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吴湖帆（1894-1968）是现代著名书法家，又是收藏宏富的鉴赏家。他的“梅景书屋”藏有一千多件金石器物与古代书画，环顾当年沪上，估计独步一时，轻易也找不到可以相抗衡的对手。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吴湖帆居住在上海，日常所交往的皆是文人雅士、艺坛巨擘，如张大千、刘海粟、叶恭绰、吴梅、蒋谷孙等人，极一时之盛。近年吴湖帆的《丑日记》已经出版，记载的内容是1931年至1939年之间的事情。虽是残稿，但吉光片羽，弥足珍贵。
与现代曲学大师吴梅交往
吴梅，字瞿安，是现代曲学大师，对曲律、曲史包括词学理论造诣极深，深得蔡元培赞赏，1917年礼聘他为北大教授，讲授古乐曲。自吴梅开始，不登大雅之堂而曾被鲁迅概括为“咿咿呀呀”的戏曲首次进入最高学府，得占一席之地。
三十年代初期，吴梅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并在上海光华大学兼课。吴湖帆的夫人潘静淑曾向吴梅学词，两吴时时往来。“晨访吴瞿安（梅）于双林巷，乞题正德陆元大刻《花间集》，毛抄影宋《梅屋诗余》、《石屏长短句》，题就即携归。谈及京中友人来信，有厉樊榭手抄稼轩词集，长沙叶焕邠旧藏者，余即托矍安到京时物色之。”吴湖帆携带一部元代刻本、二部毛抄影宋本去拜访吴梅，求他题跋，名词家题名词集，更增古籍身价。元刻固然罕见，毛抄更是珍贵。所谓“毛抄影宋本”，是明末藏书大家毛晋雇人精心影抄宋版珍籍的书本，先是用薄纸蒙在原本之上，将版框、文字甚至前人藏书印都一一描摹下来，笔触细腻，一丝不苟，可说是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吴梅亲眼目睹各种“毛抄”之后，不禁感叹：“毛抄宋本各家诗集，精如鬼工。”
吴湖帆又听说大名士叶德辉所藏一部稼轩词集，由雍正乾隆时期浙派词坛的领袖人物厉鹗亲手所抄，已散佚至南京，即托吴梅代为寻找洽购。十多天后，“接瞿安信，厉抄本词不全，下半全缺，配以元人词数十首，诗只十余首，退去矣”。可惜厉氏抄本是残本，梦中“佳人”原来半身不遂，吴湖帆挥挥长袖像退婚一般把它“退去矣”。这也难怪。1927年之春长沙叶德辉撰写对联一副：“农运宏开，稻粱菽麦黍稷，尽皆杂种；会场广阔，马牛羊鸡犬豕，都是畜生”，公然嘲骂湖南农民运动，被人刀架脖子砍头，兵荒马乱之中，一代藏家数十年积聚之书，顿时四散。这一部名家抄本，频遭书估辗转贩卖，迭经舟楫车马之劳，如同高门巨族的闺阁名媛劫后余生，晃悠悠一路风尘飘泊至秦淮河畔，怎么可能不弄得蓬头垢面、伤痕累累呢？——然则大哲老子所云：“多藏必厚亡”，岂虚言哉！
1931年吴湖帆与吴梅交往频繁：“约藕初、瞿安、紫东在家便饭。”次日又“晨访瞿安”。1932年阳历元旦，吴湖帆偕妻携子回苏州老家向“母亲贺岁叩头”。第二日清晨又去拜访当时正在苏州的吴梅，“晨访瞿安，复偕瞿安至某医生家观乾隆御题紫玉山，毫无道理，与顽石相去不远耳。”又过了二日，吴湖帆赴吴梅家参加文人雅集“词社”：“在瞿安作词社，题为‘惜寒梅咏过春草间房’。”
1932年的吴湖帆日记大半散佚，在吴梅日记中还可见到两人相交往来的踪迹：“下午偕◆儿访湖帆，傍晚归。所见书画至多，今备列之。《金任询手书杜陵古柏行》、《明王鏊、文征明、申时行手书诗词卷》、《杨己亭九秋图》、《朱文公赠张南轩诗卷》、《明祝允明、唐寅、文征明、张灵等手札》、《四王立轴》，皆希世珍也。又见毛钞《芦川词》，影宋精写，与邓孝先所藏《宋人小集》无异，因作一小跋于后。湖帆嘱余《朱文公诗卷》后书一观款，亦欣然命笔也。”因为吴府的宝贝多，这次吴梅是带了儿子去开开眼界。
次年2月，仍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的吴梅，又来沪拜访吴湖帆：“晨，江小鹣来，余尚未起身，未晤。饭后至超然处，晤朱镜波。归后拟出行而吴瞿安来。陈淮生、张大千、叶遐庵、徐竹荪、程云岑均来。小楼局促，济济一室，颇行热闹矣。”这之后两吴虽有往来，已日渐稀少。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侵华，南京沦陷，吴梅为避寇辗转流亡至西南，不幸患病于1939年3月逝世。不久，身在上海的吴湖帆也听到了这个消息：“下午夏剑老来，谈及吴瞿安先生因喉结核病殁于昆明，为之惘然。”一代曲学宗师，年未满六十，就在颠沛流离之中病逝，
不禁令人深为痛惜。
密韵楼的少东家蒋谷孙
晚清民国时期，浙江吴兴南浔有三大藏书楼，如张石铭的适园，蒋汝藻的密韵楼，刘承干的嘉业堂，这三家先祖长袖善舞，或以盐业发家，或以丝绸致富，皆是家财累累达千百万的大腹贾。不过吴兴自古以来亦是人文荟萃之地，清代嘉庆时期的范锴声称：“昔日我吴兴士大夫，多好学而嗜蓄书，流风遗韵，由来久矣。”大抵为乡邦风俗所感化，原先通身大冒金银气的张、蒋、刘三家大腹贾，他们的子孙纷纷弃铜臭而迎书香，渐渐地蜕化成斥巨资购宋版元刊、积书每每达数十万卷的大藏书家，声名腾播大江南北，浑身上下皆散发书卷气矣。
蒋汝藻的藏书楼取名为密韵楼，就是缘于以重金购得一部宋人周密的诗集——宋刊孤本《草窗韵语》，喜不自禁，从中拈出“密”、“韵”两字来命名自豪。作为后起之秀，密韵楼的藏书声名在民国初期尤为显赫，引得当时的大学者王国维亦甘愿为之编写书目题跋。可惜世事变迁倚伏无常，1925年蒋汝藻受经商失利牵累，不得已把多年苦心经营积聚的大批藏书抵押出售。王国维致函日本友人时提及：“蒋氏密韵楼之书，因商业失败，现归商务印书馆。弟与蒋君多年旧交，亦代为惋惜也。”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虽然家道中落，作为蒋汝藻长子的蒋谷孙，三十年代在沪上艺坛与吴湖帆等名人雅士交往周旋，手边还藏有不少珍本古籍与名贵碑帖。“偕博山、景郑访谷孙，获观宋拓《群玉堂米帖》，仅六叶，据云是孤本，谷孙费二千六百金得之。又见宋拓《黄庭经》、明刻曲本六种。”吴湖帆与内亲潘氏兄弟去访蒋谷孙，观赏他收藏的一部宋代孤本《群玉堂米帖》，只有寥寥数页，竟然耗费大洋两千六百元方才购得，委实令人咋舌。
第二年元月，吴湖帆又去拜访蒋谷孙：“到蒋谷孙处，观宋刻《草窗韵语》及宋本《公羊疏》、宋本《新定续志》，皆极精孤本，密韵楼之精华也。”这次吴湖帆总算亲眼看见了密韵楼的镇楼之宝《草窗韵语》。据说这部《草窗韵语》在宋版书中亦显矫矫不群，鉴赏者称其“纸墨鲜明，刻画奇秀，出匣如奇花四照，一座尽惊”。人们大抵觉得寻常赞誉之词已经无法描绘它的品位及姿容，只得剑走偏锋地称它为“妖书”、“尤物”。
四天后，蒋谷孙去观赏吴湖帆所藏的宋版《道德经》，或许是爱不释手吧，蒋氏即以一幅唐伯虎《骑驴归兴图》与一册毛抄《盘洲乐章集》与吴湖帆交换。蒋谷孙作为藏书家的后代，确能恪守家风，对书情有独钟。此年三月，“谷孙以陆元洲《秋林观瀑图》、李长衡金笺山水（陈元素题字）向余易元刻本《图绘宝鉴》”。两幅古画换一部元版图书，藏书家蒋谷孙与大画家吴湖帆可谓各遂所欲。
此年五月，“偕选青至谷孙处，观王武剑。剑把双钩书，刻极精，为从来所未见，剑之尺寸甚长，乃上士剑也。又见宋刻《东都事略》，宋印本，陈仲鱼家旧物。据钱遵王《读书敏求记》云，此书乃牧翁心醉而生平未得者也。计一百卅卷，都廿册。谷孙殊鸣得意” （《日记》1933年5月16日）。这位“牧翁”中指明末清初大名鼎鼎的钱谦益，其人号牧斋，万历年进士，官至礼部侍郎。有人指出：“江浙藏书家，向推项子京白雪堂、常熟之绛云楼、范西斋天一阁、徐健庵传是楼、朱竹曝书亭、毛子晋汲古阁。”其中所说的“常熟之绛云楼”即为钱谦益所建的藏书楼。钱氏眼界极高，藏书只收宋元古籍，不取近人刻本及抄本。清代顺治七年（1650），干支为庚寅，绛云楼不慎失火，钱谦益声称：
甲申之乱，古今书史图籍一大劫也。吾家庚寅之火，江左书史图籍一小劫也。今吴中一二藏书家，零星捃摭，不足当吾家一毛片羽。可见钱谦益以大藏书家自居的口吻何等自负，旁人家中万卷藏书皆不及他绛云楼中的“一毛片羽”。
也许钱谦益自有其值得骄矜的理由。清代末年。两朝帝师一代相国的翁同和在京城书肆遇见一部宋版《集韵》，叹为“惊人秘籍”，后花费大把银子方才抱得这部“秘籍”归，并一再感叹“亦奇缘矣”。追踪前尘，原来这部“惊人秘籍”出自二百年前述古堂主人钱遵王的秘藏，而钱遵王的藏书有一部分正是来自钱谦益绛云楼大火之后的烬余插架之物。可见常熟钱姓一族确是藏书界中的大佬，余沫残唾亦可沾溉后人不浅。
如今蒋谷孙捧出而供吴湖帆等人欣赏的宋版《东都事略》，煌煌大著只有二十册，连得当年钱谦益都垂涎三尺而未得手——这自然使得密韵楼的少东家晒宝时沾沾自喜了。
蒋、吴两人对书画古籍不仅互换，而且也互赠：“蒋谷孙来，携赠宋刻本刘后村词残册一本，计十八叶，汪阆源艺芸书舍旧藏书也，有汪氏二印，谷孙为余有淮海词残宋本，故赠此为侣。又检及余旧书中《梦窗丙丁稿》汲古阁刻本（甲乙稿缺），鉴定朱笔校字系出黄尧圃笔，相与大快，乃携去撰跋矣。”蒋谷孙送了吴湖帆一册宋版残本，顺便还参观了吴府藏书。吴湖帆藏有一部明版《梦窗丙丁稿》，上面写了许多校勘异同的朱笔红字，蒋谷孙翻阅之后断定这是乾嘉时代大藏书家黄丕烈的手迹。
黄丕烈号尧圃，酷嗜宋版书，自称“佞宋主人”，藏有宋刻图书达百种，名书斋为“百宋一廛”。黄氏精于鉴别校勘，并非简单藏藏书而已，对于阅读过的书籍通常还写下大量题跋，内容涉及版本异同，字画增损及刊刻优劣，当时有学者就极为赞叹地称他“积晦暝风雨之勤，夺饮食男女之欲”，数十年如一日沉浸于聚书、读书及刻书之中。
黄丕烈的题跋与同时代另一位校勘大家顾千里的手迹，简称为“顾批黄跋”，受到后世学者高度重视及赞赏，在藏书界看来是极为名贵之物。因此，蒋谷孙在吴府藏书中发掘了一部存有黄丕烈手泽的明末汲古阁刻本，大有点石成金之妙，吴湖帆不禁为之大快。
整整七十年后，时为2007年春季，中国嘉德拍卖公司拍卖一册《湘山野录》，同为明末汲古阁刻本。此书内容并不罕见，加上年代亦不远，平日里仅值千元左右。但是如同道观中的木偶，一旦贴金，便成了真神，这本看似寻常的古籍由于黄丕烈以朱、黑、黄三色笔作了校勘题跋，又经聊城杨氏海源阁、江安傅氏双鉴楼迭藏，身价大涨，从60万起拍，一飞冲天，竟至410万元方才落槌。藏书界时下挥金如土追捧竞拍的狂热劲头，回想起来，实可为当年吴湖帆因发现黄氏手校本而大快的心情添三分注解。（作者为华东理工大学教授）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吴湖帆居住在上海，日常所交往的皆是文人雅士、艺坛巨擘，如张大千、刘海粟、叶恭绰、吴梅、蒋谷孙等人，极一时之盛。近年吴湖帆的《丑日记》已经出版，记载的内容是1931年至1939年之间的事情。虽是残稿，但吉光片羽，弥足珍贵。
与现代曲学大师吴梅交往
吴梅，字瞿安，是现代曲学大师，对曲律、曲史包括词学理论造诣极深，深得蔡元培赞赏，1917年礼聘他为北大教授，讲授古乐曲。自吴梅开始，不登大雅之堂而曾被鲁迅概括为“咿咿呀呀”的戏曲首次进入最高学府，得占一席之地。
三十年代初期，吴梅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并在上海光华大学兼课。吴湖帆的夫人潘静淑曾向吴梅学词，两吴时时往来。“晨访吴瞿安（梅）于双林巷，乞题正德陆元大刻《花间集》，毛抄影宋《梅屋诗余》、《石屏长短句》，题就即携归。谈及京中友人来信，有厉樊榭手抄稼轩词集，长沙叶焕邠旧藏者，余即托矍安到京时物色之。”吴湖帆携带一部元代刻本、二部毛抄影宋本去拜访吴梅，求他题跋，名词家题名词集，更增古籍身价。元刻固然罕见，毛抄更是珍贵。所谓“毛抄影宋本”，是明末藏书大家毛晋雇人精心影抄宋版珍籍的书本，先是用薄纸蒙在原本之上，将版框、文字甚至前人藏书印都一一描摹下来，笔触细腻，一丝不苟，可说是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吴梅亲眼目睹各种“毛抄”之后，不禁感叹：“毛抄宋本各家诗集，精如鬼工。”
吴湖帆又听说大名士叶德辉所藏一部稼轩词集，由雍正乾隆时期浙派词坛的领袖人物厉鹗亲手所抄，已散佚至南京，即托吴梅代为寻找洽购。十多天后，“接瞿安信，厉抄本词不全，下半全缺，配以元人词数十首，诗只十余首，退去矣”。可惜厉氏抄本是残本，梦中“佳人”原来半身不遂，吴湖帆挥挥长袖像退婚一般把它“退去矣”。这也难怪。1927年之春长沙叶德辉撰写对联一副：“农运宏开，稻粱菽麦黍稷，尽皆杂种；会场广阔，马牛羊鸡犬豕，都是畜生”，公然嘲骂湖南农民运动，被人刀架脖子砍头，兵荒马乱之中，一代藏家数十年积聚之书，顿时四散。这一部名家抄本，频遭书估辗转贩卖，迭经舟楫车马之劳，如同高门巨族的闺阁名媛劫后余生，晃悠悠一路风尘飘泊至秦淮河畔，怎么可能不弄得蓬头垢面、伤痕累累呢？——然则大哲老子所云：“多藏必厚亡”，岂虚言哉！
1931年吴湖帆与吴梅交往频繁：“约藕初、瞿安、紫东在家便饭。”次日又“晨访瞿安”。1932年阳历元旦，吴湖帆偕妻携子回苏州老家向“母亲贺岁叩头”。第二日清晨又去拜访当时正在苏州的吴梅，“晨访瞿安，复偕瞿安至某医生家观乾隆御题紫玉山，毫无道理，与顽石相去不远耳。”又过了二日，吴湖帆赴吴梅家参加文人雅集“词社”：“在瞿安作词社，题为‘惜寒梅咏过春草间房’。”
1932年的吴湖帆日记大半散佚，在吴梅日记中还可见到两人相交往来的踪迹：“下午偕◆儿访湖帆，傍晚归。所见书画至多，今备列之。《金任询手书杜陵古柏行》、《明王鏊、文征明、申时行手书诗词卷》、《杨己亭九秋图》、《朱文公赠张南轩诗卷》、《明祝允明、唐寅、文征明、张灵等手札》、《四王立轴》，皆希世珍也。又见毛钞《芦川词》，影宋精写，与邓孝先所藏《宋人小集》无异，因作一小跋于后。湖帆嘱余《朱文公诗卷》后书一观款，亦欣然命笔也。”因为吴府的宝贝多，这次吴梅是带了儿子去开开眼界。
次年2月，仍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的吴梅，又来沪拜访吴湖帆：“晨，江小鹣来，余尚未起身，未晤。饭后至超然处，晤朱镜波。归后拟出行而吴瞿安来。陈淮生、张大千、叶遐庵、徐竹荪、程云岑均来。小楼局促，济济一室，颇行热闹矣。”这之后两吴虽有往来，已日渐稀少。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侵华，南京沦陷，吴梅为避寇辗转流亡至西南，不幸患病于1939年3月逝世。不久，身在上海的吴湖帆也听到了这个消息：“下午夏剑老来，谈及吴瞿安先生因喉结核病殁于昆明，为之惘然。”一代曲学宗师，年未满六十，就在颠沛流离之中病逝，
不禁令人深为痛惜。
密韵楼的少东家蒋谷孙
晚清民国时期，浙江吴兴南浔有三大藏书楼，如张石铭的适园，蒋汝藻的密韵楼，刘承干的嘉业堂，这三家先祖长袖善舞，或以盐业发家，或以丝绸致富，皆是家财累累达千百万的大腹贾。不过吴兴自古以来亦是人文荟萃之地，清代嘉庆时期的范锴声称：“昔日我吴兴士大夫，多好学而嗜蓄书，流风遗韵，由来久矣。”大抵为乡邦风俗所感化，原先通身大冒金银气的张、蒋、刘三家大腹贾，他们的子孙纷纷弃铜臭而迎书香，渐渐地蜕化成斥巨资购宋版元刊、积书每每达数十万卷的大藏书家，声名腾播大江南北，浑身上下皆散发书卷气矣。
蒋汝藻的藏书楼取名为密韵楼，就是缘于以重金购得一部宋人周密的诗集——宋刊孤本《草窗韵语》，喜不自禁，从中拈出“密”、“韵”两字来命名自豪。作为后起之秀，密韵楼的藏书声名在民国初期尤为显赫，引得当时的大学者王国维亦甘愿为之编写书目题跋。可惜世事变迁倚伏无常，1925年蒋汝藻受经商失利牵累，不得已把多年苦心经营积聚的大批藏书抵押出售。王国维致函日本友人时提及：“蒋氏密韵楼之书，因商业失败，现归商务印书馆。弟与蒋君多年旧交，亦代为惋惜也。”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虽然家道中落，作为蒋汝藻长子的蒋谷孙，三十年代在沪上艺坛与吴湖帆等名人雅士交往周旋，手边还藏有不少珍本古籍与名贵碑帖。“偕博山、景郑访谷孙，获观宋拓《群玉堂米帖》，仅六叶，据云是孤本，谷孙费二千六百金得之。又见宋拓《黄庭经》、明刻曲本六种。”吴湖帆与内亲潘氏兄弟去访蒋谷孙，观赏他收藏的一部宋代孤本《群玉堂米帖》，只有寥寥数页，竟然耗费大洋两千六百元方才购得，委实令人咋舌。
第二年元月，吴湖帆又去拜访蒋谷孙：“到蒋谷孙处，观宋刻《草窗韵语》及宋本《公羊疏》、宋本《新定续志》，皆极精孤本，密韵楼之精华也。”这次吴湖帆总算亲眼看见了密韵楼的镇楼之宝《草窗韵语》。据说这部《草窗韵语》在宋版书中亦显矫矫不群，鉴赏者称其“纸墨鲜明，刻画奇秀，出匣如奇花四照，一座尽惊”。人们大抵觉得寻常赞誉之词已经无法描绘它的品位及姿容，只得剑走偏锋地称它为“妖书”、“尤物”。
四天后，蒋谷孙去观赏吴湖帆所藏的宋版《道德经》，或许是爱不释手吧，蒋氏即以一幅唐伯虎《骑驴归兴图》与一册毛抄《盘洲乐章集》与吴湖帆交换。蒋谷孙作为藏书家的后代，确能恪守家风，对书情有独钟。此年三月，“谷孙以陆元洲《秋林观瀑图》、李长衡金笺山水（陈元素题字）向余易元刻本《图绘宝鉴》”。两幅古画换一部元版图书，藏书家蒋谷孙与大画家吴湖帆可谓各遂所欲。
此年五月，“偕选青至谷孙处，观王武剑。剑把双钩书，刻极精，为从来所未见，剑之尺寸甚长，乃上士剑也。又见宋刻《东都事略》，宋印本，陈仲鱼家旧物。据钱遵王《读书敏求记》云，此书乃牧翁心醉而生平未得者也。计一百卅卷，都廿册。谷孙殊鸣得意” （《日记》1933年5月16日）。这位“牧翁”中指明末清初大名鼎鼎的钱谦益，其人号牧斋，万历年进士，官至礼部侍郎。有人指出：“江浙藏书家，向推项子京白雪堂、常熟之绛云楼、范西斋天一阁、徐健庵传是楼、朱竹曝书亭、毛子晋汲古阁。”其中所说的“常熟之绛云楼”即为钱谦益所建的藏书楼。钱氏眼界极高，藏书只收宋元古籍，不取近人刻本及抄本。清代顺治七年（1650），干支为庚寅，绛云楼不慎失火，钱谦益声称：
甲申之乱，古今书史图籍一大劫也。吾家庚寅之火，江左书史图籍一小劫也。今吴中一二藏书家，零星捃摭，不足当吾家一毛片羽。可见钱谦益以大藏书家自居的口吻何等自负，旁人家中万卷藏书皆不及他绛云楼中的“一毛片羽”。
也许钱谦益自有其值得骄矜的理由。清代末年。两朝帝师一代相国的翁同和在京城书肆遇见一部宋版《集韵》，叹为“惊人秘籍”，后花费大把银子方才抱得这部“秘籍”归，并一再感叹“亦奇缘矣”。追踪前尘，原来这部“惊人秘籍”出自二百年前述古堂主人钱遵王的秘藏，而钱遵王的藏书有一部分正是来自钱谦益绛云楼大火之后的烬余插架之物。可见常熟钱姓一族确是藏书界中的大佬，余沫残唾亦可沾溉后人不浅。
如今蒋谷孙捧出而供吴湖帆等人欣赏的宋版《东都事略》，煌煌大著只有二十册，连得当年钱谦益都垂涎三尺而未得手——这自然使得密韵楼的少东家晒宝时沾沾自喜了。
蒋、吴两人对书画古籍不仅互换，而且也互赠：“蒋谷孙来，携赠宋刻本刘后村词残册一本，计十八叶，汪阆源艺芸书舍旧藏书也，有汪氏二印，谷孙为余有淮海词残宋本，故赠此为侣。又检及余旧书中《梦窗丙丁稿》汲古阁刻本（甲乙稿缺），鉴定朱笔校字系出黄尧圃笔，相与大快，乃携去撰跋矣。”蒋谷孙送了吴湖帆一册宋版残本，顺便还参观了吴府藏书。吴湖帆藏有一部明版《梦窗丙丁稿》，上面写了许多校勘异同的朱笔红字，蒋谷孙翻阅之后断定这是乾嘉时代大藏书家黄丕烈的手迹。
黄丕烈号尧圃，酷嗜宋版书，自称“佞宋主人”，藏有宋刻图书达百种，名书斋为“百宋一廛”。黄氏精于鉴别校勘，并非简单藏藏书而已，对于阅读过的书籍通常还写下大量题跋，内容涉及版本异同，字画增损及刊刻优劣，当时有学者就极为赞叹地称他“积晦暝风雨之勤，夺饮食男女之欲”，数十年如一日沉浸于聚书、读书及刻书之中。
黄丕烈的题跋与同时代另一位校勘大家顾千里的手迹，简称为“顾批黄跋”，受到后世学者高度重视及赞赏，在藏书界看来是极为名贵之物。因此，蒋谷孙在吴府藏书中发掘了一部存有黄丕烈手泽的明末汲古阁刻本，大有点石成金之妙，吴湖帆不禁为之大快。
整整七十年后，时为2007年春季，中国嘉德拍卖公司拍卖一册《湘山野录》，同为明末汲古阁刻本。此书内容并不罕见，加上年代亦不远，平日里仅值千元左右。但是如同道观中的木偶，一旦贴金，便成了真神，这本看似寻常的古籍由于黄丕烈以朱、黑、黄三色笔作了校勘题跋，又经聊城杨氏海源阁、江安傅氏双鉴楼迭藏，身价大涨，从60万起拍，一飞冲天，竟至410万元方才落槌。藏书界时下挥金如土追捧竞拍的狂热劲头，回想起来，实可为当年吴湖帆因发现黄氏手校本而大快的心情添三分注解。（作者为华东理工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