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没有一个人悲观，这是民间的生存智慧”
《西部招妻》，一个主角是残疾人老三，数次去宁夏买妻，花光了积蓄。《中国国家地理》摄影师马宏杰拍了30年。
他拍老三，既没有谴责，也没有颂扬，只是观察。实际上，老三是马宏杰的亲戚，他也帮过老三不少忙。
马宏杰记得，母亲有个女同事来自四川，口音显得孤独而奇怪。她是被买来的。1984年，马宏杰第一次拿起相机时，这个四川女人的形象就浮现出来。恰在这时，老三出现了。他跟着老三到处相亲，一路上发生了许多辛酸事。
2008年，老三的故事在媒体上发表，马宏杰却收到一封来自湖北的信。那里有个青年刘祥武，有同样的需求，想请马宏杰“带路”。
马宏杰见了刘祥武。“我会一直关注他和老三，想看看这个社会能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变化。”刘祥武后来成了《西部招妻》的另一个主角。
老三和刘祥武，以及他们代表的人，一直是马宏杰的描述对象。
2015年夏，马宏杰专门拍摄中国家庭的作品《中国人的家当》出版。而几个月前，他那部拍了12年的《最后的耍猴人》刚刚引起知识阶层的轰动。
现在，他又“拍了一个大选题，比前几本书都要震撼。涉及中国人怎么对待自己的劣势、命运。”
走近“底层人”
很多时候，是一个瞬间决定了马宏杰要用几年、十几年去拍摄一个人、一群人。
2001年6月的一天，马宏杰在洛阳街头拍摄，看到几个身背猴子的人在赶路，就此对这群人产生了兴趣。
经人引见，他接触到耍猴人老杨。老杨最初并不信任他。直到马宏杰跟他们一起从襄阳扒火车到成都，再扒回来，老杨才对他敞开心扉。
扒火车时，马宏杰给自己买了保险。“后来才知道，扒火车本来就是违反条例的，真要出了事，保险公司也不会赔。”
马宏杰跟着耍猴人去跑江湖。除了同吃，他们还一起睡高架桥下。下雨了，老杨和同伴给马宏杰腾出一块地儿，铺上塑料布，把他夹在中间。摄影包和相机装在编织袋里，枕在头下。
有一天，老杨收到50元假币，心情不好，蹲在窝棚边吃饭。大公猴捡起一块石头扔到锅里，把一锅饭打翻了。祖上传下的规矩，每天演完戏，猴子都是要吃第一碗饭的。这一天，老杨忘了。
马宏杰还拍到一张照片：耍猴人的妻子用自己的乳汁给小猴子喂奶，小猴子亲吻她。
耍猴人经常被当作“盲流”驱赶。有时会被没收“作案工具”。有一次，猴子被收走了。几天后，当耍猴人费尽力气找到猴子时，已是僵硬的尸体。耍猴人跪在地上，哭得呼天抢地。
老杨的儿子结婚，作为朋友，马宏杰去了，送了红包。2015年3月，《最后的耍猴人》新书发布会，老杨带着猴子来到现场，还表演了一段猴戏。
马宏杰在内心深处，对这些“底层人”有着强烈的认同和同情。
靠图吃饭
1963年出生的马宏杰，长于物质匮乏年代。小时候没有留下一张照片。父亲在洛阳玻璃厂上班。6岁时，他看到奶奶家的窗户糊着纸片，那时他最大的愿望，就是给奶奶家的窗户装上玻璃。
中学毕业后，有个同学有了照相机。马宏杰常和他去龙门石窟、白马寺拍照。1984年，他花700元买了第一台单反相机，开始自己冲洗照片。起初，他在田间地头、车间里找素材。直到后来他看到外国大师的作品。
特别是某次，他在杂志上看到一组“喜马拉雅采蜜人”的图片，表达这些底层人的视角、手法、观念都让他震撼。他决定，一定要做这样的摄影师。他相信自己能靠图吃饭。
马宏杰曾梦想做战地记者。离这个梦想最近的时候，是在报社做记者的那些年。上世纪90年代，他先后在4家报社做了10年记者。刚开始，他很有正义感，后来发现自己的力量如此渺小。“当老百姓跪在我面前，把我当救命恩人时，我的内心承受不起。”
于是，他辞掉了工作，做起了自由摄影师。曾有一年，他拍了2000多个胶卷。那时是纸媒的黄金期，报社需要大量专题图片。他每拍完一个选题，就刻成50张光盘，寄给50家报纸，采用率是90%。那几年，稿费像雪片一样飞来，收入不比上班低。后来，连邮局的人都认得他了。
2001年，一家杂志社的编辑到河南选图片，马宏杰带来了50斤底片。几天后，编辑告诉他，你拍的是《中国国家地理》的风格。两年后，他就进入了《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成为图片编辑和摄影师。
十多年后，马宏杰成了“马老师”。他说，以后老了，打算从事摄影教育。
想摸摸中国人的家底
只是“一个人永远走不出童年的影响”。马宏杰说，他的摄影之路，源自对童年记忆的寻找。小时家里只有一张大床、一张小床、一个方桌和四条凳子，这些都是公家的。
后来，父亲花10元钱买了一个收音机，是家里的第一件家当。儿时对“物”的记忆影响至今，他想摸摸中国人的家底。
《中国人的家当》一共拍摄了47户人家。东到江南水乡，西至帕米尔高原，北抵呼伦贝尔草原，南达三沙群岛，分布在中国的每一个省份。马宏杰用一张绍兴水乡人家的照片做了书的封面，理由是“比较有中国特色”。
拍之前，他会拿一些样片给人看，人们一看，觉得不错，就同意拍摄。有时也会遇到麻烦。在江苏宜兴拍运河人家时，正往外搬东西，镇上的会计来了，坚决不让拍，认为“有损形象”。
马宏杰和朋友解释无效。眼见就要动手打假，马宏杰给当地宣传部长打了一个电话，才平息冲突。
每户人家，拍完都要做访谈。所拍人家中，收入最高的是河南朱仙镇的年画人家，托非遗保护的福，他家的年画一年可带来上百万元的收入。收入最低的悬崖人家，则刚够温饱。
“就像很少人知道自己的血型。”马宏杰说，“很多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家族历史。”黑龙江某人家的故事让他唏嘘。故事主人公的父亲是军阀韩复榘手下的连长，1936年在一次战斗中死了。此后家道中落，跟着母亲闯关东。后来又经历了各种运动、变故，人生跌宕起伏，“比电影还要精彩”。
《中国人的家当》有9万多字的拍摄手记。杨锦麟说，马宏杰的文字甚至比他的图片还好看。他自己说，今后可以考虑出一本没有图、只有字的书。
《西部招妻》，一个主角是残疾人老三，数次去宁夏买妻，花光了积蓄。《中国国家地理》摄影师马宏杰拍了30年。
他拍老三，既没有谴责，也没有颂扬，只是观察。实际上，老三是马宏杰的亲戚，他也帮过老三不少忙。
马宏杰记得，母亲有个女同事来自四川，口音显得孤独而奇怪。她是被买来的。1984年，马宏杰第一次拿起相机时，这个四川女人的形象就浮现出来。恰在这时，老三出现了。他跟着老三到处相亲，一路上发生了许多辛酸事。
2008年，老三的故事在媒体上发表，马宏杰却收到一封来自湖北的信。那里有个青年刘祥武，有同样的需求，想请马宏杰“带路”。
马宏杰见了刘祥武。“我会一直关注他和老三，想看看这个社会能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变化。”刘祥武后来成了《西部招妻》的另一个主角。
老三和刘祥武，以及他们代表的人，一直是马宏杰的描述对象。
2015年夏，马宏杰专门拍摄中国家庭的作品《中国人的家当》出版。而几个月前，他那部拍了12年的《最后的耍猴人》刚刚引起知识阶层的轰动。
现在，他又“拍了一个大选题，比前几本书都要震撼。涉及中国人怎么对待自己的劣势、命运。”
走近“底层人”
很多时候，是一个瞬间决定了马宏杰要用几年、十几年去拍摄一个人、一群人。
2001年6月的一天，马宏杰在洛阳街头拍摄，看到几个身背猴子的人在赶路，就此对这群人产生了兴趣。
经人引见，他接触到耍猴人老杨。老杨最初并不信任他。直到马宏杰跟他们一起从襄阳扒火车到成都，再扒回来，老杨才对他敞开心扉。
扒火车时，马宏杰给自己买了保险。“后来才知道，扒火车本来就是违反条例的，真要出了事，保险公司也不会赔。”
马宏杰跟着耍猴人去跑江湖。除了同吃，他们还一起睡高架桥下。下雨了，老杨和同伴给马宏杰腾出一块地儿，铺上塑料布，把他夹在中间。摄影包和相机装在编织袋里，枕在头下。
有一天，老杨收到50元假币，心情不好，蹲在窝棚边吃饭。大公猴捡起一块石头扔到锅里，把一锅饭打翻了。祖上传下的规矩，每天演完戏，猴子都是要吃第一碗饭的。这一天，老杨忘了。
马宏杰还拍到一张照片：耍猴人的妻子用自己的乳汁给小猴子喂奶，小猴子亲吻她。
耍猴人经常被当作“盲流”驱赶。有时会被没收“作案工具”。有一次，猴子被收走了。几天后，当耍猴人费尽力气找到猴子时，已是僵硬的尸体。耍猴人跪在地上，哭得呼天抢地。
老杨的儿子结婚，作为朋友，马宏杰去了，送了红包。2015年3月，《最后的耍猴人》新书发布会，老杨带着猴子来到现场，还表演了一段猴戏。
马宏杰在内心深处，对这些“底层人”有着强烈的认同和同情。
靠图吃饭
1963年出生的马宏杰，长于物质匮乏年代。小时候没有留下一张照片。父亲在洛阳玻璃厂上班。6岁时，他看到奶奶家的窗户糊着纸片，那时他最大的愿望，就是给奶奶家的窗户装上玻璃。
中学毕业后，有个同学有了照相机。马宏杰常和他去龙门石窟、白马寺拍照。1984年，他花700元买了第一台单反相机，开始自己冲洗照片。起初，他在田间地头、车间里找素材。直到后来他看到外国大师的作品。
特别是某次，他在杂志上看到一组“喜马拉雅采蜜人”的图片，表达这些底层人的视角、手法、观念都让他震撼。他决定，一定要做这样的摄影师。他相信自己能靠图吃饭。
马宏杰曾梦想做战地记者。离这个梦想最近的时候，是在报社做记者的那些年。上世纪90年代，他先后在4家报社做了10年记者。刚开始，他很有正义感，后来发现自己的力量如此渺小。“当老百姓跪在我面前，把我当救命恩人时，我的内心承受不起。”
于是，他辞掉了工作，做起了自由摄影师。曾有一年，他拍了2000多个胶卷。那时是纸媒的黄金期，报社需要大量专题图片。他每拍完一个选题，就刻成50张光盘，寄给50家报纸，采用率是90%。那几年，稿费像雪片一样飞来，收入不比上班低。后来，连邮局的人都认得他了。
2001年，一家杂志社的编辑到河南选图片，马宏杰带来了50斤底片。几天后，编辑告诉他，你拍的是《中国国家地理》的风格。两年后，他就进入了《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成为图片编辑和摄影师。
十多年后，马宏杰成了“马老师”。他说，以后老了，打算从事摄影教育。
想摸摸中国人的家底
只是“一个人永远走不出童年的影响”。马宏杰说，他的摄影之路，源自对童年记忆的寻找。小时家里只有一张大床、一张小床、一个方桌和四条凳子，这些都是公家的。
后来，父亲花10元钱买了一个收音机，是家里的第一件家当。儿时对“物”的记忆影响至今，他想摸摸中国人的家底。
《中国人的家当》一共拍摄了47户人家。东到江南水乡，西至帕米尔高原，北抵呼伦贝尔草原，南达三沙群岛，分布在中国的每一个省份。马宏杰用一张绍兴水乡人家的照片做了书的封面，理由是“比较有中国特色”。
拍之前，他会拿一些样片给人看，人们一看，觉得不错，就同意拍摄。有时也会遇到麻烦。在江苏宜兴拍运河人家时，正往外搬东西，镇上的会计来了，坚决不让拍，认为“有损形象”。
马宏杰和朋友解释无效。眼见就要动手打假，马宏杰给当地宣传部长打了一个电话，才平息冲突。
每户人家，拍完都要做访谈。所拍人家中，收入最高的是河南朱仙镇的年画人家，托非遗保护的福，他家的年画一年可带来上百万元的收入。收入最低的悬崖人家，则刚够温饱。
“就像很少人知道自己的血型。”马宏杰说，“很多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家族历史。”黑龙江某人家的故事让他唏嘘。故事主人公的父亲是军阀韩复榘手下的连长，1936年在一次战斗中死了。此后家道中落，跟着母亲闯关东。后来又经历了各种运动、变故，人生跌宕起伏，“比电影还要精彩”。
《中国人的家当》有9万多字的拍摄手记。杨锦麟说，马宏杰的文字甚至比他的图片还好看。他自己说，今后可以考虑出一本没有图、只有字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