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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4月27日深夜，八路军从日伪占领区的广胜寺，将稀世珍宝《金藏》4000余卷抢救转移到安全地带。这一壮举，使1982年《赵城金藏》为影印底本的《中华大藏经》得以顺利出版，从而为人类的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时，新华社太岳分社曾报道了这一新闻，但过了50多年后，这张报纸才又被发现，成为这一重大事件的历史见证和珍贵的文物。
《赵城金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官版木刻汉文大藏经《开宝藏》的复刻本，刻于金代(1139年始刻，1171年刻毕)，因供于赵城县广胜寺而得名，共682帙，1379部，6943卷。此书收集了我国佛教历史上高僧大德的译经和著述，既是佛教经典，又是涉及哲学、历史、语言、文学、建筑、天文、历算、医学、艺术等领域包罗宏富的古籍，由于北宋《开宝大藏经》现仅存11卷，因而《赵城金藏》既是世界稀世典籍的文献珍品，更是极其珍贵的国家文物。为了抢救和保护稀世国宝《赵城金藏》，太行根据地的军民历经抗日和解放战争整整7年的艰苦历程，付出了巨大代价，有的同志还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42年4月中旬，广胜寺山下驻道觉村据点的日军通知广胜寺住持和尚力空法师，说日本人要在农历三月十八庙会期间上飞虹塔游览，让寺院一定要做好接待准备。当时《金藏》就藏于塔内。力空得此消息昼夜难眠，立即沿着崎岖的山路，跑到赵城县抗日政府驻地兴旺峪报告。县长杨泽生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向太岳区二地委汇报。
根据广胜寺地处日伪占领区，西、南、北三面均有敌军重兵驻守的情况，二地委书记史健同志，部署太岳军分区基干营、赵城县游击大队、洪洞县游击大队、赵城县公安局、赵城县委、政府的机关干部，赵城县边山村的农村党员、民兵以及广胜寺的爱国僧人，共同配合行动。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参加抢运的干部战士沿着山间羊肠小道，迈着轻轻的脚步，把经卷由广胜寺背到相距5华里的郭家节村，然后用毛驴驮到太岳二地委驻地。4月28日，经卷全部运达安泽县亢驿镇。还未来得及转运，日本侵略军就发起了惨绝人寰的“五一大扫荡”。日军采取“铁壁合围”、“捕捉奇袭”、“铁滚扫荡”等毒辣战术，实施“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向我华北各根据地猖狂进攻。太岳二地委面对这一严峻局势，深刻认识到：若有不测，《金藏》很可能落入敌手。抱定誓与经卷共存亡的决心，二地委机关的同志们在反“扫荡”战斗中背着经卷，与敌人周旋于亢驿周围崇山峻岭中的马岭、泽泉一带，直到7月初，方把经卷运送到太岳区党委驻地沁源县，交由太岳区行署刘季荪同志接收保管。新华社太岳分社对这一体现我党我军革命斗争历史和文化政策的重大事件，以《赵城军民协力卫护佛家珍藏》抢救广胜寺古代经卷为题，及时做了报道，刊于《新华日报》(华北版)1942年7月6日第四版。报道说：“新华社太岳分社讯，据确息，赵城佛家胜地广胜寺，为两千余年之古迹，藏有古代经卷四千七百余卷，为古代文化之珍宝。日军占领赵城后，觊觎此巨经已久，近且设法盗取，为我当地军政民发觉，遂配合精锐武装，并得该寺和尚之助，于日前将该经全部抢救出来，业已转送边区政府保存。”
经卷运送到沁源县不久，由于日军骚扰频繁，太岳区党委遂又决定把经卷转移到山势险峻的棉上县，藏在一座废弃的煤窑里，棉上县的领导经常派人到窑洞检查，一旦发现煤窑下部积水或顶部渗水，就把经卷搬出来晾晒。太岳区党委负责人兼部队政委薄一波，也经常直接派人前往查看。一次，他派秘书刘元璋前往煤窑查看，途中，与扫荡的日军遭遇，刘元璋同志为保护经卷，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抗战胜利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赵城金藏》交由北方大学保管，直到1949年4月30日，原北方大学历史教师张文教同志将《金藏》押运到北平，移交图书馆保存。至此，抢救保护《赵城金藏》的斗争才告一段落。
太行军民抢救和保护《赵城金藏》这一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自1949年5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记者孙毅夫《名经四千余卷运抵平市》的新闻报道以后，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建国后的50多年来，全国各地的报刊发表了很多有关这一事件的新闻报道、采访通讯以及当事人的回忆文章，其中有：原太岳军分区基干营一连指导员王万荣同志写的《虎口夺经记》(《山西文史资料》第27辑)、《特殊使命——抢救<赵城金藏>》(《洪洞县志资料》第5辑)；原太岳军分区基干营一连二排排长薛国范同志写的《抢救珍贵文物赵城金藏》(1982年12月21日《解放军报》)；原太岳区二地委秘书长曾远同志写的《抢运经卷前后》(《革命史资料》第17辑1987年)；原赵城县游击大队教导员刘德裕同志写的《赵城县大队参加抢运藏经经过》(《革命史资料》第17辑1987年)；当时任赵城县委书记的吴辰同志、县长杨泽生同志、县公安局长刘骞同志三人合写的回忆文章《关于澄清抢运赵城金藏的真相与说明》(《山西政协报》207、208、210期1990年9月21日—10月12日)。当年在北方大学任历史教师的张文教同志，在抗战胜利后直至1949年5月将《赵城金藏》运至北平都是他一手经办的，他写了《回忆保护转移藏经的经过》一文，刊登在广胜寺文管所编印的《藏经资料汇集》上。新华社新闻报道中提到的广胜寺住持和尚力空写了《叙谈抢救赵城金藏经过》(《现代佛学》1957年第5期)。上述文章的作者，都是这一重大事件的当事人和历史见证人，写的也都是他们亲身经历的人和事，是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但由于事件已过了数十个年头，文章的作者都是根据后来的回忆写出来的，因而在抢救的时间、参加抢救的人员、藏经存放的地点等方面有了一些不同的说法，有些问题还有争议，由于多年来没有找到当时的原始文字记载，一直未能作出结论。到了20世纪末，当年新华社太岳分社的这条新闻才被发现，并在《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3期《赵城金藏史迹考》一文中披露。关于抢救《赵城金藏》的年代之争，也随之有了确切的结论。
随着社会各界人士对《赵城金藏》的关注和新的原始资料的不断出现，《赵城金藏》的研究必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责编 张云)
《赵城金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官版木刻汉文大藏经《开宝藏》的复刻本，刻于金代(1139年始刻，1171年刻毕)，因供于赵城县广胜寺而得名，共682帙，1379部，6943卷。此书收集了我国佛教历史上高僧大德的译经和著述，既是佛教经典，又是涉及哲学、历史、语言、文学、建筑、天文、历算、医学、艺术等领域包罗宏富的古籍，由于北宋《开宝大藏经》现仅存11卷，因而《赵城金藏》既是世界稀世典籍的文献珍品，更是极其珍贵的国家文物。为了抢救和保护稀世国宝《赵城金藏》，太行根据地的军民历经抗日和解放战争整整7年的艰苦历程，付出了巨大代价，有的同志还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42年4月中旬，广胜寺山下驻道觉村据点的日军通知广胜寺住持和尚力空法师，说日本人要在农历三月十八庙会期间上飞虹塔游览，让寺院一定要做好接待准备。当时《金藏》就藏于塔内。力空得此消息昼夜难眠，立即沿着崎岖的山路，跑到赵城县抗日政府驻地兴旺峪报告。县长杨泽生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向太岳区二地委汇报。
根据广胜寺地处日伪占领区，西、南、北三面均有敌军重兵驻守的情况，二地委书记史健同志，部署太岳军分区基干营、赵城县游击大队、洪洞县游击大队、赵城县公安局、赵城县委、政府的机关干部，赵城县边山村的农村党员、民兵以及广胜寺的爱国僧人，共同配合行动。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参加抢运的干部战士沿着山间羊肠小道，迈着轻轻的脚步，把经卷由广胜寺背到相距5华里的郭家节村，然后用毛驴驮到太岳二地委驻地。4月28日，经卷全部运达安泽县亢驿镇。还未来得及转运，日本侵略军就发起了惨绝人寰的“五一大扫荡”。日军采取“铁壁合围”、“捕捉奇袭”、“铁滚扫荡”等毒辣战术，实施“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向我华北各根据地猖狂进攻。太岳二地委面对这一严峻局势，深刻认识到：若有不测，《金藏》很可能落入敌手。抱定誓与经卷共存亡的决心，二地委机关的同志们在反“扫荡”战斗中背着经卷，与敌人周旋于亢驿周围崇山峻岭中的马岭、泽泉一带，直到7月初，方把经卷运送到太岳区党委驻地沁源县，交由太岳区行署刘季荪同志接收保管。新华社太岳分社对这一体现我党我军革命斗争历史和文化政策的重大事件，以《赵城军民协力卫护佛家珍藏》抢救广胜寺古代经卷为题，及时做了报道，刊于《新华日报》(华北版)1942年7月6日第四版。报道说：“新华社太岳分社讯，据确息，赵城佛家胜地广胜寺，为两千余年之古迹，藏有古代经卷四千七百余卷，为古代文化之珍宝。日军占领赵城后，觊觎此巨经已久，近且设法盗取，为我当地军政民发觉，遂配合精锐武装，并得该寺和尚之助，于日前将该经全部抢救出来，业已转送边区政府保存。”
经卷运送到沁源县不久，由于日军骚扰频繁，太岳区党委遂又决定把经卷转移到山势险峻的棉上县，藏在一座废弃的煤窑里，棉上县的领导经常派人到窑洞检查，一旦发现煤窑下部积水或顶部渗水，就把经卷搬出来晾晒。太岳区党委负责人兼部队政委薄一波，也经常直接派人前往查看。一次，他派秘书刘元璋前往煤窑查看，途中，与扫荡的日军遭遇，刘元璋同志为保护经卷，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抗战胜利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赵城金藏》交由北方大学保管，直到1949年4月30日，原北方大学历史教师张文教同志将《金藏》押运到北平，移交图书馆保存。至此，抢救保护《赵城金藏》的斗争才告一段落。
太行军民抢救和保护《赵城金藏》这一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自1949年5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记者孙毅夫《名经四千余卷运抵平市》的新闻报道以后，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建国后的50多年来，全国各地的报刊发表了很多有关这一事件的新闻报道、采访通讯以及当事人的回忆文章，其中有：原太岳军分区基干营一连指导员王万荣同志写的《虎口夺经记》(《山西文史资料》第27辑)、《特殊使命——抢救<赵城金藏>》(《洪洞县志资料》第5辑)；原太岳军分区基干营一连二排排长薛国范同志写的《抢救珍贵文物赵城金藏》(1982年12月21日《解放军报》)；原太岳区二地委秘书长曾远同志写的《抢运经卷前后》(《革命史资料》第17辑1987年)；原赵城县游击大队教导员刘德裕同志写的《赵城县大队参加抢运藏经经过》(《革命史资料》第17辑1987年)；当时任赵城县委书记的吴辰同志、县长杨泽生同志、县公安局长刘骞同志三人合写的回忆文章《关于澄清抢运赵城金藏的真相与说明》(《山西政协报》207、208、210期1990年9月21日—10月12日)。当年在北方大学任历史教师的张文教同志，在抗战胜利后直至1949年5月将《赵城金藏》运至北平都是他一手经办的，他写了《回忆保护转移藏经的经过》一文，刊登在广胜寺文管所编印的《藏经资料汇集》上。新华社新闻报道中提到的广胜寺住持和尚力空写了《叙谈抢救赵城金藏经过》(《现代佛学》1957年第5期)。上述文章的作者，都是这一重大事件的当事人和历史见证人，写的也都是他们亲身经历的人和事，是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但由于事件已过了数十个年头，文章的作者都是根据后来的回忆写出来的，因而在抢救的时间、参加抢救的人员、藏经存放的地点等方面有了一些不同的说法，有些问题还有争议，由于多年来没有找到当时的原始文字记载，一直未能作出结论。到了20世纪末，当年新华社太岳分社的这条新闻才被发现，并在《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3期《赵城金藏史迹考》一文中披露。关于抢救《赵城金藏》的年代之争，也随之有了确切的结论。
随着社会各界人士对《赵城金藏》的关注和新的原始资料的不断出现，《赵城金藏》的研究必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责编 张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