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留学日记》中言及，如果按照才学选夫人，他恐怕要打一辈子光棍了。那是因为那时他还没有结识陈衡哲，虽然认识她后，他们因隔着层层障碍不能结合，他却是再也不如此说话。
　　只能用“传奇”两个字来形容新文学运动中最早的女学者、作家、诗人和散文家陈衡哲。成才需要努力也需要机缘，她是庚子赔款的第一批女留学生，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女作家之一，北京大学的第一个女教授，连续四届出席国际太平洋学术会议的第一位中国女学者。
　　舅舅姑母打造才女
　　陈衡哲（1890-1976），笔名沙菲，祖籍湖南衡山，生长于江苏武进；出身名门，祖父陈钟英、伯父陈范（《苏报》馆主）、父亲陈韬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和诗人。家里名人云集，三舅父庄蕴宽却是对陈衡哲影响至深的一个。没有舅舅的偏爱和教导，陈衡哲可能无法创造日后那一系列传奇。
　　幼年时，庄蕴宽的“命运说”对陈衡哲影响深远，即言人对命有三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安命、怨命、造命。陈衡哲选择了第三种态度，勤奋向上、自强不息、永不言弃。舅舅还对她说：“一个人必须能胜过他的父母尊长，方是有出息。没有出息的人，才要跟着他父母尊长的脚步走。”
　　少年时陈衡哲求学遇阻，也是舅舅舅母将她带到广州、上海等地，辗转就学，1911年入上海教会女校学习英文，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础。而1914年投考清华大学第一批庚款留美学额时，也是舅舅给予靠家人零星指导、很少进学堂系统学习的陈衡哲莫大的鼓励，从报纸上获悉被录取时，舅舅和姑母同时给在老家的她写信，正被父亲逼婚的陈衡哲喜极而泣。心中孜孜以求的求学梦，终于在24岁这年得以圆满。
　　“知我，爱我，教我，诲我，如海深恩未得报；病离，乱离，生离，死离，可怜一诀竟无缘”。这副哀挽就是陈衡哲写给曾任江苏临时都督的舅舅庄蕴宽的挽联，情真意切、感人至深。
　　陈衡哲的姑母也对她颇具影响力。在题为《纪念一位老姑母》的散文里，她如此写道：“这位姑母不但身体高大，精力强盛，并且天才横溢，德行高超……她除了做诗，读史，写魏碑之外，还能为人开一个好药方，还能烧得一手的好菜。她在年轻的时候，白天侍侯公婆，晚上抚育孩子；待到更深人静时，方自己读书写字，常常到晚间三时方上床，明早六时便又起身了。这样的精力，这样艰苦卓绝的修养，岂是那些佳人才子式的‘才女’们所能有的！”
　　陈衡哲在舅舅和姑母的影响下志向远大，富于探索精神，对西方科学文化十分有兴趣。1914年她考取清华庚款留学名额后，同年入纽约瓦沙女子大学史学系，于1918年毕业，获文学士学位，并获赠“金钥匙”；后入芝加哥大学史学系，研究历史、文学，1920年毕业，获英文文学硕士学位。同年归国，应蔡元培先生之邀聘任北京大学西洋史兼英语系教授，成为北京大学第一位女教授。同年秋与任鸿隽（字叔永）结婚，后兼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此后辗转于北京、南京、成都等地任教，抗战全面爆发后，又曾在武汉、香港、昆明、重庆等地停留。抗战胜利后，她曾应美国国会图书馆之聘，任指导研究员一年，期满后返回上海。
　　满身充满文艺细胞
　　陈衡哲年轻时端庄秀丽，曾是1914年在美国成立的“中国科学社”中齐刷刷的37位男子中的唯一的一点红；才华堪比林徽因，气概不输以前的苏青和今日的龙应台；史学和文学成就，至今令人不敢小觑，70年前著述的《西洋史》，依然被现在的一些专家誉为“中国最好的世界史”。她的婚姻美满，与才子任叔永白头偕老，3个儿女均成器，女儿还曾是宾西法尼亚大学第一个华人女教授。除此之外，她与胡适相知相惜的故事，也分外动人（已另有文《那些岁月，那些爱恋》发于本专栏，此处不另赘述）。
　　“学者而兼作家”的陈衡哲，文学只是她治史之外的“余兴”。她在《小雨点·自序》中说：“我既不是文学家，更不是什么小说家，我的小说不过是一种内心冲动的产品。他们既没有师承，也没有派别，它们是不中文学家的规矩绳墨的。他们存在的唯一理由，是真诚，是人类感情的共同与至诚。”
　　1918年，她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新诗《人家说我发了痴》，以后又相继发表了其他文字。她34岁时写的文章《运河与扬子江》奇巧峻峭，颇具豪侠之风。而陈衡哲发表白话小说，比鲁迅还早一年。
　　陈衡哲志存高远、眼界开阔，这在其散文作品中也有体现。司马长风说她的散文“善于写景物，也善于谈人论事，议论风发，其活泼幽默可与较后的两大散文家梁实秋、钱钟书互相竞耀”。
　　“历史不是让我们哭的”
　　曾执教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陈衡哲，在历史学方面也有一定的建树。在胡适看来，“陈衡哲女士的《西洋史》是一部带有创作野心的著作。在史料的方面她不能不依赖西洋史家的供给，但在叙述与解释的方面，她确实做了一番精心结构的工夫。这部书可以说是中国治西史的学者给中国读者精心著述的第一部《西洋史》。在这一方面，此书也是一部开山的作品。”确实，陈氏的《西洋史》体现了她雄厚的史学基础，已成一家之言，体现的是一种“独断之学”。
　　比如《西洋史》下册，陈衡哲就拿破仑所做的相对客观的历史评价，“法国革命的精神虽曾跟着拿破仑的马蹄走遍了欧洲的大半，但这只可以说是他的穷兵黩武的旁产品，不是他的至诚目的”等等，便显示了她的超人卓识。她曾说道：“历史不是叫我们哭，也不是叫我们笑的，乃是要求我们明白他的。”
　　陈衡哲的涉略面很广，在大学任教期间，她曾针对中国当时存在的妇女问题，写了许多文章，如《复古与独裁势力下妇女的立场》、《妇女问题的根本谈》等，从不同方面谈及妇女与政治、社会、家庭和子女教育的问题。在四川大学的时候，她发现有不少女学生是官僚、财阀们的姨太太，于是在《新新新闻》上发表了一篇揭露四川问题的文章，说这是女性的耻辱，也是大学教育的破产，号召妇女要争取独立自主。
　　她的笔调辛辣生动：“再说纳妾，这自然是中国的一个腐败制度……在四川，有许多阔人的所谓‘太太’却是女学生，而有些女学生也绝对不以做妾为耻。（关于有些女学生的‘宁为将军妾，不作平人妻’的奢望，我得到的报告太多了，可以说是一件讳无可言的事实，我希望四川女学生中之优秀的，能想个法子来洗这个耻辱。）”她的文章一经发表，便遭受到四川各方势力的围攻，他们用“侮辱四川妇女界”的帽子要求驱逐她。她的丈夫任叔永也受牵连，1937年6月辞去四川大学校长一职。陈衡哲却不曾妥协，为了让女性有正确的人生观，她曾在当时的北平试办过一个“少女星期日茶会”，后来到四川也举办过类似活动。但她不由不感到势单力薄，“我之所能努力的——无论是对四川的青年，或是对于全国——仍不过是一支笔，一张嘴，和一颗忠诚的心。真是渺弱得很呵！”
　　陈衡哲认为，从事学术和教育的人，应该无党派背景，为学术教育尽心尽力，所以在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有意要求所有公教人员加入国民党，她也不轻易屈服。文革时期，红卫兵来抄家时她也以眼睛看不见、不能走路为由拒绝下楼。
　　陈衡哲育有子女三人，均才华过人。她在三个孩子身上倾注了许多心血。长女任以都在美国毕业后，留在美国继续修读博士课程，而以书则回上海担任教授。1970年，以都成为宾大历史系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正教授，同年，被任命为东亚学系的主持人。现在我们翻开《剑桥中华民国史》，便能看到陈衡哲的长女任以都教授撰写的专章。
　　陈衡哲的丈夫任鸿隽1960年退休，次年11月9日去世。陈衡哲随即写信给任以都和任以安，要他们尽快通知“赫贞江上的老伯”。1962年1月16日，时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在台北接到了陈衡哲子女的信，信中还附有陈衡哲的三首悼夫词。胡适感慨万千，第二天他给任家姐弟复长信说：“政治上这么一分隔，老朋友之间，几十年居然不能通信。请转告你母亲，‘赫贞江上的老朋友’在替她掉泪。”一个月后的2月24日，胡适也辞别人世。
　　陈衡哲则于1976年病逝于上海，享年86岁。“赫贞江上”三个赤胆忠心的知己，是否会在另一个世界相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