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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是甘肃西部的一个小县，戈壁沙漠包围着面积不大的数块绿洲。1900年，王圆禄在县城东南25公里的莫高窟发现了藏经洞（今编号第17窟），其中藏有6万多件中古时期的写本文献、绢画文物等。由于这些文物很快流散全世界各地，因此形成了一门具有国际影响的学问“敦煌学”。而斯坦因、伯希和这些外国盗宝者，不仅劫取了大量的藏经洞文物，而且对莫高窟的石窟造像壁画等也进行了初步考察。国学大师王国维称为近代四大发现之一的“敦煌学”，其内容就主要包括石窟艺术和经书文献。1930年，陈寅恪著文称“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大约从这个时期开始，敦煌学越来越被国人所重视。1941年春，张大千携妻子奔赴莫高窟，给洞窟编号，临摹壁画，正式开启了巴蜀学人参与敦煌学开发与研究之序幕。从此以后，巴蜀与敦煌学便有了千丝万屡的关系。
张大千在敦煌的临摹活动引起了当时朝野上下对莫高窟的重视，促成了民国政府设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张大千在重庆举办的“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又极大地刺激了巴蜀学子对敦煌艺术的向往。抗日战争胜利后，敦煌文物的第一批保护者和石窟艺术研究者以四川籍艺术青年为主，他们潜心大漠数十年，形成了敦煌学研究史上著名的“川派”，我们可以举一长串人名：段文杰、史韦湘、欧阳琳、孙儒 、李其琼、李永宁、刘玉权，他们把全部精力和生命献给了敦煌学事业，我们要向他们致敬！在敦煌学发展的100年中，四川一直是敦煌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镇，以任半塘、王利器、王文才、龙晦、项楚等为代表的学者，以他们卓越的学术成就，为中国敦煌学做出了巨大成就。
敦煌学与巴蜀的关系，源于古代敦煌与巴蜀文化交流。汉唐以来盛极一时的丝绸之路，主要线路是长安经陇东进入河西走廊，经敦煌进入西域。中国历史上，这条线路经常因为战争而中断，尤其南北朝时期，唐代安史之乱直到五代时期。但正是这个时期，从敦煌经扁都口进入西宁，绕松潘到成都的线路，成为一段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敦煌文献中留下了大量的敦煌与巴蜀之间的交流资料，为我们了解古代这条丝绸之路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敦煌文献中最优秀的文学作品无疑是韦庄《秦妇吟》，这篇作品就是从西蜀传到敦煌的。敦煌文献中保存了不少禅月大师贯休的作品，也是从西蜀传来的。敦煌出土文学中对中国文学史影响最大的是“变文”，它是连接魏晋志人志怪小说到宋元说唱文学的桥梁。郑振铎说：变文发现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是古代文学和近代文学之间的连锁；没有变文，中国文学史的诸多重大问题就不能解释。但“变文”最早出现在哪里，至今仍是学术难题。有大量的材料证明，变文与蜀地关系最为密切。据《太平广记》引《谭宾录》的材料，唐代安史之乱以前“转变”（转唱变文）就已在蜀地民间广为流行，成为广大民众喜好的娱乐活动。又据《高力士外传》记载唐玄宗从蜀地回到长安，就以从蜀地带回的“转变”作为娱乐的形式之一。现存唐诗中关于“转变”的作品，几乎都和蜀地、蜀女有关。吉师老有《看蜀女转昭君变》，这位来自锦江边的女子，讲的正是王昭君变文。来自巴地的李远写有《转变人》：“绮城春雨洒轻埃，同看萧娘抱变来。时世险妆偏窈窕，风流新画独徘徊。场边公子车舆合，帐里明妃锦绣开。休向巫山觅云雨，石幢陂下是阳台。”他所描写的情景，当是巴蜀演唱昭君故事的情况。李贺《许公子郑姬歌》：“长翻蜀纸卷《明君》，转角含悲破碧云”。演唱者是“郑姬”不是“蜀女”，但她用的画图是“蜀纸”制成的，说明其传自蜀地。这些诗中所写的王昭君变文，恰好还保存在敦煌遗书中。说明敦煌变文的代表《王昭君变文》就是由蜀地传入敦煌，再经过敦煌艺人的改写。《维摩诘经讲经文》题记明确记载产自蜀地：“广政十年八月九日在西川静真禅院写此第廿卷文书，恰遇抵黑，不知何时得到乡地去。”后蜀广政元年，为公元947年。该卷写于后蜀西川静真禅院，后流传到敦煌。
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道教话本《叶净能诗》见于敦煌写本。本篇写叶净能的无边法术，“上应天门，下通地理”，对于天下鬼神，“要呼便呼，要使便使”，“绝古超今，化穷无极”，因而叙述了一系列奇异的故事。通篇为散说，结尾有韵语哭辞，与宋元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相类。本篇的编者虽不可确考，但所叙叶净能十馀则故事中有一则唐明皇“剑南观灯”值得关注。“明皇观灯”屡见于唐以来史籍，但除一处作“广陵观灯”，其馀均作“涼州观灯”（参《敦煌变文集》该篇校记）。而唯独《叶净能诗》作“剑南观灯”。唐安史之乱后，广陵陷贼，凉州亦很快为吐番乘机攻占，遭到根本性的破坏，再也没有往日“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岑参诗）的盛况。把“凉州观灯”改为“剑南观灯”，说明话本的改编者最有可能是蜀地道士。由此可见，蜀地与敦煌文学的关系至为密切。而敦煌写本中的佛经传自蜀地或者根据蜀地印本抄录而成者，更不在少数。当年敦煌人用的黄历也多传自蜀地。这样的材料在敦煌遗书还有不少。
2016年12月27日，在成都博物馆开展的“丝路之魂敦煌艺术大展暨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文物特展”，又一次把敦煌和巴蜀联系在了一起。感怀敦煌与巴蜀之今昔，令人浮想联翩。
张大千在敦煌的临摹活动引起了当时朝野上下对莫高窟的重视，促成了民国政府设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张大千在重庆举办的“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又极大地刺激了巴蜀学子对敦煌艺术的向往。抗日战争胜利后，敦煌文物的第一批保护者和石窟艺术研究者以四川籍艺术青年为主，他们潜心大漠数十年，形成了敦煌学研究史上著名的“川派”，我们可以举一长串人名：段文杰、史韦湘、欧阳琳、孙儒 、李其琼、李永宁、刘玉权，他们把全部精力和生命献给了敦煌学事业，我们要向他们致敬！在敦煌学发展的100年中，四川一直是敦煌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镇，以任半塘、王利器、王文才、龙晦、项楚等为代表的学者，以他们卓越的学术成就，为中国敦煌学做出了巨大成就。
敦煌学与巴蜀的关系，源于古代敦煌与巴蜀文化交流。汉唐以来盛极一时的丝绸之路，主要线路是长安经陇东进入河西走廊，经敦煌进入西域。中国历史上，这条线路经常因为战争而中断，尤其南北朝时期，唐代安史之乱直到五代时期。但正是这个时期，从敦煌经扁都口进入西宁，绕松潘到成都的线路，成为一段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敦煌文献中留下了大量的敦煌与巴蜀之间的交流资料，为我们了解古代这条丝绸之路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敦煌文献中最优秀的文学作品无疑是韦庄《秦妇吟》，这篇作品就是从西蜀传到敦煌的。敦煌文献中保存了不少禅月大师贯休的作品，也是从西蜀传来的。敦煌出土文学中对中国文学史影响最大的是“变文”，它是连接魏晋志人志怪小说到宋元说唱文学的桥梁。郑振铎说：变文发现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是古代文学和近代文学之间的连锁；没有变文，中国文学史的诸多重大问题就不能解释。但“变文”最早出现在哪里，至今仍是学术难题。有大量的材料证明，变文与蜀地关系最为密切。据《太平广记》引《谭宾录》的材料，唐代安史之乱以前“转变”（转唱变文）就已在蜀地民间广为流行，成为广大民众喜好的娱乐活动。又据《高力士外传》记载唐玄宗从蜀地回到长安，就以从蜀地带回的“转变”作为娱乐的形式之一。现存唐诗中关于“转变”的作品，几乎都和蜀地、蜀女有关。吉师老有《看蜀女转昭君变》，这位来自锦江边的女子，讲的正是王昭君变文。来自巴地的李远写有《转变人》：“绮城春雨洒轻埃，同看萧娘抱变来。时世险妆偏窈窕，风流新画独徘徊。场边公子车舆合，帐里明妃锦绣开。休向巫山觅云雨，石幢陂下是阳台。”他所描写的情景，当是巴蜀演唱昭君故事的情况。李贺《许公子郑姬歌》：“长翻蜀纸卷《明君》，转角含悲破碧云”。演唱者是“郑姬”不是“蜀女”，但她用的画图是“蜀纸”制成的，说明其传自蜀地。这些诗中所写的王昭君变文，恰好还保存在敦煌遗书中。说明敦煌变文的代表《王昭君变文》就是由蜀地传入敦煌，再经过敦煌艺人的改写。《维摩诘经讲经文》题记明确记载产自蜀地：“广政十年八月九日在西川静真禅院写此第廿卷文书，恰遇抵黑，不知何时得到乡地去。”后蜀广政元年，为公元947年。该卷写于后蜀西川静真禅院，后流传到敦煌。
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道教话本《叶净能诗》见于敦煌写本。本篇写叶净能的无边法术，“上应天门，下通地理”，对于天下鬼神，“要呼便呼，要使便使”，“绝古超今，化穷无极”，因而叙述了一系列奇异的故事。通篇为散说，结尾有韵语哭辞，与宋元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相类。本篇的编者虽不可确考，但所叙叶净能十馀则故事中有一则唐明皇“剑南观灯”值得关注。“明皇观灯”屡见于唐以来史籍，但除一处作“广陵观灯”，其馀均作“涼州观灯”（参《敦煌变文集》该篇校记）。而唯独《叶净能诗》作“剑南观灯”。唐安史之乱后，广陵陷贼，凉州亦很快为吐番乘机攻占，遭到根本性的破坏，再也没有往日“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岑参诗）的盛况。把“凉州观灯”改为“剑南观灯”，说明话本的改编者最有可能是蜀地道士。由此可见，蜀地与敦煌文学的关系至为密切。而敦煌写本中的佛经传自蜀地或者根据蜀地印本抄录而成者，更不在少数。当年敦煌人用的黄历也多传自蜀地。这样的材料在敦煌遗书还有不少。
2016年12月27日，在成都博物馆开展的“丝路之魂敦煌艺术大展暨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文物特展”，又一次把敦煌和巴蜀联系在了一起。感怀敦煌与巴蜀之今昔，令人浮想联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