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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人生，都会直面厚重艰难的课题。是逃避，还是用力在生命的轨迹里添上厚重的一笔?
台湾女记张平宜选择了后者。张平宜曾是台湾新闻界最出色的记者之一，以作品《台湾艾滋病防治经验》、《终战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先后获得台湾新闻界最大的奖项“吴舜文新闻奖”和“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
得到两个业内备受肯定的大奖，她认为这已经足以证明自己在新闻领域这个行业没有交白卷了，于是她开始思考：“下一个更大的挑战会在哪里?”那时候她的小儿子刚诞生，她决定辞职当个全职妈妈，陪伴两个孩子成长。
但在作出抉择前夕，一次在中国四川麻风村的采访经历，改变了她的人生规划。
另一个世界
那时，她是台湾《中国时报》的资深记者，工作稳定；家中有一栋4层楼的依山别墅，并配备佣人，开跑车，爱时髦，生活无忧。
辞职前，她安排了最后一次采访任务——跟着国际救援组织到云南、四川一带的麻风村考察，
直到她来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
州一个叫大营盘的小村庄。
从1959年开始，因为麻风病
的蔓延，当地政府在大营盘建立
了麻风康复村，对麻风病人实行
隔离集中的治疗。张平宜到来的
时候，这里已经遭受麻风病侵蚀
半个多世纪。
这里封闭隔绝的破败景象让她震惊。“那里的孩子，他们没有一个穿着像样的衣服，身上脏得只能看到两颗眼珠子。眼神空洞”。
他们是麻风病人的子女，生在麻风村、长在麻风村，除了集体户口外，他们没有自己的身份。麻风病人尚有身份和补助，他们的子女却一无所有，麻风病人的第二代、第三代不仅是文盲，更是所谓的“幽灵人口”，背负着麻风病人的宿命。没办法读书，个别人只好隐瞒身份到外地去上学。麻风村民只能近亲通婚，一生再生，小孩也没机会受教育。
张平宜认为自己并非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弱女子。多年从事的记者职业早已让她给自己披上防护衣，但是她哭了。
从人道的立场来看，这件事让她于心不忍。她质问自己：“当一个记者，你还能够做什么事情?”
最初她的想法很简单，只打算尽一个记者的职责，将看见的事情传播出去。但是，如今回头看，一转身的工夫，她的命运与麻风村已经紧密相连了十年之久。
作为第一个进去大营盘的台湾记者，张平宜担心，以后还会有记者再进去吗?如果自己狠心离去，大营盘那些孩子的情况还要多少年才会被暴露出来?张平宜心里很清楚，如果麻风村子女的救援教育不开始，他们将永无受教育的机会，一辈子都无法走出被人歧视的麻风村。
“老天爷让我不仅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而是有缘成为300个孩子的妈妈，这是冥冥中老天爷交付给我的命运，在我学习当母亲的过程中的更大任务。”
经过十年的努力，张平宜已经在大营盘建立国内麻风村第一所正规学校，2005年凉山地区的麻风村告别“幽灵村”的历史，在完成一轮户口普查后，大营盘成为正式的行政村。
出身媒体行业。张平宜很懂得使用媒体。“我觉得快速引起地方政府注意的方法就是寻求媒体帮助，因此除了两岸电视媒体、报纸、杂志的专访，我也积极邀请网络媒体到大营盘来采访。”
媒体的关注，使当地政府将更多关爱的眼光投向麻风村。2007年国家投入扶贫资金在当地修路、引水、建房屋，给村民增加补助，并建学生餐厅，盖中学校舍等。
像疯子一样作战
最初的开天辟地是艰难的，因为民间社会的歧视，以及长期的隔离政策和落后的经济措施，导致大营盘与地方社会结构的断裂，麻风村成了一个“刻意被遗忘的黑暗角落”。
但最让她感到心力交瘁的不是环境的恶劣，而是和当地官员的斡旋。当地官员们认为她大老远地从台湾来到四川凉山。一天到晚在麻风村帮助别人，铁定是为了要投资获利，要不然就是来这儿搞特务工作。
“张小姐很难缠的”。张平宜说当地官员这样评价自己，她甚至被称做“台湾来的女特务”，虽是玩笑之说，但天外来客的尴尬，没少让张平宜吃苦头。
“用他们的想法就会这样解读。因为他们完全不懂得什么叫人道救援，也不懂得人道关怀。他们不能理解的是，你张平宜又没有名、又没有利，还拿钱出来，难道这个女人疯了吗?”
她刚到的那几年，由于汉族和彝族的文化差异和冲击，和官员更是经常起冲突，推展工作处处碰壁。她无法和那些刁难她的官员谈所谓的人道关怀所谓的生命价值。为了申请学校用地、经费，最初张平宜对当地政府寄予了很大希望。2006年时，张平宜说自己已经发誓再也不跟官员打交道了。
“像疯子一样在前方作战”，张平宜这样形容自己在大营盘的经历，“如果我是个男人，早就被赶走了。人家以为你去行善，结果我们要跟他们作战。但我们争的是当地人的利益，结果是选择了跟孩子们一起走这条路，一走就十年。我知道我一放手他们就会回到原点。我觉得这是最笨的方法，可也是最实在的方法。”
“现在，大营盘小学已经逐步成为一个成熟的教学点，老师人数已经有12个，学生30人。
中国有800多个麻风村，光云南就有200多个。之所以选择在大营盘这个地方奋斗，张平宜说，是因为我想在这里做一个样板，让后来者比照。
近日，张平宜的新书《台湾娘子上凉山》在台湾出版，她说希望通过这本记录了自己十年凉山经历的书，帮助孩子们把大营盘中学建立起来，“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替他们这样的发声请求”，她说的是跟政府的“最后一搏”。为了建立大营盘中学，她甚至给温家宝总理写过信，向凉山政府申请30亩地盖学校用。
张平宜会在大营盘呆到什么时候?许多当地人这样揣测，张平宜说，如果政府或者社会能给麻风村教育更多的资源，让她一手创办的大营盘小学变成公办的学校，三年后她会交棒，“我可以转型，不再是站在一线的执行官。改成给奖学金之类的。很多事情我就不再亲历亲为了，我年纪大了。”
为了募集资金，张平宜在台湾成立了“希望之翼协会”，不定期向社会募捐。目前，在学校的运营上，协会尚能解决资金问题。
一个奇怪的记者
在别人眼里，张平宜是一个女强人。
从最初的一个感动，到坚持走了十年，与其说是爱心奉献，张平宜认为不如说是人生要学习的另一门功课。因为任何一种行善，绝对不是一厢情愿，也不是一时兴起，而是一种挑战与行动，更是一种承诺和永续，如果没有超强的意志力，很容易妥协于现实环境而放弃。
“大家说我是一个疯狂执著的女人。没错”。疯狂的个性让她在高中时就因为叛逆逃学，在三年内换了三个学校。她的父亲只拜托她能把高中顺利毕业就行，没想到她却顺利的考上了前三志愿的师范大学，跌破了大家的眼镜。
她在医生丈夫的眼里，原是个又娇生惯养又脾气不好的千金大小姐，除了做记者外什么都不会，也从来都不会做饭，现在却可以在学校给几百个孩子做饭。她先生总是说自己做梦都没有想到她可以吃那么多的苦，并且在环境那么恶劣的地方还能够苦中作乐，看到了她崭新的另外一面，所以他很支持。
朋友们虽然相信她会做这样的关怀。但在麻风村能够呆上10年，觉得太不像她的个性了。没水，没电，被跳蚤咬，被官员怒骂，这些经历，和他们印象里的张平宜实在不太一样。
她感慨地说好多人看到她书封面的照片，都说照片和本人有差异。不是五官上的差别，而是神采，10年后的她，过度的操劳的脸上已浮现了沧桑感。
“我也很想悠闲地去喝个下午茶，单打独斗的日子我已经过了十年了，我真的觉得我太苦了。”回想那时候一天要跑三个县。然后晒到整个脸都变成黑斑。她笑说。她也很想有充足的时间休息。
她形容自己这一辈子的感情跟大营盘是割不下的，因为已经内化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会掌控着她的悲欢。
为了让孩子理解自己，张平宜曾带两个儿子去麻风村，她认为这是最好的言传身教。现在两个儿子每年都会去做义工，她希望两个儿子能从中学会与人交流，在爱自己的同时也懂得爱别人。
这个内在非常感性，说话和行事却风风火火的女人，在听到中央电视台记者要和她一起从成都一路跟拍到大盘营村，她立马打了回票，旁边的助理不解地问她为什么?她的回答劲爆得让记者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她说：“我才不要，我还要保持我挖鼻孔的乐趣。”
摘自《南都周刊》
台湾女记张平宜选择了后者。张平宜曾是台湾新闻界最出色的记者之一，以作品《台湾艾滋病防治经验》、《终战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先后获得台湾新闻界最大的奖项“吴舜文新闻奖”和“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
得到两个业内备受肯定的大奖，她认为这已经足以证明自己在新闻领域这个行业没有交白卷了，于是她开始思考：“下一个更大的挑战会在哪里?”那时候她的小儿子刚诞生，她决定辞职当个全职妈妈，陪伴两个孩子成长。
但在作出抉择前夕，一次在中国四川麻风村的采访经历，改变了她的人生规划。
另一个世界
那时，她是台湾《中国时报》的资深记者，工作稳定；家中有一栋4层楼的依山别墅，并配备佣人，开跑车，爱时髦，生活无忧。
辞职前，她安排了最后一次采访任务——跟着国际救援组织到云南、四川一带的麻风村考察，
直到她来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
州一个叫大营盘的小村庄。
从1959年开始，因为麻风病
的蔓延，当地政府在大营盘建立
了麻风康复村，对麻风病人实行
隔离集中的治疗。张平宜到来的
时候，这里已经遭受麻风病侵蚀
半个多世纪。
这里封闭隔绝的破败景象让她震惊。“那里的孩子，他们没有一个穿着像样的衣服，身上脏得只能看到两颗眼珠子。眼神空洞”。
他们是麻风病人的子女，生在麻风村、长在麻风村，除了集体户口外，他们没有自己的身份。麻风病人尚有身份和补助，他们的子女却一无所有，麻风病人的第二代、第三代不仅是文盲，更是所谓的“幽灵人口”，背负着麻风病人的宿命。没办法读书，个别人只好隐瞒身份到外地去上学。麻风村民只能近亲通婚，一生再生，小孩也没机会受教育。
张平宜认为自己并非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弱女子。多年从事的记者职业早已让她给自己披上防护衣，但是她哭了。
从人道的立场来看，这件事让她于心不忍。她质问自己：“当一个记者，你还能够做什么事情?”
最初她的想法很简单，只打算尽一个记者的职责，将看见的事情传播出去。但是，如今回头看，一转身的工夫，她的命运与麻风村已经紧密相连了十年之久。
作为第一个进去大营盘的台湾记者，张平宜担心，以后还会有记者再进去吗?如果自己狠心离去，大营盘那些孩子的情况还要多少年才会被暴露出来?张平宜心里很清楚，如果麻风村子女的救援教育不开始，他们将永无受教育的机会，一辈子都无法走出被人歧视的麻风村。
“老天爷让我不仅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而是有缘成为300个孩子的妈妈，这是冥冥中老天爷交付给我的命运，在我学习当母亲的过程中的更大任务。”
经过十年的努力，张平宜已经在大营盘建立国内麻风村第一所正规学校，2005年凉山地区的麻风村告别“幽灵村”的历史，在完成一轮户口普查后，大营盘成为正式的行政村。
出身媒体行业。张平宜很懂得使用媒体。“我觉得快速引起地方政府注意的方法就是寻求媒体帮助，因此除了两岸电视媒体、报纸、杂志的专访，我也积极邀请网络媒体到大营盘来采访。”
媒体的关注，使当地政府将更多关爱的眼光投向麻风村。2007年国家投入扶贫资金在当地修路、引水、建房屋，给村民增加补助，并建学生餐厅，盖中学校舍等。
像疯子一样作战
最初的开天辟地是艰难的，因为民间社会的歧视，以及长期的隔离政策和落后的经济措施，导致大营盘与地方社会结构的断裂，麻风村成了一个“刻意被遗忘的黑暗角落”。
但最让她感到心力交瘁的不是环境的恶劣，而是和当地官员的斡旋。当地官员们认为她大老远地从台湾来到四川凉山。一天到晚在麻风村帮助别人，铁定是为了要投资获利，要不然就是来这儿搞特务工作。
“张小姐很难缠的”。张平宜说当地官员这样评价自己，她甚至被称做“台湾来的女特务”，虽是玩笑之说，但天外来客的尴尬，没少让张平宜吃苦头。
“用他们的想法就会这样解读。因为他们完全不懂得什么叫人道救援，也不懂得人道关怀。他们不能理解的是，你张平宜又没有名、又没有利，还拿钱出来，难道这个女人疯了吗?”
她刚到的那几年，由于汉族和彝族的文化差异和冲击，和官员更是经常起冲突，推展工作处处碰壁。她无法和那些刁难她的官员谈所谓的人道关怀所谓的生命价值。为了申请学校用地、经费，最初张平宜对当地政府寄予了很大希望。2006年时，张平宜说自己已经发誓再也不跟官员打交道了。
“像疯子一样在前方作战”，张平宜这样形容自己在大营盘的经历，“如果我是个男人，早就被赶走了。人家以为你去行善，结果我们要跟他们作战。但我们争的是当地人的利益，结果是选择了跟孩子们一起走这条路，一走就十年。我知道我一放手他们就会回到原点。我觉得这是最笨的方法，可也是最实在的方法。”
“现在，大营盘小学已经逐步成为一个成熟的教学点，老师人数已经有12个，学生30人。
中国有800多个麻风村，光云南就有200多个。之所以选择在大营盘这个地方奋斗，张平宜说，是因为我想在这里做一个样板，让后来者比照。
近日，张平宜的新书《台湾娘子上凉山》在台湾出版，她说希望通过这本记录了自己十年凉山经历的书，帮助孩子们把大营盘中学建立起来，“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替他们这样的发声请求”，她说的是跟政府的“最后一搏”。为了建立大营盘中学，她甚至给温家宝总理写过信，向凉山政府申请30亩地盖学校用。
张平宜会在大营盘呆到什么时候?许多当地人这样揣测，张平宜说，如果政府或者社会能给麻风村教育更多的资源，让她一手创办的大营盘小学变成公办的学校，三年后她会交棒，“我可以转型，不再是站在一线的执行官。改成给奖学金之类的。很多事情我就不再亲历亲为了，我年纪大了。”
为了募集资金，张平宜在台湾成立了“希望之翼协会”，不定期向社会募捐。目前，在学校的运营上，协会尚能解决资金问题。
一个奇怪的记者
在别人眼里，张平宜是一个女强人。
从最初的一个感动，到坚持走了十年，与其说是爱心奉献，张平宜认为不如说是人生要学习的另一门功课。因为任何一种行善，绝对不是一厢情愿，也不是一时兴起，而是一种挑战与行动，更是一种承诺和永续，如果没有超强的意志力，很容易妥协于现实环境而放弃。
“大家说我是一个疯狂执著的女人。没错”。疯狂的个性让她在高中时就因为叛逆逃学，在三年内换了三个学校。她的父亲只拜托她能把高中顺利毕业就行，没想到她却顺利的考上了前三志愿的师范大学，跌破了大家的眼镜。
她在医生丈夫的眼里，原是个又娇生惯养又脾气不好的千金大小姐，除了做记者外什么都不会，也从来都不会做饭，现在却可以在学校给几百个孩子做饭。她先生总是说自己做梦都没有想到她可以吃那么多的苦，并且在环境那么恶劣的地方还能够苦中作乐，看到了她崭新的另外一面，所以他很支持。
朋友们虽然相信她会做这样的关怀。但在麻风村能够呆上10年，觉得太不像她的个性了。没水，没电，被跳蚤咬，被官员怒骂，这些经历，和他们印象里的张平宜实在不太一样。
她感慨地说好多人看到她书封面的照片，都说照片和本人有差异。不是五官上的差别，而是神采，10年后的她，过度的操劳的脸上已浮现了沧桑感。
“我也很想悠闲地去喝个下午茶，单打独斗的日子我已经过了十年了，我真的觉得我太苦了。”回想那时候一天要跑三个县。然后晒到整个脸都变成黑斑。她笑说。她也很想有充足的时间休息。
她形容自己这一辈子的感情跟大营盘是割不下的，因为已经内化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会掌控着她的悲欢。
为了让孩子理解自己，张平宜曾带两个儿子去麻风村，她认为这是最好的言传身教。现在两个儿子每年都会去做义工，她希望两个儿子能从中学会与人交流，在爱自己的同时也懂得爱别人。
这个内在非常感性，说话和行事却风风火火的女人，在听到中央电视台记者要和她一起从成都一路跟拍到大盘营村，她立马打了回票，旁边的助理不解地问她为什么?她的回答劲爆得让记者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她说：“我才不要，我还要保持我挖鼻孔的乐趣。”
摘自《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