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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全年工资43344元，年终绩效奖3000元。”“儿子在南宁创业，有一辆二手轿车。”……面对200多位社会监督员代表长达2小时的质询，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县委书记黄平权、县长银邦克先后公开自己的个人资产、亲属就业以及权力运行等情况。这是广西探索县级党政领导廉洁履职社会监督新机制所呈现的一幕。
近年来，广西以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为试点，将干部权力运行流程制成图表向社会公开，并挑选由村民、村干部和社会各界代表组成的社会监督员进行监督，探索县级党政领导廉洁履职社会监督新机制，受到群众好评。
县领导接受面对面质询
提起2012年5月的那场质询会，罗城县小长安镇立新村村委会主任兰秋娇记忆犹新。
“县政府会议室里挤了200多人，不仅有和我一样的村干部，还有许多农民参加。”兰秋娇说。
“县引供水工程为何运行3天就停止了？”“近期科级领导干部变动大，是否做到了知人善任？”……在县委书记、县长公开述职述廉后，台下一个接一个的质询源源不断地提出。有些回答虽不算完美，但他们真诚的态度赢得了在场所有人的肯定。
一把手公开述廉并接受群众质询，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这次述职述廉会非常大胆，普通群众也有了参与的机会。”兰秋娇说：“大家敢参与、敢表达、敢质疑，监督积极性大大提高。”
事实上，除了监督党政一把手的权力运行外，罗城县还将各县直单位一把手的权力细化，并为每项权力运行绘制出详细的流程图向社会公开。
“我们共绘制了538张工作流程图，每项权力的行使都有严密的程序，运行轨迹一目了然。”县委常委、纪委书记韦永锋说，所有人都能对县党政领导和职能部门进行监督。
河池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罗建文说，如果被监督对象的“越权”行为一经核实，社会监督员代表委员会便会书面通知相关人员进行整改；如果发现违法违纪行为，则立刻展开问责。
这一机制运行后效果立竿见影，期间举行的罗城县、乡两级换届中，虽大范围调整了科级干部，却没有出现一起因干部调整而引发的信访事件，组织工作满意度比上一年提高了16%。
目前，这一探索正在广西东兰县、天峨县、凤山县、大化县和永福县等地铺开。一名纪检干部表示，广西的这一探索正是贯彻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生动体现。
社会监督成利剑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石生龙说，“罗城探索”的核心是在强化党内监督的同时，大力强化人民群众的监督，让人民群众知情，让人民群众监督，让人民群众满意。这一探索有着多方面的意义：
一是厘清权力清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主动为社会监督创造条件。记者在罗城县政府大院的展板上看到一份完整的县级权力清单：县委职权7大类56项，县委书记职权16项；县政府职权12类97项，县长职权30项。538张权力运行流程图中，清晰地标示了权力运行由哪一机构负责，应按哪一步骤运行，如何监督制约，举报途径有哪些等等。
“权力清单和权力运行流程图公布后，解决了以往群众监督‘找不对门、找不对人、找不对路’的问题，为党政主要领导廉洁履职和规范用权提供了依据，也为社会监督提供了依据。”韦永锋说。
二是为社会监督搭建了平臺，直接监督党政负责人，对推动基层民主政治进行了有益尝试。罗城县监察局局长雷云明介绍，社会监督员代表由组织推荐和个人自荐产生，共237人，其中群众和村干部75人。社会监督员代表通过列席会议、参与察访核检、社会评议等，独立开展监督工作，县委书记和县长每年至少向他们公开述职述廉1次。
三是权力公开透明促进了党员干部作风的转变，提高了党委、政府的公信力，巩固了基层政权。此前，社会监督员根据相关调查提出设立电子监测系统，加大对矿产品税费监管的建议。罗城县政府及时采纳后，当年就新增税费800万元。
2011年，全县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件同比减少23%，法院审结和作有罪判决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案件减少33.3%，而社会监督员代表参与民主评议时提出一些部门领导存在不作为、乱作为等现象后，罗城县相关部门认真核查，对14名科级领导干部进行了问责和调整。
河池市委书记黄世勇说，这一模式实现了党政领导与社会公众间的直接互动，拓展了党外监督与体制外监督方式，对提高党委、政府公信力大有裨益，更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地投身到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来。
社会监督需建立长效机制
多名纪检干部表示，权力监督容易遭遇“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群众监督太难”等现实性难题，而广西的探索则有利于解决权力监督机关因财权、人事权受制于同级党委、政府而不能进行有效监督，干部群众害怕打击报复而不敢监督，或因不了解程序和规定而不会监督等问题。
目前，广西县级党政领导廉洁履职社会监督机制尚处于摸索阶段，如何让这一机制常态化、规范化，且更具可操作性，有待进一步探索。
“一些新的尝试往往会因一把手的岗位调整等因素无果而终。如何让这一探索形成长效机制，相关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完善。”黄平权说。
针对社会监督员的权益保护问题，多名社会监督员认为应通过制度建设确保监督员不遭受“打击报复”。一名监督员代表说，目前他们的监督行为是通过社会监督委员会来履行，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他们的权益，但还应在制度上对其进行保障，让他们真正能“安心、放心、恒心”地进行监督。
“此外，在人事任免等保密事项中，如何与社会监督机制相结合，有待进行无缝对接。”韦永锋说，目前地方党委、政府在一些工作上是有保密要求的，比如在人事任免酝酿时，只有几个县委常委有权参与，“如何在做好保密工作的同时，又将社会监督引入到这类工作中，实现社会监督全覆盖，还需在制度上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近年来，广西以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为试点，将干部权力运行流程制成图表向社会公开，并挑选由村民、村干部和社会各界代表组成的社会监督员进行监督，探索县级党政领导廉洁履职社会监督新机制，受到群众好评。
县领导接受面对面质询
提起2012年5月的那场质询会，罗城县小长安镇立新村村委会主任兰秋娇记忆犹新。
“县政府会议室里挤了200多人，不仅有和我一样的村干部，还有许多农民参加。”兰秋娇说。
“县引供水工程为何运行3天就停止了？”“近期科级领导干部变动大，是否做到了知人善任？”……在县委书记、县长公开述职述廉后，台下一个接一个的质询源源不断地提出。有些回答虽不算完美，但他们真诚的态度赢得了在场所有人的肯定。
一把手公开述廉并接受群众质询，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这次述职述廉会非常大胆，普通群众也有了参与的机会。”兰秋娇说：“大家敢参与、敢表达、敢质疑，监督积极性大大提高。”
事实上，除了监督党政一把手的权力运行外，罗城县还将各县直单位一把手的权力细化，并为每项权力运行绘制出详细的流程图向社会公开。
“我们共绘制了538张工作流程图，每项权力的行使都有严密的程序，运行轨迹一目了然。”县委常委、纪委书记韦永锋说，所有人都能对县党政领导和职能部门进行监督。
河池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罗建文说，如果被监督对象的“越权”行为一经核实，社会监督员代表委员会便会书面通知相关人员进行整改；如果发现违法违纪行为，则立刻展开问责。
这一机制运行后效果立竿见影，期间举行的罗城县、乡两级换届中，虽大范围调整了科级干部，却没有出现一起因干部调整而引发的信访事件，组织工作满意度比上一年提高了16%。
目前，这一探索正在广西东兰县、天峨县、凤山县、大化县和永福县等地铺开。一名纪检干部表示，广西的这一探索正是贯彻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生动体现。
社会监督成利剑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石生龙说，“罗城探索”的核心是在强化党内监督的同时，大力强化人民群众的监督，让人民群众知情，让人民群众监督，让人民群众满意。这一探索有着多方面的意义：
一是厘清权力清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主动为社会监督创造条件。记者在罗城县政府大院的展板上看到一份完整的县级权力清单：县委职权7大类56项，县委书记职权16项；县政府职权12类97项，县长职权30项。538张权力运行流程图中，清晰地标示了权力运行由哪一机构负责，应按哪一步骤运行，如何监督制约，举报途径有哪些等等。
“权力清单和权力运行流程图公布后，解决了以往群众监督‘找不对门、找不对人、找不对路’的问题，为党政主要领导廉洁履职和规范用权提供了依据，也为社会监督提供了依据。”韦永锋说。
二是为社会监督搭建了平臺，直接监督党政负责人，对推动基层民主政治进行了有益尝试。罗城县监察局局长雷云明介绍，社会监督员代表由组织推荐和个人自荐产生，共237人，其中群众和村干部75人。社会监督员代表通过列席会议、参与察访核检、社会评议等，独立开展监督工作，县委书记和县长每年至少向他们公开述职述廉1次。
三是权力公开透明促进了党员干部作风的转变，提高了党委、政府的公信力，巩固了基层政权。此前，社会监督员根据相关调查提出设立电子监测系统，加大对矿产品税费监管的建议。罗城县政府及时采纳后，当年就新增税费800万元。
2011年，全县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件同比减少23%，法院审结和作有罪判决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案件减少33.3%，而社会监督员代表参与民主评议时提出一些部门领导存在不作为、乱作为等现象后，罗城县相关部门认真核查，对14名科级领导干部进行了问责和调整。
河池市委书记黄世勇说，这一模式实现了党政领导与社会公众间的直接互动，拓展了党外监督与体制外监督方式，对提高党委、政府公信力大有裨益，更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地投身到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来。
社会监督需建立长效机制
多名纪检干部表示，权力监督容易遭遇“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群众监督太难”等现实性难题，而广西的探索则有利于解决权力监督机关因财权、人事权受制于同级党委、政府而不能进行有效监督，干部群众害怕打击报复而不敢监督，或因不了解程序和规定而不会监督等问题。
目前，广西县级党政领导廉洁履职社会监督机制尚处于摸索阶段，如何让这一机制常态化、规范化，且更具可操作性，有待进一步探索。
“一些新的尝试往往会因一把手的岗位调整等因素无果而终。如何让这一探索形成长效机制，相关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完善。”黄平权说。
针对社会监督员的权益保护问题，多名社会监督员认为应通过制度建设确保监督员不遭受“打击报复”。一名监督员代表说，目前他们的监督行为是通过社会监督委员会来履行，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他们的权益，但还应在制度上对其进行保障，让他们真正能“安心、放心、恒心”地进行监督。
“此外，在人事任免等保密事项中，如何与社会监督机制相结合，有待进行无缝对接。”韦永锋说，目前地方党委、政府在一些工作上是有保密要求的，比如在人事任免酝酿时，只有几个县委常委有权参与，“如何在做好保密工作的同时，又将社会监督引入到这类工作中，实现社会监督全覆盖，还需在制度上进行进一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