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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天前，在上影剧团六十华诞庆典晚宴上，我还与达亮同桌共酌、把酒言欢，席间相互调侃，谈笑风生；不料噩耗传来，黄老弟因心肌梗塞悄然撒手人寰，唏嘘影视界又痛失一员骁将。怅然之余，谨以此文与诸君共同缅怀他——我的“棚友”黄达亮。
黄达亮是1963年从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毕业分配到海燕电影制片厂的，那年他二十岁，比我迟进厂四年，我属虎，比他大五岁，当时正值青春年少，彼此不太熟悉，点头之交而已。进厂之初，他就被赵丹慧眼相中，1964年即起用他参加赵丹导演、主演的影片《青山恋》，出演青年寄望，赵丹确实对他寄予厚望，不止一次地向同仁说：“这小子将来肯定比我还红！”
这话因后来的文革而未应验。由于达亮俊朗的相貌及运动员的体魄，使他一时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他的单纯与不擅拒绝使涉世不深的他迅疾为情色所困，难以自拔；因之在史无前例的运动之初，他就被揪出，以坏分子名义接受批斗和改造，往往被打得鼻青眼肿，遍体鳞伤。一次，还被居心叵测之徒踹下舞台，令人胆战心惊。
由于他的错误性质属生活问题，而非政治范畴，故造反派视他为“死老虎”，无人问津，随意搁置于诸棚之外；久之，他竟成为“四不管”的、专事劳改的“独立支队”；但凡遇上大型批斗，他也作为坏分子应景式地被拉来陪斗，往往是满身油污或双手泥巴的他被拉来陪绑，低头弯腰，批斗结束还云山雾罩不知所以。
我与他相熟，是在文革中。我因莫须有的罪名而被审查，由于捕风捉影，势必查无实据，解决问题也就变得遥遥无期。在知识分子审查对象中我与达亮是最年轻的，因之所有最脏、最累的活，毫无疑义地分摊在我俩头上。我从小养尊处优，自理能力有限，更遑论其他技术了。达亮聪慧、灵巧，什么活儿一学就会，因之泥工、木工、漆工精细兼攻，样样来得；我几次被他娴熟的泥工手艺所折服，更让人叫绝的是他有少出力多出活儿的技巧，演员组的老少爷们都受过他的点拨。他对我这个既是下手兼作拍档的小哥热情有加，表现出相当的耐心和宽容。至少，在寂寥的改造生涯中，多了一个可以讲话的人。他的乐观，表现在从不违拗上级的安排，总是惟命是从，似乎天下没有他不会干的。好几次我问他为什么答应得如此爽快，他说，拒绝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不是一样要你去完成？还不如干脆应承下来，再想办法解决，天无绝人之路，可以学嘛。我这才知道他是个不会拒绝的人。
他会的确实不少，农活儿也是行家里手。记得当我还在当“逍遥派”的阶段，全厂都下乡支援“三夏”。大家最怵插秧了：必须高挽裤脚，手执秧苗，站在齐膝的稻田里，在警惕蚂蝗袭击的同时，弯腰一行行倒退着将株株禾苗往稻田插去。比这更累的是挑送秧苗者：要从远处秧棚里肩挑一副满筐秧苗的担子，沿着潮湿的田畻快步走来。平衡掌握得不好，倒栽入泥田的屡见不鲜，一阵哄笑声中爬起一个泥人是司空见惯的。但这种“待遇”仅对革命群众，达亮是审查对象，决不允许有半点差池。惟见秧苗不见人的挑夫准是他，秧苗垒得过高往往淹没了他的脸，但见他稳稳地走在田垄上，步调均匀，气定神闲，由于不敢戴草帽，晒得周身古铜色，赤裸的上身和黝黑的脸庞缀着点点汗滴，在晚霞中闪着莹光。当他卸罢秧苗一个轻盈转体，仿佛一具雕塑——米开朗其罗的“大卫”复活——只是他比“大卫”多穿了一条平脚裤。抬头再望，只留下他健硕的背景踽踽远去……记得当时一个女造反派头头见状嘀咕了一句：“这小子，真——”话未说完戛然而止。是啊，这句话各人自有解读，她也许会说：“这小子真嚣张，真猖狂！”但可以断定，心里想说“这小子帅呆酷毙”（套用现代语汇）者也大有人在。后来我们在一起劳动时，告诉了他这个情节及观感，调侃他是现代“黄大卫”时，他咯咯笑了起来道：“大卫未必挑得起来，他那是摆摆卖相的！”一副黄公卖瓜忘乎所以的样子。
说实话，在那段日子里，尽管我时常为自己的无辜受审暗中叫屈，但换位思考，他何尝不冤呢？那些所谓的风花雪月风流韵事，凭什么就任由他一个人来承担？太不公平了。虽然我不是星相家，但我确信“相由心生”，他的面相决非猥琐小人，他属羊，温驯和善良反而害了他，越是不想伤害人，到头来受伤害最深的却是自身！这个惨痛教训，想必他是会认真吸取，受用一生的。
通过共同劳动，我也进一步了解了他的性格。他是个貌似木讷，实质敏感的人。你与他交谈，往往会反问：“啊？——”附加一脸问号，似乎未听真切，逼迫你不得不将刚才的问话复述一遍，他这才回答你。好几次，我试探性地在他连声反问时不予理睬，他居然也能准确无误地作出回答，可见那一声“啊？”是一块挡箭牌——利用延时在心中盘算，选择最佳措辞，以防“祸从口出”，避免再犯新错。想想也挺可怜，大约是迫于环境而不得不采取的保护措施吧？久而久之形成一种下意识，浸入他的个性中去了。这种被扭曲的个性将真诚和率性深埋起来，惟靠偶人面具才得以苟活，实是莫大的悲哀。
我们每天起早摸黑在厂里充当“救火队”，哪儿有重活、难活，我们就冲向哪里，单干或双拼。在他的调教下，我的功夫渐长，也干得有声有色了。有道是“羊落虎口”，我们这对羊虎兄弟，非但和睦共处，而且互为师徒情谊日笃。每当夜幕降临，革命群众离厂之后，我们始得以潜入浴室，将一身臭汗冲洗干净，若是遇见三五革命小将，便各自埋头，互不搭讪，匆匆一冲，速速离去。一日，达亮突发奇想说：“我们不如一起到外面去洗？！”似在征询，双眼却放着期盼的光。“去哪里？被革命群众看见还了得？”我被他的奇思妙想吓得不轻。“去远一点，没人看见的。”他狡黠地看着我，并推我走向自行车棚。我迟疑地取出车钥匙，他早在厂门口恭候了。在三角街一隅，两只挣脱藩篱的大雁开始上路了。沿着漕溪北路一直朝北，待过了衡山路，已然像赛车手般风驰电掣地你追我赶起来，近五公里的路程，转眼来到静安寺附近的浴室。当我们赤条条地浸泡在温热的池水中，当我们互为擦拭污垢时，一阵伤感在水雾中升腾起来，一是感怀于两个意气风发的有为青年，竟然沦落到如此境地，二是感动于患难中觅得一个可以真诚相见、毋须设防的朋友！他看出了我情绪的波动，故弄玄虚地逗我：“朋友是朋友，不过该在‘朋’字加一个‘木’字边旁……”我一时未能领会，转而方始顿悟是“牛棚里的朋友”的简称，遂释怀地笑了起来，对他这原创的新词汇赞不绝口，直呼可编纂入辞海中去。浴罢，已是万家灯火，户户举箸时分，我意犹未尽一时兴起，提出一个更为疯狂的提议：共进晚餐！他一听二话不说立马跃上单车。我们很快溶入初秋的夜色里，那年头街道的夜是昏暗的，更便于我们昂首挺胸，一如常人，任晚风吹拂，迎风鼓起的衣摆似展开的羽翼，两只孤雁正结伴继续向北放飞心情……我们一鼓作气穿越静安、黄浦区，行程约八公里，来到虹口区坐落在胜利电影院旁的“燕记”西菜社，点了两客简易西餐，狼吞虎咽地吃将起来！为了远离那些审视的眼、饶舌的嘴，我们宁可劳其筋骨，十几公里的双脚蹬踏加上一整天的劳累，在大快朵颐中获得慰籍和满足。菜肴是单调而粗糙的，如同当时的文化生活，但我们却宛若在品尝人世间最美的美味。 在那人性可以践踏、真理可以变卖的年代，岁月用来蹉跎，青春用来挥霍，委实已算不上什么罪过。往苦涩中注入一丝甘甜，明知是一付麻醉剂，苦中作乐实属无奈，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较之沉沦与自弃，不失为积极的生活态度。我始终认为，如果我俩是反坏分子，那中国就不再有好人了！这是我们的共识，也是互为信赖的基础。从此，“胜利大逃亡”成为我们之间的“小秘密”及隔三岔五上演的保留节目，我们正是以这种方式勉励自己，逆流而上，在困顿中振奋，以期迎接不可知的命运……
苍天有眼。未待我们形容枯槁、年华老去，终于赢来了翻天覆地的逆转！“四人帮”垮台那年我年届四十，达亮也三十有五了，我们没有沉湎于对金色年华失落的哀叹，而是奋起直追，迎着改革的扑面春风，继续各自的人生旅途，打造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他抖落一身尘埃，早于我回归银屏，七十年代电视剧方兴未艾，他在上海电视台第一部电视连续剧《玫瑰香奇案》中扮演杀人犯唐小弟获得空前成功，成为他的代表作，一时也成为街头巷尾议论的热门人物。以此为发端，他的演艺事业如鱼得水，一帆风顺，虽非主角，但都是不可或缺的“硬里子”，他在参演的《情深深雨濛濛》《茉莉花开》等影视剧里都有不俗表现，我为他所取得的艺术成就而振奋。由于年事已高，为了适应角色造型需要，生活中的他干脆蓄起了胡须，免受胶水粘贴之苦。后来他大多扮演一些董事长、总经理、黑帮老大等角色，亦正亦邪、以邪为主，尤以刻画好色之徒入木三分，个中原因不言自明，他顾盼中发散的摄人魂魄的神韵，可以意会不可言传，鲜有匹敌者。
这些年他转战沙场，源于有稳定的后援：家有善于操持家务、顽强战胜病魔的贤妻和一个乖巧玲珑的女儿，加上一条虎虎生威的爱犬，就是他的全体家庭成员。我们在上影公寓同一屋檐下的不同楼层居住了好几年，偶尔在电梯内或大堂里遇见，寒暄几句匆匆擦肩而过继续各谋营生，不似当年有着密集的交谈和流连。
如果我没有记错，他应是上影剧团较早的驾车一族，他买的第一辆车还是我牵的线。我不擅驾术，故对友人转让的二手车敬谢不敏，嗜车如命的达亮闻讯赶来，果然巧合天成，当场拍板成交并连夜驶返家中。他坚邀我乘他的车，我对他的车技心存怀疑，死活不依。坐在朋友驾车的副驾驶座，我不断从反光镜注视着后面他紧随驾驶的“普桑”，为他暗自捏一把汗。他果然胆大心细，沉着冷静，一路居然开得像模像样，顺利通过众人的考核！对他的“处女秀”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他自然不无得意，还不断向我投来挑衅的目光。面对一片赞扬声，他又故伎重演，连连“啊？——”个不停。我深谙此道，见他眼角鱼尾纹漾成绽开的花朵，不忍揭露他，就让他在重复的褒奖中感受双倍的愉悦吧，毕竟我们这一辈人被剥夺了太多本该属于我们的欢乐。
近几年，他换车换房，走南闯北，日夜兼程出入片场。车技是提高了，体质却下降了。好几次我以自身对健康的感悟规劝他不要过于搏命，恶性透支集中还贷代价太大，是得不偿失的。他口头上虽然应和，但鉴于某些港台导演对他的敬业和演技颇为赞赏，依然频频邀约，并全力投入，倾情出演，以致物我两忘了。故坊间流传着达亮的一句名言：赚来的钱找不到花的时间！
时间如流水，往事若云烟。回忆我们那段在人生驿站中的共同时光，仍觉心潮难平。与其称为“棚友”，不如谓之“同学”更为恰当：我们在磨难这所学校中同学共读，不同系却同级，有了磨难这位老师的教导，才使我们从精神到肉体接受了一次严酷的洗礼。磨难，把我们锻造得兼具弹力、张力，更有毅力和定力，懂得善待生命、珍视友情、重塑自我、笑傲人生！磨难，让我们在古稀之年，依然保持一颗赤子之心，去钟爱不再年轻的生命，在夕阳的暮霭中去享受落幕的辉煌！
黄达亮是1963年从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毕业分配到海燕电影制片厂的，那年他二十岁，比我迟进厂四年，我属虎，比他大五岁，当时正值青春年少，彼此不太熟悉，点头之交而已。进厂之初，他就被赵丹慧眼相中，1964年即起用他参加赵丹导演、主演的影片《青山恋》，出演青年寄望，赵丹确实对他寄予厚望，不止一次地向同仁说：“这小子将来肯定比我还红！”
这话因后来的文革而未应验。由于达亮俊朗的相貌及运动员的体魄，使他一时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他的单纯与不擅拒绝使涉世不深的他迅疾为情色所困，难以自拔；因之在史无前例的运动之初，他就被揪出，以坏分子名义接受批斗和改造，往往被打得鼻青眼肿，遍体鳞伤。一次，还被居心叵测之徒踹下舞台，令人胆战心惊。
由于他的错误性质属生活问题，而非政治范畴，故造反派视他为“死老虎”，无人问津，随意搁置于诸棚之外；久之，他竟成为“四不管”的、专事劳改的“独立支队”；但凡遇上大型批斗，他也作为坏分子应景式地被拉来陪斗，往往是满身油污或双手泥巴的他被拉来陪绑，低头弯腰，批斗结束还云山雾罩不知所以。
我与他相熟，是在文革中。我因莫须有的罪名而被审查，由于捕风捉影，势必查无实据，解决问题也就变得遥遥无期。在知识分子审查对象中我与达亮是最年轻的，因之所有最脏、最累的活，毫无疑义地分摊在我俩头上。我从小养尊处优，自理能力有限，更遑论其他技术了。达亮聪慧、灵巧，什么活儿一学就会，因之泥工、木工、漆工精细兼攻，样样来得；我几次被他娴熟的泥工手艺所折服，更让人叫绝的是他有少出力多出活儿的技巧，演员组的老少爷们都受过他的点拨。他对我这个既是下手兼作拍档的小哥热情有加，表现出相当的耐心和宽容。至少，在寂寥的改造生涯中，多了一个可以讲话的人。他的乐观，表现在从不违拗上级的安排，总是惟命是从，似乎天下没有他不会干的。好几次我问他为什么答应得如此爽快，他说，拒绝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不是一样要你去完成？还不如干脆应承下来，再想办法解决，天无绝人之路，可以学嘛。我这才知道他是个不会拒绝的人。
他会的确实不少，农活儿也是行家里手。记得当我还在当“逍遥派”的阶段，全厂都下乡支援“三夏”。大家最怵插秧了：必须高挽裤脚，手执秧苗，站在齐膝的稻田里，在警惕蚂蝗袭击的同时，弯腰一行行倒退着将株株禾苗往稻田插去。比这更累的是挑送秧苗者：要从远处秧棚里肩挑一副满筐秧苗的担子，沿着潮湿的田畻快步走来。平衡掌握得不好，倒栽入泥田的屡见不鲜，一阵哄笑声中爬起一个泥人是司空见惯的。但这种“待遇”仅对革命群众，达亮是审查对象，决不允许有半点差池。惟见秧苗不见人的挑夫准是他，秧苗垒得过高往往淹没了他的脸，但见他稳稳地走在田垄上，步调均匀，气定神闲，由于不敢戴草帽，晒得周身古铜色，赤裸的上身和黝黑的脸庞缀着点点汗滴，在晚霞中闪着莹光。当他卸罢秧苗一个轻盈转体，仿佛一具雕塑——米开朗其罗的“大卫”复活——只是他比“大卫”多穿了一条平脚裤。抬头再望，只留下他健硕的背景踽踽远去……记得当时一个女造反派头头见状嘀咕了一句：“这小子，真——”话未说完戛然而止。是啊，这句话各人自有解读，她也许会说：“这小子真嚣张，真猖狂！”但可以断定，心里想说“这小子帅呆酷毙”（套用现代语汇）者也大有人在。后来我们在一起劳动时，告诉了他这个情节及观感，调侃他是现代“黄大卫”时，他咯咯笑了起来道：“大卫未必挑得起来，他那是摆摆卖相的！”一副黄公卖瓜忘乎所以的样子。
说实话，在那段日子里，尽管我时常为自己的无辜受审暗中叫屈，但换位思考，他何尝不冤呢？那些所谓的风花雪月风流韵事，凭什么就任由他一个人来承担？太不公平了。虽然我不是星相家，但我确信“相由心生”，他的面相决非猥琐小人，他属羊，温驯和善良反而害了他，越是不想伤害人，到头来受伤害最深的却是自身！这个惨痛教训，想必他是会认真吸取，受用一生的。
通过共同劳动，我也进一步了解了他的性格。他是个貌似木讷，实质敏感的人。你与他交谈，往往会反问：“啊？——”附加一脸问号，似乎未听真切，逼迫你不得不将刚才的问话复述一遍，他这才回答你。好几次，我试探性地在他连声反问时不予理睬，他居然也能准确无误地作出回答，可见那一声“啊？”是一块挡箭牌——利用延时在心中盘算，选择最佳措辞，以防“祸从口出”，避免再犯新错。想想也挺可怜，大约是迫于环境而不得不采取的保护措施吧？久而久之形成一种下意识，浸入他的个性中去了。这种被扭曲的个性将真诚和率性深埋起来，惟靠偶人面具才得以苟活，实是莫大的悲哀。
我们每天起早摸黑在厂里充当“救火队”，哪儿有重活、难活，我们就冲向哪里，单干或双拼。在他的调教下，我的功夫渐长，也干得有声有色了。有道是“羊落虎口”，我们这对羊虎兄弟，非但和睦共处，而且互为师徒情谊日笃。每当夜幕降临，革命群众离厂之后，我们始得以潜入浴室，将一身臭汗冲洗干净，若是遇见三五革命小将，便各自埋头，互不搭讪，匆匆一冲，速速离去。一日，达亮突发奇想说：“我们不如一起到外面去洗？！”似在征询，双眼却放着期盼的光。“去哪里？被革命群众看见还了得？”我被他的奇思妙想吓得不轻。“去远一点，没人看见的。”他狡黠地看着我，并推我走向自行车棚。我迟疑地取出车钥匙，他早在厂门口恭候了。在三角街一隅，两只挣脱藩篱的大雁开始上路了。沿着漕溪北路一直朝北，待过了衡山路，已然像赛车手般风驰电掣地你追我赶起来，近五公里的路程，转眼来到静安寺附近的浴室。当我们赤条条地浸泡在温热的池水中，当我们互为擦拭污垢时，一阵伤感在水雾中升腾起来，一是感怀于两个意气风发的有为青年，竟然沦落到如此境地，二是感动于患难中觅得一个可以真诚相见、毋须设防的朋友！他看出了我情绪的波动，故弄玄虚地逗我：“朋友是朋友，不过该在‘朋’字加一个‘木’字边旁……”我一时未能领会，转而方始顿悟是“牛棚里的朋友”的简称，遂释怀地笑了起来，对他这原创的新词汇赞不绝口，直呼可编纂入辞海中去。浴罢，已是万家灯火，户户举箸时分，我意犹未尽一时兴起，提出一个更为疯狂的提议：共进晚餐！他一听二话不说立马跃上单车。我们很快溶入初秋的夜色里，那年头街道的夜是昏暗的，更便于我们昂首挺胸，一如常人，任晚风吹拂，迎风鼓起的衣摆似展开的羽翼，两只孤雁正结伴继续向北放飞心情……我们一鼓作气穿越静安、黄浦区，行程约八公里，来到虹口区坐落在胜利电影院旁的“燕记”西菜社，点了两客简易西餐，狼吞虎咽地吃将起来！为了远离那些审视的眼、饶舌的嘴，我们宁可劳其筋骨，十几公里的双脚蹬踏加上一整天的劳累，在大快朵颐中获得慰籍和满足。菜肴是单调而粗糙的，如同当时的文化生活，但我们却宛若在品尝人世间最美的美味。 在那人性可以践踏、真理可以变卖的年代，岁月用来蹉跎，青春用来挥霍，委实已算不上什么罪过。往苦涩中注入一丝甘甜，明知是一付麻醉剂，苦中作乐实属无奈，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较之沉沦与自弃，不失为积极的生活态度。我始终认为，如果我俩是反坏分子，那中国就不再有好人了！这是我们的共识，也是互为信赖的基础。从此，“胜利大逃亡”成为我们之间的“小秘密”及隔三岔五上演的保留节目，我们正是以这种方式勉励自己，逆流而上，在困顿中振奋，以期迎接不可知的命运……
苍天有眼。未待我们形容枯槁、年华老去，终于赢来了翻天覆地的逆转！“四人帮”垮台那年我年届四十，达亮也三十有五了，我们没有沉湎于对金色年华失落的哀叹，而是奋起直追，迎着改革的扑面春风，继续各自的人生旅途，打造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他抖落一身尘埃，早于我回归银屏，七十年代电视剧方兴未艾，他在上海电视台第一部电视连续剧《玫瑰香奇案》中扮演杀人犯唐小弟获得空前成功，成为他的代表作，一时也成为街头巷尾议论的热门人物。以此为发端，他的演艺事业如鱼得水，一帆风顺，虽非主角，但都是不可或缺的“硬里子”，他在参演的《情深深雨濛濛》《茉莉花开》等影视剧里都有不俗表现，我为他所取得的艺术成就而振奋。由于年事已高，为了适应角色造型需要，生活中的他干脆蓄起了胡须，免受胶水粘贴之苦。后来他大多扮演一些董事长、总经理、黑帮老大等角色，亦正亦邪、以邪为主，尤以刻画好色之徒入木三分，个中原因不言自明，他顾盼中发散的摄人魂魄的神韵，可以意会不可言传，鲜有匹敌者。
这些年他转战沙场，源于有稳定的后援：家有善于操持家务、顽强战胜病魔的贤妻和一个乖巧玲珑的女儿，加上一条虎虎生威的爱犬，就是他的全体家庭成员。我们在上影公寓同一屋檐下的不同楼层居住了好几年，偶尔在电梯内或大堂里遇见，寒暄几句匆匆擦肩而过继续各谋营生，不似当年有着密集的交谈和流连。
如果我没有记错，他应是上影剧团较早的驾车一族，他买的第一辆车还是我牵的线。我不擅驾术，故对友人转让的二手车敬谢不敏，嗜车如命的达亮闻讯赶来，果然巧合天成，当场拍板成交并连夜驶返家中。他坚邀我乘他的车，我对他的车技心存怀疑，死活不依。坐在朋友驾车的副驾驶座，我不断从反光镜注视着后面他紧随驾驶的“普桑”，为他暗自捏一把汗。他果然胆大心细，沉着冷静，一路居然开得像模像样，顺利通过众人的考核！对他的“处女秀”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他自然不无得意，还不断向我投来挑衅的目光。面对一片赞扬声，他又故伎重演，连连“啊？——”个不停。我深谙此道，见他眼角鱼尾纹漾成绽开的花朵，不忍揭露他，就让他在重复的褒奖中感受双倍的愉悦吧，毕竟我们这一辈人被剥夺了太多本该属于我们的欢乐。
近几年，他换车换房，走南闯北，日夜兼程出入片场。车技是提高了，体质却下降了。好几次我以自身对健康的感悟规劝他不要过于搏命，恶性透支集中还贷代价太大，是得不偿失的。他口头上虽然应和，但鉴于某些港台导演对他的敬业和演技颇为赞赏，依然频频邀约，并全力投入，倾情出演，以致物我两忘了。故坊间流传着达亮的一句名言：赚来的钱找不到花的时间！
时间如流水，往事若云烟。回忆我们那段在人生驿站中的共同时光，仍觉心潮难平。与其称为“棚友”，不如谓之“同学”更为恰当：我们在磨难这所学校中同学共读，不同系却同级，有了磨难这位老师的教导，才使我们从精神到肉体接受了一次严酷的洗礼。磨难，把我们锻造得兼具弹力、张力，更有毅力和定力，懂得善待生命、珍视友情、重塑自我、笑傲人生！磨难，让我们在古稀之年，依然保持一颗赤子之心，去钟爱不再年轻的生命，在夕阳的暮霭中去享受落幕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