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以前什么东西都不懂，什么事情都敢上，谓之“刁民”；现在什么都懂一点，什么事都三思而后行，就成“公民”了
最近因“好视力”而炮轰国家射击队的王海，似乎又回到了当年，就像“王海现象”时期一样，成为舆论的焦点。
5月上旬，质疑“好视力”眼贴虚假宣传已有时日的王海，听说国家射击队曾经代言该产品，就向国家射击队申请行政公开此项代言费的使用情况。5月10日，国家体育总局射击射箭管理中心书面答复了王海提出的申请，以“涉及商业秘密”为由拒绝公开。
王海随即将这份书面答复发到网上，炮轰国家射击队是“好视力”的“骗子帮凶”。王海认为，“好视力”宣称的治疗眼疾的效果根本不存在，就是一张“湿纸巾”。他认为，国家射击队的“袒护”已经算是“好视力”欺骗消费者的共谋。
王海的此番发难，令许多网友纷纷叫好。许多人不禁发问，当年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打假第一人又回来了？
“知假买假”首战告败
北京朝阳大悦城的星巴克，是王海经常去的地方，他谈生意、接受采访，都在那里。虽然自己的公司就在附近，却始终不让人一睹究竟，有人来访，便往咖啡店带。王海说，原因只有四个字：自我保护。
沉寂了这么多年，王海的形象依旧没有改变，还是板寸短发、休闲皮衣和那副黑得如浓墨般的墨镜。
端起星巴克的咖啡，无论喝过多少遍，他依旧会习惯性读一下咖啡纸杯上的广告，然后自嘲地嘀咕一句“好像没问题”，就像犯了职业病。
谈到多年的沉寂和最近的“复出”，王海说，他一直没有停止打假。
从成立自己的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海公司），到创办“王海消费者权益保护热线”，他把打假既作为一项挣钱养家的事业，又看做是一种公益。现在找他打假，他不一定收钱了。
今年39岁的王海，已经记不清楚他面对过多少录音笔和聚光灯了。最近几年他刻意减少了在媒体前露面的次数，生活才渐渐地平稳下来。
想起刚出名那会儿猛冲猛打的岁月，王海笑了，说：年轻时候是个愣头青年，一门心思打假，什么都不怕，却也多少有点不知好歹。
王海说，1995年那次让他声名鹊起的“知假买假”事件，说白了就是一次心血来潮的行为。在他的记忆里，那件事的经过虽然遥远但却历历在目。
那年，陪弟弟来北京考试的王海，偶然间看到了北京台的“悬赏打假”节目，节目里的记者，因为买到假鳄鱼皮包，根据新出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跟店家理论，最终获得了双倍赔偿。
这让当时还不懂法律的王海又惊又疑：买到假货的人不仅不必自认倒霉，还能小赚一笔？还有这种事情？
抱着一试的心情，王海到附近的隆福大厦买了一副只卖85元的“原装”索尼耳机，根据他的经验，日本本土制造的索尼耳机不可能这么便宜。随后，他来到索尼公司驻京办事处进行鉴定，果不其然，耳机是假货。
得到官方鉴定的支持，王海回到隆福大厦又买了12副同样的耳机，径直跑到东城区工商局举报，要求隆福大厦根据《消法》进行赔偿。
东城区工商局接待王海的工作人员愣了，他们哪里见过这种事、这种人？
后来在中国消费者协会的聚会上，知道这件事的人还把王海索赔的事情当做笑话：“听说有个刁民故意买了假货，拿着《消法》当依据，硬要商家赔钱呢。”
这次索赔并不顺利，行政机关和商家都没把这20来岁的愣头青年放在眼里，隆福大厦只愿意赔偿王海最开始买的那一副耳机的钱，其余的概不认账。王海一气之下回了山东。
制造“王海现象”
回到山东的王海开始钻研法律。同年10月上旬，他再度来到北京买假索赔，这次他成功拿到了8000元赔款。
当王海拿着“挣”来的钱独自乐呵的时候，他还不知道，他的事情已经在北京“炸开了锅”。
1995年冬天，时任中国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的武高汉找到王海，让他参加一个活动。数日以后，王海出现在北京建国门外大街的赛特大厦，迎接他的是全国人大法工委巡视员何山、国家工商局公平交易局副局长杨竖昆、中国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曹小奇、北京赛特购物中心总经理王辛民等政府官员、商界老总，同时还有数十家媒体的聚光灯。这是一次非比寻常的座谈会，主办方中国消费者协会在会上抛出了一个重磅概念：“王海现象”。
王海没想到，自己二度进京，竟然制造了一个“现象”。他在座谈会上照本宣读的“我的困惑”，在非议与赞扬声中，被媒体疯狂转载。一夜之间，他成了极具争议的名人。
当时社会上对他的评价大致分为两派，一派是有关专家、执法部门和消费者协会，他们都比较认可“知假买假”的积极意义。发掘出王海的武高汉，和王海亦师亦友，他收集了几公斤重的“王海现象”报道，给王海看，让他学习。四川的东方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还资助王海10万元成立了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
对“王海现象”持反对意见的则主要是商家和一些群众，他们认为王海的行为太过投机，不值得提倡。王海最开始购假索赔的隆福大厦的经理刘子杰谈“海”色变，因为王海后来又着重“照顾”了隆福大厦好几次，弄得他无可奈何。北京甘家口百货商场的经理曾愤怒地说：“他的长相我们都记住了，地址、身份证号我们也有，有时候气上心头真想去打他一顿。”
王海凭着知名度的跃升，连续出手，在北京、广州等地打了一圈假，满载而归。
出名以后，接着就是越来越多的“王海”：“北京王海”徐涛、“湖北王海”张磊、“重庆王海”叶光、“山东王海”臧家平、“江苏王海”周斌……顶着各地“王海”头衔的年轻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此后，中国打假进入了新的纪元。
“津成”事件风波
打假出道以后，王海也并非一帆风顺。继北京、广州等数地风光打假后，2000年的“津成”事件让王海首次撞了南墙。
那时的王海，刚刚被中央电视台请去，与张瑞敏、吴敬琏、李宁、陈章良等名人并列，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20年20人”其中的一员，新书《王海忠告》又刚刚发表，正是风光无限的好时候。可是，接下来两年发生的一些事，却让王海的形象跌至谷底。 事件的导火索是王海所在的大海公司操作的一个选题，是关于大连“津成”电线电缆公司（以下简称“津成”）涉嫌制造伪劣电线的内容。王海说，他们在大连购得的电线被北京市质检局认定为“不合格”产品。1999年下半年，王海陆续将“津成”大连和西安两地公司告上法庭。
“津成”几次派人和王海交涉，让王海“网开一面”，个中巧言令色不表。
“我不知道对话过程被录音，还一本正经地和对方商量‘价钱’。直到‘津成’在后来的新闻发布会上将双方拟定的‘协议’与录音公布出来，我才醒过头来‘这下完了’。”王海回忆说。
2000年5月，王海诉“津成”一案在大连判决，王海败诉，并被责令道歉。
“津成”在判决以后表示坚决追究王海“敲诈勒索”的刑事责任，“要将王海送进监狱”。连一度簇拥王海转战各地的媒体也顺风转舵，批评王海行事不够光明。有媒体甚至称“王海疯了”、“王海打假背后是一场骗局”。
这是王海最困难的时期。他的个人打假因为陷于信誉危机不得不全面停止。正义不再，王海出道以来赖以生存的根基遭到了动摇，一切事情变得举步维艰。
王海说，那段日子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他当时心里只想着一件事：把与“津成”的官司重新赢回来。只有证明了“津成”电线确实有问题，他不是敲诈，他的打假才师出有名，这是唯一证明他不是诈骗犯的方法。
2000年到2003年，王海用了3年时光，从南宁到西安、再从西安到深圳，四处调查取证，穷追之下“津成”终于招架不住，最终，该企业有关领导相继因为涉嫌制假被通缉。
王海与“津成”的缠斗以王海的胜利告终。赢回“津成”的案子，不代表赢回了在公众眼中消损的形象，王海自此销声匿迹了好些年。
反省“津成”事件中的得失，王海发现，自己不再适合在打假第一线。因为自己的知名度，自己所到之处或将到之处总是吸引着无数媒体的关注，这跟打假的隐秘性有很大的冲突，往往是自己还没有采取行动，商家就有了准备，打假难以进行。再者，似乎媒体也不总站在自己这边，“津成”事件前后，媒体的逆袭让他发现，在聚光灯下行事，还需更加谨慎。
因此，王海决定不再亲自实施打假行动。他把注意力投向了自己的公司。
大海公司的生意经
王海的大海公司成立于1996年，注册公司的资金是刘永行资助的。起步阶段，刘永行告诉王海，希望他能通过公司的运作，将打假变成“社会行为”。正是有这样一个资助的背景，王海说，自己的公司永远都不会丢掉公益的成分。
经过10余年发展，大海公司伸展出多家分支机构，在深圳、广州等地都有大海公司的办事处，北京本地也有4个分公司，旗下员工“少说也有七八十人”。
数年时间，王海这个名字渐渐沉没下去，大海公司的名声则渐渐响亮起来。2005年公安部组织的“山鹰行动”中，打响第一枪的北京最大假冒复印纸案件，就是大海公司协助侦破的，涉案金额达2000万元。2006年山东药监局破获的全国最大新诺明假药案件，2007年河北质监局查获的全国最大假冒汽车玻璃案件，都有大海公司的参与。
王海介绍，自己的公司主要从事3种打假：业务打假、个人打假、公益打假。
业务打假是指有企业或者消费者个人向他的公司提出委托，他们根据委托内容进行打假。据了解，这是大海公司的主要工作内容。
“我们向委托方收钱，然后用这笔资金去调查、买假、诉讼等一系列行为，最终打假收益由公司获得。”王海说，有时候委托方给的钱多，他们用不完，可以成为公司的收益；但也有不够的时候，他们偶尔也会贴钱。
有人曾质疑王海是两头通吃，他摇摇头说，“我的目标是卖假方的赔款”。
所谓个人打假，跟业务打假不一样的是，发起者不是委托或者爆料的企业或个人，而是他们自己。王海说，大海公司有业务部门、法律部门，还有一些在外的调查人员，他们通过关注消费者市场，往往能观察到一些假货的痕迹。这些情况反馈回公司以后，经过调查准备，时机成熟了，公司直接出动小组对这些假货展开打假。
“津成”事件以后，王海再也没有从事过个人打假这种形式了，他觉得风险太高，自己精力也有限。
“如果再来一次‘津成’那样的事情，我哪里还受得了？但是，公司新晋的职业打假人对这种方式很有兴趣，所以公司员工的个人打假没有停过。”王海说。
除了挣钱，王海说，自己经营大海公司，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搞公益打假。在王海眼中，公益打假其实就是一种针对知名企业的曝光。
2011年，王海和北京金山软件有限公司打了半年的官司。起因是他买了一套金山毒霸，发现产品存在虚假宣传。他向法院提起的诉求也很有意思：要求被告方退回买金山毒霸花的220元钱，并依据《消法》赔偿220元。
这样一件小案，被王海搞得轰轰烈烈。王海说，这一次是公益打假，不挣钱。
“金山”之后，“杰士邦”、“蓝月亮”、“红牛”、“好视力”等著名品牌纷纷入瓮，成了王海曝光的对象。微博兴起以后，王海还特意注册了实名账号，以微博的形式直播他与这些大牌企业的打假交锋。
从“刁民”到“公民”
自“津成”事件以后，王海就在谋划一个华丽的转身。
“津成”事件发生时，很多媒体曾将困境中的王海形容为“揪住了《消法》辫子的法盲”。这引起了他对职业打假人这个群体知识水平的反思。
《方圆》记者调查了解到，很多职业打假人知识水平都不高，王海自己就没上过大学，茅于轼曾评价他“智力和知识都只是中等水平”。还有一些跟风从事打假的年轻人甚至没有接受过正经的教育。一些人刚开始的打假手段也表现得简单粗暴，一般就是找商家磨，赖死赖活要商家赔，赔了就走不赔则继续闹。所以，很多人形容打假人为“刁民”。
王海想，如果他不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素养，以“野蛮”、“刁钻”的形象去打假，无疑会将这项“正义”事业蒙上一层阴影，卖假方也会以这个为把柄进行反扑，事情往往就会变得很棘手。
所以，王海这几年一直想成为在法律、商务领域有发言权的“知识分子”。
2003年，“津成”事件暂告一段落后，王海参选了北京市朝阳区人大代表，那几个月里，他和同为人大代表的纪玉君研究物业管理立法议案，又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主持的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去担任“社区治理项目研究员”，走访40多个小区，研究业主维权。
2007年，王海连续主办了数次消费者权益立法促进研讨会，研讨“消费者”这个特殊群体的权益保护。
2010年前后，王海又多次向全国人大提交建议，包含了对《药品管理法》、《食品安全法》等多个法律的修改意见。
前不久，针对各地出现的执法部门靠执法所得养活的情况，王海发文建议相关部门建立“检举人分享罚款”制度，即规定凡因检举人的检举破获的制售伪劣药品、食品、其他商品和欺诈消费者案件，检举人可分享行政罚款的50%作为奖励。
“这样既鼓励了假货检举，又防止了执法部门对执法所得的不正常利用。”王海建议说。
经过年月的洗磨，如今，王海出现在各种言论平台上时，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参加座谈会还要打好草稿照本宣读的吴下阿蒙，他对时事的评论，向普通消费者作出的释疑，隐约有了很高的水准。
王海以前爱称自己为“刁民”，现在他在微博上传的头像则是大大的“公民”二字。问王海这两者的差别，王海说，以前什么东西都不懂，什么事情都敢上，谓之“刁民”；现在什么都懂一点，什么事都三思而后行，就成“公民”了。
最近因“好视力”而炮轰国家射击队的王海，似乎又回到了当年，就像“王海现象”时期一样，成为舆论的焦点。
5月上旬，质疑“好视力”眼贴虚假宣传已有时日的王海，听说国家射击队曾经代言该产品，就向国家射击队申请行政公开此项代言费的使用情况。5月10日，国家体育总局射击射箭管理中心书面答复了王海提出的申请，以“涉及商业秘密”为由拒绝公开。
王海随即将这份书面答复发到网上，炮轰国家射击队是“好视力”的“骗子帮凶”。王海认为，“好视力”宣称的治疗眼疾的效果根本不存在，就是一张“湿纸巾”。他认为，国家射击队的“袒护”已经算是“好视力”欺骗消费者的共谋。
王海的此番发难，令许多网友纷纷叫好。许多人不禁发问，当年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打假第一人又回来了？
“知假买假”首战告败
北京朝阳大悦城的星巴克，是王海经常去的地方，他谈生意、接受采访，都在那里。虽然自己的公司就在附近，却始终不让人一睹究竟，有人来访，便往咖啡店带。王海说，原因只有四个字：自我保护。
沉寂了这么多年，王海的形象依旧没有改变，还是板寸短发、休闲皮衣和那副黑得如浓墨般的墨镜。
端起星巴克的咖啡，无论喝过多少遍，他依旧会习惯性读一下咖啡纸杯上的广告，然后自嘲地嘀咕一句“好像没问题”，就像犯了职业病。
谈到多年的沉寂和最近的“复出”，王海说，他一直没有停止打假。
从成立自己的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海公司），到创办“王海消费者权益保护热线”，他把打假既作为一项挣钱养家的事业，又看做是一种公益。现在找他打假，他不一定收钱了。
今年39岁的王海，已经记不清楚他面对过多少录音笔和聚光灯了。最近几年他刻意减少了在媒体前露面的次数，生活才渐渐地平稳下来。
想起刚出名那会儿猛冲猛打的岁月，王海笑了，说：年轻时候是个愣头青年，一门心思打假，什么都不怕，却也多少有点不知好歹。
王海说，1995年那次让他声名鹊起的“知假买假”事件，说白了就是一次心血来潮的行为。在他的记忆里，那件事的经过虽然遥远但却历历在目。
那年，陪弟弟来北京考试的王海，偶然间看到了北京台的“悬赏打假”节目，节目里的记者，因为买到假鳄鱼皮包，根据新出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跟店家理论，最终获得了双倍赔偿。
这让当时还不懂法律的王海又惊又疑：买到假货的人不仅不必自认倒霉，还能小赚一笔？还有这种事情？
抱着一试的心情，王海到附近的隆福大厦买了一副只卖85元的“原装”索尼耳机，根据他的经验，日本本土制造的索尼耳机不可能这么便宜。随后，他来到索尼公司驻京办事处进行鉴定，果不其然，耳机是假货。
得到官方鉴定的支持，王海回到隆福大厦又买了12副同样的耳机，径直跑到东城区工商局举报，要求隆福大厦根据《消法》进行赔偿。
东城区工商局接待王海的工作人员愣了，他们哪里见过这种事、这种人？
后来在中国消费者协会的聚会上，知道这件事的人还把王海索赔的事情当做笑话：“听说有个刁民故意买了假货，拿着《消法》当依据，硬要商家赔钱呢。”
这次索赔并不顺利，行政机关和商家都没把这20来岁的愣头青年放在眼里，隆福大厦只愿意赔偿王海最开始买的那一副耳机的钱，其余的概不认账。王海一气之下回了山东。
制造“王海现象”
回到山东的王海开始钻研法律。同年10月上旬，他再度来到北京买假索赔，这次他成功拿到了8000元赔款。
当王海拿着“挣”来的钱独自乐呵的时候，他还不知道，他的事情已经在北京“炸开了锅”。
1995年冬天，时任中国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的武高汉找到王海，让他参加一个活动。数日以后，王海出现在北京建国门外大街的赛特大厦，迎接他的是全国人大法工委巡视员何山、国家工商局公平交易局副局长杨竖昆、中国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曹小奇、北京赛特购物中心总经理王辛民等政府官员、商界老总，同时还有数十家媒体的聚光灯。这是一次非比寻常的座谈会，主办方中国消费者协会在会上抛出了一个重磅概念：“王海现象”。
王海没想到，自己二度进京，竟然制造了一个“现象”。他在座谈会上照本宣读的“我的困惑”，在非议与赞扬声中，被媒体疯狂转载。一夜之间，他成了极具争议的名人。
当时社会上对他的评价大致分为两派，一派是有关专家、执法部门和消费者协会，他们都比较认可“知假买假”的积极意义。发掘出王海的武高汉，和王海亦师亦友，他收集了几公斤重的“王海现象”报道，给王海看，让他学习。四川的东方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还资助王海10万元成立了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
对“王海现象”持反对意见的则主要是商家和一些群众，他们认为王海的行为太过投机，不值得提倡。王海最开始购假索赔的隆福大厦的经理刘子杰谈“海”色变，因为王海后来又着重“照顾”了隆福大厦好几次，弄得他无可奈何。北京甘家口百货商场的经理曾愤怒地说：“他的长相我们都记住了，地址、身份证号我们也有，有时候气上心头真想去打他一顿。”
王海凭着知名度的跃升，连续出手，在北京、广州等地打了一圈假，满载而归。
出名以后，接着就是越来越多的“王海”：“北京王海”徐涛、“湖北王海”张磊、“重庆王海”叶光、“山东王海”臧家平、“江苏王海”周斌……顶着各地“王海”头衔的年轻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此后，中国打假进入了新的纪元。
“津成”事件风波
打假出道以后，王海也并非一帆风顺。继北京、广州等数地风光打假后，2000年的“津成”事件让王海首次撞了南墙。
那时的王海，刚刚被中央电视台请去，与张瑞敏、吴敬琏、李宁、陈章良等名人并列，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20年20人”其中的一员，新书《王海忠告》又刚刚发表，正是风光无限的好时候。可是，接下来两年发生的一些事，却让王海的形象跌至谷底。 事件的导火索是王海所在的大海公司操作的一个选题，是关于大连“津成”电线电缆公司（以下简称“津成”）涉嫌制造伪劣电线的内容。王海说，他们在大连购得的电线被北京市质检局认定为“不合格”产品。1999年下半年，王海陆续将“津成”大连和西安两地公司告上法庭。
“津成”几次派人和王海交涉，让王海“网开一面”，个中巧言令色不表。
“我不知道对话过程被录音，还一本正经地和对方商量‘价钱’。直到‘津成’在后来的新闻发布会上将双方拟定的‘协议’与录音公布出来，我才醒过头来‘这下完了’。”王海回忆说。
2000年5月，王海诉“津成”一案在大连判决，王海败诉，并被责令道歉。
“津成”在判决以后表示坚决追究王海“敲诈勒索”的刑事责任，“要将王海送进监狱”。连一度簇拥王海转战各地的媒体也顺风转舵，批评王海行事不够光明。有媒体甚至称“王海疯了”、“王海打假背后是一场骗局”。
这是王海最困难的时期。他的个人打假因为陷于信誉危机不得不全面停止。正义不再，王海出道以来赖以生存的根基遭到了动摇，一切事情变得举步维艰。
王海说，那段日子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他当时心里只想着一件事：把与“津成”的官司重新赢回来。只有证明了“津成”电线确实有问题，他不是敲诈，他的打假才师出有名，这是唯一证明他不是诈骗犯的方法。
2000年到2003年，王海用了3年时光，从南宁到西安、再从西安到深圳，四处调查取证，穷追之下“津成”终于招架不住，最终，该企业有关领导相继因为涉嫌制假被通缉。
王海与“津成”的缠斗以王海的胜利告终。赢回“津成”的案子，不代表赢回了在公众眼中消损的形象，王海自此销声匿迹了好些年。
反省“津成”事件中的得失，王海发现，自己不再适合在打假第一线。因为自己的知名度，自己所到之处或将到之处总是吸引着无数媒体的关注，这跟打假的隐秘性有很大的冲突，往往是自己还没有采取行动，商家就有了准备，打假难以进行。再者，似乎媒体也不总站在自己这边，“津成”事件前后，媒体的逆袭让他发现，在聚光灯下行事，还需更加谨慎。
因此，王海决定不再亲自实施打假行动。他把注意力投向了自己的公司。
大海公司的生意经
王海的大海公司成立于1996年，注册公司的资金是刘永行资助的。起步阶段，刘永行告诉王海，希望他能通过公司的运作，将打假变成“社会行为”。正是有这样一个资助的背景，王海说，自己的公司永远都不会丢掉公益的成分。
经过10余年发展，大海公司伸展出多家分支机构，在深圳、广州等地都有大海公司的办事处，北京本地也有4个分公司，旗下员工“少说也有七八十人”。
数年时间，王海这个名字渐渐沉没下去，大海公司的名声则渐渐响亮起来。2005年公安部组织的“山鹰行动”中，打响第一枪的北京最大假冒复印纸案件，就是大海公司协助侦破的，涉案金额达2000万元。2006年山东药监局破获的全国最大新诺明假药案件，2007年河北质监局查获的全国最大假冒汽车玻璃案件，都有大海公司的参与。
王海介绍，自己的公司主要从事3种打假：业务打假、个人打假、公益打假。
业务打假是指有企业或者消费者个人向他的公司提出委托，他们根据委托内容进行打假。据了解，这是大海公司的主要工作内容。
“我们向委托方收钱，然后用这笔资金去调查、买假、诉讼等一系列行为，最终打假收益由公司获得。”王海说，有时候委托方给的钱多，他们用不完，可以成为公司的收益；但也有不够的时候，他们偶尔也会贴钱。
有人曾质疑王海是两头通吃，他摇摇头说，“我的目标是卖假方的赔款”。
所谓个人打假，跟业务打假不一样的是，发起者不是委托或者爆料的企业或个人，而是他们自己。王海说，大海公司有业务部门、法律部门，还有一些在外的调查人员，他们通过关注消费者市场，往往能观察到一些假货的痕迹。这些情况反馈回公司以后，经过调查准备，时机成熟了，公司直接出动小组对这些假货展开打假。
“津成”事件以后，王海再也没有从事过个人打假这种形式了，他觉得风险太高，自己精力也有限。
“如果再来一次‘津成’那样的事情，我哪里还受得了？但是，公司新晋的职业打假人对这种方式很有兴趣，所以公司员工的个人打假没有停过。”王海说。
除了挣钱，王海说，自己经营大海公司，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搞公益打假。在王海眼中，公益打假其实就是一种针对知名企业的曝光。
2011年，王海和北京金山软件有限公司打了半年的官司。起因是他买了一套金山毒霸，发现产品存在虚假宣传。他向法院提起的诉求也很有意思：要求被告方退回买金山毒霸花的220元钱，并依据《消法》赔偿220元。
这样一件小案，被王海搞得轰轰烈烈。王海说，这一次是公益打假，不挣钱。
“金山”之后，“杰士邦”、“蓝月亮”、“红牛”、“好视力”等著名品牌纷纷入瓮，成了王海曝光的对象。微博兴起以后，王海还特意注册了实名账号，以微博的形式直播他与这些大牌企业的打假交锋。
从“刁民”到“公民”
自“津成”事件以后，王海就在谋划一个华丽的转身。
“津成”事件发生时，很多媒体曾将困境中的王海形容为“揪住了《消法》辫子的法盲”。这引起了他对职业打假人这个群体知识水平的反思。
《方圆》记者调查了解到，很多职业打假人知识水平都不高，王海自己就没上过大学，茅于轼曾评价他“智力和知识都只是中等水平”。还有一些跟风从事打假的年轻人甚至没有接受过正经的教育。一些人刚开始的打假手段也表现得简单粗暴，一般就是找商家磨，赖死赖活要商家赔，赔了就走不赔则继续闹。所以，很多人形容打假人为“刁民”。
王海想，如果他不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素养，以“野蛮”、“刁钻”的形象去打假，无疑会将这项“正义”事业蒙上一层阴影，卖假方也会以这个为把柄进行反扑，事情往往就会变得很棘手。
所以，王海这几年一直想成为在法律、商务领域有发言权的“知识分子”。
2003年，“津成”事件暂告一段落后，王海参选了北京市朝阳区人大代表，那几个月里，他和同为人大代表的纪玉君研究物业管理立法议案，又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主持的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去担任“社区治理项目研究员”，走访40多个小区，研究业主维权。
2007年，王海连续主办了数次消费者权益立法促进研讨会，研讨“消费者”这个特殊群体的权益保护。
2010年前后，王海又多次向全国人大提交建议，包含了对《药品管理法》、《食品安全法》等多个法律的修改意见。
前不久，针对各地出现的执法部门靠执法所得养活的情况，王海发文建议相关部门建立“检举人分享罚款”制度，即规定凡因检举人的检举破获的制售伪劣药品、食品、其他商品和欺诈消费者案件，检举人可分享行政罚款的50%作为奖励。
“这样既鼓励了假货检举，又防止了执法部门对执法所得的不正常利用。”王海建议说。
经过年月的洗磨，如今，王海出现在各种言论平台上时，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参加座谈会还要打好草稿照本宣读的吴下阿蒙，他对时事的评论，向普通消费者作出的释疑，隐约有了很高的水准。
王海以前爱称自己为“刁民”，现在他在微博上传的头像则是大大的“公民”二字。问王海这两者的差别，王海说，以前什么东西都不懂，什么事情都敢上，谓之“刁民”；现在什么都懂一点，什么事都三思而后行，就成“公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