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这世上有种冥冥之力，可以把看来并无关系的事情连接在一起。“龙抬头”那天晚上，和远方一个朋友互通电邮谈到了“怀念”与“逝者”，就在这个晚上，刚刚躺下忽然想到了外婆。许是从母亲那里回来不久的缘故?母亲常和我女儿念叨我外婆的旧时故事，她自己也早已成了外婆了。
　　外婆是典型的成都人，白净，团脸，善言，会吃。我和她一起生活只有八九年，相关的记忆便多是一些片断，有些事还是在她去世后陆续知道的。
　　最早的记忆，是外婆对我讲过她的故乡。她的家在成都边上那个以都江堰闻名的小城灌县。十几岁时，她嫁给国军一个不大不小的军官，搬进成都城里的一座小楼，做起了官太太。我没有见过外公，这个岳飞的同乡大概没什么野心，退到大西南后，就在成都的鼓楼街上置了一座小楼，娶了一个当地女人，之后就有了一个女儿。
　　外公生性耿直，日本人投降后，他不愿意打内战，因此受到冷落，离开了部队。然而他竟像是不再能习惯平稳的日常生活了，不久便像一匹伏枥的战马一样忧悒而亡，只留下一妻一女、一座小楼。一个没有了男人的年轻寡妇，日子实在难过。于是，外婆那个开杂货铺的哥哥帮她卖了小楼，外婆也就回到她的故乡，寄居在兄嫂篱下。没过多久，新政权奠基北京。然后简陋的小铺子合作化了，兄嫂无力继续收留，外婆又一次开始她仿佛命中注定的辗转。
　　天无绝人之路。好在这时她的女儿、我的母亲已经大学毕业，正在四川某地教书，外婆就匆匆忙忙投奔女儿去了。还没能在那个“多事之秋”享受几天清福，“反右”浪潮席卷而来。这是一次个人无法抗拒的洪水的第一波浪潮。女儿嫁的是个出身“地主兼资本家”的丈夫，这个自恃才高的女婿心高气傲，自然难免被洪水裹挟而去。不久他被打成“右派”，“发配”到杳无人烟的地方。女儿跟着去了，做母亲的也只能同去。我猜想那时她心里不无怨气，所以在我小时候，外婆有时抱着我说：“砍哪个的脑壳，咋个（怎么）跑到啷个（那个）充军的地方。”
　　外婆读过一些通俗读本，在我小时候，她也给我讲些《封神演义》、《说岳》里的故事。但更多的，还是抱着我轻声哼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这样的哼唱相当于说书人的“且听下回分解”。外婆的每个故事，便都结束在这样的摇晃和呢喃里。
　　成都人天生爱吃，外婆也是如此。从天府之国搬到塞外胡地，她可就遭罪了。在北方的炕头上，外婆精神奕奕地讲述成都小吃，“灯影牛肉”、“夫妻肺片”、“江米粑粑”、“米粉蒸肉”……说得我心驰神往，却又不知道它们到底是什么滋味，她倒像是很实在地过了把嘴瘾。尽管条件有限，她还是很用心地调剂我们的胃口，我现在记得的那时的事情，主要是和吃有关。我六七岁时，外婆就要我帮她和面做担担面吃，她的要求很具体，必须执行“面光、盆光、手光”的“三光政策”。可“三光政策”不幸遭遇“三年灾害”，我们家的白面根本不够我们折腾。所以一到吃玉米面和土豆的时候，就能看到外婆脸上阴云密布。
　　不几年，外婆的团脸成了长脸，接着又得了胆结石。这本来是很普通的病，可是我家的经济条件、当地的医疗条件都很有限，所以这病就反反复复，得不到根治。我去医院看她的时候，外婆原先白白胖胖的胳膊变得发黄和细瘦。从医院回家后她就和我在小屋里住。外婆从医院带回一根胶管，输液时用来扎住胳膊。我那时已经开始淘气，偷着把那根胶管拿出去做了弹弓。外婆为此训斥我，我顶了嘴，把她气得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几乎背过气去。我吓坏了，从此再不敢惹她生气。
　　1967年早春的一个寒夜，妈妈把我唤醒，让我到大屋里睡，早上醒来的时候，大家告诉我外婆已经去世了。那时我才9岁，根本不知道死是什么概念，惊愕中我忘了哭泣和悲痛，只是看着人们进进出出，看着人们抬来棺材，看着那个叫做“二哥哥”的木匠把外婆放进棺材，然后用长长的钉子钉实棺盖，看着人们把外婆拉往城南的坟地。外婆就这样结束了她52年的人生。后来我想，如果她地下有知，也许会暗自庆幸：如果不是走得这么匆忙，那以后发生的一些事情，会让她痛感生不如死。
　　“生年不满百，长怀千岁忧。”能够就此释然也就罢了。为了核实年份，我给母亲打了电话，母亲说：“老太婆苦了一辈子。”是命苦还是时难，又或者命苦正因时难？
　　我不敢妄下结论，一个人的生命太微不足道，何况外婆这样姓氏都要附于人后的旧时代妇女。现在她一个人留在昔日昭君出塞那片漫无边际的黄沙之中，连个墓碑和土堆都没有留下。
　　时间稀释了记忆的痕迹，我们也只是偶尔说起这些往事，似乎生死分离已经久远到了让我们忘却的程度。李商隐诗云：“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追忆也罢，惘然也罢，外婆，这个名叫赵助全的女人，平凡如草芥的女人，悄然而生、凄然而死，似乎再没有什么可以“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