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称追星族为“fans”，这个单词，本是来自于拉丁文fanatics。意思是“对神的崇拜所导致的疯狂”。台湾作家余光中说，fans译成“粉丝”很贴切，因为“丝”体现了群体性。倘若只有四五十人，那就不成为“粉丝”。同样是仰慕。“知音”只能是少数，而“粉丝”却必须是多数。
　　这话说的不错。唐朝是我包社会非常活跃开放的一个时期，好像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追星族们闪亮登场了。
　　一个名叫魏万的年轻人为了一睹诗仙李白的风采，从河南济源的王屋山下开始。锲而不舍地追踪李白的踪迹。历时半年，跋涉三千里，终于在扬州风尘仆仆地追上李白。
　　杜甫也有追星族，这其中就包括重量级诗人张籍。迷信吃什么补什么，是古人相当单纯的想法，张籍也不例外，不过他做得有点过头了。他崇拜杜甫的诗歌才华，拿了一册杜甫的诗，焚烧成灰烬后，又加入膏蜜，像喝补药一样，每顿必饮，并且还发下誓言：“喝下他的诗啊，让我的肝肠从此改换!”
　　在名家辈出的盛唐诗坛，王昌龄以擅长七绝闻名，被誉为“七绝圣手”。他五十一岁被贬谪到龙标(今湖南黔阳)做官，日子过得异常艰难，曾让跟随的老仆人沿路捡拾落叶枯枝当柴烧。但是他诗名满天下，常常在路上走着走着，就有人扑通跪下，向他求诗。
　　和王昌龄一样，贾岛也是位苦命诗人，但他身后不乏众多追慕者，其中最有名的两位，一位是晚唐诗人李洞。李洞“酷慕贾岛”，把贾岛当作神一样崇拜，不仅把贾岛的像刻在铜片上，戴在头巾中，而且手中还常持一串念珠，每天念一千遍，为贾岛念佛，从不间断。一旦他听说有人喜欢贾岛，一定非常高兴地亲手抄录贾岛的诗相赠，还叮咛再三说： “此无异佛经，归焚香拜之。”
　　后来还有一位，是南唐的孙晟，孙晟年轻的时候在庐山简寂宫里当道士，把贾岛的像挂在壁上早晚朝拜，他这种个人崇拜，大概是过于另类和招摇，搞得简寂宫里的道士们很看不惯，拿木板将他打了一顿，赶出去了，孙晟干脆穿上儒生的衣服，投身仕途，后来还当上了大官。
　　但以上的追星族都比不上白居易的追星族疯狂。
　　荆州有一名叫葛清的街卒。狂热迷恋白居易的诗歌，“自颈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凡三十余处”，而且背上也刻上白居易诗句，而且还配了图画，图文并茂。达到体无完肤的程度，人称“白舍人行诗图”，“若人问之，悉能反手指其去处，沾沾自喜”。
　　不过白居易也不是吹牛。连唐宣宗都写诗赞他：童子解吟长恨歌，胡儿能唱琵琶篇。他的《长恨歌》当时还流传到日本，受到日本上自天皇下至平民的普遍喜爱。
　　白居易受到如此广泛的崇拜，但他自己并不认为“天下第一”了，说起来，他也算是李商隐的追星族。据《唐才子传》记载，白居易晚年退休在家，很是喜欢李商隐的诗文，他常说：“我死之后，来世能做李商隐的儿子就知足了!”白居易仙逝后不过几年，李商隐果然得了一个儿子，他也不客气，干脆把这个儿子取了一个名字，叫“白老”。可惜此儿智商不高，长大以后，更是没有半点诗人气质。温庭筠就跟这个愚钝的小子开玩笑：“让你做白居易的后身，不是辱没了他吗?”
　　如果说白居易是唐人心中的文学偶像，那么苏轼无疑是宋朝的著名品牌，堪称时尚领军人物。
　　苏东坡的诗文影响之大，以至于他的生活态度或者说生活情趣。都被人视为经典加以模仿。比如说他创造或仿制的几道美食。被人称为“东坡肉”、“东坡饼”、“东坡鱼”，一直流传到今天。苏东坡曾在江苏宜兴小住。当地有制壶传统，他的设计不但不是“班门弄斧”，反而很快被当地的能工巧匠所用。流行全国，这种茶壶被人称作“东坡壶”。至于他所戴的那种高筒短檐帽，更被士大夫争相效仿，称为“子瞻帽”。总之，凡是苏轼碰触过的东西：一封信、一支笔、一块砚或者一把扇子都会变成众人收藏、争购的对象。
　　苏轼在杭州任职时。一天与朋友在西湖喝酒。有一位年过三十的女子追慕苏轼，竟置公婆的责怪于不顾，乘彩船来访苏轼，为他弹筝一曲，并向他求词。
　　后来苏轼由贬谪之地海南返回，天气非常炎热，苏轼披着短袖衣，坐在船上。运河两边成千上万的人慕名跟随观看。东坡见此情景，对船上的客人开玩笑说：“这许多人可不要看杀了我苏轼。”