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重文轻武，话语权奇大的文官结党也是常见操作。因此，自北宋开国后就党争不断，但大多时候还是点到即止。哪怕在王安石变法时朝堂分成新旧两党，反对变法的旧党最惨也不过调职贬罢，司马光等旧党首脑还能拿着高薪优哉游哉地编书。
　　正是在这“点到即止”的争斗里，经过新党的呕心沥血，大宋的变法事业隆隆推进。到宋神宗驾崩那年（1085年），曾经穷得叮当响的大宋，财政储备空前充裕，仅户部掌握的钱粮就足以支用20年;军队满血复活，多年来摁着老对手西夏暴打;曾竭力反对变法的苏轼等旧党骨干纷纷放下偏见，承认变法成果。
　　然而，随着宋哲宗上位、高太皇太后力挺，大权落在蛰伏已久的旧党手里。憋了十多年气的旧党一上位就开始报复，怎么恶心怎么来，免役法、均输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统统被废。就连大宋将士浴血收复的西北失地也被他们大笔一挥，又割给了西夏。
　　新党当然不答应，于是朝堂上吵翻了天。怒火喷发的旧党战斗力爆表：不答应？那就往死里整！身为宰相的蔡确、章惇等新党首脑很快被定为“奸邪”，相继被贬到南方。这还不算完，被贬到安陆的蔡确只因写了10首诗，就被旧党借题发挥，扣上了“诽谤”的帽子。高太皇太后甚至下了“此山不可移”的死命令，将蔡确一贬再贬，导致他凄然死于广东新兴。蔡确的病故只是一场大难的开始，“乘胜追击”的旧党借机株连了77名新党官员，兴起一场场大狱。
　　这场牵动举国官员的政治悲剧，就是宋代著名的文字狱“车盖亭诗案”，北宋朝堂“点到即止”的底线至此被碾得支离破碎。更让后人无语的是，整完新党，旧党继续打压，内部分裂成“蜀党”“洛党”等各个派系，互相拆台。
　　这段争斗史称“元祐更化”，但掐架如此，“更化”的效果能有多好？不到八年，占了便宜的西夏蹬鼻子上脸，不停侵扰边陲;曾钱粮满仓的国库又空空如也，到了“农民日益贫，商贾不行”的地步。
　　这场闹剧随着高太皇太后去世、支持变法的宋哲宗亲政才算基本消停，但新党的反击又汹涌而来。
　　新党首脑章惇就任后宣称“司马光奸邪，所当急办”，接着就是一连串反攻的组合拳：旧党当年整治了77名新党，那就打回来！曾操纵“车盖亭诗案”的梁焘等数十名旧党骨干全数被贬，吕大防等数十人被“永不叙用”，就连曾出面保护过蔡确的旧党范纯仁也被无情株连，一路贬到永州。
　　在接下来近乎白热化的清算里，已故的司马光被追夺生前一切荣誉，还差点被开棺曝尸;高太皇太后被扣上“操纵废立”的大罪，险些被宋哲宗追废……到1098年，遭清算打击的旧党官员已有八百多人。
　　在宋哲宗的努力下，“积弱”的北宋虽再度幡然重振，还以“平夏城大捷”等重锤打得西夏再度俯首称臣。但短暂的繁荣掩不住隐忧，经过一场场“冤冤相报”的闹剧，政争底线荡然无存，党同伐异成风，官场生态极端恶化。
　　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宋徽宗登基后，汇集在他身边的都是蔡京、童贯之流;为什么宋哲宗去世时，国力空前强盛的北宋会使出那么多昏着儿，最终以“靖康之耻”落幕——王安石的变法理想、大宋王朝的强国机遇，最终被失去底线的党争无情葬送。
　　（摘自《百家讲坛》）

什么是好选择？

　　◇ 罗振宇
　　我听到过一个做事的方法：如果你现在面对两个选项，但是呢，没有其中任何一个选项明显能好过另外一个，那咋选呢？那就随便选一个好了，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好选择。
　　这句听着非常醒目提神。为啥？你想，在我们习惯的思维里，总是想通过做选择来过好这一生，什么选个好学校、好工作、好股票、好配偶，来优化自己。
　　但是回头一看这些选择，你会发现，其实往往分成两类。第一种选择呢，是看似有得选，但其实没得选。比如，好学校就在那里，但是我考不取啊，所以它并不是我在当下存在的真实的选项。
　　而第二种呢，是看似很重要，其实纠结来纠结去，选哪个也都差不多。比如选配偶、选工作，在努力之前，你咋知道哪个好呢。
　　所以你看，人最重要的變量不是做选择，而是在努力之后把选择变成好选择。
　　（摘自微信公众号“罗辑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