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9月11日，爸爸病逝了，他为人忠厚、诚实，热爱生活，却在“股子”的阴影笼罩下度过了大半生。爸爸离开以后，每当提到“股份”的话题，我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也由此更加怀念和理解他。
　　爸爸16岁离开家乡，到奉天私人染厂当学徒，后来一直在大北、小北私人染厂干活，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爸爸的技术好，是很有名气的配料技师。解放后，1954年公私合营，他被分到了染线厂，后来被纺织局调到沈阳第一印染厂。
　　从记事起，我就看到爸爸为工作起早贪黑，经常半夜被厂里叫去解决质量难题。有一次，厂里给部队染国防草绿布，要求是战士穿一年后洗晒背后和腋下的颜色相一致。为达到印染质量要求，爸爸每天早出晚归，有时甚至几天都不能回家。直到质量稳定了，才高高兴兴回家，给他心爱的花浇水松土，喂喂美丽的大金鱼。还有一次，工厂要染“那芙朵”平绒，是新产品，要求全部达到优等，还要参加全国评比展览并出口。爸爸那阵子没日没夜地查资料、翻样本，以改进工艺，双眼都熬红了。
　　其实他文化程度并不高，仅念了4年小学。为搞印染技术，他自学化学，在长期工作实践中刻苦积累，终有所成。我上大学时，还向他请教过化学方程式。
　　如今，实行股份制、参股、炒股，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而在上世纪50到70年代，听到入股，有股子，不论是谁，心里总感到不安。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是在6岁时，一连几天，爸爸下班后总和妈妈唠叨“股子”。爸爸神情不安，不时发出叹息声，气氛骤然紧张，我很害怕。有一天，我悄悄问妈妈：“爸爸说的股子是不是能磨出小米吃的谷子？”妈妈停下手里的活，回过头看着我说：“大人的事小孩子不要问。”
　　长大后，爸爸才和我谈起那“股子”的来历。解放前，私人染厂老板年底不想给大家开资，怕开完工工资，过了年跳槽去别的染厂，就硬把一年的工钱做了“合资入股”。那时候钱是以万为单位，相当如今人民币二百元左右。爸爸没拿到工钱，如何回家过年？白干了一年，也不好对我爷爷说，没办法，把妈妈陪嫁首饰卖了回家过的年。转过年，沈阳要解放了，老板却跑了，扔下了已不值钱的破染厂。
　　就是在这样情况下产生的“股子”，伤害了爸爸一生。在那特殊的年代，爸爸入党的愿望因此化为泡影，还害得他从热爱的技术岗位上退了下来。损害爸爸前程的同时，也伤害了爸爸的儿女。后来虽然落实了政策，但他内心始终不能安宁。
　　姐姐与一名军官谈恋爱，后来部队到爸爸的单位搞政审，听说有“股子”，组织上不同意，两人只好分手了。姐姐受到打击，爸爸心里也受到很大的伤害，一连几天都很苦闷。那时候，找个军官是令多少人羡慕的事，就是找个军人，也让人刮目相看。可当时的普遍观念就是：有“股子”就要分红利，就有剥削，就是“资本家”，就可以上纲上线。
　　1968年，我下乡到了崇山峻岭的清原山区，每个月都能收到爸爸的信，他在信中总是鼓励我、牵挂我，告知家中一切平安。就这样过了3年的下乡生活，终于有了回城指标。经过一番大会小会讨论评比，我被选上了，名单报到公社审查。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股子”的阴影又笼罩过来。一天，负责抽调工作的“五七”干部焦急地找到我，惊奇地问：“你爸爸有‘股子’？”那一瞬间，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心想这下彻底完了，没有回城的希望了。
　　后来，我把“股子”的原由说了，那干部也明白了到底怎么回事。最终，我如愿回到了沈阳，爸妈高兴极了，全院老少都为我第一个回城而高兴。我怕爸爸伤心，始终没有说出“股子”那事。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斗转星移，“股子”、“股份”，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叫法。爸爸在世的时候，我也买过股票，但从来没有和他提起过，怕勾起老人家对往事的伤心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