饱。给新书起名,他一直想用野蛮点的“最好吃的是人”以纪念美好的饭局岁月。未果后选择的“至味在人间”,也是同样落到了人上。
  现在的陈晓卿似乎不那么确定自己的未来:央视人离职已经不再是让人惊讶的新闻,他偶尔也会恍惚,自己以后能不能在这儿退休?退休时电视台还在不在?他无法给出判断,时代太汹涌。
  可以确定的是,自从电视台纪录片频道搬到电视台新址后,周边的馆子不错,台内食堂的伙食也不错。采访间隙,也会有同事在偷听,然后给他发微信:要不晚上就一起牛肉粉丝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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