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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置身于世界秩序發生历史性重塑和转型的大变局之中，迫切需要通过理论和实践创新，提供一种“理解力”，引导大家对纷繁复杂的现实做出准确判断，抓住国际事务发展的本质；提供一种“规范力”，促使外交活动言有所规、行有所止，并能形成共识；提供一种“批判力”，推动及时反思，进行自我完善和调整，从而把稳前进的航向。
从历史的角度看世界变局，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力量的平衡深刻演变，使得基于二战结果的均势结构不断受到冲击，越来越难以为继。国际风云变幻中的几乎所有重大热点问题，从朝鲜半岛到南海，从中东乱局到欧洲的分合，从美国的“退群”到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等，都反映出新旧秩序转换之间的摩擦和碰撞。特别是主导战后国际体系的美国，与世界接触的动力在减弱，其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在上升，与盟国围绕政策、利益及价值观的裂痕在扩大，以至于很多美国以外的西方国家都开始严肃思考“后美国”“后西方”世界的“B方案”。变化是深层次、根本性的，对世界的颠覆性效应还在加速释放，中国难以在这场变局中独善其身。
世界之变的未来演进可能有三种前景：一是国际体系做出“美容式”修补，现状得以维持；二是国际体系在内部重压之下，经各方共同努力脱胎换骨，形成新的力量平衡；三是美国退出现行体系，国际秩序崩溃，世界陷入普遍混乱。目前看，三种轨迹都存在，呈现出分层次、碎片化发展的趋势。例如，北约把增加防务开支提上议事日程，美国、加拿大、墨西哥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属于第一种，显示国际体系朝着修修补补的方向迈进。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欧盟和日本达成自贸协定、中国倡导“一带一路”建设等，属于第二种，同时也反衬出美国的“自我淡化”。美国将驻以色列使馆迁至耶路撒冷，中东和平进程中断，巴以持续冲突，可被视为第三种前景的缩影。
中国并非世界变局的被动承受方，而是其中的重要参与方，既是“因变量”，也是“自变量”。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局势里，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的源头。党中央决策提升了外交在国家总体战略中的地位，并从治国理政的思路中获得动力，生成了与内政相统一的外交理论创新成果，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形成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创新全球治理理论体系、丰富和平发展的战略思想等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构成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精髓。这些努力促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实现从“吸纳学习”到“合作互鉴”的升华，是一个从单向融入转为双向建构的互动过程；也说明，中国正寻求从过去的“抓住机遇谋发展”转向“创造、分享机遇共发展”，有意愿、有能力提供更突出价值贡献的“高附加值”外交。
具体而言，中国外交对国际议程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塑造，比如中方在数轮中美经贸谈判中积极谋划解决问题的路径；对国际分歧不是含糊其辞，而是拿出态度，比如习主席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密集会晤，助力乃至塑造半岛形势的缓和；对国际合作不是“唯经济论”，而是向综合维度扩展；比如倡议举行巴以和平人士研讨会，为巴以双方提供交往动力。总之，中国外交以更加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积极争取各国的理解和支持，但又不强加于人。
中国外交回应了世界的期待，但也遇到一些质疑。例如，自今年初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把中美关系推入到一个经贸摩擦常态化、战略互信受损的曲折时期。美国媒体公开宣称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失败，怀疑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的提法意在取代美国成为新的世界领袖，认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使美国再度伟大”这两个战略目标之间存在根本冲突。
最大的挑战是，中美均从未经历过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里竞争主导地位的形势，双方都需要适应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引起的秩序变革。因此，如何管控好国际体系和秩序的变动，对双方来说都是新问题。现实的出路是重新洗牌，形成新的利益切割、交换和让渡，而非陷入你死我活的决斗之中。另外要看到，虽有西方学者开始反思民主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中国的国情、制度、文化等缺乏基本了解、耐心和包容的状况就会有所改善，二者之间没有必然关联。西方意识形态偏见仍是中国外交回避不了的一道难题，将伴随中国发展全过程，中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和自信，尽力化解外部压力，同时不受制于人。
新形势下，中国外交承载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有必要进一步提升素质，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增强在国际上说话办事的能力。在定位上，需主动阐明自身所希望参与塑造的世界是什么面貌和性质的，制定科学的路线图，明确在哪些领域发挥引领作用，哪里打造合作，何处提供支持，提高外交政策的透明度，增加信任。在战略谋划上，拒绝“权力的诱惑”，围绕战略目标营造出充分的缓冲空间和回旋余地，兼顾前瞻性和包容性，体现普遍的人文关怀，扩大“朋友圈”。与国际社会对话时，既要掌握对话技巧，更要把价值维度作为对话的重点内容来运筹；既理直气壮地讲好中国故事，也要避免陷入意识形态之争，防止滑向情绪对立，用理性来约束大变局给世界和中国带来的震荡。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世界之变的未来演进可能有三种前景
从历史的角度看世界变局，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力量的平衡深刻演变，使得基于二战结果的均势结构不断受到冲击，越来越难以为继。国际风云变幻中的几乎所有重大热点问题，从朝鲜半岛到南海，从中东乱局到欧洲的分合，从美国的“退群”到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等，都反映出新旧秩序转换之间的摩擦和碰撞。特别是主导战后国际体系的美国，与世界接触的动力在减弱，其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在上升，与盟国围绕政策、利益及价值观的裂痕在扩大，以至于很多美国以外的西方国家都开始严肃思考“后美国”“后西方”世界的“B方案”。变化是深层次、根本性的，对世界的颠覆性效应还在加速释放，中国难以在这场变局中独善其身。
世界之变的未来演进可能有三种前景：一是国际体系做出“美容式”修补，现状得以维持；二是国际体系在内部重压之下，经各方共同努力脱胎换骨，形成新的力量平衡；三是美国退出现行体系，国际秩序崩溃，世界陷入普遍混乱。目前看，三种轨迹都存在，呈现出分层次、碎片化发展的趋势。例如，北约把增加防务开支提上议事日程，美国、加拿大、墨西哥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属于第一种，显示国际体系朝着修修补补的方向迈进。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欧盟和日本达成自贸协定、中国倡导“一带一路”建设等，属于第二种，同时也反衬出美国的“自我淡化”。美国将驻以色列使馆迁至耶路撒冷，中东和平进程中断，巴以持续冲突，可被视为第三种前景的缩影。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
中国并非世界变局的被动承受方，而是其中的重要参与方，既是“因变量”，也是“自变量”。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局势里，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的源头。党中央决策提升了外交在国家总体战略中的地位，并从治国理政的思路中获得动力，生成了与内政相统一的外交理论创新成果，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形成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创新全球治理理论体系、丰富和平发展的战略思想等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构成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精髓。这些努力促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实现从“吸纳学习”到“合作互鉴”的升华，是一个从单向融入转为双向建构的互动过程；也说明，中国正寻求从过去的“抓住机遇谋发展”转向“创造、分享机遇共发展”，有意愿、有能力提供更突出价值贡献的“高附加值”外交。
具体而言，中国外交对国际议程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塑造，比如中方在数轮中美经贸谈判中积极谋划解决问题的路径；对国际分歧不是含糊其辞，而是拿出态度，比如习主席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密集会晤，助力乃至塑造半岛形势的缓和；对国际合作不是“唯经济论”，而是向综合维度扩展；比如倡议举行巴以和平人士研讨会，为巴以双方提供交往动力。总之，中国外交以更加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积极争取各国的理解和支持，但又不强加于人。
中国外交回应了世界的期待，但也遇到一些质疑。例如，自今年初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把中美关系推入到一个经贸摩擦常态化、战略互信受损的曲折时期。美国媒体公开宣称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失败，怀疑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的提法意在取代美国成为新的世界领袖，认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使美国再度伟大”这两个战略目标之间存在根本冲突。
最大的挑战是，中美均从未经历过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里竞争主导地位的形势，双方都需要适应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引起的秩序变革。因此，如何管控好国际体系和秩序的变动，对双方来说都是新问题。现实的出路是重新洗牌，形成新的利益切割、交换和让渡，而非陷入你死我活的决斗之中。另外要看到，虽有西方学者开始反思民主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中国的国情、制度、文化等缺乏基本了解、耐心和包容的状况就会有所改善，二者之间没有必然关联。西方意识形态偏见仍是中国外交回避不了的一道难题，将伴随中国发展全过程，中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和自信，尽力化解外部压力，同时不受制于人。
新形势下，中国外交承载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有必要进一步提升素质，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增强在国际上说话办事的能力。在定位上，需主动阐明自身所希望参与塑造的世界是什么面貌和性质的，制定科学的路线图，明确在哪些领域发挥引领作用，哪里打造合作，何处提供支持，提高外交政策的透明度，增加信任。在战略谋划上，拒绝“权力的诱惑”，围绕战略目标营造出充分的缓冲空间和回旋余地，兼顾前瞻性和包容性，体现普遍的人文关怀，扩大“朋友圈”。与国际社会对话时，既要掌握对话技巧，更要把价值维度作为对话的重点内容来运筹；既理直气壮地讲好中国故事，也要避免陷入意识形态之争，防止滑向情绪对立，用理性来约束大变局给世界和中国带来的震荡。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