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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钱有关的问题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但在1999年夏天,有几件事情凑在一起,却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先说两件跟世界富豪有关的事。一件是,由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父亲掌管的盖茨基金会宣布,盖茨将在有生之年将财产的大部分捐出,用于"研究治疗艾滋病和猩红热等疾病的疫苗","广泛散发疫苗将帮助我们使世界无艾滋病的梦想成为现实"。目前微软公司的市值已突破5000亿美元(世界上只有10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这一数字),持有微软20%股份的盖茨身家已过千亿。盖茨的父亲说,盖茨对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和疾病程度深感震惊。另外,盖茨计划给两个孩子每人留1000万美元。
另一件事情是,7月30日,来自哈佛大学、香港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100多名大学生,在香港大学与李嘉诚交流。当问到"李先生,我想知道您午饭吃什么?"时,李嘉诚回答:"我是比较喜欢清淡的,平时午餐都是一碗汤、一盘菜,或者是一盘炒河粉、一杯茶已不错,生活简单便是幸福。"此前,在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李嘉诚更表示,自己对衣着、手表一类东西没有兴趣,最大乐趣是读书,"天天晚上都是抱着书看到睡,有时梦里都是书。"李嘉诚捐助给教育、医疗的钱很难详细统计,仅汕头大学就捐了10多亿,而且每年负担大部分的学校开支。今年,李嘉诚与教育部合作的"长江学者计划",赞助拍摄播出的40集电视公益广告片《知识改变命运》,均引起强烈的反响。
"我们时代的问题是恰当地管理财富。"这是110年前美国钢铁大王、基金会制度的鼻祖安德鲁·卡内基思考的问题。他的结论是:1.伟大的不平均比普遍的贫穷要好得多。对个人而言,竞争法则也许是冷酷的,但它对整个人类来说却是最好的。"企业、工业和商业集中于少数人之手的现象以及存在于他们之间的竞争法则,对人类未来的发展不仅有益,而且必不可少。"文明本身依赖于财产的神圣性。2.当文明的基础法则把财富置于少数人之手后,这些人应当如何合理地处理他们的财富呢?一是作为遗产由死者家属继承;二是死后捐赠给公共事业;三是由活着的所有者进行管理。三者之中,第一种是最不明智的,虽说是人之常情,但却是一种误其子弟的感情,这样做的大部分结果都对子女不利。有识之士说:"我给儿子留下万能的美元,无异于给他留下一个诅咒。"第二种方式的结果是,死者的真实意愿往往不能达到,遗产花得冤枉,最终变成了遗嘱人干蠢事的纪念碑。施舍从不能改变个人或民族的处境,与其把富人的百万家私拿去鼓励懒惰、酗酒和下流,不如把它扔到海里。赚钱需要多大本领,花钱也需要多大本领,如此才能有益于社会。第三种方式,是建立一个把少数人的剩余财富以最佳方法变为多数人财产的理想之国,这笔财富虽由少数人管理,目的却是为了公众利益。卡内基由此开启了(慈善)基金会制度的先河。他对富人的定义影响和激励着此后一批批巨富将绝大部分财产捐出,成立专门基金会,由那些有思想而且认真的人掌握财富,并为大众利益逐年运用财富,根据社会所需进行分配。卡内基的定义是:"富人应成为生活简朴无华的典范,杜绝招摇与奢侈。他只对亲属提供保证其合理需求的适当费用,并将此外的多余收入视为由他管理的信托基金。他应当精心筹谋,使这些钱对社会产生最佳效果---这样,富人就只是他的穷兄弟的代理者和信托人,用他管理上的超人智慧、经验和能力来为他们服务。"了解了上面这些"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变私为公"的例子与思路,再来说一件跟我们有关的事。8月2日《羊城晚报》在头版报道:沈阳市常务副市长马向东,于6月底率两名高官由港商陪同到澳门豪赌,一天之内就输掉了3600万港元。马向东面不改容,只是吩咐港商在给他的贿款中扣除。7月1日,马向东由澳门返回沈阳时在北京被中纪委下令拘捕,其所负责审批的部分基建工程亦暂时停工。马向东事发后,沈阳已有七八名贪官因受贿巨大闻风外逃,13名高官已被隔离审查。北京端掉了一批贪官,广西、广东端掉了一批贪官,还有湖南、湖北、海南、福建……报纸每天几乎都有此类例子,只是官位大小的问题,如今又是沈阳。人们有理由问一句,是不是只要真正去查,深查到底,几乎已经很难找到一块没有贪官的净土?
"从澳门赌场看大陆官员",这大概是一本畅销书的题材,例子实在已经太多了。中国的官员工资低是实情,但从马向东输掉3600万元面不改容的惊人一幕,人们至少可以发现:有些中国官员用钱的豪气远胜于世界上的大资本家们。原因也很简单,他们花的不是自己的钱,而是中国纳税人的钱。港商的贿赂款从何而来?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从政府少收的地价款或多付的工程款里拿!他们是在慷天下纳税人之慨!在我们这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里,类似这样"化公为私"的例子还少吗?私有制社会中的"变私为公",公有制社会中的"化公为私",或许不能当成普遍现象来议论,但让人心里确实不是味道。最后一个与钱有关的问题是,从下半年开始,中国的公务员队伍普遍加薪(平均在120元左右)。对此,媒体上有一些争议。本来,中国公务员的整体工资水平并不高,值此通货紧缩需求待振时期,只要各地财政有条件,加薪至少不是坏事。为何有争议呢?从反应看,一是认为公务员工资虽然不高,但福利水平并不低,还有补贴和租金几乎为零的房子;二是认为国内经济增长速度处于滑坡阶段,不具备涨薪条件,应放在经济好转时再提薪;三是认为公务员制度的最大问题并非工资低,而是冗员造成的效率低。涨工资应与机构改革相配合,只有达到某一目标的人才能涨,才能留。否则,人人都涨,工作差的人就更不愿离开机关了;四是认为加薪应有个次序。现在职工的社会保障体制还没有解决,一些国企长期欠薪,"旧账"不还,公务员涨薪的社会成本是不是太高了?除了这些理由,我想还有一个人们的"心结"在起作用,那就是认为官员中真正为纳税人服务的不多,一心为自己"捞世界"的不少,此种状况下还要给他们加工资,感情上颇有抵触。面包会有的,但有面包并不等于会有一切,公务员的工资也是该加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期望公务员们能增加对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忠诚度,增加廉洁度、公正度,增强工作的积极性和责任感,提高办事效率。这些方面不"加",长久下去,人民是不会答应的。有人担心,工资一加上去就减不下来。但我以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人民不满意、不答应的话,加上去的东西也可能掉下来的。不信,就走走看!
先说两件跟世界富豪有关的事。一件是,由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父亲掌管的盖茨基金会宣布,盖茨将在有生之年将财产的大部分捐出,用于"研究治疗艾滋病和猩红热等疾病的疫苗","广泛散发疫苗将帮助我们使世界无艾滋病的梦想成为现实"。目前微软公司的市值已突破5000亿美元(世界上只有10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这一数字),持有微软20%股份的盖茨身家已过千亿。盖茨的父亲说,盖茨对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和疾病程度深感震惊。另外,盖茨计划给两个孩子每人留1000万美元。
另一件事情是,7月30日,来自哈佛大学、香港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100多名大学生,在香港大学与李嘉诚交流。当问到"李先生,我想知道您午饭吃什么?"时,李嘉诚回答:"我是比较喜欢清淡的,平时午餐都是一碗汤、一盘菜,或者是一盘炒河粉、一杯茶已不错,生活简单便是幸福。"此前,在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李嘉诚更表示,自己对衣着、手表一类东西没有兴趣,最大乐趣是读书,"天天晚上都是抱着书看到睡,有时梦里都是书。"李嘉诚捐助给教育、医疗的钱很难详细统计,仅汕头大学就捐了10多亿,而且每年负担大部分的学校开支。今年,李嘉诚与教育部合作的"长江学者计划",赞助拍摄播出的40集电视公益广告片《知识改变命运》,均引起强烈的反响。
"我们时代的问题是恰当地管理财富。"这是110年前美国钢铁大王、基金会制度的鼻祖安德鲁·卡内基思考的问题。他的结论是:1.伟大的不平均比普遍的贫穷要好得多。对个人而言,竞争法则也许是冷酷的,但它对整个人类来说却是最好的。"企业、工业和商业集中于少数人之手的现象以及存在于他们之间的竞争法则,对人类未来的发展不仅有益,而且必不可少。"文明本身依赖于财产的神圣性。2.当文明的基础法则把财富置于少数人之手后,这些人应当如何合理地处理他们的财富呢?一是作为遗产由死者家属继承;二是死后捐赠给公共事业;三是由活着的所有者进行管理。三者之中,第一种是最不明智的,虽说是人之常情,但却是一种误其子弟的感情,这样做的大部分结果都对子女不利。有识之士说:"我给儿子留下万能的美元,无异于给他留下一个诅咒。"第二种方式的结果是,死者的真实意愿往往不能达到,遗产花得冤枉,最终变成了遗嘱人干蠢事的纪念碑。施舍从不能改变个人或民族的处境,与其把富人的百万家私拿去鼓励懒惰、酗酒和下流,不如把它扔到海里。赚钱需要多大本领,花钱也需要多大本领,如此才能有益于社会。第三种方式,是建立一个把少数人的剩余财富以最佳方法变为多数人财产的理想之国,这笔财富虽由少数人管理,目的却是为了公众利益。卡内基由此开启了(慈善)基金会制度的先河。他对富人的定义影响和激励着此后一批批巨富将绝大部分财产捐出,成立专门基金会,由那些有思想而且认真的人掌握财富,并为大众利益逐年运用财富,根据社会所需进行分配。卡内基的定义是:"富人应成为生活简朴无华的典范,杜绝招摇与奢侈。他只对亲属提供保证其合理需求的适当费用,并将此外的多余收入视为由他管理的信托基金。他应当精心筹谋,使这些钱对社会产生最佳效果---这样,富人就只是他的穷兄弟的代理者和信托人,用他管理上的超人智慧、经验和能力来为他们服务。"了解了上面这些"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变私为公"的例子与思路,再来说一件跟我们有关的事。8月2日《羊城晚报》在头版报道:沈阳市常务副市长马向东,于6月底率两名高官由港商陪同到澳门豪赌,一天之内就输掉了3600万港元。马向东面不改容,只是吩咐港商在给他的贿款中扣除。7月1日,马向东由澳门返回沈阳时在北京被中纪委下令拘捕,其所负责审批的部分基建工程亦暂时停工。马向东事发后,沈阳已有七八名贪官因受贿巨大闻风外逃,13名高官已被隔离审查。北京端掉了一批贪官,广西、广东端掉了一批贪官,还有湖南、湖北、海南、福建……报纸每天几乎都有此类例子,只是官位大小的问题,如今又是沈阳。人们有理由问一句,是不是只要真正去查,深查到底,几乎已经很难找到一块没有贪官的净土?
"从澳门赌场看大陆官员",这大概是一本畅销书的题材,例子实在已经太多了。中国的官员工资低是实情,但从马向东输掉3600万元面不改容的惊人一幕,人们至少可以发现:有些中国官员用钱的豪气远胜于世界上的大资本家们。原因也很简单,他们花的不是自己的钱,而是中国纳税人的钱。港商的贿赂款从何而来?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从政府少收的地价款或多付的工程款里拿!他们是在慷天下纳税人之慨!在我们这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里,类似这样"化公为私"的例子还少吗?私有制社会中的"变私为公",公有制社会中的"化公为私",或许不能当成普遍现象来议论,但让人心里确实不是味道。最后一个与钱有关的问题是,从下半年开始,中国的公务员队伍普遍加薪(平均在120元左右)。对此,媒体上有一些争议。本来,中国公务员的整体工资水平并不高,值此通货紧缩需求待振时期,只要各地财政有条件,加薪至少不是坏事。为何有争议呢?从反应看,一是认为公务员工资虽然不高,但福利水平并不低,还有补贴和租金几乎为零的房子;二是认为国内经济增长速度处于滑坡阶段,不具备涨薪条件,应放在经济好转时再提薪;三是认为公务员制度的最大问题并非工资低,而是冗员造成的效率低。涨工资应与机构改革相配合,只有达到某一目标的人才能涨,才能留。否则,人人都涨,工作差的人就更不愿离开机关了;四是认为加薪应有个次序。现在职工的社会保障体制还没有解决,一些国企长期欠薪,"旧账"不还,公务员涨薪的社会成本是不是太高了?除了这些理由,我想还有一个人们的"心结"在起作用,那就是认为官员中真正为纳税人服务的不多,一心为自己"捞世界"的不少,此种状况下还要给他们加工资,感情上颇有抵触。面包会有的,但有面包并不等于会有一切,公务员的工资也是该加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期望公务员们能增加对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忠诚度,增加廉洁度、公正度,增强工作的积极性和责任感,提高办事效率。这些方面不"加",长久下去,人民是不会答应的。有人担心,工资一加上去就减不下来。但我以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人民不满意、不答应的话,加上去的东西也可能掉下来的。不信,就走走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