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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晚清拯救中国的一个尝试，戊戌变法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是近代中国的一支重要的变革力量，戊戌变法是他们的巅峰。虽然维新派没有在改良运动中取得成功，但是他们展现出的胸怀天下和以救国为己任的民族精神仍然值得当代人缅怀。
东林书院的楹联“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映照的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1895年，一群只是来参加科举考试的读书人目睹国不成国，甲午惨败的局面，愤然联名向朝廷上书反对签订《马关条约》，史称“公车上书”。虽然没有结果，但也让一大批高级官员和士大夫对清朝统治者产生了根本性怀疑，也使得他们从“华夏中心主义”的道德自豪感中觉醒，并在许多人心里埋下了变革的火种。政治制度层面的改革，已经成为共识，维新派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没有“公车上书”，可能就没有戊戌变法。
1898年的戊戌变法，明知道十分艰难，维新派却毅然决然地推行下去，最终被无情地镇压，甚至付出了血的代价。著名的“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为变法维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尤其是谭嗣同，他原本有机会逃出北京，但是他拒绝了。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并写下千古流芳的诗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蕴藏在他们身上的以救国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在近代中国的百年历史中，始终闪耀着光辉。
在变法的同时，维新派与守旧派之间，免不了一场唇枪舌剑，从思想哲学的高度阐明变法的必要性，从舆论上为变法造势，也成为之后新文化运动思想解放的先声。本文着重探讨这场新旧思想的交锋。变法缘起
《易》曰：“穷则变。”1840年以来，中国因外患而遭受的每一次失败都产生过体现警悟的先觉者。但他们的周围和身后没有社会意义上的群体，他们走得越远就越是孤独。甲午大败，“成中国之巨祸”，各级官员和士大夫阶层都开始对国运问题进行严肃思考，中华民族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也因此而开始。这是近代中国的一个历史转机。
甲午一战，变局急转而为“世变之亟”。于是，出现了公车上书——强学会——康有为历次上皇帝书——保国会——百日维新。这一连串事件，前后相接，构成了一场社会变动。它把中国的出路寄托在因势以变之中，其鋒芒已经触动了灵光圈里的“成法”。无疑，这已经不止近代化一小步了。然而，在那个时候，不愿变法的保守派仍是多数。随之而来的，是变与不变的矛盾空前激化，发展为一场带血的斗争。
变与不变，是对时代推来的问题作出的两种相反回答。为了阐明变和不变，双方都从儒家经籍中搬来了依据。其中，既有《易经》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那样的朴素辩证法；也有董仲舒掺和进去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那样的凝固独断论。变与不变之争，古已有之。这种古老而又永远新鲜的矛盾，曾经不止一次地为后来的社会提供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取所需的便利。维新派的倡变哲学
倡变的人们引来了西洋思辨，饱含时代内容的矛盾被涂上了一层哲学的色彩。那个时候维新派论变的哲学，综其要旨，可以归纳为六个方面：
一、变化是天地之间可以用常识和经验来说明的普遍过程。
康有为说：“变者天道也，天不能有昼而无夜，有寒而无暑，天以善变而能久。火山流金，沧海成田，历阳成湖，地以善变而能久。人自童幼而壮老，形体颜色气貌，无一不变，无刻不变。《传》曰：‘逝者如斯’，故孔子系《易》，以变易为义。又曰‘时为义大’，时者，寒暑裘葛，后天而奉天时，此先圣大声疾呼以仁后王者耶？”这段话出自《进呈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序》，是专门写给皇帝看的。虽说多取譬于自然，但却是能够引出变法正题的楔子。因此，除了康有为之外，其他的维新言论家也常常喜欢用自然来证社会，作为起讲的前提。
二、“变亦变，不变亦变。”
梁启超说：“要而论之，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这段话里使用了多个“变”字，分别标志着两种含义：一是指万国梯航以来的近代中国客观历史进程；二是指时人对这种过程的主观认识和态度。
三、“能变则全，不变则亡；
全变则强，小变仍亡。”
此话出自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代表了维新派的共识。其中批评了惨淡经营30年的洋务运动，同时也说明了近代社会演变过程中的质、量、度。洋务运动带来的小变并不是坏东西，但那不过是一种量变。“购船置械，可谓之变器，不可谓之变事；设邮使，开矿务，可谓之变事，而不可谓之变政。”这一类变化，虽有图强的意愿，然而触及的仅仅是局部的东西，“于去陈用新，改弦更张之道，未始有合也”。在列强环伺之下，其“屡见败衄，莫克振救”，已为世人所易见。与这种“小变”不同的，是全变。“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以日本为样板，则全变乃是凿破封建政治体制同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之间的度，由此达彼的质变。全变和小变的区别，划出了维新运动与洋务运动之间的历史界限。
四、“开创之势”与“列国并立之势”。
这是康有为对于“变局”的感悟和诠释。他说：“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从“一统垂裳之势”到“列国并立之势”，说明中国所处的世界环境已经全非旧时景象了。这一变化，不仅使人知道了“大地八十万里，中国有其一；列国五十余，中国居其一”的事实；而且使中西交往的过程成为诸欧“破吾数千年久闭的重关，惊吾久睡之大梦，入吾之门，登吾之堂，处吾之室”的过程。因此，“列国并立”一语，不会不使中国人悚然想起春秋战国发生过的那种无情兼并。在这种情况下，“守成之势”只能意味着弱昧乱亡。在这里，康有为似乎已经揭示了近代中国变形了的历史逻辑，即：社会的变革，其动力主要不是来自内部运动，而是外部压力催逼的结果。 五、“世变”与“运会”。
严复受过西方思辨哲学的训練。所以，比之康有为、梁启超，他对“世变”的论述更富有哲理性。“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夫世之变也，莫知其所由，然强而名之日运会。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变法是由时势促成的。但时势的背后是“运会”。“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这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力量。但感知与认识了“运会”的人能够获得一种历史主动性。“彼圣人者，特知运会之所由趋，而逆睹其流极。唯知其所由趋，故后天而奉天时，唯逆睹其流极，故先天而天不违。”严复的“运会”实际上已经捕捉到一点社会发展规律的意思了。
六、“冲决网罗”。
这个命题出自谭嗣同的《仁学》，代表了维新变法时期最勇敢的言论。在戊戌维新的诸君子中，谭嗣同的思想远远走在时代的前面。但是，他最终又是死于变法事业的。
维新派论变，有两个特点。一是“变”与“新”相连。但是，比之布新，除旧更难。因为它会打破大大小小的旧饭碗，从而把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招来。这使得变法与反变法之争注定要冲破君子动口不动手的界限。比之洋务派遇到的荆棘团团，维新派面对的则是怨毒凝集成的杀机。因此，梁启超在事后非常感慨地说：“除旧弊之一事，最易犯众忌而触众怒，故全躯保位惜名之人，每不肯为之。”二是“变”与历史进化论相结合。在中国传统思想里变是以循环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士大夫们相信五德转移、三纬相承；老百姓则称之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种古老而又懵懂的循环论，首先是被维新派的两本书打破的。一本是严复译述的《天演论》。在那里，中国人第一次完完整整地知道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公理”。另一本是康有为撰作的《孔子改制考》。它第一次把进化论引入社会历史，借用今文学家乐谈的“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之义，别开生面地说明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保守派的旧意识
与变的哲学相对峙的，是不变的哲学，这是一种缺乏理性的哲学，但它们代表了保守派的意识形态，因此既有政治权力，又有社会附着力。综其种种议论，可以归结为四点：
一、祖宗之法不可变。
二、辟“邪说”以正人心。守旧者之重于正人心正是对维新者之重于开民智的一种回应。为了争夺人心，旧派人物手中的笔有时比刀更具杀气：“誓戮力同心，以灭此贼，发挥忠义，不为势怵，不为祸动，至诚所积，终有肃清之一日，大快人心。”
三、诋变法为“影附西方，潜移圣教”。旧派势力的言论非常敏锐地指出了新学家们手中的儒学已经西化，但由此产生的卫道之心并没有发为学理论辩，而是汇成一种詈辱和嘶叫。
四、“变夷之议，始于言技，继之以言政，益之以言教，而君臣父子夫妇之纲，荡然尽矣。”变与不变之争，“君臣父子夫妇之纲”是一个焦点。
这个时候的不变论者，不仅有顽固派，而且有洋务派。后者的以新卫旧与前者的以旧卫旧曾发生过抵牾冲突。但那是“用”之争而不是“体”之争。因此，当更新的东西起而否定“体”的时候，洋务派就从变转为不变了。这同样是一种新陈代谢。
变与不变之争，归根到底无非是两个问题。一、怎么看待儒家；二、怎么看待学习西方。究其实质，前者说的是传统，后者说的是革新。在近代中国的社会运动中，这两个方面是难分难解的。革新——不论改良还是革命—一总是在破除旧传统中实现自身的。
戊戌政变之后，百日维新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失败了，但作为一场思想文化运动，维新派带来的解放作用远不是西太后发动的政变所能剿洗干净的。从这时候起，第一批具有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已经出现。这些人，或脱胎于洋务运动，或惊醒于民族危机。他们处多灾多难之世，怀忧国忧时之思，向西方追求真理，为中国寻找出路，成为最自觉的承担时代使命的社会力量。他们在维新运动中的种种实践活动，为后来的改革留下了火种。就思想文化的新旧嬗递而言，戊戌前后是一个新蕾茁长的时期。可以说，后来新文化运动中的许多主张，在戊戌维新的时候就已露出了端倪。
东林书院的楹联“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映照的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1895年，一群只是来参加科举考试的读书人目睹国不成国，甲午惨败的局面，愤然联名向朝廷上书反对签订《马关条约》，史称“公车上书”。虽然没有结果，但也让一大批高级官员和士大夫对清朝统治者产生了根本性怀疑，也使得他们从“华夏中心主义”的道德自豪感中觉醒，并在许多人心里埋下了变革的火种。政治制度层面的改革，已经成为共识，维新派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没有“公车上书”，可能就没有戊戌变法。
1898年的戊戌变法，明知道十分艰难，维新派却毅然决然地推行下去，最终被无情地镇压，甚至付出了血的代价。著名的“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为变法维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尤其是谭嗣同，他原本有机会逃出北京，但是他拒绝了。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并写下千古流芳的诗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蕴藏在他们身上的以救国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在近代中国的百年历史中，始终闪耀着光辉。
在变法的同时，维新派与守旧派之间，免不了一场唇枪舌剑，从思想哲学的高度阐明变法的必要性，从舆论上为变法造势，也成为之后新文化运动思想解放的先声。本文着重探讨这场新旧思想的交锋。变法缘起
《易》曰：“穷则变。”1840年以来，中国因外患而遭受的每一次失败都产生过体现警悟的先觉者。但他们的周围和身后没有社会意义上的群体，他们走得越远就越是孤独。甲午大败，“成中国之巨祸”，各级官员和士大夫阶层都开始对国运问题进行严肃思考，中华民族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也因此而开始。这是近代中国的一个历史转机。
甲午一战，变局急转而为“世变之亟”。于是，出现了公车上书——强学会——康有为历次上皇帝书——保国会——百日维新。这一连串事件，前后相接，构成了一场社会变动。它把中国的出路寄托在因势以变之中，其鋒芒已经触动了灵光圈里的“成法”。无疑，这已经不止近代化一小步了。然而，在那个时候，不愿变法的保守派仍是多数。随之而来的，是变与不变的矛盾空前激化，发展为一场带血的斗争。
变与不变，是对时代推来的问题作出的两种相反回答。为了阐明变和不变，双方都从儒家经籍中搬来了依据。其中，既有《易经》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那样的朴素辩证法；也有董仲舒掺和进去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那样的凝固独断论。变与不变之争，古已有之。这种古老而又永远新鲜的矛盾，曾经不止一次地为后来的社会提供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取所需的便利。维新派的倡变哲学
倡变的人们引来了西洋思辨，饱含时代内容的矛盾被涂上了一层哲学的色彩。那个时候维新派论变的哲学，综其要旨，可以归纳为六个方面：
一、变化是天地之间可以用常识和经验来说明的普遍过程。
康有为说：“变者天道也，天不能有昼而无夜，有寒而无暑，天以善变而能久。火山流金，沧海成田，历阳成湖，地以善变而能久。人自童幼而壮老，形体颜色气貌，无一不变，无刻不变。《传》曰：‘逝者如斯’，故孔子系《易》，以变易为义。又曰‘时为义大’，时者，寒暑裘葛，后天而奉天时，此先圣大声疾呼以仁后王者耶？”这段话出自《进呈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序》，是专门写给皇帝看的。虽说多取譬于自然，但却是能够引出变法正题的楔子。因此，除了康有为之外，其他的维新言论家也常常喜欢用自然来证社会，作为起讲的前提。
二、“变亦变，不变亦变。”
梁启超说：“要而论之，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这段话里使用了多个“变”字，分别标志着两种含义：一是指万国梯航以来的近代中国客观历史进程；二是指时人对这种过程的主观认识和态度。
三、“能变则全，不变则亡；
全变则强，小变仍亡。”
此话出自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代表了维新派的共识。其中批评了惨淡经营30年的洋务运动，同时也说明了近代社会演变过程中的质、量、度。洋务运动带来的小变并不是坏东西，但那不过是一种量变。“购船置械，可谓之变器，不可谓之变事；设邮使，开矿务，可谓之变事，而不可谓之变政。”这一类变化，虽有图强的意愿，然而触及的仅仅是局部的东西，“于去陈用新，改弦更张之道，未始有合也”。在列强环伺之下，其“屡见败衄，莫克振救”，已为世人所易见。与这种“小变”不同的，是全变。“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以日本为样板，则全变乃是凿破封建政治体制同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之间的度，由此达彼的质变。全变和小变的区别，划出了维新运动与洋务运动之间的历史界限。
四、“开创之势”与“列国并立之势”。
这是康有为对于“变局”的感悟和诠释。他说：“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从“一统垂裳之势”到“列国并立之势”，说明中国所处的世界环境已经全非旧时景象了。这一变化，不仅使人知道了“大地八十万里，中国有其一；列国五十余，中国居其一”的事实；而且使中西交往的过程成为诸欧“破吾数千年久闭的重关，惊吾久睡之大梦，入吾之门，登吾之堂，处吾之室”的过程。因此，“列国并立”一语，不会不使中国人悚然想起春秋战国发生过的那种无情兼并。在这种情况下，“守成之势”只能意味着弱昧乱亡。在这里，康有为似乎已经揭示了近代中国变形了的历史逻辑，即：社会的变革，其动力主要不是来自内部运动，而是外部压力催逼的结果。 五、“世变”与“运会”。
严复受过西方思辨哲学的训練。所以，比之康有为、梁启超，他对“世变”的论述更富有哲理性。“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夫世之变也，莫知其所由，然强而名之日运会。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变法是由时势促成的。但时势的背后是“运会”。“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这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力量。但感知与认识了“运会”的人能够获得一种历史主动性。“彼圣人者，特知运会之所由趋，而逆睹其流极。唯知其所由趋，故后天而奉天时，唯逆睹其流极，故先天而天不违。”严复的“运会”实际上已经捕捉到一点社会发展规律的意思了。
六、“冲决网罗”。
这个命题出自谭嗣同的《仁学》，代表了维新变法时期最勇敢的言论。在戊戌维新的诸君子中，谭嗣同的思想远远走在时代的前面。但是，他最终又是死于变法事业的。
维新派论变，有两个特点。一是“变”与“新”相连。但是，比之布新，除旧更难。因为它会打破大大小小的旧饭碗，从而把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招来。这使得变法与反变法之争注定要冲破君子动口不动手的界限。比之洋务派遇到的荆棘团团，维新派面对的则是怨毒凝集成的杀机。因此，梁启超在事后非常感慨地说：“除旧弊之一事，最易犯众忌而触众怒，故全躯保位惜名之人，每不肯为之。”二是“变”与历史进化论相结合。在中国传统思想里变是以循环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士大夫们相信五德转移、三纬相承；老百姓则称之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种古老而又懵懂的循环论，首先是被维新派的两本书打破的。一本是严复译述的《天演论》。在那里，中国人第一次完完整整地知道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公理”。另一本是康有为撰作的《孔子改制考》。它第一次把进化论引入社会历史，借用今文学家乐谈的“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之义，别开生面地说明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保守派的旧意识
与变的哲学相对峙的，是不变的哲学，这是一种缺乏理性的哲学，但它们代表了保守派的意识形态，因此既有政治权力，又有社会附着力。综其种种议论，可以归结为四点：
一、祖宗之法不可变。
二、辟“邪说”以正人心。守旧者之重于正人心正是对维新者之重于开民智的一种回应。为了争夺人心，旧派人物手中的笔有时比刀更具杀气：“誓戮力同心，以灭此贼，发挥忠义，不为势怵，不为祸动，至诚所积，终有肃清之一日，大快人心。”
三、诋变法为“影附西方，潜移圣教”。旧派势力的言论非常敏锐地指出了新学家们手中的儒学已经西化，但由此产生的卫道之心并没有发为学理论辩，而是汇成一种詈辱和嘶叫。
四、“变夷之议，始于言技，继之以言政，益之以言教，而君臣父子夫妇之纲，荡然尽矣。”变与不变之争，“君臣父子夫妇之纲”是一个焦点。
这个时候的不变论者，不仅有顽固派，而且有洋务派。后者的以新卫旧与前者的以旧卫旧曾发生过抵牾冲突。但那是“用”之争而不是“体”之争。因此，当更新的东西起而否定“体”的时候，洋务派就从变转为不变了。这同样是一种新陈代谢。
变与不变之争，归根到底无非是两个问题。一、怎么看待儒家；二、怎么看待学习西方。究其实质，前者说的是传统，后者说的是革新。在近代中国的社会运动中，这两个方面是难分难解的。革新——不论改良还是革命—一总是在破除旧传统中实现自身的。
戊戌政变之后，百日维新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失败了，但作为一场思想文化运动，维新派带来的解放作用远不是西太后发动的政变所能剿洗干净的。从这时候起，第一批具有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已经出现。这些人，或脱胎于洋务运动，或惊醒于民族危机。他们处多灾多难之世，怀忧国忧时之思，向西方追求真理，为中国寻找出路，成为最自觉的承担时代使命的社会力量。他们在维新运动中的种种实践活动，为后来的改革留下了火种。就思想文化的新旧嬗递而言，戊戌前后是一个新蕾茁长的时期。可以说，后来新文化运动中的许多主张，在戊戌维新的时候就已露出了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