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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您父亲季桂芳先生是提线木偶技艺的非遗传承人，母亲是车木玩具技艺的非遗传承人。出生在木偶手艺世家，您的童年生活和别的孩子是不是有些不同？
季：我是20世纪60年代末出生的，我出生的村子旁有一座廊桥，叫薛宅桥。小时候，我跟着奶奶一起生活，她常带我去看廊桥。我最先认识的字就是廊桥石碑上的字。我奶奶是打银器的手艺人，我小时候的玩具就是敲打银器的铁锤和让银器熔化的喷灯。大概到六七岁时，父母回到县工艺美术厂做木偶玩具，就把我也带到泰顺县城。上小学时，父母除了要求我背唐诗宋词外，还要我帮着父亲雕木偶。父亲坐在凳子上，我坐在泥土地上挖一个坑，把木头放在坑里，再用脚踩实周边的泥土固定住木头，跟着父亲，他刻一刀，我就依样刻一刀。
记：您当时喜欢做这些手艺活吗？
季：雕刻木偶头的时候我是很开心的。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小人书，父亲就说：“你刻一个初坯，我给你一分钱买书。”我想着多攒点钱买小人书，所以就特别积极。慢慢地，从刚开始的放学到晚饭前我差不多能雕一个，到后来可以雕五个。然后，我会拿着赚来的五分钱从家里走到好几千米外的新华书店买连环画。我手上的刀痕就是小时候生活留下的印记。
记：进入中学后，您还会帮父亲雕刻木偶头吗，还是找到了新的爱好？
季：进初中后，我喜欢上了摄影，因为小学时发生了一件让我很难堪的事。有次美术课，老师让我们画一个带柄的搪瓷杯。我父亲画画很好，我姐姐也是，所以我觉得自己应该也会不错。结果美术老师看到我的画后，说我画得一点也不像，还把我的画撕了，让我罚站。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心里有了一个想法——要是我能够画得和实物一模一样该多好。到了初中，学校里有摄影兴趣小组，我有机会接触到相机，我想着相机拍出来的画面和实物应该是一模一样的，所以那时候兴趣慢慢转到摄影上了。
记：您之后如愿学习了自己感兴趣的摄影专业吗？
季：没有。我去了温州市劳动局技校学习实用美术专业。高中时，美术老师向父亲反映我学习不认真，根本考不上大学，不如考温州技校。起初我不同意，到了1987年，美术老师终于成功“策反”了我爹和我，而我被做通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跟我说温州技校里有摄影课和摄影专业。而我当时的理想就是做一个新闻摄影记者。听到有摄影专业，我立马就答应了。但进入学校我才知道，学校里没有摄影专业，只有摄影课，而且一个月只开一节。
記：您提到了从初中开始就很喜欢摄影，您还记得您的第一台相机是怎么来的吗？
季：上技校之后，我参加了一个摄影大赛拿了一笔奖金，不过这距离买一台相机的钱还差很多。怎么办呢？那时候，我和父亲都是书信往来。我就每天练习父亲的签名，然后模仿父亲的字迹写了一封同意我买相机的信，把这封信交给父亲在温州的一个朋友。我说：“叔，我爸让我买台相机，先跟你借个3000元。”其实叔叔瞥一眼信就已经知道真相，但他不说破，带我去了相机店。从叔叔那借的钱加上800元奖金，再加上平常省下的生活费，我买了自己人生中第一台相机。
记：毕业后，您实现了从事摄影记者工作的理想吗？后来又是怎么和非遗工作产生了联系？
季：我和非遗工作结缘还真得感谢摄影。1990年，我毕业回家，县电视台正在筹建，需要人背摄像机。我觉得自己体格很好，就去实习了。当时刚好遇到泰顺发大洪水，我就背着一个相机，还帮着扛摄像机，拍摄了大量的照片跟视频。救灾结束后，我本来要去正式报到上班，结果我妈心疼我，想让我换个轻松的工作。于是，我就拿着介绍信去了县文化馆。9月，我入职文化馆，主要的工作是群文摄影——天天下乡，拍群众活动的照片，比如拍春耕、舞狮、木偶戏表演。在这个阶段，县里36个乡镇的大部分行政村我都走遍了。 2005年，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单位让我帮忙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慢慢地我就开始接触非遗相关工作。
记：温州有非常多的非遗项目，仅泰顺就有6项国家级非遗，15项省级非遗。我们特别好奇这些非遗项目都是怎么被发现的？
季：非遗普查中有个重要的环节叫田野调查，就是我们找村里的老人家聊天。比如，问他们“村里有没有演木偶戏？”“什么时候演？”“演木偶戏有哪些规矩？大家喜欢看哪些戏？村里有木偶戏艺人么？”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寻找不同的非遗项目。
记：从您的工作出发，您觉得在非遗项目发现、保护过程中最困难的一个环节是什么？
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最困难的是对传承人群的培育。非遗保护和其他保护不一样，它保护的是掌握某个技艺的人，保护的成果也是为人所享受。如果这个技艺没人学习，就基本上失传了。
记：针对传承人群培育这最困难的一环，你们一般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季：培育市场的作用。比如，大安乡大丘坪村的土陶合作社。这个村子里有一些土陶手艺人，之前，他们把土陶放在路边，然后配一个陶罐，路人只要在罐子里放5元钱，就可以拿走一个土陶器。有一次下乡，我发现年轻人会在路边一次性买很多土陶器。我问他们买这些做什么，他们说可以用来种多肉、养鱼。同样的东西，只不过使用者想法改变了，非遗的DNA就被激活了。
后来村里让传承人以技术入股，其他的费用由村民、经济合作社来出的方式，成立了一个土陶合作社。现在，一些年轻的父母们，会带着自己的孩子过来体验土陶制作技艺。有市场就会有年轻人愿意学。村子里有个小伙子毕业后原本准备出去打工，回来发现村里怎么这么热闹，他就在路边看。结果他越看越喜欢，就开始跟着老师傅学，最后决定留在村里学土陶制作。他当时说了一句让我很感动的话：“因为喜欢，所以留下。”
记：2016年中秋节，泰顺文兴桥、薛宅桥、文重桥受台风“莫兰蒂”影响被洪水冲毁，是您和您的团队重新修复了这三座廊桥。可以讲讲当时的经历吗？
季：当时正值中秋放假，但是因为台风太大，我们设置预案，轮流值班。到了11点，薛宅桥最先出现险情。因为我从小就在那生活，周边的人我都认识，我就让桥周边的朋友给我拍视频。结果到11点50分的时候，朋友发来的视频显示薛宅桥的台阶被洪水冲掉，石头从底下被翻出，在水上像打水漂那样漂着。桥被冲垮后，我们开始紧急抢救“桥木”的工作。当地民众都自发打捞这些木构件。还有村民在自己的拖拉机上面贴了“桥木也是文物”的字样。桥木构件很多，有些还被水冲得很远，而团队只有十几个人，寻找所有构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就在朋友圈发了一条紧急征集廊桥木构件的微信。结果朋友圈一发，短短十天，大部分木构件都被找到，我们对找到的木构件进行了大量的归位甄别工作，像在摆大型积木。随后国家文物局同意实施廊桥灾后修复工程，我们组建了以省市文物修复专家为修复技术指导，当地木拱桥营造技艺传承人作为核心技术力量的修复队伍。桥修复完成并通过验收后，当地民众举行了盛大的圆桥仪式，庆祝廊桥的满血复活。你现在去桥上看，会发现一些数字，如“桥23”“桥560”，这些数字是当时寻找桥木的记号，承载着全民救桥的记忆。其实文化遗产的社会性在哪里？廊桥的修复过程直接体现出来了。全民参与，这就是它的社会价值，这就是文物精神价值。
记：您刚才提到在廊桥修复过程中，廊桥营造技艺传承人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我们了解到掌握这项技艺的传承人非常少，请问当初这些传承人是怎样被发现的？
季：在我们这儿有一句话叫“但见栋梁留其名”，桥的栋梁上一般会写着某年某月某日谁建造的字。但一般桥的建造时间都在康熙乾隆年间，距离我们很遥远。直到有一次，我们在福泰桥那发现了“民国三十八年”“绳墨董直机”字样。在乡村很多手艺人出师基本在20几岁，我们一算，这位造桥的董师傅现在应该70多岁，也许还在世。我们觉得有希望，于是就开始在村子里寻找这位董师傅。结果还真的找到了。就这样，我们才找到了第一位廊桥营造技艺的传承人董直机老师傅。
记：经过这么多年的非遗工作，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解有否发生变化？
季：最初，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于我而言也比较模糊。后来我才知道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具体的东西，而是技艺形成的过程、方法。再过几年后，我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的内容非常广，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鸡毛蒜皮，其实我们生活的一切都被非遗囊括了。现在我的理解是，非遗就是生活，或者说是前人时尚的生活，它会在传播、传承的过程中，不断地被再创造。
记：在非遗保护方面，您觉得中学生可以力所能及地做些什么呢？
季：其实非遗跟年龄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原先有“进校园”活动，但是我觉得更好的方式应该是“非遗在校园”。学校里可以设立舞龙舞狮、踩高跷等非遗社团组织，同学们参与这些活动。大家也可以寻找自己家乡的非遗项目，然后互相交流，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参与方式。
（录音整理：刘飞辉 殷 可 金文先）
季：我是20世纪60年代末出生的，我出生的村子旁有一座廊桥，叫薛宅桥。小时候，我跟着奶奶一起生活，她常带我去看廊桥。我最先认识的字就是廊桥石碑上的字。我奶奶是打银器的手艺人，我小时候的玩具就是敲打银器的铁锤和让银器熔化的喷灯。大概到六七岁时，父母回到县工艺美术厂做木偶玩具，就把我也带到泰顺县城。上小学时，父母除了要求我背唐诗宋词外，还要我帮着父亲雕木偶。父亲坐在凳子上，我坐在泥土地上挖一个坑，把木头放在坑里，再用脚踩实周边的泥土固定住木头，跟着父亲，他刻一刀，我就依样刻一刀。
记：您当时喜欢做这些手艺活吗？
季：雕刻木偶头的时候我是很开心的。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小人书，父亲就说：“你刻一个初坯，我给你一分钱买书。”我想着多攒点钱买小人书，所以就特别积极。慢慢地，从刚开始的放学到晚饭前我差不多能雕一个，到后来可以雕五个。然后，我会拿着赚来的五分钱从家里走到好几千米外的新华书店买连环画。我手上的刀痕就是小时候生活留下的印记。
记：进入中学后，您还会帮父亲雕刻木偶头吗，还是找到了新的爱好？
季：进初中后，我喜欢上了摄影，因为小学时发生了一件让我很难堪的事。有次美术课，老师让我们画一个带柄的搪瓷杯。我父亲画画很好，我姐姐也是，所以我觉得自己应该也会不错。结果美术老师看到我的画后，说我画得一点也不像，还把我的画撕了，让我罚站。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心里有了一个想法——要是我能够画得和实物一模一样该多好。到了初中，学校里有摄影兴趣小组，我有机会接触到相机，我想着相机拍出来的画面和实物应该是一模一样的，所以那时候兴趣慢慢转到摄影上了。
记：您之后如愿学习了自己感兴趣的摄影专业吗？
季：没有。我去了温州市劳动局技校学习实用美术专业。高中时，美术老师向父亲反映我学习不认真，根本考不上大学，不如考温州技校。起初我不同意，到了1987年，美术老师终于成功“策反”了我爹和我，而我被做通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跟我说温州技校里有摄影课和摄影专业。而我当时的理想就是做一个新闻摄影记者。听到有摄影专业，我立马就答应了。但进入学校我才知道，学校里没有摄影专业，只有摄影课，而且一个月只开一节。
記：您提到了从初中开始就很喜欢摄影，您还记得您的第一台相机是怎么来的吗？
季：上技校之后，我参加了一个摄影大赛拿了一笔奖金，不过这距离买一台相机的钱还差很多。怎么办呢？那时候，我和父亲都是书信往来。我就每天练习父亲的签名，然后模仿父亲的字迹写了一封同意我买相机的信，把这封信交给父亲在温州的一个朋友。我说：“叔，我爸让我买台相机，先跟你借个3000元。”其实叔叔瞥一眼信就已经知道真相，但他不说破，带我去了相机店。从叔叔那借的钱加上800元奖金，再加上平常省下的生活费，我买了自己人生中第一台相机。
记：毕业后，您实现了从事摄影记者工作的理想吗？后来又是怎么和非遗工作产生了联系？
季：我和非遗工作结缘还真得感谢摄影。1990年，我毕业回家，县电视台正在筹建，需要人背摄像机。我觉得自己体格很好，就去实习了。当时刚好遇到泰顺发大洪水，我就背着一个相机，还帮着扛摄像机，拍摄了大量的照片跟视频。救灾结束后，我本来要去正式报到上班，结果我妈心疼我，想让我换个轻松的工作。于是，我就拿着介绍信去了县文化馆。9月，我入职文化馆，主要的工作是群文摄影——天天下乡，拍群众活动的照片，比如拍春耕、舞狮、木偶戏表演。在这个阶段，县里36个乡镇的大部分行政村我都走遍了。 2005年，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单位让我帮忙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慢慢地我就开始接触非遗相关工作。
记：温州有非常多的非遗项目，仅泰顺就有6项国家级非遗，15项省级非遗。我们特别好奇这些非遗项目都是怎么被发现的？
季：非遗普查中有个重要的环节叫田野调查，就是我们找村里的老人家聊天。比如，问他们“村里有没有演木偶戏？”“什么时候演？”“演木偶戏有哪些规矩？大家喜欢看哪些戏？村里有木偶戏艺人么？”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寻找不同的非遗项目。
记：从您的工作出发，您觉得在非遗项目发现、保护过程中最困难的一个环节是什么？
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最困难的是对传承人群的培育。非遗保护和其他保护不一样，它保护的是掌握某个技艺的人，保护的成果也是为人所享受。如果这个技艺没人学习，就基本上失传了。
记：针对传承人群培育这最困难的一环，你们一般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季：培育市场的作用。比如，大安乡大丘坪村的土陶合作社。这个村子里有一些土陶手艺人，之前，他们把土陶放在路边，然后配一个陶罐，路人只要在罐子里放5元钱，就可以拿走一个土陶器。有一次下乡，我发现年轻人会在路边一次性买很多土陶器。我问他们买这些做什么，他们说可以用来种多肉、养鱼。同样的东西，只不过使用者想法改变了，非遗的DNA就被激活了。
后来村里让传承人以技术入股，其他的费用由村民、经济合作社来出的方式，成立了一个土陶合作社。现在，一些年轻的父母们，会带着自己的孩子过来体验土陶制作技艺。有市场就会有年轻人愿意学。村子里有个小伙子毕业后原本准备出去打工，回来发现村里怎么这么热闹，他就在路边看。结果他越看越喜欢，就开始跟着老师傅学，最后决定留在村里学土陶制作。他当时说了一句让我很感动的话：“因为喜欢，所以留下。”
记：2016年中秋节，泰顺文兴桥、薛宅桥、文重桥受台风“莫兰蒂”影响被洪水冲毁，是您和您的团队重新修复了这三座廊桥。可以讲讲当时的经历吗？
季：当时正值中秋放假，但是因为台风太大，我们设置预案，轮流值班。到了11点，薛宅桥最先出现险情。因为我从小就在那生活，周边的人我都认识，我就让桥周边的朋友给我拍视频。结果到11点50分的时候，朋友发来的视频显示薛宅桥的台阶被洪水冲掉，石头从底下被翻出，在水上像打水漂那样漂着。桥被冲垮后，我们开始紧急抢救“桥木”的工作。当地民众都自发打捞这些木构件。还有村民在自己的拖拉机上面贴了“桥木也是文物”的字样。桥木构件很多，有些还被水冲得很远，而团队只有十几个人，寻找所有构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就在朋友圈发了一条紧急征集廊桥木构件的微信。结果朋友圈一发，短短十天，大部分木构件都被找到，我们对找到的木构件进行了大量的归位甄别工作，像在摆大型积木。随后国家文物局同意实施廊桥灾后修复工程，我们组建了以省市文物修复专家为修复技术指导，当地木拱桥营造技艺传承人作为核心技术力量的修复队伍。桥修复完成并通过验收后，当地民众举行了盛大的圆桥仪式，庆祝廊桥的满血复活。你现在去桥上看，会发现一些数字，如“桥23”“桥560”，这些数字是当时寻找桥木的记号，承载着全民救桥的记忆。其实文化遗产的社会性在哪里？廊桥的修复过程直接体现出来了。全民参与，这就是它的社会价值，这就是文物精神价值。
记：您刚才提到在廊桥修复过程中，廊桥营造技艺传承人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我们了解到掌握这项技艺的传承人非常少，请问当初这些传承人是怎样被发现的？
季：在我们这儿有一句话叫“但见栋梁留其名”，桥的栋梁上一般会写着某年某月某日谁建造的字。但一般桥的建造时间都在康熙乾隆年间，距离我们很遥远。直到有一次，我们在福泰桥那发现了“民国三十八年”“绳墨董直机”字样。在乡村很多手艺人出师基本在20几岁，我们一算，这位造桥的董师傅现在应该70多岁，也许还在世。我们觉得有希望，于是就开始在村子里寻找这位董师傅。结果还真的找到了。就这样，我们才找到了第一位廊桥营造技艺的传承人董直机老师傅。
记：经过这么多年的非遗工作，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解有否发生变化？
季：最初，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于我而言也比较模糊。后来我才知道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具体的东西，而是技艺形成的过程、方法。再过几年后，我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的内容非常广，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鸡毛蒜皮，其实我们生活的一切都被非遗囊括了。现在我的理解是，非遗就是生活，或者说是前人时尚的生活，它会在传播、传承的过程中，不断地被再创造。
记：在非遗保护方面，您觉得中学生可以力所能及地做些什么呢？
季：其实非遗跟年龄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原先有“进校园”活动，但是我觉得更好的方式应该是“非遗在校园”。学校里可以设立舞龙舞狮、踩高跷等非遗社团组织，同学们参与这些活动。大家也可以寻找自己家乡的非遗项目，然后互相交流，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参与方式。
（录音整理：刘飞辉 殷 可 金文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