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文本的影视爱情差异化取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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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病人》是加拿大籍斯里兰卡著名作家迈克尔·翁达杰最为成功的杰作,这是一部内蕴极为丰富的文学作品,其中不仅包含了战争、道德、民族等诸多方面的内涵,而且包含了爱情这一永恒性的史诗级内涵。改编自原著的电影版将爱情中的爱与传统伦理道德的取舍,进行逆向建构,并以这种逆向建构为这三段异乎寻常的爱情建构了差异化表达下的4位主人公错综复杂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电影《英国病人》一举掳获了第69届奥斯卡9项大奖,以及英国演艺学院所颁发的6项大奖,可谓盛极一时。
  一、 表象化與具象化的爱情向度
  (一)结构主义视阈下的爱情向度
  《英国病人》在文本上的出色之处在于其并未局限于一地一人一事一物,而是以其非传统式的文本为读者更加生动地展现了超越了时代、战争、地域、传统等的举世罕见的绝世爱情经典。奥马希伯爵和凯瑟琳·基夫顿之间的以文学相系却又以不伦为差异化,面临着道德取舍的爱情贯穿全片。奥马希为爱情不惜背叛友情,甚至竟然作出卖国行径;身为人妇的凯瑟琳·基夫顿为了爱情不惜背叛曾经的忠贞爱人。在奥马希炽烈的爱情之中混杂着通奸、通敌双重耻辱,然而,在这份凄美绝伦的爱情面前,在充斥着真爱的爱情向度面前,一切似乎都已变得无足轻重。文本与影片将两种复杂关系与两种具强烈冲突的戏剧化关系深度融合为一种大道至简的爱情关系并以爱情实践充分印证了真正的爱情一旦来临将超越一切限定。
  (二)接受美学视阈下的爱情向度
  小说以其非传统文本描绘了一场非典型性的爱情,而同名影片则更以其视觉语言与镜头统摄的光影向观众诠解了一场非比寻常的绝世爱情。这部杰作一旦剔除其爱情成分,即将变成一部无本之木与无源之水的较为枯燥乏味的单纯战争叙事,而一旦有机地植入了爱情成分,则为整部作品带来了满盘皆活的勃然生机,正是这部作品的这种爱情植入,以及爱情面对世俗道德的评判、爱情面对投敌叛国的评判下的差异化取舍,才更富张力地展现出了一幅突破种族、地域、尊卑、阶级的人类爱的和谐的全景图。在接受美学视阈下,为美好的爱情建构了一种突破传统、突破对立、突破时空的向度。这种向度将文本的创作者与影片的导演全部甩在了一边,形成了一种文学文本脱离作者性,影视映像脱离主观性的一种作者与导演不在场的永恒存在。
  (三)重生视阈下的爱情向度
  《英国病人》的文学文本与影视映像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不仅存在于奥马希与凯瑟琳·基夫顿的爱情细节之中,而且亦存在于基夫顿对于爱情背叛的报复以及对战争的厌恶等许多方面。影片对于文学文本的某些方面进行了再创造并对文学文本中的人物关系进行了最大可能的精简。应该说,影视映像对于文学文本的再创造既为文学文本主旨带来了形诸于影像化的意蕴诠解,又为文学文本带来了基于差异化取舍表达的精彩演绎。这部三线爱情交错时空的倒叙叙事影片将3段爱情巧妙地融冶为一炉,更以不断的倒叙叙事完成了补完情节的差异化表达,以及爱情终极走向的取舍表达。电影透过一次次的回忆为英国病人的灵魂注入了一次次的重生,当肉体完完全全地被创伤所禁锢,英国病人及其所爱之人的灵魂正在穿越着阳光映照下云朵一样的茫茫大漠飞向遥远的天国。
  二、 抽象化的爱情向度差异化
  (一)抽象化爱情的象征性表达
  文学文本与影视映像不仅侧重点有所不同,而且诠解表达方式亦大相径庭。简而言之,文学文本鉴于文本客观线性所限,因此,普遍更加侧重于描写的细腻性表达,在诠解表达方式上则以复杂性见长;而影视映像则鉴于客观线性时长所限,因此,普遍更加侧重于故事性表达,在诠解表达方式上则以电影所特有的视觉性取胜。《英国病人》的核心文学文本即为一主二辅的3段不同寻常的爱情叙事,而影片则以显性的一条主线贯穿全片,而二条辅线则最终与主线交汇在一起,共同形成了一种足以建构故事性与视觉性的视觉语言表达。从差异化来说,文学文本中以大量笔墨进行了人物内心冲突的基于心理表达的描写。这种心理表达在影视作品之中,显然只能通过人物之间的情感视觉化加以表达。从取舍方面而言,在爱情这一向度上,小说进行了极具艺术的魅力修饰,而电影则在视觉表达方面进行了爱情由具象化、表象化而抽象化的象征性表达。
  (二)抽象化爱情的移情表达
  小说的文学文本中的表象化、具象化的大量修饰与描绘为电影将其抽象化为视觉映像提供了强大的文本基础。同时,文学文本中的开放性、包容性、史诗性等特质亦为电影的改编确立了成功表达的艺术基调。这部堪称伟大的文学著作将生命存在与爱情境界均进行了差异化表达,更在生命存在与爱情境界的取舍之间进行着时刻萦绕着的勉力平衡。从影片的表达来看,贯穿全片的爱情既有着不伦、不义、不忠的公然与传统规训大相悖反的差异化,同时却又以合理的逻辑演绎、合理的情感演绎、合理的关系演绎等而令读者与观众能够在不断的爱的渗透过程中,沉浸于其中移情于其中,以至于读者与观众,已经由男女主角之间的爱情指斥者,潜移默化不知不觉地,迅速演变为爱情的绝对同情者、坚持者、拥护者,从而巧妙地将读者与观众置于审判的天平之上,令其自行作出对于这一爱情故事的取舍。[1]
  (三)抽象化爱情的两难抉择
  《英国病人》的抽象化渗透、沉浸、移情等表达,为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共同建构起了一种作者性与创制性的悄然抽离,而将读者与观众悄然推向审判裁决的尴尬位置。这种基于爱情向度与道德评价的两难抽象恰恰与影片在其开篇中以抽象的笔触所描绘出来的人类对于存在与爱情的两难抽象同样以其前后呼应的一体化表达道出了人类对于爱情远高于生命与存在的殷殷渴望。恰如电影中的女主角所言,爱情下的世界,已经在差异化下变得极为不同。同时随之而来的自然是一种不一样的人生,而女主角凯瑟琳·基夫顿由此而变成了一位与传统意义有着显著差异化的妻子,奥马希由此而变成了一位对朋友不义、对国家不忠的有着更加显著差异化的争议人物,这两种差异化表达更为爱情与道德的取舍带来了无法裁决的两难抉择。[2]   三、 意象化的爱情向度取舍表达
  (一)命运与道德取舍表达
  《英国病人》的文学文本与影视映像在不同范畴的抽象化象征表达为进一步深究这部作品中的爱情意义提供了切入点、出发点、原初点,并且为研究战争宏观大背景下生命的不幸与爱情的执着,带来了向意象化探寻的起始点。无论是奥马希与凯瑟琳·基夫顿的愛情,还是汉娜与基普、汉娜与英国病人之间的爱情,都是一种由表层结构下的外显叙事分支,交汇至深层结构下的内隐叙事主干的一种行动元模式。这种行动元模式在爱情与道德的巨大差异化以及二者之间难以取舍的平衡等既微妙又复杂的关系之下形成了一种以爱情为主、以道德评价为辅、以战争与战争中的身份为纬、以人性化为经的极为复杂的语境方阵进而由这一复杂的语境方阵向读者与观众绘制出了一幅个人命运为诸多要素所牵系的图景,在这幅图景之中,个人命运既为战争所辗压,又为传统道德所围困。[3]
  (二)创伤与弥合取舍表达
  小说与电影最终交汇于一幅命运的图景。这幅命运的图景之中,最为突出存在的就是男女主角之间的那种生命存在与爱情境界的或此或彼、亦此亦彼的既有着差异化亦有着殊难取舍化的一体化表达。在爱情的极致表达过程中,以生命的殒灭之“舍”完成了一种爱情之“取”的升华表达。影片中不断的倒叙式的回忆为英国病人与奥马希二元一体带来了一种远远超越了灵与肉的重生。这是一种建构在形而上抽象之上的意象化的爱情的重生。这种爱情的重生与现实中的奥马希与汉娜之间的爱情产生了巨大的差异性,一种是留存于永恒回忆之中的永难割舍,一种则是现实反噬回忆的创伤弥合。爱情对于“英国病人”撕裂创伤的有意识的缝合,将回忆中的炽烈爱情与现实创痛之下的形容枯槁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差异化表达。这种差异化表达为读者与观众留下了直达心灵的感同身受的强烈震颤。[4]
  (三)差异化与共性取舍表达
  《英国病人》文本与影像不仅交汇于命运的图景之上,而且更交汇于爱情的不加抑制的尽情表达之上。其主旨虽然是人性化的探析,然而,这种探析却完全被其中的爱情表达夺去了所有的光芒。男女主角之间的毫不压抑的爱情表达为这个世界增添了一种凌驾于所有意象之上的至高无上的意象。即便是在生死攸关的战争氛围之中,这种至高无上的爱情仍然具有其超越一切要素的超然性。这种人性的放逐与爱情的升华的崇高意象化表达已经超越了文本意义而言。作者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在主客观视角上所进行的非传统的取舍,并由这种取舍使得作者性退出了文本时空,从而形成了一种作者不在场式的爱情表达。针对这部作品可以抽象化地将其中的爱情比喻为烈火,而最终却在这种烈火焚烧之下,男女主人公获得了永远都难以疗愈的创痛。爱情与烈火的差异化共性为爱情带来了生命、存在、创痛三者永恒矛盾纠葛着的难以弥合的取舍。
  结语
  电影《英国病人》以不断的倒叙式回忆建构着一种爱的多维时空表达。这种爱的多维时空表达既有着显性的爱情差异化、时空差异化、人性差异化的表象化表达,又有着爱情超然化、时空穿梭化、人性相对弱化的抽象化表达,更有着爱情永恒化、时空凝固化、人性解脱化的意象化表达。并且,这些基于差异化的不断升格的表达最终交汇于即便是人性亦殊难取舍的爱情与生命、爱情与道德、爱情与人性的分野。这种差异化与两难取舍的表达最终全部为爱的包容化所溶解为一个多维时空的一体化的爱的永恒。
  参考文献:
  [1]吴珊珊.迷宫中的文本——浅析《英国病人》的戏仿策略兼议琳达·哈琴的后现代诗学[J].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7(2):66-74.
  [2]傅了艳,康响英.华丽蜕变的“他者”——后殖民视角解读《英国病人》中主人公吉普[J].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15, 15(6):80-85.
  [3]王大鹏.“白色幻梦”中的艰难“模拟”——关于《英国病人》中民族身份的探讨[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4,30(4):16-18.
  [4]汪振城,钟丽茜.“大伦理”与“小道德”——从艺术与道德的关系看《英国病人》[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2):108-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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