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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美国经济的繁荣以及城市化的进程加快，现代人逐步从关注自身内部的发展状态而向外部转变，菲兹杰拉德，则以他敏锐的嗅觉捕捉到美国社会转型中即将或已经出现的时代精神焦虑，这种焦虑来自“自我”与“他者”在话语权力不断分裂与聚合中的对峙或消解。因此，菲兹杰拉德把目光聚焦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创作出一部“爵士时代”的“精神史”——《了不起的盖茨比》，并预见性地书写出“美国梦”中“他者”对“自我”的构建与超越。
关键词：《了不起的盖茨比》 他者 自我
美国历史学家亨利·S·康马杰把1890年作为美国的分水岭，“在分水岭的一边，是一个农业的美国，在分水岭的另一边，是现代的美国，它是一个城市化的工业国家。”[1]在这一历史转型时期，“社会结构的震荡和重新组合，导致社会利益的重组和再分配，促使不同阶级、阶层和经济利益集团关系也做了相应调整。”[2]置身在时代漩涡中的菲兹杰拉德，以他敏锐的嗅觉捕捉到美国社会变革中即将或已经出现的时代精神焦虑，这种焦虑来自“自我”与“他者”在经济、政治话语权力不断分裂与聚合中的对峙或消解，因此，菲兹杰拉德把目光聚焦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书写出一部关于“爵士时代”的“精神史”。笔者通过对《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文本细读，结合复杂的历史现实和社会运动，研究菲兹杰拉德笔下的“他者”在美國20世纪初社会转型中面对的身份认同困境，并进一步探讨被局外化和边缘化的“他者”如何在异质文化中找到自我和心灵的归属。
一.东部大都会中的“他者”
20世纪初，美国的中西部城市化水平较低、产业结构待调整、思想观念较封闭，而此时的东部高楼迭起，生活方式时髦新潮，风生水起的债券行业吸引了大量苦无出路的中西部年轻人，“中西部不再是世界温暖的中心，而倒像是宇宙荒凉的边缘。”①（第8页）因此，故事的叙述者尼克·卡罗威（下文简称尼克）带着一种中西部对东部大都会的“价值崇拜”离开“边缘”，来到“中心”。尽管住进便宜的郊外小屋，尼克的眼光却不由自主地落在邻居的豪宅上——昂贵的租金、豪华的外表以及耗资巨大的夜夜笙歌，这一切都显示主人的富有，而在一次“凝视”邻居的背影时，尼克居然从中读出了孤独，拥有大量财富的人为什么如此心事重重？尼克作为一个来自中西部的“淘金者”，肯定金钱的地位但还没看到金钱对人的摧残和异化，正如他面对汤姆·布坎南（下文简称汤姆）的巨大别墅，只能看到“金钱堆砌的美”而领略不到别墅所象征的“上层与权力”。为了融入都市，尼克尝试着全盘接受都市的生活方式，学做一个“都市人”，但这间接导致他失去“自我意识”成为都市的附庸：他半推半就地参与汤姆和情妇的私人聚会，在喧哗中失态喝得大醉，但他本不是一个酗酒的浪荡子，老来回首一生只醉过两次;黛西想介绍乔丹给尼克做女朋友时，尼克第一反应是：“她是纽约人吗？”（第20页）;谈恋爱之初，尼克发现乔丹有一副“假面”，但很快他就适应了这种特别的“情调”。尼克以“都市”为中心，渴望和都市里的人建立联系，这表现在他不拒绝任何一个人的要求，盖茨比想见黛西，他不加考虑就帮忙邀请;汤姆私会情妇，他不自在地陪同;每次听完盖茨比精心编织的身世故事后，尼克在心里保留自己的疑惑，但绝不会像“猫头鹰眼镜”公然翻找盖茨比的谎言与破绽，听到汤姆对盖茨比生意内容的发出质询时也作回避处理。在尼克尝试融入“都市”的同时，都市新兴的社交方式也激烈地冲击着他，到盖茨比家参加宴会之前，尼克曾专程到东卵拜访表姐黛西，黛西一家客气地接待了他，正式地见面闲谈后是讲究的晚餐，最后礼貌地话别，整个社交过程秩序井然，但盖茨比的宴会无疑打乱了尼克固有的社交规则，上流社会不再是人群的中心，不同职业不同阶级的人汇聚在一起享受当下的快乐，拿着邀约函的尼克却无人问津，他在完全不认识盖茨比的人群中寻找盖茨比，那一刻他亟需主人的出现带给他“客人”的身份认同。
尼克受到复杂都市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的牵制，渐渐模糊了“自我认同”，以至于凭给人指路就视自己为“领路人、开拓者、一个原始的移民。”，得到了“这一带地方的荣誉市民权”（第5页）。被金钱异化的都市没有自然的田园风光，只有富人精心打理的草坪和花园。当视尼克为“亲人”的盖茨比被杀害时，平日交往频繁的黛西夫妇匆忙离开没有给他留下联络的余地，女友乔丹也因社会价值标准不同与他淡了往来，他除了一个债券公司的员工身份以外与心之所向的都市再没有丝毫关联。如尼克一般的中西部年轻人还在前赴后继地涌进都市，他们对经历的每件事都感到理所应当但又无法完全认同，可是身边发生的冲击心灵的“事件”残忍地告诉他们，要么与旧的生活方式彻底决裂，服从新的生存秩序，遵循新的生活理念，要么徒劳的延宕，作为“他者”永远离散在外。
二.上层社会中的“他者”
1880年至1900年，明尼苏达州500到1000英亩规模的农场数增长近四倍，而1000英亩以上的大农场则增长近五倍。[3]然而土地的增长并没有保证农民有地可种，而是带动了土地投机的发展，内战后，联邦政府授意发展的借贷业又极大影响了西部的土地生产，西部农民以抵押土地的方式，向投资人盲目地借款，当农产品价格下跌，东部的投资人又拒绝提供贷款时，农民们便面临钱地两空的凄惨局面。捕捉到这一社会现实的菲兹杰拉德，便书写了一个追逐上流社会的悲剧的“他者”——詹姆斯·盖兹（下文简称盖茨比）。
19世纪至20年代初美国中西部大量开垦田地，逐渐进行大机械生产，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处于农村最低等的盖茨比一家没有可以耕种的大量田地，没有大型生产工具，年幼的盖茨比没有农活可干，这促使盖茨比急不可耐地离开农业社会。为了脱离农业社会的印记，盖茨比改名，他照着“理想自我”的样子模仿上流社会的言行，虚构自己古老的出身，用豪奢的聚会包装自己，但时间一久，那句老套的“old sport”和不合时宜的“粉色西装”就暴露了他对上流社会知之甚少，汤姆的步步紧逼更是撕破了他“理想自我”的假象。 盖茨比在理想主义的想象中他者化了自己，但无情的现实却一直嘲弄着他。他早期为丹·科迪尽心尽力地工作，却因为上层社会的排挤继承不了丹·科迪留给他的遗产，虽然以超出常人的勤劳和自律，在西卵获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把自己的别墅打造成狂欢的圣地，但他仍然无法真正融入上层社会。黛西嘲弄西卵不过是一个翻修的渔村，汤姆调查出盖茨比财富背后的灰色产业后对他嗤之以鼻，他与黛西的“重温旧梦”更是一场“一人独醉”的荒唐，上层社会从未正眼看过盖茨比。盖茨比拥有的一切，在他死后颓然逝去，农村男人认领了遗体是对其身份的“复归”，工作“挚友”沃夫西姆谢绝参加葬礼，见证过盖茨比辉煌的豪宅渐渐荒草丛生，与之毗邻的众多豪宅也因为相同的命运接连失去人气。盖茨比生前经营的生意令他家财万贯，但他的生意规模对于当时的托拉斯金融垄断而言，脆弱得不堪一击，深究其因，这是上层社会主导的不健全市场经济制度对新生力量的扼杀。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黛西、汤姆、乔丹这些北欧日耳曼移民的后代，依靠着贵族头衔和长辈留下的大量财富，牢牢占据社会各方面的主导地位。他们物质生活富足，生活方式体面优雅;他们偶尔游戏人间，可感到威胁时就会拿出一副上层者的姿态武装自己，对待盖茨比这样的“平民”富豪，他们“好奇”、“怀疑”、“鄙视”，精英白人至上主义涌动在他们的血液之中，汤姆曾担忧地说，“如果我们不当心，白色人种就会——就会完全被淹没了。”（第14页）但他所在意的，只是白色人种中的“上层”，对于盖茨比、威尔逊这类白人男性，“平等”只是口号而已，当黛西情绪失控撞死威尔逊太太后，汤姆冷静地对警察、媒体、亡者家属进行错误引导，让“他者”，成为“上层社会”过失的替罪羊。
三.作为“他者”的女性
一战带给了美国女性数量庞大的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唤醒了女性与男性同工同酬的独立思想，然而战后，她们和非裔美国人一样，被驱逐出主流社会。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每个女性都活在“他者”的窘境中，身为豪门妻子的黛西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却发出“一切都糟糕透了”（第18页）的感叹。年轻时她没有权利追求和盖茨比的爱情，在盖茨比杳无音信后她只能答应汤姆送来的昂贵的珍珠项链，接受这项链象征的舒适与束缚，但汤姆的“不忠”和“冷淡”让她对下一代女性所处的境遇感到十分悲观，她对尼克说，“傻瓜——这就是女孩子在这种世界上最好的出路，当一个美丽的小傻瓜。”（第18页）这一句话是黛西对自己身为女性的命运的妥协;“什么地方都去过了，什么也都见过了，什么也都干过了。”（第18页）的黛西其实一无所有，有的只是由父权制度打造出的金钱所铸就的躯壳和声音，在她开车撞死梅特尔后，便“失语”地躲藏在丈夫汤姆身后，难以开展有自我意识的行动，男性的“他者”身份已经成功抹去了黛西的“自我”。不同于黛西高贵的出身，梅特尔活在工人的世界里，不满丈夫威尔逊和修车铺的枯燥生活的她沉浸在和上层男性的激情，汤姆的财富和地位令梅特尔性欲和其他欲望迸发外溢。在与汤姆的感情游戏中，梅特尔焕发了生机也陷入自己能取黛西而代之的美梦，但奋激的言语只换到了汤姆无情的巴掌，她从来都不能左右汤姆的感情，汤姆选择她做情妇只是尝新“口味”，她却相信汤姆是真的爱自己，当她再也受不了与丈夫的宛如死水的生活而央求汤姆带自己离开时，等到的只是汤姆的敷衍和丈夫的囚禁。“他者”的惨剧无人垂怜。黛西和威尔逊太太在小说中叙述的最多之处是她们作为情妇的生活，但她们其实也是“妻子”，是“母亲”。
一生为男性所左右，作为男性生活的附属品或点缀，不同于黛西和梅特尔夹在两个男性之间的情欲纠葛，没有婚嫁的乔丹在小说里被作者“男性化”，她的身体不是曼妙柔软的，而是“硬的”“矫健的”。她高傲地穿着不利于运动的、保守的长裙球服，没有黛西的多愁善感也没有梅特尔的诱惑力，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男性化”的女性形象也逃不过被男性“他者化”。在黛西的介绍中，乔丹是一个富有姑妈的继承人，乔丹被符号化为“金钱”，女性特质被残酷地忽略。在男性主导的社会里，女子高尔夫运动被视为一种得体且利于社交娱乐的活动而非竞技项目，那时的女子高尔夫赛事奖金也不足以糊口，因此乔丹的运动员身份也难以受到认同，读者在小说里看不出乔丹在高尔夫中的具体成就，只能看到她曾在比赛中“违规”的劣迹，尼克对她的体育事业不置一词，只对她经常地出现在体育报刊上的“女性”照片有些印象，当乔丹对汤姆说自己正在严格地进行训练时，汤姆难以置信地看着她，并表示自己想不出乔丹是怎么把这项运动“搞”成的。乔丹不主动取悦男性，但她充满活力的女性姿态无疑在男性的权力话语之下变得压抑，从而过早地凋谢了。
四.“他者”对“自我”的构建与超越
“他者”在英文中为other，德语为ander，法语为auter，拉丁文为alter，希腊文为ταλλα（talla），在印欧语系中的基本意义为“差异”（difference）。[4]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作者用放大镜描写了20世纪初人们在地理空间和文化上逐步从关注于自身内部发展的状态向外部转变的境遇，落后的中西部对繁华东部都市的向往，底层无名者对上层社会的挑战，女性在男性社会中的“失语。作者站在不同“他者”的背后，对社会提出质疑，尼克作为一个都市的“他者”，在尽力讨好都市时又觉得违背本性，在沉沦享乐追逐时髦又忍不住停下来思考这样的生活是他真的需要的嗎？盖茨比，这个备受口诛笔伐的人却被尼克视为自己来到纽约后认识的唯一一个值得尊敬的人。盖茨比的死令尼克看清被金钱异化的都市的冷漠，也彻底唤醒尼克对尚留人情味的故乡的追忆，作为一个外省人，“他常常是通过同这些人物直接的或象征性的错综关系发现他不知不觉一直在寻求或躲避的自身。”[5]尼克通过盖茨比的悲剧找到了自己真正珍惜的东西，那是拉斯蒂涅②为了不断向上爬而失去的良心，完成了对“自我”的超越;盖茨比作为一个上层社会的“他者”，其悲剧性“一方面源自于他对上层社会价值观等标准的拒绝，另一方面源自于上层社会对他的排斥”[6]，面对尼克，盖茨比能够自愿坦露真实的穷苦出身，一时能认清真的“自我”，可是面对黛西，他还是把谎言一圆再圆，赢回贵族小姐的真心好像成为他的唯一追求，他与汤姆对黛西的争夺本质是两个自我意识斗争“其一是独立的意识，它的本质是自为存在，另一为依赖的意识，他的本质是为对方而生活或为对方而存在。前者是主人，后者是奴隶”。[7]盖茨比与汤姆的几次交流中两人的地位高下立判，盖茨比的自卑最终爆发为狂怒，为上层社会而活的他无法接受自己不被准许进入的事实，至死，他仍存对黛西的幻想，因为“自我意识只有在一个别的自我意识里才获得它的满足”[8]。
总之，在“他者”对“自我”的构建与超越中，菲兹杰拉德描摹了一个在经济上采用放任政策，不受调控的商业和贸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增长，拉大了贫富差距，进入了一种虚假的全民繁荣的爵士时代的美国;一个在宗教宽松政策下基督教激情发展，教徒们的道德土崩瓦解，享乐主义开始大行其道，各种欲望冲击着美国的伦理道德;一个受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推行“物竞天择”的社会法则的美国——被边缘化和局外化的“他者”究竟能在何处扎根，黛西的那段话“我老在等一年中最长的一天，到头来偏偏还是错过了。”（第13页）也许是作者对“他者”隐晦的预言。
注 释
①[美]菲兹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巫宁坤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出版，第8页。以下只在文中注明页码， 不再一一做注。
②拉斯蒂涅为巴尔扎克《人间喜剧》里一个人物形象。
参考文献
[1][美]亨利·S·康马杰著.美国精神[M]，南木等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63。
[2]June Granatir Alexander.Daily Life in Immigrant America1870-1920[M].Greenwood Press，2007.12。
[3][德]恩格斯.1877年的欧洲工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人民出版社，2006，第19卷153页。
[4]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M]，Oxford： Clarendon press，second edition，Volume X，1989.982。
[5][美]A.K.羌达.外省来的年轻人.杨绮译.文艺理论研究，1986（4）：89。
[6]王超群.作为“他者”的盖茨比——重读《了不起的盖茨比》[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6）：89。
[7][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27。
[8][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21。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
关键词：《了不起的盖茨比》 他者 自我
美国历史学家亨利·S·康马杰把1890年作为美国的分水岭，“在分水岭的一边，是一个农业的美国，在分水岭的另一边，是现代的美国，它是一个城市化的工业国家。”[1]在这一历史转型时期，“社会结构的震荡和重新组合，导致社会利益的重组和再分配，促使不同阶级、阶层和经济利益集团关系也做了相应调整。”[2]置身在时代漩涡中的菲兹杰拉德，以他敏锐的嗅觉捕捉到美国社会变革中即将或已经出现的时代精神焦虑，这种焦虑来自“自我”与“他者”在经济、政治话语权力不断分裂与聚合中的对峙或消解，因此，菲兹杰拉德把目光聚焦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书写出一部关于“爵士时代”的“精神史”。笔者通过对《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文本细读，结合复杂的历史现实和社会运动，研究菲兹杰拉德笔下的“他者”在美國20世纪初社会转型中面对的身份认同困境，并进一步探讨被局外化和边缘化的“他者”如何在异质文化中找到自我和心灵的归属。
一.东部大都会中的“他者”
20世纪初，美国的中西部城市化水平较低、产业结构待调整、思想观念较封闭，而此时的东部高楼迭起，生活方式时髦新潮，风生水起的债券行业吸引了大量苦无出路的中西部年轻人，“中西部不再是世界温暖的中心，而倒像是宇宙荒凉的边缘。”①（第8页）因此，故事的叙述者尼克·卡罗威（下文简称尼克）带着一种中西部对东部大都会的“价值崇拜”离开“边缘”，来到“中心”。尽管住进便宜的郊外小屋，尼克的眼光却不由自主地落在邻居的豪宅上——昂贵的租金、豪华的外表以及耗资巨大的夜夜笙歌，这一切都显示主人的富有，而在一次“凝视”邻居的背影时，尼克居然从中读出了孤独，拥有大量财富的人为什么如此心事重重？尼克作为一个来自中西部的“淘金者”，肯定金钱的地位但还没看到金钱对人的摧残和异化，正如他面对汤姆·布坎南（下文简称汤姆）的巨大别墅，只能看到“金钱堆砌的美”而领略不到别墅所象征的“上层与权力”。为了融入都市，尼克尝试着全盘接受都市的生活方式，学做一个“都市人”，但这间接导致他失去“自我意识”成为都市的附庸：他半推半就地参与汤姆和情妇的私人聚会，在喧哗中失态喝得大醉，但他本不是一个酗酒的浪荡子，老来回首一生只醉过两次;黛西想介绍乔丹给尼克做女朋友时，尼克第一反应是：“她是纽约人吗？”（第20页）;谈恋爱之初，尼克发现乔丹有一副“假面”，但很快他就适应了这种特别的“情调”。尼克以“都市”为中心，渴望和都市里的人建立联系，这表现在他不拒绝任何一个人的要求，盖茨比想见黛西，他不加考虑就帮忙邀请;汤姆私会情妇，他不自在地陪同;每次听完盖茨比精心编织的身世故事后，尼克在心里保留自己的疑惑，但绝不会像“猫头鹰眼镜”公然翻找盖茨比的谎言与破绽，听到汤姆对盖茨比生意内容的发出质询时也作回避处理。在尼克尝试融入“都市”的同时，都市新兴的社交方式也激烈地冲击着他，到盖茨比家参加宴会之前，尼克曾专程到东卵拜访表姐黛西，黛西一家客气地接待了他，正式地见面闲谈后是讲究的晚餐，最后礼貌地话别，整个社交过程秩序井然，但盖茨比的宴会无疑打乱了尼克固有的社交规则，上流社会不再是人群的中心，不同职业不同阶级的人汇聚在一起享受当下的快乐，拿着邀约函的尼克却无人问津，他在完全不认识盖茨比的人群中寻找盖茨比，那一刻他亟需主人的出现带给他“客人”的身份认同。
尼克受到复杂都市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的牵制，渐渐模糊了“自我认同”，以至于凭给人指路就视自己为“领路人、开拓者、一个原始的移民。”，得到了“这一带地方的荣誉市民权”（第5页）。被金钱异化的都市没有自然的田园风光，只有富人精心打理的草坪和花园。当视尼克为“亲人”的盖茨比被杀害时，平日交往频繁的黛西夫妇匆忙离开没有给他留下联络的余地，女友乔丹也因社会价值标准不同与他淡了往来，他除了一个债券公司的员工身份以外与心之所向的都市再没有丝毫关联。如尼克一般的中西部年轻人还在前赴后继地涌进都市，他们对经历的每件事都感到理所应当但又无法完全认同，可是身边发生的冲击心灵的“事件”残忍地告诉他们，要么与旧的生活方式彻底决裂，服从新的生存秩序，遵循新的生活理念，要么徒劳的延宕，作为“他者”永远离散在外。
二.上层社会中的“他者”
1880年至1900年，明尼苏达州500到1000英亩规模的农场数增长近四倍，而1000英亩以上的大农场则增长近五倍。[3]然而土地的增长并没有保证农民有地可种，而是带动了土地投机的发展，内战后，联邦政府授意发展的借贷业又极大影响了西部的土地生产，西部农民以抵押土地的方式，向投资人盲目地借款，当农产品价格下跌，东部的投资人又拒绝提供贷款时，农民们便面临钱地两空的凄惨局面。捕捉到这一社会现实的菲兹杰拉德，便书写了一个追逐上流社会的悲剧的“他者”——詹姆斯·盖兹（下文简称盖茨比）。
19世纪至20年代初美国中西部大量开垦田地，逐渐进行大机械生产，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处于农村最低等的盖茨比一家没有可以耕种的大量田地，没有大型生产工具，年幼的盖茨比没有农活可干，这促使盖茨比急不可耐地离开农业社会。为了脱离农业社会的印记，盖茨比改名，他照着“理想自我”的样子模仿上流社会的言行，虚构自己古老的出身，用豪奢的聚会包装自己，但时间一久，那句老套的“old sport”和不合时宜的“粉色西装”就暴露了他对上流社会知之甚少，汤姆的步步紧逼更是撕破了他“理想自我”的假象。 盖茨比在理想主义的想象中他者化了自己，但无情的现实却一直嘲弄着他。他早期为丹·科迪尽心尽力地工作，却因为上层社会的排挤继承不了丹·科迪留给他的遗产，虽然以超出常人的勤劳和自律，在西卵获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把自己的别墅打造成狂欢的圣地，但他仍然无法真正融入上层社会。黛西嘲弄西卵不过是一个翻修的渔村，汤姆调查出盖茨比财富背后的灰色产业后对他嗤之以鼻，他与黛西的“重温旧梦”更是一场“一人独醉”的荒唐，上层社会从未正眼看过盖茨比。盖茨比拥有的一切，在他死后颓然逝去，农村男人认领了遗体是对其身份的“复归”，工作“挚友”沃夫西姆谢绝参加葬礼，见证过盖茨比辉煌的豪宅渐渐荒草丛生，与之毗邻的众多豪宅也因为相同的命运接连失去人气。盖茨比生前经营的生意令他家财万贯，但他的生意规模对于当时的托拉斯金融垄断而言，脆弱得不堪一击，深究其因，这是上层社会主导的不健全市场经济制度对新生力量的扼杀。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黛西、汤姆、乔丹这些北欧日耳曼移民的后代，依靠着贵族头衔和长辈留下的大量财富，牢牢占据社会各方面的主导地位。他们物质生活富足，生活方式体面优雅;他们偶尔游戏人间，可感到威胁时就会拿出一副上层者的姿态武装自己，对待盖茨比这样的“平民”富豪，他们“好奇”、“怀疑”、“鄙视”，精英白人至上主义涌动在他们的血液之中，汤姆曾担忧地说，“如果我们不当心，白色人种就会——就会完全被淹没了。”（第14页）但他所在意的，只是白色人种中的“上层”，对于盖茨比、威尔逊这类白人男性，“平等”只是口号而已，当黛西情绪失控撞死威尔逊太太后，汤姆冷静地对警察、媒体、亡者家属进行错误引导，让“他者”，成为“上层社会”过失的替罪羊。
三.作为“他者”的女性
一战带给了美国女性数量庞大的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唤醒了女性与男性同工同酬的独立思想，然而战后，她们和非裔美国人一样，被驱逐出主流社会。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每个女性都活在“他者”的窘境中，身为豪门妻子的黛西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却发出“一切都糟糕透了”（第18页）的感叹。年轻时她没有权利追求和盖茨比的爱情，在盖茨比杳无音信后她只能答应汤姆送来的昂贵的珍珠项链，接受这项链象征的舒适与束缚，但汤姆的“不忠”和“冷淡”让她对下一代女性所处的境遇感到十分悲观，她对尼克说，“傻瓜——这就是女孩子在这种世界上最好的出路，当一个美丽的小傻瓜。”（第18页）这一句话是黛西对自己身为女性的命运的妥协;“什么地方都去过了，什么也都见过了，什么也都干过了。”（第18页）的黛西其实一无所有，有的只是由父权制度打造出的金钱所铸就的躯壳和声音，在她开车撞死梅特尔后，便“失语”地躲藏在丈夫汤姆身后，难以开展有自我意识的行动，男性的“他者”身份已经成功抹去了黛西的“自我”。不同于黛西高贵的出身，梅特尔活在工人的世界里，不满丈夫威尔逊和修车铺的枯燥生活的她沉浸在和上层男性的激情，汤姆的财富和地位令梅特尔性欲和其他欲望迸发外溢。在与汤姆的感情游戏中，梅特尔焕发了生机也陷入自己能取黛西而代之的美梦，但奋激的言语只换到了汤姆无情的巴掌，她从来都不能左右汤姆的感情，汤姆选择她做情妇只是尝新“口味”，她却相信汤姆是真的爱自己，当她再也受不了与丈夫的宛如死水的生活而央求汤姆带自己离开时，等到的只是汤姆的敷衍和丈夫的囚禁。“他者”的惨剧无人垂怜。黛西和威尔逊太太在小说中叙述的最多之处是她们作为情妇的生活，但她们其实也是“妻子”，是“母亲”。
一生为男性所左右，作为男性生活的附属品或点缀，不同于黛西和梅特尔夹在两个男性之间的情欲纠葛，没有婚嫁的乔丹在小说里被作者“男性化”，她的身体不是曼妙柔软的，而是“硬的”“矫健的”。她高傲地穿着不利于运动的、保守的长裙球服，没有黛西的多愁善感也没有梅特尔的诱惑力，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男性化”的女性形象也逃不过被男性“他者化”。在黛西的介绍中，乔丹是一个富有姑妈的继承人，乔丹被符号化为“金钱”，女性特质被残酷地忽略。在男性主导的社会里，女子高尔夫运动被视为一种得体且利于社交娱乐的活动而非竞技项目，那时的女子高尔夫赛事奖金也不足以糊口，因此乔丹的运动员身份也难以受到认同，读者在小说里看不出乔丹在高尔夫中的具体成就，只能看到她曾在比赛中“违规”的劣迹，尼克对她的体育事业不置一词，只对她经常地出现在体育报刊上的“女性”照片有些印象，当乔丹对汤姆说自己正在严格地进行训练时，汤姆难以置信地看着她，并表示自己想不出乔丹是怎么把这项运动“搞”成的。乔丹不主动取悦男性，但她充满活力的女性姿态无疑在男性的权力话语之下变得压抑，从而过早地凋谢了。
四.“他者”对“自我”的构建与超越
“他者”在英文中为other，德语为ander，法语为auter，拉丁文为alter，希腊文为ταλλα（talla），在印欧语系中的基本意义为“差异”（difference）。[4]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作者用放大镜描写了20世纪初人们在地理空间和文化上逐步从关注于自身内部发展的状态向外部转变的境遇，落后的中西部对繁华东部都市的向往，底层无名者对上层社会的挑战，女性在男性社会中的“失语。作者站在不同“他者”的背后，对社会提出质疑，尼克作为一个都市的“他者”，在尽力讨好都市时又觉得违背本性，在沉沦享乐追逐时髦又忍不住停下来思考这样的生活是他真的需要的嗎？盖茨比，这个备受口诛笔伐的人却被尼克视为自己来到纽约后认识的唯一一个值得尊敬的人。盖茨比的死令尼克看清被金钱异化的都市的冷漠，也彻底唤醒尼克对尚留人情味的故乡的追忆，作为一个外省人，“他常常是通过同这些人物直接的或象征性的错综关系发现他不知不觉一直在寻求或躲避的自身。”[5]尼克通过盖茨比的悲剧找到了自己真正珍惜的东西，那是拉斯蒂涅②为了不断向上爬而失去的良心，完成了对“自我”的超越;盖茨比作为一个上层社会的“他者”，其悲剧性“一方面源自于他对上层社会价值观等标准的拒绝，另一方面源自于上层社会对他的排斥”[6]，面对尼克，盖茨比能够自愿坦露真实的穷苦出身，一时能认清真的“自我”，可是面对黛西，他还是把谎言一圆再圆，赢回贵族小姐的真心好像成为他的唯一追求，他与汤姆对黛西的争夺本质是两个自我意识斗争“其一是独立的意识，它的本质是自为存在，另一为依赖的意识，他的本质是为对方而生活或为对方而存在。前者是主人，后者是奴隶”。[7]盖茨比与汤姆的几次交流中两人的地位高下立判，盖茨比的自卑最终爆发为狂怒，为上层社会而活的他无法接受自己不被准许进入的事实，至死，他仍存对黛西的幻想，因为“自我意识只有在一个别的自我意识里才获得它的满足”[8]。
总之，在“他者”对“自我”的构建与超越中，菲兹杰拉德描摹了一个在经济上采用放任政策，不受调控的商业和贸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增长，拉大了贫富差距，进入了一种虚假的全民繁荣的爵士时代的美国;一个在宗教宽松政策下基督教激情发展，教徒们的道德土崩瓦解，享乐主义开始大行其道，各种欲望冲击着美国的伦理道德;一个受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推行“物竞天择”的社会法则的美国——被边缘化和局外化的“他者”究竟能在何处扎根，黛西的那段话“我老在等一年中最长的一天，到头来偏偏还是错过了。”（第13页）也许是作者对“他者”隐晦的预言。
注 释
①[美]菲兹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巫宁坤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出版，第8页。以下只在文中注明页码， 不再一一做注。
②拉斯蒂涅为巴尔扎克《人间喜剧》里一个人物形象。
参考文献
[1][美]亨利·S·康马杰著.美国精神[M]，南木等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63。
[2]June Granatir Alexander.Daily Life in Immigrant America1870-1920[M].Greenwood Press，2007.12。
[3][德]恩格斯.1877年的欧洲工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人民出版社，2006，第19卷153页。
[4]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M]，Oxford： Clarendon press，second edition，Volume X，1989.982。
[5][美]A.K.羌达.外省来的年轻人.杨绮译.文艺理论研究，1986（4）：89。
[6]王超群.作为“他者”的盖茨比——重读《了不起的盖茨比》[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6）：89。
[7][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27。
[8][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21。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