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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抗战降下了胜利的帷幕，国耻毋忘的国民欣喜展望：三年前被日军从英国人手里侵夺的香港，可以物归原主回中国娘家了，国民政府也准备趁日本投降之机接收香港，恢复在香港行使主权。
不料又是公理难敌强权，由于英国的霸道，美国的助纣为虐，香港回归梦难圆！
香港日军向谁投降各执一词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天，日军就发动了对香港的进攻，时不过半月，英军自认战败，港督杨慕琦宣布投降，26日下午签署了降书。自后，香港陷入了3年又8个月的日治苦难史。
19日，薛穆又向国民政府外交部递交了一份备忘录，作辩解称：盟军统帅麦克阿瑟的命令规定，中国将接受在中国境内的日军投降，英国政府认为这不能解释为包括香港。英国政府当初被迫弃守香港，如今英军接受日军投降，事关英国的荣誉。
美国出尔反尔支持英国
围绕由谁接收香港的问题，中英两国针锋相对，且都已指派了接收部队。在蒋介石，不希望与英国干戈相见，但又不甘错过收回香港的难逢良机，考虑再三，将希望寄托于美国，欲挽请处霸主地位的美国出面斡旋，阻止英国重占香港。盖因早在1943年11月23日举行的中、美、英三国首脑开罗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曾向蒋介石表示，战后支持中国收回香港，曾说：英国是不应再在香港享有特权了，战后可由中国先行收回香港，然后宣布香港为全世界的自由港。
又是一厢情愿，“山姆大叔”已变卦了。
其时，支持中国收回香港的原美国总统罗斯福已病逝，由杜鲁门接任总统。８月１８日，英国首相艾德礼行动在先，致电杜鲁门请求美国支持英国接收并重新统治香港，电文中说：“我们不能接受任何把第一号命令，解释为意味着香港包括在中国境内的说法，香港是英国领土”。并称一支英国舰队已在开赴香港途中，将从日军手里接管香港。他要求杜鲁门指示麦克阿瑟，修改关于各盟国受降区划分的命令，通知香港日军等待英军到达受降，不得向中国军队投降。
杜鲁门违背了美国政府的原有立场，接受了艾德礼的请求，让英国接受香港日军投降，并重新管理之。原因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东西方矛盾上升，在未来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对抗中，他确信英国这个盟友较之中国来得重要又有用，不可或缺。于是指示陆军部：为了香港的顺利受降，应把香港划出中国战区范围。又指示麦克阿瑟：将香港从中国战区划出，安排香港日军向英军投降。
艾德礼大喜过望，立即把美国的支持通知驻华大使薛穆，嘱薛穆转告中国政府：美国已同意英国在香港受降。
美国国务院也将杜鲁门总统的此项决定，通知了国民政府外交部。
对于美国政府的出尔反尔，蒋介石失望又不满，20日致电杜鲁门：“美国政府不应片面修改盟军统帅部业已公告的受降区划分的命令，如果开此先例，则会在香港以外其他地方出现类似不良后果。”话虽这么说，但亟需美国帮助的蒋介石只能从命，他在电报中改变了收回香港的初衷，仅要求由中国受降：“如果美国确已同意英军在香港受降，中国政府可稍为调整既定之方针，即先让日军向中国投降，英国可派代表参加受降典礼，然后再由中国政府授权英国重新管理香港。”末了蒋介石强调说明：“此乃中国政府所能作出之最大让步，希望能得到美国的理解与支持。”
蒋介石的让步的确是够大的了，连收回香港也不再坚持了。但杜鲁门认为没有达到英国的要求，他支持英国、牺牲中国的主意已定，所以复电蒋介石，坚持香港日军只能向英国投降：英国在香港的主权并无疑问，驻港日军向英军投降亦属合理。
为了迫使蒋介石就范，杜鲁门继续施加压力云：“倘若为了受降式而发生麻烦，将会难以抵偿其恶劣影响，希望你依据中美两国多年合作之精神，接受上述忠告，与英国政府继续友好相处。”
美国如此的欺一方护一方，英国高兴之余，有持无恐，驻华大使薛穆一连两次宣称：“香港属英国领地，接收之权唯在英国，绝不许由中国接收。”
蒋介石心犹不甘，派外交部长宋子文赶赴伦敦交涉。宋子文提议，关于香港问题，可交由行将举行的中、美、英、苏、法五国外长会议讨论。
英国政府立即拒绝：在未来举行之五国外长会议讨论香港问题事，我政府并无所悉，亦不同意。
“授权受降”遭拒绝激怒蒋介石
美国执意支持英国，蒋介石虽然气恼怨恨，却又不敢不听其“忠告”，他有他的难处。是因为，日本投降虽在预料之中，但来得太快了，中央军的主力还都在大后方，一时来不及赶去东北、华北、东南“摘桃子”，必须借助美国的飞机、兵舰抢运部队去前方，从日军手中接收沦陷区，以免落入八路军、新四军手里；以后还须依靠美国的军事、经济援助，达最终消灭中共而一统天下。权衡利害，剿灭共产党事大，香港主权事小，于是不无惋惜地彻底放弃了在香港受降、恢复香港主权的原定方针。
可是完全按英国要求的操作，颜面丧失殆尽，更恐激起各界谴责声讨。为了挽回一点面子，减轻舆论压力，他想了个“授权受降”的法子，于8月22日致电杜鲁门总统：“余将以中国战区统帅的名义，授予英国司令官接受香港日军投降之权。作出如此让步是极为困难的，但出于合作友好的真诚愿望，毕竟这样做了，期待英国政府尽快响应，与中国政府达成必要的步调一致。”
蒋介石将这一决定通知英国政府后。为了感动英国吧，在24日举行的最高国防委员会与中常委联席会议上，就香港问题讲了下面一段讨好之言：“今当日本投降之际，我们决不藉招降的机会，忽视国际合作和盟邦主权，所以我们不愿派兵接收香港，以免引起盟邦误会。”
对于蒋介石“授权受降”的退让，美国总统杜鲁门回电赞同，称赞他顾全盟邦合作，体谅人的行动缓解了困难的局面。
又是大失所望，英国首相艾德礼对蒋介石“合作友好的真诚愿望”并不领情。8月27日，驻华大使薛穆按艾德礼指示，口头告诉蒋介石：“英国政府不能接受‘授权受降’，英国必须重新恢复香港原状。接受香港日军投降之权只在英国，不能接受英国军官作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代表在英国领地上受降。英国政府业已正式决定，由海军少将哈克尔前往香港接受日军投降，哈克尔只能以英国政府代表的身份受降。”
英国人连这点面子都不给，令蒋介石难堪之余，大为光火，这样屈辱的事，如何向国人交代？又如何面对部属？为了多少挽回一点面子，他决作铤而走险，口气强硬地说：“余委托英国军官接收香港之主张必须贯彻，特委任英国哈克尔将军代表余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接受香港日军之投降。请大使先生转达英国政府，如其不接受委托而擅自受降，则破坏联合协定之责任在英国，余决不能放弃应有之职权，且必反抗强权之行为。”
同日，蒋介石通过美国驻华武官卡顿·戴维亚尔，转告美国总统杜鲁门：香港明确划在中国战区，而不在英国的受降区，作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余有履行与盟国所订协议之任务，授权英国将军在香港受降，纯系维持盟国间友好关系，如超出此限度，既不合国际协议精神，亦与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职责不符。
第二天日，蒋介石再次致电杜鲁门，再作强调表示：不管英国方面接受与否，余均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身份，任命哈克尔为余之受降代表。
这时，第13军已奉蒋介石的命令，浩浩荡荡开进九龙，随时准备横渡维多利亚港，接收香港。
“双重身份受降”英国重占香港
30日下午，蒋介石接见英国大使薛穆，对英国“践踏他作为中国战区统帅的权力表示愤慨”。
薛穆从与蒋介石的直接接触中，感觉蒋介石“双重身份受降”决心之不可动摇，于是赶在当天向政府发出报告，作如下建议：最好的办法是接受授权，除非此事得到解决，这个争端将可能损坏我们与中国人的关系，而且正是在对我们的利益至关重要的时刻—一为了重建我们在上海等地的利益，我们应当得到中国合情合理的合作，如因香港问题而使蒋介石留下极为恼怒的感情，那么不但在现在这个紧要关头，而且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都会遇到障碍和恶意。
蒋介石一边如此强硬，为英、美所始料不及。
美国总统杜鲁门眼看中、英双方的军队都已接近香港，极有可能发生冲突，如果打起来，会让苏联坐收渔利，于是急电艾德礼晓以得失，要求英国政府适可而止。
杜鲁门的劝说与薛穆的警告，使艾德礼不得不三思而后行了，经反复研究，提出了一个有所退步的折衷方案——“双重身份受降”，就是同意蒋介石的委托方式受降，但哈克尔少将不但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而且代表英国政府。
9月1日，英国政府将“双重身份受降”方案通知了中国政府。
这时，哈克尔率领的英国太平洋舰队，已日夜兼程赶抵香港，宣布成立香港临时军政府，由他自任总督，以原港英辅政司金逊为护理总督。
尽管英国政府如此的蛮横霸道，但在蒋介石而言，认为自己的“授权受降”方案，好不容易为英国所接受了，总算有了一点面子。于是复电艾德礼，对英国“双重授权受降”表示赞同，他在日记中颇为得意地自我安慰云：英国对余委派军官接受香港日军投降之指令，最后仍承认接受，是公义必获胜利之又一证明。
不日，蒋介石指派的一个军事代表团到达香港，与哈克尔商量接受日军投降典礼事宜。
9月16日，香港日军投降仪式，在港英临时军政府督署举行，日本守备司令冈田梅吉及华南舰队司令藤田平太郎，在投降书上签字，哈克尔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代表，及英国政府代表的双重身份，接受了日军投降。国民政府代表罗卓英出席了受降典礼。
“米”字旗重又在香港升起，英国再度霸占了香港。
是大国而非强国，兵弱国敝民穷，蒋介石战后收回香港的努力惜乎未能如愿，令人扼腕叹息。历史的重任，落在了四年后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肩上，只是香港回归祖国的时间推迟了52年。
编辑：卢劲杉
不料又是公理难敌强权，由于英国的霸道，美国的助纣为虐，香港回归梦难圆！
香港日军向谁投降各执一词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天，日军就发动了对香港的进攻，时不过半月，英军自认战败，港督杨慕琦宣布投降，26日下午签署了降书。自后，香港陷入了3年又8个月的日治苦难史。
19日，薛穆又向国民政府外交部递交了一份备忘录，作辩解称：盟军统帅麦克阿瑟的命令规定，中国将接受在中国境内的日军投降，英国政府认为这不能解释为包括香港。英国政府当初被迫弃守香港，如今英军接受日军投降，事关英国的荣誉。
美国出尔反尔支持英国
围绕由谁接收香港的问题，中英两国针锋相对，且都已指派了接收部队。在蒋介石，不希望与英国干戈相见，但又不甘错过收回香港的难逢良机，考虑再三，将希望寄托于美国，欲挽请处霸主地位的美国出面斡旋，阻止英国重占香港。盖因早在1943年11月23日举行的中、美、英三国首脑开罗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曾向蒋介石表示，战后支持中国收回香港，曾说：英国是不应再在香港享有特权了，战后可由中国先行收回香港，然后宣布香港为全世界的自由港。
又是一厢情愿，“山姆大叔”已变卦了。
其时，支持中国收回香港的原美国总统罗斯福已病逝，由杜鲁门接任总统。８月１８日，英国首相艾德礼行动在先，致电杜鲁门请求美国支持英国接收并重新统治香港，电文中说：“我们不能接受任何把第一号命令，解释为意味着香港包括在中国境内的说法，香港是英国领土”。并称一支英国舰队已在开赴香港途中，将从日军手里接管香港。他要求杜鲁门指示麦克阿瑟，修改关于各盟国受降区划分的命令，通知香港日军等待英军到达受降，不得向中国军队投降。
杜鲁门违背了美国政府的原有立场，接受了艾德礼的请求，让英国接受香港日军投降，并重新管理之。原因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东西方矛盾上升，在未来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对抗中，他确信英国这个盟友较之中国来得重要又有用，不可或缺。于是指示陆军部：为了香港的顺利受降，应把香港划出中国战区范围。又指示麦克阿瑟：将香港从中国战区划出，安排香港日军向英军投降。
艾德礼大喜过望，立即把美国的支持通知驻华大使薛穆，嘱薛穆转告中国政府：美国已同意英国在香港受降。
美国国务院也将杜鲁门总统的此项决定，通知了国民政府外交部。
对于美国政府的出尔反尔，蒋介石失望又不满，20日致电杜鲁门：“美国政府不应片面修改盟军统帅部业已公告的受降区划分的命令，如果开此先例，则会在香港以外其他地方出现类似不良后果。”话虽这么说，但亟需美国帮助的蒋介石只能从命，他在电报中改变了收回香港的初衷，仅要求由中国受降：“如果美国确已同意英军在香港受降，中国政府可稍为调整既定之方针，即先让日军向中国投降，英国可派代表参加受降典礼，然后再由中国政府授权英国重新管理香港。”末了蒋介石强调说明：“此乃中国政府所能作出之最大让步，希望能得到美国的理解与支持。”
蒋介石的让步的确是够大的了，连收回香港也不再坚持了。但杜鲁门认为没有达到英国的要求，他支持英国、牺牲中国的主意已定，所以复电蒋介石，坚持香港日军只能向英国投降：英国在香港的主权并无疑问，驻港日军向英军投降亦属合理。
为了迫使蒋介石就范，杜鲁门继续施加压力云：“倘若为了受降式而发生麻烦，将会难以抵偿其恶劣影响，希望你依据中美两国多年合作之精神，接受上述忠告，与英国政府继续友好相处。”
美国如此的欺一方护一方，英国高兴之余，有持无恐，驻华大使薛穆一连两次宣称：“香港属英国领地，接收之权唯在英国，绝不许由中国接收。”
蒋介石心犹不甘，派外交部长宋子文赶赴伦敦交涉。宋子文提议，关于香港问题，可交由行将举行的中、美、英、苏、法五国外长会议讨论。
英国政府立即拒绝：在未来举行之五国外长会议讨论香港问题事，我政府并无所悉，亦不同意。
“授权受降”遭拒绝激怒蒋介石
美国执意支持英国，蒋介石虽然气恼怨恨，却又不敢不听其“忠告”，他有他的难处。是因为，日本投降虽在预料之中，但来得太快了，中央军的主力还都在大后方，一时来不及赶去东北、华北、东南“摘桃子”，必须借助美国的飞机、兵舰抢运部队去前方，从日军手中接收沦陷区，以免落入八路军、新四军手里；以后还须依靠美国的军事、经济援助，达最终消灭中共而一统天下。权衡利害，剿灭共产党事大，香港主权事小，于是不无惋惜地彻底放弃了在香港受降、恢复香港主权的原定方针。
可是完全按英国要求的操作，颜面丧失殆尽，更恐激起各界谴责声讨。为了挽回一点面子，减轻舆论压力，他想了个“授权受降”的法子，于8月22日致电杜鲁门总统：“余将以中国战区统帅的名义，授予英国司令官接受香港日军投降之权。作出如此让步是极为困难的，但出于合作友好的真诚愿望，毕竟这样做了，期待英国政府尽快响应，与中国政府达成必要的步调一致。”
蒋介石将这一决定通知英国政府后。为了感动英国吧，在24日举行的最高国防委员会与中常委联席会议上，就香港问题讲了下面一段讨好之言：“今当日本投降之际，我们决不藉招降的机会，忽视国际合作和盟邦主权，所以我们不愿派兵接收香港，以免引起盟邦误会。”
对于蒋介石“授权受降”的退让，美国总统杜鲁门回电赞同，称赞他顾全盟邦合作，体谅人的行动缓解了困难的局面。
又是大失所望，英国首相艾德礼对蒋介石“合作友好的真诚愿望”并不领情。8月27日，驻华大使薛穆按艾德礼指示，口头告诉蒋介石：“英国政府不能接受‘授权受降’，英国必须重新恢复香港原状。接受香港日军投降之权只在英国，不能接受英国军官作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代表在英国领地上受降。英国政府业已正式决定，由海军少将哈克尔前往香港接受日军投降，哈克尔只能以英国政府代表的身份受降。”
英国人连这点面子都不给，令蒋介石难堪之余，大为光火，这样屈辱的事，如何向国人交代？又如何面对部属？为了多少挽回一点面子，他决作铤而走险，口气强硬地说：“余委托英国军官接收香港之主张必须贯彻，特委任英国哈克尔将军代表余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接受香港日军之投降。请大使先生转达英国政府，如其不接受委托而擅自受降，则破坏联合协定之责任在英国，余决不能放弃应有之职权，且必反抗强权之行为。”
同日，蒋介石通过美国驻华武官卡顿·戴维亚尔，转告美国总统杜鲁门：香港明确划在中国战区，而不在英国的受降区，作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余有履行与盟国所订协议之任务，授权英国将军在香港受降，纯系维持盟国间友好关系，如超出此限度，既不合国际协议精神，亦与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职责不符。
第二天日，蒋介石再次致电杜鲁门，再作强调表示：不管英国方面接受与否，余均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身份，任命哈克尔为余之受降代表。
这时，第13军已奉蒋介石的命令，浩浩荡荡开进九龙，随时准备横渡维多利亚港，接收香港。
“双重身份受降”英国重占香港
30日下午，蒋介石接见英国大使薛穆，对英国“践踏他作为中国战区统帅的权力表示愤慨”。
薛穆从与蒋介石的直接接触中，感觉蒋介石“双重身份受降”决心之不可动摇，于是赶在当天向政府发出报告，作如下建议：最好的办法是接受授权，除非此事得到解决，这个争端将可能损坏我们与中国人的关系，而且正是在对我们的利益至关重要的时刻—一为了重建我们在上海等地的利益，我们应当得到中国合情合理的合作，如因香港问题而使蒋介石留下极为恼怒的感情，那么不但在现在这个紧要关头，而且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都会遇到障碍和恶意。
蒋介石一边如此强硬，为英、美所始料不及。
美国总统杜鲁门眼看中、英双方的军队都已接近香港，极有可能发生冲突，如果打起来，会让苏联坐收渔利，于是急电艾德礼晓以得失，要求英国政府适可而止。
杜鲁门的劝说与薛穆的警告，使艾德礼不得不三思而后行了，经反复研究，提出了一个有所退步的折衷方案——“双重身份受降”，就是同意蒋介石的委托方式受降，但哈克尔少将不但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而且代表英国政府。
9月1日，英国政府将“双重身份受降”方案通知了中国政府。
这时，哈克尔率领的英国太平洋舰队，已日夜兼程赶抵香港，宣布成立香港临时军政府，由他自任总督，以原港英辅政司金逊为护理总督。
尽管英国政府如此的蛮横霸道，但在蒋介石而言，认为自己的“授权受降”方案，好不容易为英国所接受了，总算有了一点面子。于是复电艾德礼，对英国“双重授权受降”表示赞同，他在日记中颇为得意地自我安慰云：英国对余委派军官接受香港日军投降之指令，最后仍承认接受，是公义必获胜利之又一证明。
不日，蒋介石指派的一个军事代表团到达香港，与哈克尔商量接受日军投降典礼事宜。
9月16日，香港日军投降仪式，在港英临时军政府督署举行，日本守备司令冈田梅吉及华南舰队司令藤田平太郎，在投降书上签字，哈克尔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代表，及英国政府代表的双重身份，接受了日军投降。国民政府代表罗卓英出席了受降典礼。
“米”字旗重又在香港升起，英国再度霸占了香港。
是大国而非强国，兵弱国敝民穷，蒋介石战后收回香港的努力惜乎未能如愿，令人扼腕叹息。历史的重任，落在了四年后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肩上，只是香港回归祖国的时间推迟了52年。
编辑：卢劲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